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福 泉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新千年沙特什叶派问题的演进与前景

李 福 泉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20世纪50年代以来，沙特什叶派政治运动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什叶派问题是影响沙特国内稳定和对外关系的重要因素。进入新千年后，沙特什叶派问题的复杂化和扩大化成为明显的趋势，什叶派年轻人的崛起和激进化最值得关注。家族统治和瓦哈比派的结合与什叶派的权利诉求之间存在着无法化解的结构性矛盾。沙特什叶派的抗议活动将成为长期现象，但其规模和激烈程度不足以从根本上威胁沙特王室的统治。

沙特；什叶派问题；伊朗

2016年1月初，沙特处死什叶派宗教学者尼姆尔的行动引发了中东罕见的政治危机，包括沙特、巴林在内的多个阿拉伯国家先后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在这场地区性事件背后，隐藏的是很少受到关注的沙特什叶派问题。

沙特是阿拉伯世界什叶派穆斯林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如果按他们占全国总人口10%的比例计算，其总数达270万，*Vali Nasr， “When the Shiites Rise”， Foreign Affairs， Vol.85， No.4， 2006， p.65. 沙特什叶派的比例向来极富争议，十分敏感。沙特政府认为其仅为2—3%，沙特什叶派学者哈姆扎·哈桑(Hamza al-Hassan)坚持为12.5—25%，外界一般估计为10—15%。参见Madawi al-Rasheed， “The Shi’a of Saudi Arabia: A Minority in Search of Culture Authenticy，”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25， No.1，1998， p.132.在阿拉伯世界仅次于伊拉克和也门，远远多于海湾其他阿拉伯君主国。沙特什叶派绝大多数生活在东方省的哈萨(al-Hasa)和卡提夫(Qatif)两个绿洲，这里蕴藏着沙特几乎所有的石油资源，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石油储藏地。此外，少量什叶派生活在麦加、麦地那和利雅得等城市。*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The Shiite Question in Saudi Arabia， Middle East Report， No.45， September 19， 2005， p.1.长期以来，在阿拉伯什叶派中，沙特什叶派地位最低，遭受的歧视最严重。*Graham E.Fuller and Rend Rahim Francke， The Arab Shi’a: The Forgotten Muslim，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2002， pp.183-186.20世纪50年代以来，沙特什叶派政治运动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什叶派问题是影响沙特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的重要因素。进入新千年后，沙特什叶派问题的复杂化和扩大化成为明显的趋势，沙特国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严重阻碍着这一问题的解决。

一、沙特什叶派政治运动的兴起与早期发展

(一)沙特什叶派政治运动的兴起

沙特什叶派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7世纪，长期以来，他们作为原住民，在当地能够公开举行宗教活动，自由修建清真寺。*Juan R.I.Cole， Sacred Space and Holy War: The Politics， Culture and History of Shi’ite Islam， New York: I.B.Tauris， 2002， p.42.但是,18世纪末沙特瓦哈比军队的征服并彻底改变了当地什叶派的命运。什叶派曾被迫接受瓦哈比派教义，大量什叶派圣墓和宗教场所被摧毁。*Jocob Goldberg， “The Shi’i Minority in Saudi Arabia，” in Juan R.I.Cole and Nikki R.Keddie eds.， Shi’ism and Social Protes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32沙特瓦哈比政权就此成为影响他们处境的最大因素，如何处理与沙特政权的关系一直是他们面临的最大课题。什叶派先后经历了三个沙特王国的统治，1902年第三沙特王国崛起，并延续至今。1932年，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建立，什叶派开始了向沙特社会整合的艰难过程。

什叶派在沙特地位低下，并长期处于涣散状态，缺乏必要的组织形式和有力的领导力量。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的推动下，沙特什叶派开始逐渐政治化，在什叶派聚居的东方省开采石油的阿美石油公司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公司打破了什叶派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状态，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公司员工成为50年代以来什叶派政治活动的主要力量。以罢工为主要形式的工人运动促进了各种世俗思想在什叶派中的传播，部分什叶派穆斯林加入复兴党和共产党等世俗政党，但它们规模很小，从来不是反对派的主力，因而什叶派不可能通过它们实现政治动员和组织化。

70年代，沙特什叶派政治开始转型，出现了有别于世俗政党的另一条政治发展道路。什叶派伊斯兰主义成为主要的意识形态，以哈桑·萨法尔(Hassan al-Saffar)为首的新一代乌里玛(宗教学者)成长为沙特什叶派的领导人。哈桑·萨法尔出生于卡提夫一个什叶派商人家庭，1971年到纳杰夫经学院学习，1973年前往伊朗库姆继续深造。一年后，他来到科威特，在阿亚图拉穆罕默德·设拉子(1928—2001)所办的宗教学校学习。该学校为沙特什叶派培养了一批政治运动的骨干，哈桑·萨法尔多次返回沙特东方省，动员什叶派学生到科威特接受宗教教育。*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The Shiite Question in Saudi Arabia， p.3.1975年，他们建立了沙特什叶派第一个松散的伊斯兰政治组织——什叶派改革运动(Shia Reform Movement)。它不赞同暴力手段，也不要求推翻沙特王室的统治，只想以改革方式缓解国内的反什叶派歧视。1977年，哈桑·萨法尔永久返回祖国，秘密在什叶派中建立网络，赢取支持。改革运动的活动为什叶派政治运动奠定了组织和思想基础，以哈桑·萨法尔为首、曾在科威特学习的乌里玛逐步掌握了沙特什叶派的领导权。

70年代后半期，沙特什叶派的政治化、改革运动力量的壮大以及沙特王室持续的高压政策，共同决定了什叶派政治的和平发展只是暂时的现象。1979年，沙特什叶派第一次发起了反对沙特王室的“起义”，什叶派政治发展由此进入新阶段。

(二)1979年沙特什叶派“起义”及其影响

1979年年底，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与推动下，*伊朗向沙特发射电台信号，鼓动沙特人起义推翻王室的统治。但伊朗的作用不应被夸大，伊朗不是“起义”的“操纵者”或“指挥者”。参见Jacob Goldberg， “Saudi Arabia and the Iranian Revolution: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in David Menashri ed.，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nd the Muslim World， Boulder:Westview Press， 1990， p.160沙特什叶派发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抗议运动，他们以“1400年1月起义”*公历1979年为伊斯兰教历1400年。称呼这次事件。11月26日，什叶派穆斯林违抗沙特政府不得过阿舒拉节的禁令，进行节日游行活动，与警察发生冲突。28日，约9万什叶派穆斯林走上街头，喊出反政府口号，要求公平分配国内财富，终止对什叶派的歧视。政府派遣2万国民卫队进行镇压，直接引发了遍布东方省多个地方的暴力活动。到12月3日抗议活动消退时，共有20人被杀，包括什叶派乌里玛在内的许多人被捕。*20名遇害者中，4人年龄为17—19岁，7人为20—30岁，3人为30—40岁，1人为60岁。其中8人为高中生，8人为自由职业者，2人为阿美石油公司员工，1人为教师，1人为妇女。显然，年轻人是“起义”的主力。参见Fouad Ibrahim， The Shi’is of Saudi Arabia， p.120.

1979年“起义”是沙特什叶派以阿舒拉节的宗教形式与政府对抗而发生的冲突。它具有三大特点：一是目标的世俗性。虽然以哈桑·萨法尔为首的乌里玛是“起义”的领导者，但它没有把建立伊斯兰国家作为主要目标，他们提出的要求几乎都具有鲜明的世俗特征。二是广泛的群众性。这次“起义”是沙特历史上第一次什叶派各阶层广泛参与的大规模运动。三是冲突的有限性。虽然抗议者数量很多，但冲突的规模和烈度比较有限。由于安全部门的长期控制，什叶派手中没有枪支等杀伤性武器，不可能发动武装斗争。*Fouad Ibrahim， The Shi’is of Saudi Arabia， p.128， p.139.

就历史的角度而言，1979年“起义”既是沙特什叶派长期政治化的直接结果，也是其高峰。它是沙特现代历史上什叶派第一次公开挑战沙特王室的运动，被哈桑·萨法尔称为“沙特什叶派历史的里程碑”。*Fouad Ibrahim， The Shi’is of Saudi Arabia， p.121.大部分“起义”的参与者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起义”本身成为他们人生的一大转折和政治成熟的仪式。*Laurence Louer， Transnational Shia Politics: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Networks in the Gulf，London:Hurst & Company， 2008， p.161.“起义”爆发后，改革运动改名为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组织(Organization for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成为试图发动伊斯兰革命的激进组织，其在什叶派中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世俗政党。

“起义”的突然发生促使沙特王室首次重视“什叶派问题”。自1979年底，王室相继采取多种安抚措施，以解决什叶派关注的部分问题。但是，它们只是平息抗议的权宜之计，而不是旨在彻底提高什叶派福利的长远规划。教派歧视没有实质性变化，什叶派问题的根源依然存在。不仅如此，沙特王室对什叶派的政治控制更加严厉。面对政府的搜捕，包括伊斯兰革命组织的多名骨干在内的3000名什叶派反对派人物逃离祖国，*Fouad Ibrahim， The Shi’is of Saudi Arabia， London:Saqi Books， 2007， p.122.开始在伊朗等国流亡，什叶派反政府活动的重心由此转向国外。国内什叶派失去了聚合人心的领袖人物，再也无力发起反政府运动。

伴随伊斯兰革命组织的多数领导人逃往伊朗，后者成为沙特什叶派反政府力量的活动中心。1983年，在沙特外交部长访问伊朗后，德黑兰和利雅得的关系开始改善，伊斯兰革命组织把部分力量转移到法国、英国、美国和叙利亚等国家，伦敦成为活动的重要据点。伊斯兰革命组织在国外依然秉持革命思想，反对沙特政权，但它在国际社会的影响极为有限，它和国内的什叶派无法建立有效联系，其反政府活动遭遇严重挫折。

(三)什叶派改革运动与沙特王室的和解

到90年代初，在经历大约10年的国外斗争后，什叶派领导人既没有动摇沙特王室的统治，也没有改善国内什叶派的处境。面对严峻的现实，他们不得不承认，什叶派由于人数少，力量弱，不可能发动一场成功的革命，单纯的政治对抗无法解决什叶派问题。1991年初，伊斯兰革命组织改名为改革运动(The Reform Movement)，这标志着它开始采用以和平渐进方式推进改革的新策略。它吸收了人权、民主等现代思想，承认了沙特王室的统治，开始主动表达和解的意愿。改革运动在西方以人权为核心的宣传活动，打破了沙特政府对本国什叶派的信息垄断，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沙特什叶派问题的关注，对沙特政府形成了一定的压力。与此同时，海湾战争后国内兴起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力量对沙特王室的统治形成了严峻挑战，长期持强硬立场的沙特政府走上了与什叶派反对派对话的道路。

1993年8月，法赫德国王以电报形式向全球沙特驻外使馆发出命令，“要求宽恕所有曾经从事各种反对派活动的什叶派，允许王国之外希望回国的什叶派返回祖国。”*Fouad Ibrahim， The Shi’is of Saudi Arabia， p.190.9月，改革运动的代表团来到沙特吉达，受到了国王法赫德的接见。沙特政府同意满足代表团提出的部分要求。*Graham E.Fuller and Rend Rahim Francke， The Arab Shi’a: The Forgotten Muslim， p.190.于是，到1994年7月，改革运动所有的成员都返回祖国。这次和解标志着什叶派和沙特政权的关系取得了重大进步。什叶派领导人就此开始把通过和平方式促使政府进行改革作为改善什叶派处境的根本办法。

但是，虽然什叶派民众普遍对和解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但其带来的实际变化比较有限。面对困境，自1995年年底，改革运动主动调整，试图融入沙特社会。以哈桑·萨法尔为代表的多数领导人认为，虽然政府没有完全满足要求，但适应现实，避免对抗，是一种更好的选择。*Graham E.Fuller and Rend Rahim Francke， The Arab Shi’a: The Forgotten Muslim， p.191.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改革运动积极活动，试图与国内各阶层、各组织建立友好的关系。在活动重心经历由国内、到国外、再到国内的变化后，改革运动变得更加务实和温和，它实现了由革命到改革的转变，成为全国一支积极的什叶派社会政治力量。

然而，改革运动的和解行动和新的发展策略并没有获得什叶派的一致赞同。沙特真主党*沙特真主党，又称希贾兹真主党，1987年建立，支持霍梅尼教法学家统治的思想和哈梅内伊的领袖地位。成员较少，曾袭击沙特国内石油设施和国外的沙特外交人员，1996年解体。参见Toby Matthiesen， “Hizbullah al-Hijaz: A History of the Most Radical Saudi Shi’a Opposition Group，”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64， No.2， 2010， pp.179-197.坚决反对它与沙特王室谈和，改革运动的部分领导人因不满政府没有兑现诺言而再次离开沙特，来到英国和美国等地，继续批评沙特政府。

二、伊拉克战争冲击下的沙特什叶派

进入新千年后，外部因素再次影响沙特什叶派。2001年“9·11”事件后，沙特国内兴起了一股要求王室进行全面改革的政治力量。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对沙特形成持续冲击。伊拉克一人一票选举制的确立对沙特形成了改革的外在压力，什叶派在伊拉克的上台不但引发了国际社会对阿拉伯什叶派的空前关注，也继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再次激发了沙特什叶派的权利意识。在此情况下，请愿成为沙特什叶派表达政治意愿的主要途径。

2003年4月，450位什叶派穆斯林向王储阿卜杜拉呈送了请愿书，这是沙特历史上第一次由多个阶层的男女什叶派发起的请愿活动，它代表了什叶派的主流愿望，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请愿书在强调对国家忠诚的同时，要求政府维护什叶派利益，结束对什叶派的歧视。*Internatiomnal Crisis Group， “Saudi Arabia Backgrounder: Who Are the Islamist?”， Middle East Report， No.31， September 21， 2004， p.11.他们宣称，“沙特阿拉伯王国的什叶派公民原本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里是他们永久的家园；他们别无选择，除了它没有忠诚的对象。”*Fouad Ibrahim， The Shi’is of Saudi Arabia， p.259.显然，承认沙特王室的统治，在既存政治秩序内改善处境，是什叶派政治诉求的一大特征。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媒体上出现大量文章，煽动沙特国内的分离主义倾向，鼓励什叶派走向独立。但沙特什叶派对此反应冷淡，改革运动领导人强烈谴责这一号召，并明确表态支持国家的统一。*Fouad Ibrahim， The Shi’is of Saudi Arabia， p.261.

地区形势的变动和国内的改革呼吁促使沙特王室作出回应。2003年夏天，王储阿卜杜拉建立了全国对话论坛(National Forum for Dialogue)，包括瓦哈比派、什叶派、苏菲派和非瓦哈比派逊尼派在内的各派穆斯林代表共处一室，历史上第一次共同探讨教派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问题。*Toby Jones， “Seeking a Social Contract for Saudi Arabia，” Middle East Report， No.228， 2003， pp.42-48.沙特王室对什叶派的态度也趋于开明。它放松了对什叶派宗教生活的限制，首次允许出版40本什叶派家庭法著作，*Vali Nasr， The Shi’a Revival: How Conflicts winthin Islam Will Shape the Future，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pp.239-240.而且默许卡提夫地区的什叶派设立宗教学校、修建清真寺以及黑市出售什叶派宗教读物。西方的记者、学者被允许进入东方省，改革运动也受到国内媒体越来越多的关注。改革运动的领导人哈桑·萨法尔受邀参加全国对话论坛，成为闻名全国的人物。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情况下，沙龙成为什叶派交流思想的独特平台。*Fouad Ibrahim， The Shi’is of Saudi Arabia， pp.216-217.

2005年3月，沙特举行了40年来首次全国市政委员会选举，什叶派积极参选和投票，其投票率远远超过逊尼派。*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The Shiite Question in Saudi Arabia， p.7.最终，什叶派代表赢得了卡提夫和哈萨两地市政委员会12席中的11席，他们全都是哈桑·萨法尔的支持者，这充分说明，改革运动依然是什叶派中的主导性政治力量。什叶派满怀热情地参选，希望以一切可能的合法方式改变自身的处境，但市政委员会选举却远远没有实现他们的愿望。市政委员会的权力极为有限，半数成员由国王直接任命，当选的什叶派无力推进任何议程。直到2006年，被任命的成员才就任，什叶派成员失望地发现，市政委员会根本无法发挥任何积极作用。

2005年8月，国王法赫德病逝，王储阿卜杜拉继任国王。阿卜杜拉在沙特向来以开明和宽容著称，什叶派乐观地认为一切将因此而改变。大批什叶派领袖和乌里玛前往利雅得，向新国王宣誓效忠。这是沙特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什叶派急切地想以这种方式来换取沙特新国王和王室的善意。但是，阿卜杜拉即位后的改革十分有限，对什叶派的歧视依然如故。什叶派请求阿卜杜拉公开反对那些反什叶派的法特瓦*Michael B.Farrell， “Saudi Arabia Casts Wary Eye on its Shiites，”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uary 18， 2007.，但没有得到回应。2008年，阿卜杜拉国王在联合国大会号召世界宗教互相宽容，但对于沙特宽容国内什叶派却只字不提。*Human Right Watch， Denied Dignity: Systematic Discrimination and Hostility toward Saudi Shia Citizens， September 3， 2009， p.2.政府的漠然态度使得什叶派内部普遍存在沮丧情绪，部分人日益对沙特王室不满，2009年的麦地那事件成为什叶派在1993年和解后再次走向激进化的重要转折点。

三、2009年麦地那事件及其影响

改革运动的温和路线在什叶派中日益受到批评。早在2005年，卡提夫北部阿瓦米耶(al-Awamiyya)村*阿瓦米耶村居民都属什叶派，人口约为2.5万，是沙特什叶派反政府活动的重要据点，在卡提夫被称为“小费卢杰”。的什叶派宗教学者尼姆尔·尼姆尔(Nimr al-Nimr，1959—2016)就拒绝参加市政委员会选举，否认它对什叶派有任何益处。尼姆尔出身于一个声望较高的乌里玛家族，他谴责改革运动与政府进行对话，要求公平分配石油财富。尼姆尔最初在什叶派中影响很小，但2009年的麦地那事件改变了这一状况。

麦地那的“天堂林苑”(Tree Garden of Heaven)墓园因安葬着先知穆罕默德女儿法蒂玛和4位什叶派伊玛目的遗体，在全世界什叶派中享有极高的地位。*对麦地那什叶派的详细介绍参见Werner Ende， “The Nakhawila， a Shite Community in Medina: Past and Present，” Die Welt des Islams， Vol.37， Issue 3， 1997， pp.263-348.游访墓园是什叶派延续数百年的传统，却长期遭到瓦哈比派的禁止。2009年2月23日，数百位男女什叶派穆斯林要去墓园纪念先知穆罕默德忌日，却遭到阻止无法进入。当他们来到墓园和先知清真寺之间的广场时，遭到宗教警察和去清真寺礼拜的逊尼派的袭击，至少一人被匕首刺伤。后来，麦地那当地的什叶派还受到安全部队和逊尼派的殴打。*Toby Matthiesen， “The Shi’a of Saudi Arabia at a Crossroads，” Middle East Report Online， May 6， 2009， http://www.merip.org/mero/mero050609， 2013-06-20.沙特政府的镇压行动虽然规模较小，但触发了什叶派的怒火，引发了国内外什叶派的一系列示威活动。

最激烈的抗议出现在沙特东方省，一个名为“青年力量”(Force of Youth)的新组织号召什叶派走上街头支持麦地那被捕和受伤的什叶派。几天后，卡提夫等地的什叶派游行。2月24日，另一个名为“卡提夫自由人”(Free Men of al-Qatif)的组织号召什叶派进行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政府以严厉措施对付抗议者，到3月中旬，30多人被捕。一些什叶派把2009年的麦地那事件与1979年“起义”相提并论，称之为1430年“起义”。

这次事件不仅使得麦地那什叶派第一次受到全国的关注，而且增强了沙特不同地区什叶派之间的联系。麦地那事件也扩大了尼姆尔的影响，使其成为什叶派抗议政府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他激烈抨击沙特领导人，并警告沙特政府，如果它不改变对反什叶派极端主义的支持，那么他和他的支持者将为东方省什叶派居住区的分离而战斗。*Donna Abu-Nasr， “Saudi Government Cracks down on Shiite Dissidents，” Associated Press， April 1， 2009.阿瓦米耶村的年轻人游行声援他；有些人专门建立网站关注他的安危。尼姆尔俨然成为国内什叶派反政府抗议活动的象征。*Toby Jones， “Saudi Arabia，” in Assaf Moghadam ed.， Military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Shiism: Trends and Patterns， London:Routledge， p.148.

以尼姆尔为代表的激进力量的壮大对持温和立场的改革运动形成了挑战。尼姆尔的分离言论使得哈桑·萨法尔等人震惊不已。他们批评尼姆尔的演讲，宣称它并没有表达大多数东方省什叶派的愿望。虽然沙特政府和国外观察者把哈桑·萨法尔视为什叶派的主要代表，但不争的事实是他的和解路线并没有终结无处不在的教派歧视，而这直接削弱了他在什叶派中的地位。尼姆尔的崛起正是什叶派中不满情绪显著增强的结果和反映。

沙特政府指责什叶派激进分子和“外国政党”策划和发起了麦地那和东方省的骚乱。麦地那事件后，政府一方面惩罚什叶派，加大对他们宗教生活的限制；另一方面，政府也开始约束王国内的逊尼派煽动教派分歧。麦加清真寺的大伊玛目阿迪勒·卡勒巴尼(Adil al-Kalbani)就因谴责什叶派不属于穆斯林而受到警示。*Sheik Adil Kalbani, “A Black Imam Breaks Ground in Mecca，”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1， 2009.但是，政府缓和教派歧视的措施和意愿非常有限，什叶派普遍相信，沙特王室实际上在利用教派矛盾，来维护自身统治。就在2009年，阿卜杜拉国王改组了内阁，但没有一位内阁部长和驻外大使属什叶派。*Leo Kwarten， “Why the Saudi Shiites Won’t Rise up Easily，” Conflicts Forum， June 2009， p.5.什叶派问题照旧存在，在源于突尼斯的阿拉伯抗议运动的冲击下，东方省又一次陷入动荡之中。

四、2011年沙特什叶派抗议运动

2011年以来，“阿拉伯之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沙特什叶派的抗议运动却遭到忽视。*西方媒体和以半岛电视台为代表的阿拉伯媒体极少报道沙特抗议活动。参见Toby Matthiesen， “Saudi Arabia: The Middle East’s Most Under-reported Conflict，” The Guardian， January 23， 2012.2011年的抗议运动是沙特自1979年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和影响最大的什叶派政治运动。宏观而言，它是遍及阿拉伯多国的抗议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外部因素尤其是巴林什叶派影响下沙特什叶派争取自身权益的又一次重要努力。它起源于卡提夫，蔓延到包括麦地那在内的几乎所有什叶派居住区。它表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什叶派内部新一代年轻人的兴起对以往的领导人形成了严峻挑战。70年代中期以来，以哈桑·萨法尔为代表的革命组织(改革运动)是什叶派的主要领导者。1979年，革命组织领导了什叶派抗议运动，1993年，哈桑·萨法尔等人代表全国什叶派与沙特政府进行和谈。此后近20年，哈桑·萨法尔等伊斯兰主义者是什叶派内部最具影响的政治人物，由革命组织转变而来的改革运动是什叶派最主要的政治力量。但到2011年的抗议运动，哈桑·萨法尔和改革运动被边缘化，20岁左右的年轻人成为政治主体。新一代年轻人对这些“传统而保守的”领导人失望不已，他们藐视哈桑·萨法尔等人的权威，反感和不满改革运动的和解路线。*Toby Matthiesen， Sectarian Gulf: Bahrain， Saudi Arabia， and the Arab Spring that Wasn’t，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2013， pp.83-84.他们接受了水平更高的教育，熟悉网络、手机等新型的交流工具，具有更加强烈的权利意识。

年轻人的抗议活动对哈桑·萨法尔等上一代革命者和传统乌里玛构成了严重威胁，后者不仅不支持他们的举动，反而在表达对国家忠诚的同时，一再呼吁其停止抗议。在乌里玛中，唯有尼姆尔一人明确支持抗议活动。这样，什叶派内部出现了明显的政治裂痕，一方面是试图通过街头政治寻求改变的年轻人，另一方面是寄希望于请愿和合作的老一代什叶派领导人。新一代年轻人是现状的激烈挑战者，哈桑·萨法尔等原本的革命者却成为其维护者。什叶派内部的新旧力量出现重大变化，但年轻人的涣散性决定了他们还不足以取代哈桑·萨法尔等人的地位。

第二，什叶派抗议活动呈现出明显的激进化的趋向。自2011年2月开始后，什叶派抗议运动呈阶段性发展，每一个“敏感”事件发生后，抗议者的要求和口号更加激进，抗议者与政府的冲突也更加血腥。与此同时，宗教学者尼姆尔因坚定支持抗议活动，赢得了大量年轻人的拥戴，俨然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

2011年3月11日被沙特什叶派确定为“愤怒日”，但相比其他国家，沙特东方省游行的什叶派人数比较有限，口号也十分温和，释放什叶派政治犯和平等对待什叶派是主要内容，抗议者“没有推翻政权的计划”。*Toby Matthiesen， “Saudi Arabia’s Shiite Problem，” Foreign Policy， March 7， 2012， http://mideast.foreignpolicy.com/posts/2012/03/07/saudi_arabia_s_shiite_problem， 2013-07-05.3月14日，沙特出兵巴林镇压当地什叶派抗议运动的行动，直接激怒了东方省的什叶派，数千人示威游行，持续声援巴林什叶派。10月，抗议者和警察在阿瓦米耶村警察局附近交火。事后，沙特政府谴责外国(指伊朗)是幕后主使，什叶派对国家的忠诚受到了质疑，什叶派信仰遭到嘲弄。这引起了什叶派极大的愤怒，随后爆发了一系列示威活动。虽然尼姆尔劝导年轻人不要使用暴力，但同时宣称什叶派除了真主，不忠于任何国家。*Toby Matthiesen， “A ‘Saudi Spring?’ The Shi’a Protest Movement in the Eastern Province 2011—2012，” p.647.11月底，在2名抗议者被杀后，2万什叶派穆斯林走上街头，史无前例地高喊“沙特王室去死”。同日，2名抗议者被杀，10万人集会参加葬礼。2012年1月初，沙特内政部公布了23名有待逮捕的“暴徒”的名单后，局势再次紧张，抗议者把内政部长纳耶夫称为“屠夫”和“恐怖分子”。*Jess Hill， “The Growing Rebellion in Saudi Arabia，” The Global Mail， February 24， 2012.2月，尼姆尔公然挑战沙特政权，宣称人民有权选择政府，沙特王室已经丧失合法性，“他们杀害我们的孩子，还想统治我们？”*Toby Matthiesen， “A ‘Saudi Spring?’ The Shi’a Protest Movement in the Eastern Province 2011—2012，” The Mddle East Journal， Vol.66， No.4， 2012， p.654.7月8日，尼姆尔被捕后*尼姆尔被捕时遭到枪击，腿部受伤。，局势陡然升级。年轻人要求释放尼姆尔，一些人向政府大楼、警察巡逻队投掷燃烧弹，在繁忙的街道燃烧轮胎，4人随即被杀。9月以来，政府虽然控制了局势，但抗议活动没有完全停止。

第三，沙特政府以镇压为主，让步为辅。对于抗议活动，沙特政府总体上采取了强硬措施，同时以多种措施以限制其影响。政府多次宣布，将以铁拳镇压抗议者。军警不仅逮捕了大量抗议者，还开枪射击，造成多人伤亡。3月14日，沙特派军队进驻巴林。为了确保逊尼派不加入抗议活动，沙特政府还大打教派牌。它有意强调什叶派的威胁，谴责什叶派是伊朗的第五纵队，指责伊朗、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涉入抗议活动，宣称什叶派所有的抗议活动都是外国的阴谋。教派主义实际上成为沙特政府反对改革和打压抗议者的重要手段。*Madawi Al-Rasheed， “Sectarianism as Counter-Revolution: Saudi Responses to the Arab Spring，”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11， No.3， 2011， pp.513-526.什叶派由此被有意孤立，绝大多数沙特逊尼派穆斯林因担心中东什叶派实力的增长而站在政府一边，支持其镇压抗议的什叶派。东方省的抗议活动因此既没有赢得逊尼派的同情，也没有激起逊尼派发动大规模示威游行，这就注定了它不可能威胁到沙特王室的统治。

在镇压的同时，沙特政府也做出了一些让步。在抗议初期，国王宣布投资1200—1300亿美元，来改善年轻人的就业和住房状况，失业者每月可以领到2000里亚尔(533美元)，仅在2011年，至少有100万人受惠。*Diana Al-Jassem， “Hafiz: Inspiration for Job Seekers，” Arab News， May 15， 2012.在冲突中，政府还释放了部分关押的什叶派，并表示要调查抗议者被杀的事件。但政府的措施远远没有达到什叶派的期望。

2011年以来的什叶派抗议活动一直没有停止的迹象。被关押的尼姆尔成为什叶派关注的焦点。由于受难的经历，他享有了更高的声望，开始被称为阿亚图拉。长远而言，这次抗议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沙特政府的教派宣传孤立了什叶派抗议者，但同时恶化了什叶派与政府的关系，扩大了国内什叶派与逊尼派的隔阂。2013年3月，37位什叶派领导人签署声明，指责政府使用间谍指控，来挑拨教派关系，促使逊尼派放弃改革要求。*“‘Death by Crucifixion’ for Ayatollah Al-Nimr， Demands Saudi Prosecutor，” March 27， 2013， http://www.aimislam.com/death-by-crucifixion-for-ayatollah-al-nimr-demands-saudi-prosecutor/， 2013-07-08.另一方面，新一代年轻人由于这次抗议运动而大大政治化，他们的崛起改变了什叶派内部的政治生态。哈桑·萨法尔等老一代领导人越来越丧失吸引力，这无疑将成为影响沙特什叶派未来政治走向的重要因素。

五、沙特什叶派政治前景

2014年年末以来，“伊斯兰国”成为影响沙特国内教派关系的新因素。11月，哈萨绿洲的什叶派被袭击，8人遇难。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沙特什叶派最惨重的伤亡事件。2015年1月，萨勒曼继任国王，延续了以往的什叶派政策。5月22日，沙特东部卡提夫地区的什叶派清真寺遭遇自杀式袭击，至少21人死亡。“伊斯兰国”宣称对此负责，其目的显然是要制造和扩大两大教派的矛盾。国王萨勒曼承诺严惩凶手，但5月29日，东部达曼城的什叶派清真寺再次遭遇汽车炸弹袭击，至少4人死亡。为了自我保护，什叶派组建了安全委员会，它们自称“人民动员”(al-Hashd al-Shaabi，The People’s Mobilization)*伊拉克什叶派反击“伊斯兰国”的民兵自称“人民动员”。，巡逻街道，检查进入清真寺大门的车辆和人员。*Toby Matthiesen， “Sectarianism after the Saudi Mosque Bombings，”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9， 2015.显然，什叶派已经不再信任沙特政府提供安全供给。10月17日，东部参与阿舒拉节的什叶派又遭遇袭击，5人死亡。2016年1月初，尼姆尔和其他46名囚犯以恐怖主义罪名被处死。它不仅引发地区性政治危机，也激化了沙特国内和整个中东的教派矛盾，沙特东部发生多起暴力事件。进入2017年，沙特什叶派居住区虽然恢复了平静，但沙特什叶派的政治前景并不乐观。

(一)君主制和瓦哈比派的双重重压

自1975年改革运动兴起，沙特什叶派抗争了40多年，他们与沙特政权的关系经历了重大变化，但其处境至今没有出现明显改善。在较长时期内，作为阿拉伯什叶派中境况最差的群体，他们不可能根本改变自己的命运，君主制和瓦哈比派是他们难以逾越的两大障碍。

自1902年第三沙特王国建立，君主制就是其最根本的政治体制。作为惯例，国王只能在王室核心成员中产生，其他任何人不得染指。王室主宰着国家的军政大权和油气资源，决定着其内政外交和发展方向。王室把国家视为家族产业，反对任何实质性的民主化改革。2005年以来，虽然进行了三次市政委员会选举，但由于它没有实权，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参政需求。与此同时，王室坚决拒绝拥有一定实权的协商会议经选举而产生。王室内部的强硬派认为，沙特国家是老沙特依靠武力费尽心血创建的，沙特王室以外的人既没有资格分享权力，也无权就如何治理国家置喙，他们主张对包括什叶派在内的所有反政府力量予以坚决镇压。就此而言，什叶派的遭遇本质上和国内一般的逊尼派穆斯林没有差别，只要沙特式的君主制继续延续，普通民众就不可能分享国家权力，进而对王室形成制约。20世纪90年代以来，什叶派把民主视为改善处境的主要途径，试图和逊尼派一起推动国内的政治改革。他们意识到，唯有把自身的权利诉求汇入整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才能走上良性的政治发展道路。正如哈桑·萨法尔所言，“我们小心谨慎地不在议程中太过高调地提出特殊的什叶派要求。”*Leo Kwarten， Why the Saudi Shiites Won’t Rise up Easily， p.10.什叶派曾寄希望于王储阿卜杜拉推动政治和宗教改革，但是，什叶派的遭遇是君主制下的制度性问题，不可能依赖某个实权人物的善意而获得解决。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沙特王室不是把什叶派问题看作局限于国内的社会政治问题，而是视为与外部势力(伊朗)有关的国家安全问题。在它看来，什叶派的民主诉求实际上反映了伊朗的利益，什叶派权力的扩大等同于伊朗势力的扩张，因此，压制本国什叶派，也是沙特王室与伊朗进行地区竞争的体现和需要。

相对君主制，瓦哈比派对什叶派的影响更加深远。按照常理，沙特什叶派问题的解决要比伊拉克(60%)、巴林(75%)等什叶派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容易得多，因为即便满足什叶派的各种要求，也不可能根本改变沙特国家的逊尼派特征和以教派划线的权力分配结构。然而，瓦哈比派在宗教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地位决定了什叶派不可能成为沙特国家的完全公民。瓦哈比派是沙特的官方宗教和王室统治的主要合法性来源，“国王的立法必须符合伊斯兰教法，而伊斯兰教法的诠释权则掌握在宗教领袖和最高宗教会议手中，国王的立法必须得到宗教权威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马福德：《近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先驱——瓦哈卜及其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55页。失去了瓦哈比派乌里玛的支持，沙特王室的统治便难以为继。因此，沙特政权必须实践瓦哈比派的宗教思想，而敌视和反对什叶派正是保守的瓦哈比派教义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

一般而言，逊尼派和什叶派都互相承认对方为穆斯林，但瓦哈比派自视为伊斯兰正统，坚决反对崇拜圣徒和圣墓等违背拜一神信仰的做法，把遵行这些礼仪的什叶派和苏菲派斥为异端。反什叶派就是瓦哈比派的一大特征，瓦哈比派乌里玛是沙特境内反对什叶派的主要势力，*Raihan Ismail， “The Saudi Ulema and the Shi‘a of Saudi Arabia，” Journal of Shi‘a Islamic Studies， Vol.V， No.4， 2012， pp.403-422.他们总是在嘲笑和贬低什叶派，甚至直接否认什叶派的穆斯林身份。瓦哈比派乌里玛拒绝任何逊尼派和什叶派和解的尝试，并频频发表抨击什叶派的法特瓦。学者哈米德·伊纳亚特(Hamid Enayat)就认为，瓦哈比派是什叶派自伊斯兰教兴起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Hamid Enayat， Modern Islamic Political Thought， p.41.

在瓦哈比派的直接影响下，沙特什叶派遭受种种歧视，被置于沙特社会的底层。尽管自立国伊始，沙特王室便限制极端瓦哈比派的影响，但瓦哈比主义依然极大地影响着沙特国家对什叶派的政策。事实上，“沙特家族对瓦哈比派的忠诚往往通过他们对待控制下的什叶派的方式来衡量”，*Joshua Teitelbaum， “The Shiites of Saudi Arabia，” p.74.瓦哈比派乌里玛就认为，“对什叶派的宽容立场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沙特王室统治的合法性”，*Fouad Ibrahim， The Shi’is of Saudi Arabia， p.28.因此保守的瓦哈比派是沙特什叶派问题彻底解决的最大障碍。阿拉伯什叶派研究专家富勒夫妇曾尖锐地指出，在沙特改变思想基础之前，任何有关什叶派问题的讨论都属枉然，任何他们争取平等地位的努力都属徒劳。*Graham E.Fuller and Rend Rahim Francke， The Arab Shi’a: The Forgotten Muslim， p.200.“在沙特什叶派看来，瓦哈比派是他们社团整个历史上遭受的最大灾难。”*Graham E.Fuller and Rend Rahim Francke， The Arab Shi’a: The Forgotten Muslim， p.180.除非修正或抛弃瓦哈比主义，重塑沙特国家的意识形态，他们的处境就不可能获得实质性改善。但是，瓦哈比派对沙特国家的重要性决定了这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情。

(二)沙特什叶派的可能选择

君主制和瓦哈比派的双重重压决定了什叶派问题将是沙特国家长期难以愈合的痼疾。面对强大的沙特国家，什叶派的选择十分有限。综合来看，他们的策略有4种可能：

第一，使用暴力在内的各种方式反对沙特政权，迫使其改变政策。这包括暗杀、爆炸、偷袭和其他抵抗形式。沙特什叶派曾经采用过这些形式，20世纪80年代末，沙特真主党就曾袭击石油设施，暗杀外交人员。2011年以来，政府数次报道了个别什叶派穆斯林与警察交火的事件。当前，没有证据显示，什叶派手中拥有大量武器，但是，要获得轻武器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问题的关键是，什叶派是否想武装自己，与政府进行暴力对抗？显然，绝大多数人并不愿意这样。毕竟什叶派在沙特人数较少，不可能通过暴力在东方省独立建国。以激进著称的宗教学者尼姆尔虽然曾多次号召抗议者做好牺牲的准备，但同时力劝他们不要“以子弹回应子弹”。*Toby Matthiesen， “Saudi Arabia’s Shiite Escalation，” Foreign Policy， July 10， 2012， http://mideast.foreignpolicy. com/posts/2012/07/10/sable_rattling_in_the_gulf， 2013年7月14日。因此，暴力手段难以得到什叶派的普遍认同。但是，这并不能排除少数年轻人会再次以暴力方式表达愤怒。近年来，沙特政府对什叶派要求的一再敷衍和漠视已经导致激进思想在什叶派中的扩大化。如果少数人拿起武器，沙特国家将政局不稳，什叶派也将蒙受灾难，但这只能使得什叶派问题更加严重化。

第二，以和平方式继续反对政府。这意味着什叶派再次像90年代初一样从事宣传活动，“揭露”沙特政府对人权的破坏。实际上，部分改革运动的前领导人目前就在英、美等国办报刊和网站，报道和评论沙特国内政治。但是，哈桑·萨法尔等国内的什叶派领导人已经彻底放弃了这种方式。此外，这种方式还包括与沙特其他寻求变革的民间力量进行合作。但由于教派矛盾的存在和激化，逊尼派中极少有人愿意与什叶派合作，就反对政府而言，沙特国内从未形成大规模而牢固的教派统一阵线。

第三，从沙特社会“撤离”。这是一种消极等待、不作任何抗争的求生策略。它承认沙特政权的优势地位，害怕无谓的反抗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它只关注维护什叶派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指望沙特王室的善意会带来好运。除非必要，它也尽量不与政府发生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确实多数什叶派持这种态度，但随着政治动员的日益深化和权利意识的普遍增强，这样的什叶派越来越少，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这样的人更加罕见。

最后，合作与共存。这是1993年以来改革运动所采取的策略，也被众多什叶派所支持。他们希望改变的不是国家的统治者，而是其什叶派政策。他们寄希望于王室，试图在既有的沙特国家的框架内改善自身处境。面对后冷战时代逊尼派极端分子日益严重的威胁，什叶派普遍认识到，自身的安全与发展与沙特政权的生存密切相关，倘若沙特王室被逊尼派极端势力取代，他们将面临更大的灾难。实际上，在稳定国内局势和反对逊尼派极端分子上，什叶派与沙特政府具有共同的利益。这种策略不是简单的服从，而是试图以请愿、对话和协商的方式，逐渐消除歧视。它反对街头政治，更反对暴力斗争。与第一种不同，这种方式不会引来政府的大规模暴力，但是共存本身完全仰赖于沙特政权和瓦哈比派宗教界的善意。如果政府继续采取强硬措施，那么这一策略就会对什叶派丧失吸引力。2011年的抗议运动就是新一代年轻人对改革运动的和解路线不满的结果。

然而，无论什叶派采用何种策略，都无力根本改善自身的处境。毕竟家族统治和瓦哈比派的结合与什叶派权利诉求之间存在无法化解的结构性矛盾。就长远而言，什叶派年轻人的崛起和激进化最值得关注，它不仅将改变什叶派内部的权力结构，也将严重影响什叶派与政府的关系。毋庸置疑，什叶派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沙特王室是否愿意采取实质性的改革措施。但处决尼姆尔的行动充分说明，沙特王室依然拒绝做出任何重要的妥协。这就意味着，什叶派的抗议活动将成为长期性的现象，什叶派问题将继续影响沙特的国内稳定和对外关系。但由于沙特什叶派的组织化水平远低于黎巴嫩和伊拉克什叶派，他们反政府活动的规模和激烈程度在一定时期内将比较有限。

(责任编辑：郭丹彤)

2017-05-08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当代阿拉伯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编号：11XSS00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一等资助项目“什叶派乌里玛与现代伊朗政治研究”(编号：2014M56074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什叶派乌里玛与近现代伊朗政治研究”(编号：2016T90889)。

李福泉(1978-)，男，甘肃兰州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

A

1674-6201(2017)02-0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