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 舞

胡适的眼光和特朗普“筑墙”及新诗当下的尴尬

铁 舞

这个题目的意图很明确是想谈谈当下新诗的尴尬。

谈新诗自然要从胡适说起。今年正好是新诗发端100周年。新诗当下的境况与它的起端有密切的关系，已经有人发表了很多新诗的百年思考，最有影响的是谢冕先生的《新诗天生就有它的缺陷》《我们今天的诗人缺少什么》。有些说法早就有了，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十多年前就出版了。如何看待胡适的白话诗写作与今天的关系，不能只是一言以蔽之，认为胡适只是具有开创的意义。这就需要重新理解胡适当时看问题的眼光，理解胡适白话诗属性的来龙去脉；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眼光。

至于“特朗普‘筑墙’”似乎与诗歌毫无关系，本文令人生疑之处可能就在这里，待我们慢慢谈下去再看。

先说胡适的眼光。胡适的眼光并不是指他跟蒋介石走那个眼光，而是指他对新诗的实验。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态。胡适不是一个没有古文功底的人，他也有能力写旧体诗，那为什么要第一个吃螃蟹，倡导白话诗呢？他的眼光体现在以下这句话里：“中国的文学便分出了两条路子：一条是那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古文文学；一条是那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向来的文学史只认得那前一条路，不承认那后一条路。”这段话写在一本《白话文学史》的书里，这本书出版在他第一首白话诗之后；不过，在他写出第一首白话诗之前，他就与他的留学的朋友们在讨论白话诗的事情了。那都是些做学问的人，胡适要不在心里有文学史作底是不可能的，上述想法肯定是他以后实验的思想起点。这个目光是远大的，自他以后的新诗历程一直走在尝试的路上。为什么这样说呢？重读他1917年2月公开发表的八首诗，我们会发现，这八首诗今天看来，艺术性并不很高，但仔细研究一下，我们发现仍有很多启发。比如，每一首诗的体式都不同，隐有许多未来属性——《蝴蝶》是新五言，《风在吹》是民谣，《湖上》是叙事写生，《梦与诗》以诗写诗，揭示写诗的经验，《醉》是励志性的微诗，《老鸦》可以说独白体，《大雪里一个红叶》是抒情体，《夜》可以说是一首散文诗。这些属性在我们今天的许多新诗里仍可以看到。而胡适诗又是谁的未来属性在当时的体现呢？当然是在他之前的那段中国文学史里了——即他所说的白话传统。可见，胡适写白话诗是有历史眼光的，他抓住了历史的未来属性，白话诗的属性早就藏在以往的文学史里，他把它开掘出来；而他的白话诗又有着以后新诗的未来属性，这就是我们今天何以要回过头去重新省察这段历史的原因。

最早提出“白话”书写的并不是胡适。早在1898年8月就有人在《无锡白话报》上发表了《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文章，首次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自然，胡适之所以能有作为，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背景，大家都在提倡白话文。鲁迅写白话小说，一篇《狂人日记》是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用白话写小说没有争议，因为小说的起源本是“街谈巷语”，白话正合适。用白话能否写诗呢？诗是高雅的语言艺术，怎么能用白话来创作呢？这是很有一点争议的。胡适的《答梅觐庄——白话诗》写下了第一首白话诗。（许多人以为他的第一首白话诗是公开发表的《蝴蝶》，其实不是。）胡适写白话诗，尽管心里有一本《白话文学史》打底，但他还须有实验作资本，才好真正开腔说话。他是一个学者，也许无意于做诗人，所以他的实验是带有学术性的，他是站在史的角度考虑他的实验行为，在白话文学史上要占有一席之地，须有作品。后来他说，“我这部文学史里，每讨论一人或一派的文学，一定要举出这人或这派的作品作为例子。故这部书不但是文学史，还可算是一部中国文学名著选本。”他对自己也这样要求。我们看到的《白话文学史》分两编，第一编探讨唐以前的白话文学，分为十章；第二编下设六章，专门讨论唐朝的白话文学。在这本文学史中，胡适有许多不俗的见解。比如在《汉朝的民歌》一章中写道：“乐府是平民文学的征集所，保存馆。这些平民的歌曲层出不穷地供给了无数新花样，新形式，新体裁；引起了当代的文人的新兴趣，使他们不能不爱玩，不能不佩服，不能不模仿。汉以后的韵文的文学所以能保存得一点生气，一点新生命，全靠有民间的歌曲时时供给活的体裁和新的风趣。”又如，他在论及陶渊明时写道：“陶潜的诗在六朝文学史上可算得一大革命。他把建安以后一切辞赋化，骈偶化，古典化的恶习气都扫除的干干净净……他尽管做田家语，而处处有高远的意境；尽管做哲理诗，而不失为平民的诗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便写出《文学改良刍议》，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后来，提倡白话文见效了，他才写出《白话文学史》为“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正名。当然，这只是他在文化领域的诸多贡献之一。刚才我说，这是他在做出一番大胆实验以后做出的一个求证。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要说到我想讲的第二点了。

胡适是个教育家，如果我们从一个教育家角度看这一场白话诗的实验，我们还会看出一点什么来呢？胡适的老师是杜威，杜威有一个著名的五步教学法：第一步，教师给学生创设一个课题，情境必须与实际经验相联系，使学生产生要了解它的兴趣；第二步，给学生足够的资料，使学生进一步观察、分析，研究该课题的性质和问题所在；第三步，学生自己提出解决问题的设想，或暂提出一些尝试性的不同的解答方案；第四步，学生自己根据设想，进行推理，以求得解决问题的方案；第五步，进行实验验证，学生要根据明确的假设方案亲自动手去做，以检查全过程所达到的结果是否符合预期的目的，在做的过程中，自己发现这些设想、假设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我们不妨按着五步教学法还原一下胡适作的这场白话诗实验：

第一个步骤就是创设课题：白话能不能写诗？这是一个很接地气的课题。

第二步，杜威老师不可能给胡适材料，于是胡适只能自己找材料，他发现白话文学昨天就存在，白话诗歌按某种标准，自古就有。那在今天我们还怕什么呢？

第三步，胡适自己提出设想，要用20世纪的“活”字，不要用“死”字，也不要用“死句”。任叔永写了《泛湖即事》寄给胡适看。胡适看了以后，说这首诗里的“言棹轻舟，以涤烦疴”，“猜谜赌胜，载笑载言”里“言”“载”都是死字，“载笑载言”是死句，“猜谜赌胜”才是20世纪的活句，结果和打抱不平的梅光迪写信争论，写下了第一首白话诗《答梅觐庄——白话诗》。

第四步，胡适根据自己的设想，写出自己的白话诗。

第五步，实验验证。胡适一方面写出了半部《白话文学史》，一方面对自己的实验作了客观的总结。他把自己的诗集取名《尝试集》，他给自己的定位很客观：他没有以《蝴蝶》等八首诗为他的新诗标志，而把一首《关不住了》的翻译诗作为他的“新诗”成立的纪元，在我看来一定是有他的特别想法在里面的。新诗除了要承续白话传统外，在当时和未来环境下必定还要接受西方诗歌的影响。他的白话文的概念，本身还受了一个英文词语的影响——Vernacular literature。胡适一生多次使用这个概念。这话胡适当时心里一定清楚，但没有说。因为潮流归潮流，落实到具体写诗，还需要大胆试验和小心求证，而且白话和翻译要想做得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这事情就留待众人的实践了，他只须宣布一下他的“新诗”成立的纪元，让别人去琢磨就是了。

《白话文学史》于1928年出版，是在1917年发表八首白话诗后十年。但我们知道，这可能就是他的实验以后的一种求证。在谈及此书特点时，他说：“我把‘白话文学史’的范围放得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我从前说过，‘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其中第二条，可以说是一种美学的概念，清白，也即白净；不能说这是唯一好的审美态度，与此相反的繁复，不能说绝对不好。一种观点得以成立，并有效，都必须给足条件。如果我不是狂妄的话，我该如何评价胡适以后这一百年的新诗历史呢？也就是说，要以更宏阔的眼光看待新诗100年。扬弃了种种喧嚣在外的形式，是不是可以说，胡适以后全体依然是在尝试，或更大范围的一次尝试呢？这是值得思考的。如果我们把百年来所有的新诗作品结集起来，这本书仍然可以被命名为《尝试集》。

这就要说到新诗的尴尬了。新诗究竟怎么了？它是病了还是健康的？谈新诗的尴尬，我想到特朗普“筑墙”的故事。“特朗普‘筑墙’”与文学沾不上边，但对分析事件具有一定的比照意义。只要我们对特朗普“筑墙”这件事做一些情境分析就知道了，那也是一种尴尬，我们可以“超传”一下。思维上的“超传”会让我们看清楚看似不相关的两个事物会具有同构性，当我们习惯于盯着一件事物看的时候，不妨也关注一下旁边的另一样不相关的事物，这样的“超传”也许会带来一些新的启迪。这是创新思维的一条路径。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在距离美国数千公里之遥的爱尔兰小镇敦贝格，有一片临海的公共沙滩。三年前，特朗普在这里买下了一个高尔夫球场，球场就建在沙滩后面的卡洛默尔沙丘上，占据了4.5公里的海岸线。爱尔兰特朗普国际高尔夫球场所在地风景如画，但也存在着一个非常烦人的问题——海水侵蚀。在2014年的几场异常猛烈的暴风雨中，球场的第14洞被完全侵蚀，第5、第9和第18洞也遭到了严重损坏。眼看自己的产业面临威胁，特朗普的对策是什么呢？——筑墙!筑起一堵防护墙，使得高尔夫球场所在的沙丘地免遭被海水一点点侵蚀的噩运。特朗普原本打算在没有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修筑，但未能成功。随后，特朗普于去年5月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希望沿公共沙滩建造一堵2.5公里长的墙，但半年多后又撤回了申请。去年12月底，已经成为美国候任总统的特朗普重新提出申请，请求在卡洛默尔沙丘的两端各修筑一堵用金属薄板支撑的石墙，两堵墙总长883米。新计划与原先的打算相比“收敛”不少，留出了一个大大的豁口。目前申请程序仍在进行当中。敦贝格当地居民在接受CNN记者采访时，几乎众口一词地支持特朗普的筑墙计划，毕竟当地有四分之一的居民依赖高尔夫球场提供的工作岗位维持生计。

专家忧心防护墙会加剧侵蚀。反对筑墙的意见主要来自热衷环保的精英人士。“爱尔兰环境之友”负责人托尼·刘易斯坚决反对高尔夫球场的兴建以及防护墙的修造：“有人以为建起一堵墙就能阻止海水的侵入，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沙丘是对抗暴风雨最好的海岸卫士之一。”一些海岸专家认为，单纯凭一堵墙无法减缓海岸侵蚀或消除洪水。相反，所谓的“防护墙”会把泛滥的海水引向附近的河道，最终淹没周边的低洼地区——如弗拉纳根的农场。一份由美英两国专家提交给当地政府的声明写道：“很多国际经验证明，一座海堤的修建会促生更多更大的海堤。因为防护墙会加速海水侵蚀，并损坏海岸。如果采用了这种‘解决方案’，将导致海平面上升，海浪也会变得愈发汹涌，届时人们又将寻求‘更高更好’的防护墙。”“倘若筑墙方案完成，将标志着沙丘——这一最好的海岸防卫系统的湮灭。”不过，环保人士的努力似乎并没有转变当地居民的想法。环保人士在反对特朗普筑墙计划的同时，却拿不出更好的替代方案。

这和我们今天拿不出一个好的方案改变新诗的现状一样。

我可以从“特朗普筑墙”中提炼出几个要素：1、事件；2、原因；3、围绕事件的人物；4、人们对事件的态度；5、结果。围绕这五个要素，我们对比一下我们的诗坛：

1、事件——众多的诗坛“闹”事，网络时代的诗篇越来越不像诗。

2、原因——有人发现新诗一开始就有缺陷，现在这个缺陷越来越扩大。

3、围绕新诗的人——有各路旗号的诗群，有国家级的诗人，有评论专家的队伍。

4、人们对新诗的态度各异——一切都是自发自为。

5、结果——八卦相荡，没有结论。

想想有这么一个“诗歌总统”，他要在诗歌这块领地里“筑墙”，他要求诗歌应该怎么写，诗人应该怎么做。现实情况一定是这样的：有些人赞同，有些人反对。在精神文化领域里，从来不会有大一统的事。我看到一篇报道，说上海的二十多个民间诗社在顾村诗乡开会，还请了些专家、学者，探讨中国新诗的发展趋势，诸多发言，各说各的，没有谁能开出一副好的药方来。现在中国诗坛是没有“总统”的，但好多人想当总统，且看全国诗歌山头林立，诗歌的微信群、公众号更是多得不计其数，似乎随便搭个平台就可以号召别人的。谁都不是“特朗普”，谁都又是“特朗普”。现在大家都在“筑墙”，而我们这儿“筑墙”是不要申请的，谁都可以编一本“世纪新诗典”，谁都可以打出一面旗帜，希望一呼百应。还有人以为只要提出几条标准来，大家按照这些标准要求自己，新诗的问题就全部解决了。如果说特朗普想求得一个既能保护沙丘，又能防止海水侵袭，还能使居民就业也得到保证的方案，那么，我们要求的是一个既能继承优秀传统，又能防止诗坛变坏，还能方便大家喜欢写诗的方案，这个方案又是什么呢？特朗普没有求得一个解，我们也没有求得一个解。都说，留给历史吧！各路英豪，继续折腾就是了。

维特根斯坦说过，一个不能给出答案的问题本身就是不能提出的。同时他说，这种“谜”并不存在。接下来他又说，如果一个问题是可能在根本上被提出的，那么，它也就“能够”被解答。

真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真问题应该出在诗学的研究上。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朱光潜早在1942年3月写的《诗论·抗战版序》中有一段话，不应被我们忘记，他说：“在目前中国，研究诗学似尤刻不容缓。第一，一切价值都由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其次，我们的新诗运动正在开始，这运动的成功或失败对中国文学的前途必有极大影响，我们必须郑重谨慎，不能让它流产。当前，有两大问题须特别研究，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受，这都是诗学者所应虚心探讨的。”我看，当下我们面临的还是这两大问题。

历史的未来属性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不需要“特朗普”，因为特朗普“筑墙”不解决问题；我们今天需要的还是“胡适”，需要胡适的眼光。今天的胡适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眼光呢？我想胡适说古文文学和白话文学两条路子的话并没有过时，只是我们今天白话这条自由之路走得有点过了，倒是应该反过来讨论一下是否还有另一条不太自由、有点难度的路呢？诗要没有一点难度，那就会彻底降为普通说话，那还是在写诗吗？不得不指出，胡适说“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古文文学”显然也是有点过头的，难道我们的古文文学真的是一味“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吗？要是真的这么问的话，恐怕不会得出他那个绝对的结论，只是他在当时为了强调后者而故意贬抑了前者而已。这是一个缺陷，一个在认知上不能平衡的缺陷。由这个大缺陷会进一步带来五个层次上的具体缺陷：

1、认知层次上对“诗本身”认识的缺陷。

2、诗伦理层次上诗对人的生理影响和社会风化的影响，认识上有缺陷。

3、诗伤害层次上的狂妄自大和攻击心理，种种暗藏意图的荒谬表达是不可不正视的缺陷。

4、诗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层次上诗的被局限和不能超越的沉陷。

5、诗对社会道德的影响层次上的风化作用所表现出来的缺陷。

无论你是大诗人还是小诗人，无论你是什么旗号下的诗人，是诗人也好，是评论家也好，都应该认真省察。只是这五种缺陷在这里不宜详说。

对诗歌难度的设置不仅是语言上的，还应该是在“责任”意义上的难度。好诗背后的人的格局，决定了诗的最终价值。要是胡适今天还活着的话，他应该知道他的五步实验已经走到了哪一步了。也许他会提出新的实验目标，也许他会认真考虑朱光潜先生的意见。在全球化语境下多元文化困境的背景下，再次考虑中国诗的未来出路，是否应该得出一个结论：新诗已经到了一个终点了，未来是一个可能的世界。诗歌的可能性的未来属性就在当下，我们如何创造出伟大诗篇，如何创造出能够足以和西方诗歌抗衡的中国诗，西方诗的路如何走，中国旧诗的路如何走，流行民间文学的路如何走，在人机博弈的时代，诗人的位置怎样摆……

关于胡适的看法，其实已成五四后的定论，如果要理解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还要看到当时跟学衡派吴宓等人的分歧，放在当时的语境里去讨论，恐怕保守派并非一无是处。反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当然也可谈他学问的局限，对他的学问也有不少非议。

再一个，我们的问题涉及对传统的看法，如果我们以五四以后启蒙的目光，是否有点历史决定论了？这仍是可以讨论的。白话诗只能说是个事实，好坏难说。但我们不可能回到旧体，不等于我们反思的思路不能兼顾。

对中国新诗的命运和走向，我有几点意见：

一、它首先取决于民众的整体素养和社会的主导；

二、取决于结构性力量的配对：一个是审美标准，一个是终极思维；

三、取决于是否能找到一些共识，在这基础上达成互相承认的多元共识；

四、如何包容性发展，取决于诗人们敢不敢否定自己。诗学需要问难，也许今天更需要否定诗学，在否定中肯定否定不了的东西。

以上说的是诗的社会命运，也许这是关于诗的第一需要的认识。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诗歌教学。我们现在不缺少高深的研究，关于诗歌的专著很多，但是缺少一种将事物简化到最低常识水平的，从而可以轻松而令人信服地向人传达的理论。这样的理论似乎没有。更重要的是缺乏有针对性的，评价当代汉语诗写作的理论建构和评论。这些想法，说来话长，只能一点点讲，今天先提出来。

2017年4月27日，于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