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定

(中共定西市委党校， 甘肃 定西 743000)

民主革命时期陈云的财经思想与实践

张世定

(中共定西市委党校， 甘肃 定西 743000)

财经问题是整个经济体系的核心， 与物质财富的创造有着极高的黏度。 陈云在民主革命时期萌发的许多财经思想与实践， 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存续发展、 根据地的巩固与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 并为新中国财经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范本。 关键词: 民主革命时期； 陈云； 财经思想

陈云是我国财经领域的主要领导人， 其民主革命时期的财经思想与实践在当时乃至新中国成立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探讨其民主革命时期的财经思想与实践， 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陈云财经理论体系的形成。

一、 民主革命时期严峻的财经形势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 其财政状况一直不太理想， 尤其是刚刚成立的前几年， 从共产国际获得了大量援助。 1922年， 中国共产党为革命事业从共产国际获得了16655元援助， 占其所需全部活动经费17655元的94%； 1927年， 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总计提供30多万美元、 15万元中国币以及110万卢布的物资援助。

大革命失败后， 中国革命从城市转入农村， 不论是江西瑞金时期， 还是延安时期， 由于当地自然条件恶劣， 经济基础薄弱， 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断挤压以及日军对根据地的封锁， 中国共产党的财经生态系统一直较为脆弱。

以陕甘宁边区为例， 所辖区域地形山大沟深， 交通不便， 植被稀少而又缺水， 再加上黄土地的疏松特性与北面靠近内蒙古沙漠地带， 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极其有限； 人口极稀， 全陕甘宁边区总人口不足40万， 除沿黄河西岸的地区外， 超过50户的村庄较少， 即使是交通要道上也常常几十里无人家。 而陕甘宁边区民众参加红军的人数超过3万， 红军家属与人口比例远远超过江西瑞金时期， 人力资源的贫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另一瓶颈； 由于自然环境所致， 当地的物产贫乏， 结构单一， 除小米种植外， 小麦及其他杂粮都比较欠缺， 并且， 小米的产量也不高。

这一经济形势导致财经问题突出。 1941年陕甘宁边区的全部财政收入为25275875边币， 通过大生产运动， 1942年达到了355570000边币。[1]612尽管增长较快， 但整体财政规模并不大， 严重制约了边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当时一般商品的税率为10%至20%， 为了缓解财政压力， 扩大了征税范围， 1944年征税货物比1942年多了30余种， 达到140余种。[1]603加大了征税力度， 当时的农业税占总收入的3/4， 这无形中加重了当地民众的负担。

财政工作人员素质偏低。 一是工作人员思想盲目。 陈云当时就认识到：“做财政工作， 就必须下决心学会业务， 否则一辈子受气。 少给了解决不了问题， 多给了浪费， 都不对。 做不好， 到处都受批评。 因此， 我们必须克服盲目现象， 情况不明是无法主动的。” 二是业务工作本身存在难度。 “下面挪用财政款， 各地缴回来的不是现金， 而是一堆单据， 审计不好审。 人家是大机关， 自己是小科员， 科长； 人家是老干部， 自己是新干部。 ”[2]209财经工作人员素质不高， 导致财经形势更加严峻。

总之， 制度安排缺位、 战争形势严峻、 工作人员业务素质不高以及经济基础薄弱等因素促进了陈云财经思想的萌发。

二、 陈云财经思想的具体实践尝试

严峻的现实， 革命事业的需要， 让身在财经一线的陈云萌生了许多财经思想， 并进行了实践尝试。

(一)重视财经政策的顶层设计

1943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农业贷款章程》， 其中规定， 农业贷款分为四类， 即农业生产贷款、 农村副业生产贷款、 农业供销贷款和农田水利贷款， 以农业生产贷款为主。 贷款利率， 长期以年利一分计算， 短期以月利一厘计算。 贷款一般以一年为限。 这一金融政策的出台， 很好地促进了农业生产； 在奖励移民难民政策方面， 同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 规定：“经移民难民自力开垦或雇人开垦之公荒， 其土地所有权概归移民或难民， 并由县政府发给登记证， 此项开垦之公荒三年免收公粮； 经开垦之私荒， 依照地权条例， 三年免纳地租， 三年后依照租佃条例办理， 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

上述两项政策， 再加上变工政策(即指换工， 陕甘宁边区农民相互间调剂劳动力的方法， 有人工换人工， 牛工换牛工， 人工换牛工， 等等。 参加变工的农民组成变工队， 各以自己的劳动力或蓄力， 集体轮流替本队各家耕种。 结算时， 一工抵一工， 多出人工或畜工的， 由少出人工或畜工的补给工钱)的实施， 1944年边区农民增产细粮十几万石， 连部队、 机关和学校所生产的， 共计20余万石， 约值边币100万万元。 由于奖励植棉和提倡纺织， 当年共收棉花150万公斤， 可织成150万匹布。[3]205陈云参与财经政策的顶层设计， 制定的上述政策措施在经济发展方面确实对缓解陕甘宁边区的物资匮乏起了一定的作用。

皖南事变后， 国民党的政策开始发生转变， 再加上日本对根据地实施封锁， 陈云认识到大生产运动是中共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方法之一。 通过边区部队、 工作人员和学生自己动手生产， 1944年的征税到当年10月份时已完成了10万石细粮的任务。 而三五九旅， 不但完全自给， 还向政府缴纳了公粮， 当年边区公粮就减少了两万石[3]204， 一定程度减轻了当地群众的税收负担。 这一办法， 最终在各根据地得到了大力推广。

(二)透过财经现象分析问题本质

1948年3月， 东北部分解放区物价波动较大， 陈云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发现是两个因素导致的：一个因素是大量增发了纸币。 增发原因是主力部队和二线兵团人数增多， 同时又必须购粮40万吨。 并且从1947年冬天开始开支增加， 又无物资作为支付手段。 故货币发行量由2月底的1400万元(东北币， 东北解放区的地方流通券)增加到后来的6000万元， 平均物价指数涨了近三倍半。[4]365-266另一个因素是1947年粮食歉收， 粮价在货币发行量激增和粮食供不应求的双重影响下， 带头上涨了9倍， 由2月底的每斤160元涨为1600元。[4]266财经问题与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这种调查研究的方式对于制定合理的财经政策非常必要。

不进行调查研究， 对有些财经现象就认识不清。 当时粮价已经飞涨， 而公营企业的牌价， 如火车、 轮船、 邮政、 电力， 以及为中共完全掌握的煤、 盐、 布、 金价等等， 则基本未动。 一部分主管人员缺少调查研究， 怕刺激物价而不敢提高公营事业价格， 出现了一系列不合理现象。 例如， 300公里的火车票价只等于10支纸烟价， 一盏20支光电灯每月收费只等于1支纸烟价； 接近产盐区的通化每斤盐价1200元， 不产盐的北满反而只售500元； 中共掌控的布价， 由10斤粮换1尺布， 一跌而为5斤粮换1尺布。[4]266-267缺少调查研究， 财经政策就难以随时适应市场进行调整， 就会造成一系列危害。

(三)系统性财经思维与合作社

金融、 贸易服务于财政， 这是最基本的财经方针。 但有时财政也要服从于金融、 贸易。 1944年10月、 11月， 这两个月因黄金走私， 支出的法币约4万万元， 折合边币34万万元。 因此， 陈云坚持从财政抓起， 停发经费， 然后再抓盐业公司， 停止屯盐。 这样才有利于金融的稳定。[2]210-212财政可以不靠银行发行钞票， 也不靠任何补助， 关键问题在于力争多收少付， 开源节流。

当然， 做财经工作， 需要有系统性思维， 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 东北解放后， 他提出：“工业恢复的范围日益扩大， 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 因为各个国营企业之间， 国营与各省、 市、 县公营企业之间， 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 虽有各厂的生产计划及部分的加工和订货关系， 但就全体说来， 在工业中我们还缺乏计划性， 这就使原料、 机器、 人员、 产销等等， 缺乏调剂和衔接， 产生浪费和损失。”

合作社组织形式的重要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的实践就足以证明， 陈云也对财经领域存在的组织合作社予以了肯定。 陕甘宁边区人民通过合作社的方式， 组织起来， 发展生产、 运输， 开展内部贸易， 兴办许多社会福利事业。 当然， 陈云当时就发现这一组织形式存在某些问题， “今天我们的合作社， 还有摊派股金、 业务不精、 人选不当、 领导不强等缺点， 必须加以纠正。 边区政府对于一切有利于发展边区经济的事业， 不论是公营、 私营或合营， 都予以帮助， 而对合作社特别予以减税的优待”[3]206。 合作社这一组织形式在当时切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国后其历史贡献就更为民众所熟知。

(四)财经政策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

福山曾谈道：“对于苏维埃制度来说， 绝不能容忍经济失败， 原因在于这一制度的合法性完全依赖于它承诺会给其人民带来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5]33可见， 经济问题的解决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合法性具有决定性影响。 所以， 发挥好财经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杠杆作用就成为陈云思考的关键问题之一。

1949年解放区的粮食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一般商品的一倍或一倍以上， 猪肉、 鸡蛋、 胶鞋的上涨指数平均超过一倍， 严重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 早在1948年时， 他就认识到：“粮价飞涨的结果， 公营企业中完全发货币工资者(约五万工人)和部分发货币工资者(约二十五万人)， 实际工资会大降。 而此时企业机关对于工人生活注意不足， 三月公布的东北公营企业工薪标准又太低， 因此， 四五月间工人大躁不安。 五月以后逐步提高工资， 并拟了新的工资标准， 主要是提高工薪人员的实物计算， 并大部分支付实物(月百分之七十)。”[4]266沈阳解放后， 在谈经验时， 他提到：“目前基本上根据国民党的底薪等级， 工人、 职员、 技师从每月八十斤至四百斤， 因比围城时提高很多， 故一般已满意。”[6]272到1949年7月底， 全国解放区发行的2800亿元人民币[7]1(指旧人民币， 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 新币1元等于旧币10000元)支出中， 军队和工作人员的吃穿费用占的比重最大。

对于工作人员实际生活尤其是工资的关注， 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 影响极大， 这成为陈云后来所形成的财经理论的重要方面。

(五)重视市场的调节

尽管战争时期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限， 但陈云已经看到了其强大功能， 这对其建国后的市场调节理论的形成甚至1978年后国家的市场化改革都产生了影响。

民主革命时期的解放区， 粮价飞涨现象比较普遍， 并且粮食的配给能力不足。 以1948年的东北而言， 只有哈尔滨一处进行粮食配给， 粮价远低于其他城市， 中共不敢主动提价， 又无法阻止其他城市的粮价上升， 便造成了哈尔滨市场上的配给粮外流。 这种公营定价过低的局面， 不利于工农业生产， 反而有利于小商小贩。 尽管解放区政府禁止商贩携带25公斤以上的粮食进行流通， 但由于存在着巨大的赢利空间， 有些工厂的工人和职员甘愿请假当小贩。

1948年东北解放区总计收缴公粮134万吨， 贸易局购入粮食40万吨， 除满足基本需求外， 政府再无调节市场的余力。 而东北解放区八九百万城市人口所需之250万吨食粮及粉糕用粮， 除哈尔滨市外完全依赖2000多万农民的售粮。 在这种人口众多、 解放区政府又无力调剂的供求关系下， 政策略有失当， 粮价即会暴涨。

面对困局， 为了度过粮荒， 陈云敦促政府鼓励农民出卖粮食， 允许粮食在市场上自由流通。 结果缺粮区的粮食价格出现下跌， 余粮区的粮食价格开始上涨， 形成了较为适当的市场价格。 1948年8月东北市场粮价一个月只涨了百分之四五十， 比当年4—5月粮价平稳很多。 在11月28日， 他谈道：“沈阳解放一个星期， 凡能开市的买卖， 大体已开市， 市面很稳定。”[6]2711949年时， 陈云又提出：“凡禁止粮食自由贸易的地方， 农民的粮食就不能卖到高的价钱， 而城市因粮食贵， 工业产品成本提高， 引起工业价格上涨， 使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扩大。”[8]15可见， 他是充分认识到市场自身所孕育的巨大调节潜力的。

(六)对财经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提出具体要求

干部队伍中懂财经的人员偏少， 所以在具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较多。 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 工业原料、 器材严重不足， 再加上老干部对管理生产不内行， 缺乏经验， 甚至有的干部缺乏责任心， 局长、 科长、 科员， 没有“掌柜”的态度， 没有当家的态度， 这就给具体工作提出了挑战。

面对这一难题， 陈云提出了具体做财经工作的建议：“第一， 既要解决问题， 而又不浪费。 问题一定要解决， 绝不能饿死人冻死人。 不浪费， 就是用钱要节省， 要适当。 钱要用在刀口上， 不要用在刀背上。 第二， 力量集中， 不要分散。 要长期打算， 把力量集中起来， 而且要留有后备， 以备救急。 如果每一机关都要求有一些余裕， 就会分散力量， 一有急事， 拿不出来， 临时这里收几斗米， 那里凑几套单衣， 是不行的。 第三， 思想要一致。 在收支关系上， 机关、 部队、 学校与财政部门是对立面， 没有一个单位嫌预算批得太多。”

在财政支出上， 他特别强调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 保证粮食不缺， 伙食费不缺。 第二， 被服布必须节省， 要重冬轻夏， 收旧省新。 收了旧单衣可以做鞋底， 做棉衣里子， 仅这一项全年可以节省6万万元。 第三， 停止建筑和装潢， 保证办公和文化娱乐。 第四， 协助公私生产， 注意防止浪费， 投资不超过原资本的三分之一。 第五， 平常要保证经费开支， 特殊情况下必须首先保证衣食。 第六， 要长期打算。 被服应几年连起来考虑， 粮食应计算到第二年、 第三年的供给情况[2]210-212。

总而言之， 民主革命时期陈云将其萌生的财经思想进行了实践尝试， 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这为其后新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财经理论的完善提供了最初的蓝本， 从而深深地影响了共和国财经战略的制定。 因此， 探讨陈云早期的财经思想， 仍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1] 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 陈云.怎样做好财政工作：1945年2月1日[M]∥陈云文选：1926—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 陈云.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1944年12月3日[M]∥陈云文选：1926—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 陈云.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1948年8月[M]∥陈云文选:1926—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 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 陈云.接收沈阳的经验：1948年11月28日[M]∥陈云文选：1926—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 陈云.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1949年8月8日[M]∥陈云文选：1949—1956.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8] 陈云.目前财政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1949年8月15日[M]∥陈云文选：1949—1956.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 湛贵成]

Chen Yun’s Thoughts on Finance and Economy and Relevant Practice during the Period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ZHANG Shi-ding

(PartySchoolofCPCDingxi,Dingxi743000,China)

Financial affairs are at the core of an economic system, and in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creation of material wealth. Chen Yun came up with lots of thoughts on finance and economy and put them into practice. These achievements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raising standard living in the base area and provided an effective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erfection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theories of new China.

period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Chenyun; thoughts on finance and economy

2016-05-26

张世定(1981—)， 男， 甘肃天水人， 讲师。

F129

A

1009-4970(2017)01-006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