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荣力

有一个精灵，漂泊如三春之水，清冷似冬夜之月；有一个精灵，惆怅如初夏细雨，幽怨似深秋桂子；有一个精灵，他注定了永远都在流浪——二胡，江南，流浪的二胡。

蒙古包，轱辘车，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注定了是马头琴的摇篮；红高粱，信天游，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黄土高坡就是唢呐的世界。而杨柳岸，乌篷船，小桥流水绕人家的江南则永远是二胡生生不息的磁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风情孕育着一方乐器的生长，只是我们不知道那当初的当初，是江南选择了二胡，还是二胡选择了江南。

其实二胡之于江南，恰如杏花春雨之于江南一般的诗意和绵长。虽然高山流水，我們只见俞伯牙的那具焦尾琴；浔阳江边，我们也只抱过白居易的那把琵琶，虽然众多的唐诗宋词元曲明剧之中，我们很难听见二胡的那一声低泣，触到二胡的那一脉无奈，但是谁能说，倘无焦尾琴和琵琶，二胡就不会在江南寂寞地流浪呢？

六朝金粉，王谢侯府的秦淮，有太多的声色犬马，那不是二胡弦上开的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钱塘，有着太浓的绮丽繁华，那也不是二胡琴弓中跳动的律。纤道、乌篷、台门、廊棚、雨巷、石桥、茶肆、谷场，注定了是二胡流浪的行脚。本不属于墨客骚人，显贵官宦，流浪的二胡注定只是在百姓黎民，俗子凡夫中开放的花，流淌的画；流浪的二胡天生就是贩夫走卒，商贾戏子开心的道具，潦倒间的支撑。

我真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二胡开始在江南流浪，我只知道当初水的月色浸淫深秋桂子，稠密的细雨婆娑河边芭蕉的时候；当多情的晚风掸拂台门石桥，散漫的炊烟缭绕乡野台场的时候，二胡流浪便开始了。当二胡的宿命地遇上那个人，它的流浪被无端地浓缩聚集了，被无限地扩散放大了。那个叫瞎子阿炳的人，像一个巫师，二胡遇上了他，从此便再也停不下流浪的步伐。

《二泉映月》的音符如泉眼汩汩洇漫，我们知道那流浪着的该是一种无奈；《病中吟》的曲调如泪水缓缓流出，我们知道那流浪着的分明是一种悲凉；《良宵》的节拍如思念浓浓笼罩，我们知道那流浪着的更是一种彻骨的沧桑。不是二胡的流浪，音乐的流浪，那样的流浪是一个灵魂的流浪，一方水土的流浪；那样的流浪是一个时代的流浪，一个民族的流浪。

流浪的二胡总是催生众多流浪的心灵，催放众多流浪的花，瞎子阿炳便是一个极致。然而在江南，在青石小弄台门深、乌瓦粉檐廊棚长的遍地市肆的江南，在春草池塘蛙鼓稠、莺雏声里碧禾浓的处处乡野的江南，类似因了二胡而流浪的心灵和生命又何止阿炳呢？在我的故乡，四岁失明，自幼父母双亡的孙文明，十二岁时便从故乡的曹娥江边出发漂泊江南，颠沛流离中，他的二胡声响彻了大半个江南。《流波曲》《四方曲》《人静心安》，使他由一个民间流浪艺人，走上了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讲授二胡的讲台。而流浪了一辈子的孙文明，最终还是积劳成疾地客死于异乡上海。从阿炳到孙文明，到江南市肆和乡野里众多生生灭灭的流浪的灵魂，我伤感地承认，在江南丝竹中，二胡也许最具有悲剧性格。这种悲剧是因了二胡那注定属于流浪的本性，还是因了那太多的流浪灵魂的挥洒？

一方水土的精灵，一盈风情的血脉，器乐是一个时代一种文化的魂魄。而流浪，不只是一种悲苦和困顿，一种沧桑和无奈，更是一种忍耐和坚韧，一种奋进和抗争。它是生命另一种鲜活的姿态，这种鲜活的姿态永远都不能消解。

（选自《散文》，有改动）

【赏析】

作者以独特的艺术视角，诗一样的笔触，抒写了对“流浪的二胡”的人文关怀和生命关照。二胡的流浪是一种悲苦和困顿，一种沧桑和无奈，更是一种忍耐和坚韧，一种奋进和抗争。本文综合运用了巧妙的比喻、生动的拟人、精到的对比、恰当的反问等多种修辞手法，使得文章鲜明有味，读之如香茗满口，余味绵绵；文中化用了古代的名篇名句，使字里行间处处流淌着中国文化浓浓的鲜活的血液，增加了本文的文化内涵。语言极富江南特色，空灵优美，如行云流水，自然清新，朗朗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