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琳



崔寔《政论》风俗批判思想探究

彭 琳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为政必先究风俗”，是历代统治者所重视的传统。东汉中后期，社会批判思潮兴起，知识分子也极其关注社会风俗。崔寔作为东汉后期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对东汉中晚期政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其《政论》中批判了奢侈之俗和厚葬之俗。并提出两条解决方法：一是从源头堵塞以断其末流，二是严明刑罚并从重罚处。其治政思想对当代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抵制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把去奢从俭的思想转化为自觉的行为实践，培育积极健康的文明风尚，加强政府机构及官员行为约束，引导整个社会的消费观念，具有积极意义。

崔寔；《政论》；风俗；去奢从俭

崔寔字子真，又名台，字始元，幽州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大概生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五年（103年），卒于灵帝建宁三年（170年），经历了和帝、安帝、顺帝、桓帝、灵帝五朝，主要在东汉中晚期度过。少时沉静，喜好典籍。出身官宦世家，有学术修养的传统。父卒，隐居墓侧。服竟，三公并辟，皆不就。桓帝初，诏公卿郡国举至孝独行之士。寔以郡举，征诣公车，病不对策，除为郎。明于政体，吏才有余，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名曰《政论》。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1]1725。《政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风俗、吏治、治边等诸多领域，深刻揭露了东汉中后期严重的社会危机，提出许多革新主张，是反映崔寔思想的重要著作。

汉代论政，首先重视风俗。中国自古的传统便是“观风俗，知得失”。对于社会风俗与政治的探讨，从古至今多有见解，应劭《风俗通义·序》云：“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2]龚鹏程先生在谈到汉代风俗与政治的关系时说：“风俗论乃是汉代政治思想及行为的核心部分，也是社会生活的形塑者，不了解这套讲法，即不能了解那段历史，不能了解那个社会的基本准则。”[3]47因此政论家们往往将政治兴衰与风俗好坏相联系。崔寔作为东汉后期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对东汉中晚期政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而风俗研究是汉代论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崔寔认为：“夫风俗者，国之脉诊也。”[4]34将风俗比作国家的脉搏，可见他对社会风俗非常重视。本文从风俗概念、《政论》中风俗批判的内容及解决方法三个方面来阐述，从而分析崔寔的治政思想。

一、风俗释义

何者为“风”？早在甲骨文中已有“风”字出现，郭沫若解释“风”曰：“从隹从凡，即凤字，卜辞假凤为风。”[5]甲骨文中用“凤”来代替“风”，殷商时期对风的理解主要是其自然特性。“风”在《说文解字·风部》中的解释是“风，八风也。……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从虫，凡声”[6]1187-1188。这里“风”无形可象，借虫来衬托。《礼记·王制》所记载的“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7]，“风”是指不同地区的文化习俗。《吕氏春秋·音初》：“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春秋时期，《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传曰：“天子省风以作乐。”杜预注曰：“省风俗，作乐以移之。”这样，“风”开始代表一种习俗、风气。

“俗”的释义，《说文解字》曰：“俗，习也。”[6]676《周礼·天官·大宰》曰：“六曰礼俗，以驭其民。”[8]俗是指一般的习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荀子·强国》：“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俗”解释为凡是仿效而成的一切都可称为习俗。俗是受外在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传统风习。

风俗，从词义上理解，是一种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和习俗。按照我国古典文献的解释，“风”是指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形成的风尚，“俗”是指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习俗。风俗二字并用最早见于《诗序》：“美教化，移风俗。”[9]《荀子·王制》：“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兼覆而调一之，辟公之事也。”[10]303开始将风和俗组成了一个名词，并加以使用。这里的“风俗”就指的是共同的文化特征。班固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木，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11]1640班固将风俗与政治教化相结合。

二、风俗批判的主要内容

（一）奢侈之俗

东汉社会中后期，奢侈之风盛行，豪族势力壮大，社会风气日趋败坏。崔寔认为大凡人之常情，都喜欢荣华富贵，穿戴华美的服饰。“夫人之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丽饰、铿锵眩耀、芬芳嘉味者也。昼则思之，夜则梦焉，唯斯之务，无须臾不存于心，犹急水之归下，川之赴壑”[4]78。恩格斯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12]537司马迁肯定人们对利益的追求，认为求利活动符合自然规律，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追求财富，可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3]。人要生存，就要有满足生存的生活资料，人们对生活资料及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本性，同时也是社会前进发展的动力。所以崔寔肯定人们对于生命延续所需物质财富的追求。

但是东汉后期王侯贵戚过度追求富贵荣华，甚至僭越舆服制度，梁冀与其妻的住宅华丽至极，“冀乃大起第舍，而寿亦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琐，图以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充积臧室。远致汗血名马。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闲”[1]1181-1182。

崔寔对社会上这种奢靡的风气进行了批判，在《政论》中提到：“故庸夫设藻梲之饰，匹竖享方丈之馔，下僭其上，尊卑无别，如使鸡鹜蛇颈龟身，五色纷丽，亦可贵放凰乎？礼坏而莫救，法堕而不恒，斯盖有识之士所为于邑而增叹者也。律令虽有舆服制度，然断之不自其源，禁之又不密。而欲绝之为实，璘玑玩饰匿于怀袖，文绣弊于帘帏也。今使列肆卖侈功，商贾鬻僭服，百工作淫器，民见可欲，不能不买。贾人之列，户蹈僭侈矣。”[4]80崔寔指出社会世风日益奢侈，普通人家使用雕梁画栋来装饰，匹夫竖子享用满桌佳肴，在下位者僭越本分，享用与上位者同等的待遇，尊卑无别，礼仪败坏。而当时农民大多数得不到土地，生活十分艰苦，一般是无法穿王侯之衣，食君王之食，僭越本分的。崔寔在此指的“庸夫”“匹竖”是对社会上层僭越礼制之人的比喻，批判的是上层贵族，是社会中少部分人。

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室和贵戚的奢侈必然会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今上无去奢之俭，下有纵欲之敝，至使禽兽食民之甘，木土衣民之帛”[1]2530。这种奢侈之风对社会的危害极大，奢侈品费功多而产出少，费功多意味着占用更多的劳动力，在中国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的情况下，劳动力的数量影响着生产的效率，奢侈品耗费过多的劳动力，必然就会影响着必需品的生产。而且奢侈品因其工艺复杂产出量很少，从而无法满足社会的一般需要。骄横不法的京师贵戚僭越舆服制度，占有和挥霍大量钱财，他们的衣食住行，均乃天下名品。这种富贵者挥金如土，社会下层百姓生活凄惨，大量社会财富被少数人所侵吞和浪费，对社会的安定与发展极为不利。

崔寔指出：“不厚为之制度，则皆侯服王食，僭至尊，踰天制矣。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闭民欲，崇堤防以御水害。”[4]78针对这种情况必须明确法度，禁止民众的欲望泛滥。崔寔这种思想实际上有儒家倾向，儒家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荀子认为“国之命在礼”[10]317。礼义是治国的根本。董仲舒在义利关系上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1]2524。继承儒家崇德重义的价值取向，割裂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关系，主张安贫乐道，贫贱自守。这成为以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崔寔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他虽然肯定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但认为对于过度追求物质，将会给国家政治造成巨大的损害，要求使人的欲望和活动限制在封建秩序允许的范围之内。

（二）厚葬之俗

两汉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使得厚葬之风愈演愈烈。首先是封建统治阶级，生活日益奢侈，因而广大百姓也铺张行事，不惜耗费钱财，遵循“事死如生”的丧礼。东汉外戚梁商死后的葬礼极其奢靡。“梁商及薨，帝亲临丧，诸子欲从其诲，朝廷不听，赐以东园朱寿之器、银镂、黄肠、玉匣、什物二十八种，钱二百万，布三千匹。皇后钱五百万，布万匹。及葬，赠轻车介士，赐谥忠侯。中宫亲送，帝幸宣阳亭，瞻望车骑”[1]1177。“杨赐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临朝，赠东园梓器襚服，赐钱三百万，布五百匹。……及葬，又使侍御史持节送丧，兰台令史十人发羽林骑轻车介士，前后部鼓吹，又来骠骑将军官属司空法驾，送至旧茔”[1]1785。由此可知，东汉厚葬风气十分盛行，并且在统治阶层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纷纷效仿。

秦汉时期，传统的灵魂不灭观念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各阶层相信人死为鬼及鬼神能给人的灵魂带来福祸。《论衡·四讳》中说道：“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处。”墓葬的盛行是时人灵魂不灭观念的产物。流行于东汉中后期的“镇墓神瓶”也是如此，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初平四年王氏朱书陶瓶中记载：“谨奉黄金千金两，用镇冢门。地下死籍削除。文他殃咎。转要道中人。和以五石之精。安冢墓，利子孙。故以神瓶镇郭门。如律令。”[14]从陶瓶上的朱文得知镇墓神瓶为生人解罪，为死者求福，安慰并约束亡灵。汉代存在着厚葬的风俗，主要因为当时盛行的祖先崇拜和鬼魂崇拜的观念，人们相信人死后并不是肉体和精神的彻底毁灭，人的灵魂将会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这种态度是推动厚葬成为秦汉时代风俗的重要因素。

儒家提倡孝道伦理思想，人们认为厚葬是行孝道的表现，儒家的尽孝思想促使厚葬进一步发展，但是人类生活资源有限，厚葬问题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问题，崔寔指出：“念亲将终，无以奉遣，乃约其供养，豫修亡殁之备，老亲之饥寒，以事淫法之华称。竭家尽业，甘心而不恨。”[4]89厚葬尽孝不但无益于孝道，反而是对本真的孝道的遮蔽，是对儒家孝道的一种世俗化的扭曲和误解。

“厚葬”是东汉中后期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崔寔批判这一风气：“乃送终之家亦大无法度，至用轜梓黄肠，多藏宝货，饗牛作倡，高坟大寝。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而俗人多之，咸曰‘健子’！天下跂慕，耻不相逮。念亲将终，无以奉遣，乃约其供养，豫修亡殁之备，老亲之饥寒，以事淫法之华称。竭家尽业，甘心而不恨。穷阸既迫，起为盗贼，拘执陷罪，为世大戮。痛乎，此俗之刑陷愚民也。”[4]89当时办理丧事的人家，没有法度，随葬多用宝物，以牛祭祀及演哀乐，坟墓高广。但是天下人都羡慕这种人，为了给年迈的亲人将要送终，便缩减平日对老人的奉养，更有甚者，被迫成为盗贼，这种不良的风气对愚昧百姓实在太过于坑害，严重危害社会的稳定。同时崔寔提出：“古者墓而不坟，文武之兆与平地齐，今豪民之坟已千坊矣。欲民不匮，诚亦难矣。是以天戚戚，人汲汲，外溺奢风，内忧穷竭。故在位者则犯王法以聚敛，愚民则冒罪戮以为健。”[4]89为了迎合奢侈之风，在官位的不惜触犯王法以搜刮财货，愚民则甘冒杀身之祸并以此为勇健，风俗败坏竟到如此地步。

厚葬浪费了国家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无益于死者，有损于生者，影响社会的发展。一般来说，厚葬的观念虽然人人都有，但能够实现厚葬，主要取决于墓主人所具有的政治和经济能力。在当时社会制度下，真正有条件进行厚葬的阶层是皇帝及权贵富豪们，他们进行厚葬，必然会加强对贫苦百姓的剥削，更重要的是浪费了社会生产发展所需的人力和物力，它不但使社会不公，也会使下层人民陷入极端穷苦的困境。

厚葬不利于使国家富足，败坏了社会风气，但同时却又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实物考证，汉代墓葬流行画像石与画像砖，因为其装饰性和相对比较廉价使它们成为墓室雕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在出土数量、砖块形制、画幅形式、题材内容及表现手法上，均领先于其他时期，它们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社会的面貌，集中体现了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思想与艺术水平，无论是在艺术研究上，还是历史的考证上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三、改善风俗之法

崔寔对当时的风俗进行批判的同时，也提出了对改善风俗的具体主张。正如龚鹏程先生所说：“但无论如何，辩风正俗、移风易俗是风俗论的目的。纠正当世之疵谬，指出向上一路，是所有风俗批评的共同特点。”[3]44因此崔寔提出两点主张：一是从源头堵塞以断其末流，二是严明刑罚并从重罚处。

崔寔认为善于堵水的人，一定会先堵源头，改善风俗应由上而下进行治理。“夫善堙川者必杜其源，善防奸者必绝其萌。昔子产相郑，殊尊卑，异章服，而国用治。岂大汉之明主，曾不如小藩之陪臣！在修之与不耳”。由此可以看出，崔寔对改善风俗是强调上层的作用，他希望君主能够以身作则，对自身进行约束从而由上之淳风，化卜之陋俗。

另一方面，改善社会风气，不仅要“乃塞其源以绝其末”，更要“深其刑而重其罚”。运用法令来进行必要的约束和保障，采取“严明赏罚”的措施，“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闭民欲，崇堤防以御水害。法度替而民散乱，堤防堕而水泛溢”。崔寔认为要以法律的强制力来矫正陋俗，最终使得风俗趋于良善。

崔寔对当时的风俗进行批判并提出了改善的主张，但当时社会内忧外患，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尖锐，崔寔本身也并非身处权力中心，其思想很难转化为政府决策和具体措施，崔寔虽有救世情怀，但他的政治主张却难以全面实现。

四、风俗批判的当代价值

历史者，鉴古今，述往事，思来者也。学习研究历史，将前人有益的理论运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目的。恩格斯也讲过：唯物史观，不能“从纯粹思维出发”，而“必须从顽强的事实出发”[12]120。因此，了解过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阐发历史的规律，可为现实借鉴服务。现实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延续，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察古可以知今，不了解历史，就难以清楚地认识现实。现实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从治国方略到起居饮食，都与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今社会虽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社会风俗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崔寔在《政论》中针对当时社会风俗提出了许多建议，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崔寔反对社会上奢靡的风气，上位者挥金如土，社会下层的百姓生活凄惨，大量社会财富被少数人侵吞和浪费，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与发展。去奢从俭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传统美德，无论对个人的发展还是对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去奢从俭绝不是一味地缩衣节食，为了省钱而抑制人们的正常消费。在新时期去奢有着全新的意义。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崔寔认为人们应当根除奢靡思想。当时人们对于“美服丽饰、铿锵炫耀、芬芳嘉味”是“昼则思之，夜则梦焉”，时时刻刻都不离于心。因此要让大众真正认识到奢侈消费不利于个人与社会的发展，引导大众养成节约习惯、形成勤俭之风，真正形成“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荣辱观。大众深知应该去奢从俭，但在实际生活中不执行。当前我们应当进一步发挥社会媒介、社会舆论以及各种教育形式的积极作用，使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坚决抵制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把去奢从俭的思想转化为自觉的行为实践，共同培育积极健康的文明风尚。

二是崔寔认为抑奢如果不从源头去截断，是无法完全杜绝的。“然断之不自其源，禁之又不密。而欲绝之为实？”因此要从政府部门管制与约束其消费行为，从而引导整个社会的风气。桓范认为“以正己为先，教禁为次，若君正于上，则吏不敢邪于下，吏正于下，则民不敢僻于野，国无倾君，朝无邪吏，野无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15]君子从政以端正自身为先。诸葛亮说：“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故人君先正其身。”[16]宋真宗对大臣说：“古今风俗，悉从上之所好。国家法令，不可不谨。”[17]政府机构以及官员进行奢侈消费的活动往往带动整个社会奢侈之风，因此应当从源头来解决问题，切实加强对政府机构及官员行为的约束，从而引导整个社会的消费观念。

[1]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 应劭撰,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8.

[3] 龚鹏程.汉代思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 孙启治.政论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5]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383.

[6]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7] 孙希旦.礼记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327-328.

[8] 郑玄,贾公彦.周礼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6.

[9] 郑玄,孔颖达.毛诗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7.

[10]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256.

[14] 唐金裕.汉初平四年王氏朱书陶瓶[J].文物,1980(1):95.

[15] 魏征,虞世南,褚亮,等.群书治要[M].北京:中华书局,2014:576.

[16] 诸葛亮.诸葛亮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0.

[1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1525.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Critical Thoughts of Customs in Cui Shi’s

PENG Lin

(School of History & Cul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China)

“Studying the customs before being rulers” was the tradition that the rulers of the past dynastie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trend of thought about social criticism emerged and intellectuals were much concerned about social customs. Cui Shi, as a famous statesman and thinker of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made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political problem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In hishe criticized the customs of extravagance and expensive burial, and put forward two solutions: one was to prevent them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 other was to clearly define penalties and severely punish those who broke the law. Its political thought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contemporary people to establish correct values, resist bad practices of extravagance, turn the thought of quitting extravagance and practising frugality into conscious practical behavior, cultivate an active and healthy civilized custom, strengthen the behavior constraints of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officials and guide the consumption concept of the whole society.

Cui Shi;; customs; quitting extravagance and practising frugality

10.3969/j.issn.1673-2065.2017.06.009

彭 琳（1991-），女，山西长治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08BLS001)

G127.223HS

A

1673-2065(2017)06-0059-05

2016-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