摘要：本文是刘再复先生在浸会大学校庆6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他的演讲主题是——克服时代，排除时代的病毒。重点论述“时代的三个错误命题”：1. “文学是时代的镜子”；2. “作家应当成为时代的鼓手”；3. “天才是时代的产物”。

关键词：刘再复；香港讲话；时代的病毒；时代的错误命题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7）1-0005-03

今天，是纪念浸会大学创建60周年的黄金日子。我能参与纪念活动，感到非常光荣！我因为敬重浸会大学，所以只能作“遵命讲述”。去年林幸谦教授代表大学校庆筹委会邀请我时，我原来拟定一个题目，叫作“四大名著的精神分野”。后来，陈致院长希望我与韩少功先生一起讲述“时代与文学”，我就只能遵命讲述这个题目了。

“遵命”后，我才发现这个题目很复杂。仅仅如何定义“文学”与“时代”这两个大概念就很麻烦。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因为发现语言的歧义性和不准确性，所以把哲学的使命规定为“纠正语言”，也使20世纪哲学的重心一度转向语言学。为了说明“什么是文学”，我已写了一本书（《文学常识二十二讲》，香港三联出版社，北京东方出版社），今年又将写出第二本（《文学慧悟十八点》），即为了说明何为文学，我必须作出四十次讲述。而“时代”又是一个边界模糊、弹性极大的概念，时代有大时代、中时代、小时代、小小时代之分。夏志清与孔海立先生有部书的书名就叫作“大时代”，大陆有部小说的名字就叫作“小时代”。个体的人生，可分为儿童时代、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中年时代、老年时代，这是小时代。儿童时代又可分为襁褓时代、婴儿时代、托儿所时代、幼儿园时代、小学时代，这实际上是小小时代。中国有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秦汉时代、唐宋时代、明清时代、民国时代、共和国时代，这是中时代。我们描述现代中国社会，常说从“乡村时代”进入“城市時代”，从“史诗时代”进入“散文时代”，从“革命时代”进入“建设时代”，刚才韩少功先生所说的从“轴心时代”进入“启蒙时代”，等等，这是大时代。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到底是指与小时代、中时代的关系，还是与大时代的关系呢？边界仍然模糊。如果不管大中小，那么，我们讲述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乃是指文学与作家所处历史时代的关系。在文学理念中，时代是与“当下”、“现在”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时代性”又是一个与“永恒性”、“长久性”对应的概念。时代总是表现为时代潮流、时代风气、时代精神、时代审美趣味等。我们在论述时代与文学时，实际是在探讨文学与时代潮流、时代风气、时代精神、时代审美趣味等的关系。

由于概念的复杂，而且今天是讲坛而不是课堂，所以我不想按部就班地说明文学与时代的诸种关系，而是直截了当地进入主题：“克服时代，排除时代的病毒”。具体地说，是希望作家强化“克服时代”的意识，敢于排除时代的局限和它所产生的各种细菌与各种病毒。“克服时代”这个概念，是德国思想家尼采一篇文章的题目。我阅读的是周国平先生的译本。人们通常想到的是“顺应时代潮流”，尼采讲的则是克服时代潮流。他的思想是逆向性的。在此题目下，我们能体会到的当然是不做时代“潮流中人”和时代“风气中人”，而是敢于充当“潮流外人”、“风气外人”。例如当今整个人类正在发生集体变质，人类变成金钱动物，多数人的神经都被金钱抓住，金钱逻辑变成世界的唯一逻辑。正如巴尔扎克所预言，地球变成一部金钱开动的机器。也就是说，到处都是金钱的病毒。而我们的“克服时代”，就是要克服金钱的逻辑，不当这种潮流的人质与俘虏，而要当曹雪芹笔下的“槛外人”，加缪笔下的“局外人”、“异乡人”，不让潮流牵着鼻子走，不当潮流的人质。克服时代，归根结底是要从时代的潮流中“跳”出来，自立自主，独立不移。做一个在时代中脊梁与灵魂都高高挺立的、灵魂健康的人。

但是，敢于克服时代，做一个灵魂挺立的人并非易事。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篇》中谈到陆机时，说连他（如此聪慧之士）都难免充当“风气中人”。潮流与风气，是一种巨大的世俗力量。就我个人而言，我就接受过关于时代的三个错误命题。

第一个错误命题为“文学是时代的镜子”。这一命题来自列宁谈论托尔斯泰的两篇文章：一是《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一是《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这两篇文章在托尔斯泰的评论中应属很有思想的文字，也不失为写实主义的参考文件。但是后来国内的文学研究界把列宁的评论发展为普遍的文学原则，并以此排斥“文学乃是人性的镜子”这一更广泛的真理，从而排斥文学的“永恒”质量。我今天要告诉大家，正是我们的浸会大学已故的中文系主任、著名的现代作家、《鬼恋》与《风萧萧》的作者徐訏先生特别关注文学“超时代”的重大命题。他说，像《红楼梦》这样的经典作品，它不是存在于“时代”的维度，而是存在于“时间”的维度上。时代有边界，时间没有边界。贾宝玉与贾政的冲突、林黛玉与薛宝钗的冲突，都不是时代维度上的冲突，而是时间维度上的冲突。也就是说，他们的冲突都是带有永恒意义的人性的冲突。但是，“文学是时代的镜子”，变成中国当代文学的绝对理念，如果文学作品未能反映时代精神，便成了大错误，甚至大毒草。那么，什么是时代精神呢？1963年我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新建设》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前身）工作，第一项任务就是处理批判周谷城先生的稿件。那时，姚文元高举批判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论”（“黑八论”之一）的大旗，我和老编辑赵先生一起去访问周先生，周先生第一句话就说，这一回，我被批得“脸青鼻肿”了。那时，周先生没有反对反映论，他认为，文学艺术反映的时代精神，应当是流行于时代的诸种精神，而姚文元则认为，时代精神不可多元化，只能是先进阶级即革命阶级所代表的那种精神，即只能是一元论。双方虽有争论，但都主张文学应当反映时代精神，二者的区别只在于时代精神为一元或多元。也就是说，在当时，说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还不够，还得确认，文学是革命时代、革命精神的一面镜子。其实，文学可以反映时代精神，也可以不反映时代精神。对于时代，历来分为三种作家，一是“拥抱时代”；二是“冷观时代”；三是“反叛时代”。中国现代作家，鲁迅属“拥抱时代”，高行健属“冷观时代”，张爱玲属“反叛时代”，但都取得成就。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就声明：

“我存着这个心，可不知道做得好不好。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

张爱玲在这篇文章中表明了自己的美学立场，即和“时代纪念碑”拉开距离的美学立场（可惜她后来动摇了这一立场）。张爱玲讲这些话，历史针对性很强。她针对的是单一地描写革命与战争的左翼革命文学潮流，表明的是反潮流的写作方向。张爱玲这个例子足以证明，一个作家的成功，不在于跟紧时代的潮流。张爱玲的成功是“克服时代潮流”的成功。具体地说，是克服“言必称革命”的时代病毒。文学不一定要充当时代的镜子，也可以充当时代的“逆子”，逃避时代潮流，只求文学见证人性的真实与见证人类处境的真实。在法国，我们看到，普鲁斯特不像左拉那样热中于社会的是非，但也创造出意识流的另一条康庄大道。

第二个错误命题是“作家应当成为时代的鼓手”。“时代的鼓手”原是闻一多先生对诗人田间的评价（评价本身没有错）。因为大家敬重闻一多的人格，后来“时代的鼓手”又被演绎成对诗人作家的普遍要求，即变成普遍的文学原理。其实，诗人作家可以充当时代的鼓手、枪手、旗手，也可以不当时代的鼓手等，即可以充当时代的战士，站立于时代激流的中心，也可以充当时代的隐士，回避时代的潮流。如果以“时代的鼓手”为准则，那么，我可以决断地说，文学不如“新闻”，也不如“社论”，更不如“大字报”。马克思也说，文学不应当是时代的号筒，不应当席勒化，而应当莎士比亚化。所谓莎士比亚化，就是内心化，人性化。

要求作家当战士，不可当隐士，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过度激进的产物。当时新文学的主将陈独秀所作的《文学革命论》，提出要推倒贵族文学、山林文学、庙堂文学。山林文学的主体便是隐士。“五四”功劳很大，但“情绪有余理性不足”。提倡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国民文学是对的，但提出要推倒山林文学等则不对。中国的山林文学、田园文学、贵族文学都创造了中国文学的巅峰，从陶渊明到李煜到曹雪芹都是巅峰，怎么可以打倒？王维、孟浩然的隐士文学怎么可以打倒？因为要求作家充当时代的鼓手，进而又要求文学应成为匕首与投枪，即要求文学战斗化与革命化，结果就把文学的功能完全狭窄化了！以文为战斗武器，在某种历史时期内（例如民族危亡时期）可以理解，然而一旦普遍化，就会排斥了文学的多姿多彩，也排斥了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第三个错误的命题为“天才是时代的产物”，文学天才的产生与时代条件有关。所谓“时势造英雄”，也带有一定的真理性。如果不是那个急需启蒙、急需变革的时代，如果不是当时的中国像座破烂不堪、黑暗至极的“铁屋子”，就出现不了陈独秀、鲁迅、胡适、周作人等杰出人物。如果没有八十年代的大变革浪潮，就不可能出现高行健、王安忆、莫言、贾平凹、余华、苏童、韩少功这个当代作家的杰出群体。然而，这些天才作家不仅是仰仗时代的条件，他们也克服了时代的写作教条与写作惰性，前者克服了“鸳鸯蝴蝶派”的无病呻吟和尊孔复古的潮流，后者则克服了反映论、典型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苏式教条与僵化模式。

从人类文学的历史看，其实天才都是个案，天才往往为时代所不容。中国的屈原、苏东坡都是这样的命运。曹雪芹的时代，是雍正乾隆文字狱最猖獗的时代，但恰恰是在这个时代里，产生了《红楼梦》这一中国文学的伟大经典极品。西方但丁、易卜生等伟大作家，都曾被时代所不容而到处流亡。如果当年但丁死在流亡路上，恐怕也不会有人认识他、悲悯他。时代企图扼杀他们，但他们却冲破时代的烂泥坑和种种艰难险阻而获得大创造的机会。一般地说，天才作家都具有“克服时代”的共同特征，无论是战士还是隐士，无论他们是“拥抱时代”还是“冷观时代”，即无论他们是鲁迅式的作家还是高行健式的作家，无论是左拉式的作家，还是普鲁斯特式的作家，都能克服时代的局限和障碍。包括克服时代的黑暗、时代的疯狂、时代的偏见、时代的冷漠、时代的倾斜等，也包括克服时代的教条与时代的框架，即时代写作方式的老套式与老模式。一般地说，天才作家都拥有一种强大的内心力量，可以排除时代的病毒，这些病毒包括潮流的病毒、风气的病毒，也包括概念的病毒、主义的病毒。许多人们司空见惯的大概念，如“残酷斗争”、“全面专政”、“继续革命”、“批倒批臭”等都带有时代的病毒。在“克服”、“排除”的同时，天才作家都追求文学的“永恒”的质量，追求一种比时代更长久的文学生命，即追求一切时代的后世知音。没有哪个天才甘心与某个时代的时髦潮流同时消失，更没有一个天才作家愿意让自己的才华和时代的泡沫同歸于尽。

写于2016年10月27日

[刘先生现场演讲的部分内容由香港科大研究生乔敏记录整理，并经刘先生审阅校正。]

（责任编辑：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