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涛

西方历史观念的未来向度

张文涛

哲学家怀特海曾提出过一个有趣的概念，即观念的冒险。其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实践中引导人们行动的种种观念，带有冒险的因素；二是指对于人类冒险历程所进行的理论提炼和概括，这也是一种观念的冒险。后者便是历史学家通常所做的工作。因此，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仅在于记录历史、追寻历史真相，更为重要的是从历史过程中提炼出历史观念。

用历史观念指引人们未来的行动，是历史学的古老期待。我国许多伟大的历史学家对此有着高度清醒的认识。司马迁所说“述往事，思来者”，表达的正是此意。司马光所称“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同样的追求。西方历史学家也不例外。修昔底德说，“如果研究者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认识，借以预知未来，从而认为我的著作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西塞罗则言，“历史乃生活之师。”

回顾西方史学的漫长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历史观念大体有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一是传统的道德化取向，二是近代以来的科学化取向。之所以说“大体”，是因为许多时候无法将二者完全剥离开来。道德化的历史叙述，不能完全脱离基本的历史事实。对于历史事实的忠实，正体现了某种程度的科学性。科学化的历史叙述，也不能完全脱离道德理想的支撑。离开了道德理想支撑下的选择，历史叙述将不堪承受无尽材料的重负。

科学革命以前，历史观念的道德化取向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如阿庇安那样从经济角度解释历史的作者，毕竟是少数。对于自然施加于命运的压力，历史学家们即使偶有思考，也是支离破碎的，想象多于分析。其原因并不难以理解，不同时期的作家们对于现实世界道德秩序的作用，有着更为深切的感受。在绵延不绝的战争中，在倏忽变化的政治局势中，在递相更迭的帝国与王朝中，他们看到了民主、英勇与虔诚的力量，也看到了专制、贪婪与放纵的恶果。如奥古斯丁所言，罗马城的毁灭是在城墙还屹立的时候，而不是遭到洗劫之后。坍塌的不是城墙，而是这座城市的道德品性。他们希望人们珍视这些美德的力量，汲取邪恶的教训，为建设未来开辟道路。这种道德化的历史观，直到近代科学革命后才发生根本性变化。

科学革命逐步将人从自然的物质约束与神的道德约束中解放出来，新的历史观随之登上舞台。其有两个突出的方面：一是对普遍规律的追求。历史哲学之父维柯之《新科学》的雄心，便是要创建一种人类社会的科学，希望在“民族世界”这个主题上，做到伽利略和牛顿等人在“自然世界”所取得的成绩。有法国大革命“擎炬人”之称的孔多塞，在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演说中提出，道德科学应当具有同实验科学一样的确定性。连康德这样的哲学巨子，也表达了同样的信念。二是对普遍价值的追求。正是得益于科学理性观念的影响，人们对于普遍人性的探索，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由此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新价值观或者说道德观。这就是霍布斯、洛克、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哲人们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观念。历史规律信念、新道德观念与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物质财富的增长一道，孕育出影响深远的历史进步观。当其以一种更为系统的方式加以表达时，便形成了18至19世纪盛行的历史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是人类精神自由的展开，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与绝对精神三个阶段，国家是绝对精神的外在体现。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人类在现实世界中不断摆脱奴役，逐步走向解放的过程。黑格尔强化了国家主义意识，马克思推动了世界主义理想。无论是流亡途中，还是在大学讲坛上，这些观念激励着人们为理想而奋斗，转化成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强大精神力量。

从历史中思考未来，这正是2014年英美历史学者乔·古尔迪与大卫·阿米蒂奇在《历史学宣言》一书中所强烈表达的主张。作者认为，由于过分专业化的分工与短期主义视野，历史学家放弃了悠久传统中的未来向度，将整合历史知识的重任拱手让给了不具备资历的作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因而失去了对于未来的影响力。作者倡导通过长时段、跨学科的方法，增进对于历史的深入理解，“为人类开启更加宽广的未来，为现代文明寻到归宿”。可以说，这是对建立新历史观的迫切呼吁。

是否可能如《历史学宣言》中所期待的那样，形成一种可与传统道德化史观、近代科学化史观相媲美的，并能引导人们前行的西方新历史观？确切地说，存在这种可能性。科技已经提供了新的线索。计算机科学与基因科学，使得“机器的人化”与“人的机器化”进程正在大踏步加速。美国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在《宇宙波澜》中断言，不论是否有意，科技将摧毁人类与非人类之间难以逾越的藩篱。可以说，人类演化的一个全新时代正在来临。在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那里，其被称为“超生命”时代；在英国哲学家尼克·博斯特洛姆那里，其被称为“超人类”时代；在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那里，其被称为“后人类”时代；在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那里，其被称为“神人”时代。其利弊得失，一时还难以判定。一方面，无论是机器的人化，还是人的机器化，带来的似乎更多是福祉与希望，使人们能逐步摆脱劳作、疾病等问题的困扰。但另一方面，它们改变了人们对于生命与人性的基本理解，使得长久以来立足于普遍人性基础之上的种种价值观念受到巨大冲击和挑战。未来会如阿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与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所描述的那样吗？不得而知。但当下的我们绝不是未来的袖手旁观者，而是要用意义与希望参与建设。对此，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有了诸多思考，相关著述的出版与世界超人类协会（WTA）、牛津大学未来研究所等组织机构的建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能够熔科技发展与道德追求于一炉的西方新历史观尚未出现，这是摆在今天西方历史学家面前的时代课题。

（摘自2017年8月28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