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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盛:“中国古代有无科学”本质是定义问题

2017-03-13高园

出版人 2017年2期
关键词:现代科学数理吴国

高园

100年前,科学以“赛先生”的化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让中国人第一次沐浴现代文明的思想曙光。从那时起,“科学”就被赋予了正确、进步的属性,或者与“技术”并列,成为一个实用性的概念。但是,提倡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西方近代科学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现代性危机,产生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负面影响。

面对科学这把双刃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的节点上,如何客观地界定与科学的关系,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或许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016年,学者吴国盛的新作《什么是科学》出版,试图结合科学的热门话题,对“科学”本身进行正本清源的研究,受到了学界同行和社会公众的热烈关注。书中回到西方的历史语境,追溯希腊科学和近代科学的历史由来,为重新评估中国古代的科学开辟了新的思路。其中,关于“中国古代无科学”的论述,对于从小熟悉了“文明古国”“四大发明”的普通中国读者,不可不谓尖锐。凭借这本书,吴国盛也摘得“2016书业年度评选·年度作者”大奖。

对于吴国盛本人来说,2016年也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新的起点。这一年,他离开北大,来到清华大学创建了科学史系。他希望在中国建构起西方科技史的研究平台,让科技史研究在高校里服务于通识教育,在全社会范围内服务于科学文化建设。

对“科学”正本清源

与一般印象中“科普图书”着眼于对知识和技术的普及型讲解不同,《什么是科學》对“科学”本身进行了正本清源式的研究,反映出中国学界和公众以往对于科学最大的误解,“没有真正意识到科学的独特性。我们通常认为科学是一种全人类普遍具有的能力——技术能力,或者高智力……”。

十多年前,吴国盛曾经发表过一篇名为《科学与人文》的论文,提出了科学的本质是人文问题。十年间,他多次以“什么是科学”为题发表演讲,最终把思考与研究成果汇集成书。就像吴国盛在该书序言中所说,“没有一个简便通俗的科学定义”。人们必须认识到它的复杂性,从而端正对待“科学”的态度,既不因为它偶尔犯点错误就对它不依不饶,也不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归为科学,把一切非科学的东西都归为“骗术”。

“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表面上是理论,实际上是现实。

正如吴国盛所言,“什么是科学”关系到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国家科技政策制定时怎么照顾基础学科。照顾基础学科就意味着对科学的一种理解。是主张科学家对真理的单纯追求,还是认为科学要求实用。而后者会导致短视和缺乏远见,最终丧失原创性,后继乏力”。吴国盛认为,目前的科研管理,也是基于后一种对科学的理解,用SCI来量化考核,将科学等同于工业流水线一样量化管理。“科学跟艺术很像,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是无法标准化的。如果全部按照量化管理,必然做不出伟大的成果。”

虽然思考的是热门的大众话题,但吴国盛并不认为这本书属于科普范畴,实际上,在《什么是科学》中,吴国盛是向学界的三个人群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主要是写给科学家和科技管理者看的,探究科学的本来涵义,强调希腊是科学的正宗来源,古希腊的理性和自由才是科学精神的真正故乡。“如果只盯着应用的效果,缺乏那种为科学而科学、为求知而求知的希腊精神,我们的科学事业就原创乏力,行之不远。”

第二个方面是写给做科学哲学研究的学者看的,强调的是现代科学与宗教的联系,认为现代科学在欧洲的出现,与基督教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如果忽视现代科学的这个哲学基础,就很容易丧失对现代科学带来的蛮力的警惕。”

第三个方面是写给科学史研究者看的,但是因为涉及中国文化的认同,所以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和争议最大,也被部分舆论批评为“主张中国古代无科学”。对此,吴国盛强调,“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原本意义上的理性科学和数理实验科学,像李约瑟那样用西方的数理科学框架去套中国的历史,建立的是一套碎片式的历史叙事模式”。他建议用博物学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古代科技知识,“我不愿意笼统地说中国古代有或者没有科学,而是说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数理科学传统,但有深厚的博物科学传统。”

博物学视野下的中国古代科学

“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如此发达,现代科学却没在中国诞生?”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这一著名问题,被称作“李约瑟难题”。对于这道题,《什么是科学》给出了独特的解读。

“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本源意义上的科学,这是中华文明自身的命运,没什么好抱怨的。”吴国盛关于“中国没有科学传统”的观点,引发舆论哗然,甚至在网络上被批评为“数典忘祖”。吴国盛对此的回应很淡然:“中国古代对科学文明并不是没有贡献,虽然我们没有产生哥白尼和牛顿式的数理科学,但可以从科学的另一分支博物学来考量中国古代科学。”

在吴国盛看来,中国古代有无科学,“本质上是一个定义问题”,“是一个观念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这也正是《什么是科学》的观点。科学源自希腊,在基督教世界做了一些“基因”修饰的变化,孕育出近代科学的种子。从科学的本质上看,中国文化中根本就没有科学的基因。“中国的‘仁爱精神和西方‘自由精神,不是矛盾而是不相干,在历史发展中分岔了。”“在西方,有文化的人都要学数学,这是从希腊延续下来的数学传统,而在中国,不学数学根本不是缺陷,不影响你成为一个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文化根本上的差别。”

而中国的科学传统,在于博物学。吴国盛指出,就科学的分类来看,哥白尼、牛顿代表了数理科学的精神典范,但科学还有另外的重要一支——博物学,达尔文进化论就是其中的代表。“达尔文不懂数学、不做实验,但仍然是最伟大的科学家,实际上是博物学家。”通过博物学的线索反观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就可以形成脉络。“中国是一个历史性民族,史学兴盛而非哲学,强调感悟而非理性思辨。中国人有一套和外界自然打交道的办法,若从西方数理科学挖掘显得很有限,不过面对‘中道和‘天人合一,以博物学的方式打捞中国科技史就会更加自然。

正是基于博物学这一层面的解释,让中国古代科学摆脱了数理科学视野下的低级蒙昧,也让中国人有可能对于科学创新做出特别的贡献。《什么是科学》指出,由于西方的近代科学提倡的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现代性危机,造成了负面效应,而回归博物学传统,舒缓人与自然过度紧张的关系,也许是应对现代性危机的一种方案。

“中国现在已经完全卷入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中,某种意义上,除了基因以外,我们的吃喝住行、思考问题的方式,全是西方式的。从博物学的角度,如何真正反思和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如环保主义者空洞地认为是人的贪婪造成环境污染,这也有赖于反省现代科学的由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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