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亮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上海 200241)

从“同质性”的抽象劳动时间中“撤离”
——对约翰·霍洛威激进政治理念的阐释及反思

孙 亮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上海 200241)

借助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名词”到“动词”转换的分析，约翰·霍洛威区分了“时钟时间”与“行动时间”，前者作为一种同一性的力量，它的持续性封闭了每一个时刻。现在“行动时间”正好颠倒过来，它开启每一个时刻作为可能性的时刻。行动时间作为一种守护人自身尊严的时间，要求人们必须从抽象劳动时间作为法则的资本世界中撤离出来。但是，这种激进政治方案显然遮蔽了资本主义客观基础的分析，进而错误地颠倒了两种时间的历史发生的秩序，也遗忘了“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

约翰·霍洛威；时间政治；资本主义

在西方学术界，影响深远的“开放马克思主义”(Open Marxism)试图激活阿多诺的“非同一性”的否定辩证法理念，并将其渗透到价值形式的批判中，据此重构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了解此一学派，作为“代表人物”的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无疑是重要的学术入口*约翰·霍洛威(1947—)，现为墨西哥普埃布拉大学社会学教授，开放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代表作品：《无须夺权改变世界》《裂解资本主义》《我们就是资本的危机》等。关于其研究，具体参见2017年以来笔者发表的系列论文。。在其知名著作《裂解资本主义》《无须夺权改变世界》等文本中，霍洛威的工作一直是以《资本论》为“底本”，并辅以阿多诺的视角，试图去勾画出一条既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如亚瑟(Christopher Arthur)等人以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对《资本论》所进行的解读，因为前者对于革命设想的诸多概念，如先锋队、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对抽象劳动的颠覆等，都还是从“同一性”的角度看问题，加之苏联、东欧的传统社会主义后来所发生的“状况”，使得他反驳了此一路向。对于黑格尔辩证法对马克思解读所造成的封闭性，则严重违背了霍洛威秉持的“开放马克思”的政治旨趣。那么，当我们从霍洛威对“行动”(Do)与“行果”(Done)进行区分出发，牢记我们不是要去构想颠覆“行果”(资本)，而是要将革命的道路还原到一个更为本源的“行动”时，有一个向度肯定会自然地被伸张出来，这便是“时间政治”的问题，为此，霍洛威在《裂解资本主义》的“第七部分”以及一些相关的文献中加以论证。那么，他是怎样将时间与“非同一性”勾连在一起的？又是借助怎样的理论加以铺垫与论证的呢？相信沿着这一思路的追问，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些误判，从而提升我们对马克思人类解放学说的崭新理解。

一、从“名词”到“动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间政治的理论入口

对于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差异，可以从马克思如下的追问加以分析：“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样的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量的价值量呢？”[1]98这里，“价值形式”被提到二者差异的核心位置，沿着这一思路除了学术界已经注意到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所进行的解读之外，霍洛威借助博纳菲尔德(Werner Bonefeld)这一中介，接续德国新马克思阅读学派的“价值形式”分析并使之激进化则是又一经典。在霍洛威看来，斯密与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作无关紧要的东西，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注意力被价值量的分析完全吸引住了，更重要的是，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不仅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最抽象的，而且也是一般的形式(universal form),这就使得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赋予其具体的历史特质[2]165。但是，这一点却被斯密与李嘉图给遗忘了，而是将此种生产方式看作为社会生产的自然状态，当然，对于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的货币、资本，乃至延伸的国家形式、法律形式也一一忽略了。

那么，对价值形式的重视意味着什么？在霍洛威看来，当我们只是对“价值”这种人的行为结果迷恋的时候，根本忘记去追问这种结果何以会表现为如此，因而批判始终朝向客体进行，这是完全错误的。但是，至今的西方激进理论家依然对马克思批判内涵做如此理解，“穷人对抗富人”“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无权者对抗有权者”，“总之，激进理论趋向于关注压迫和被压迫的斗争，而并非关注压迫的脆弱性”[2]158。依据霍洛威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并不存在“他们”，“他们”只是我们创造的，我们才是唯一的现实力量，因而，当今激进政治批判理论必须重新审视“批判”，使得批判从关注“客体”回到以“主体”为中心。关注客体的政治抗争与政治经济学关注价值等是逻辑一致的，而对主体的观照也绝不仅仅是对“我”的重视，而是对客体从哪里来的本源性的开掘，这是一个生成性的考察。由此，霍洛威说批判理论的当务之急就是动词的恢复。理由在于，在普遍拜物教化的世界，诚如人们在对商品的祛除历史性的解读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个世界是以各种名词(Done)、事物主宰的，诸如货币、国家、汽车、法律、文化产品等，但把产生的行动(Do)，包括创造、组织、科研、颁布等给遗忘了，这意味着，“每个名词都是对动词的压制”，“每一个名词都赋予了一个行动结果的自治性的外观，分离了行动(Do)与作为名词的行果(Done)”[3]232。显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阿多诺对同一性批判与马克思对商品自治性双重影子的叠加。

对价值形式的追问就是重新对动词(Do)的观照，而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倾向将目光朝向名词，所以他们对结果的迷恋必然是一个已经隐瞒了太多真实内容的研究，因为每一个名词背后都隐藏着行动本身，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本身就是拜物教化的物，这种视野决定了名词是不动的，没有历史的、自然而然的。于是，马克思向价值形式发问的意思可以解读为要求人们要由名词进入到动词进行资本主义分析，“反资本主义的文本就应该放弃名词，仅使用动词”[3]232，当然，这似乎非常奇怪，一个只有动词的文本不仅是难写的，更是难理解的。当然，这其实也是霍洛威思想最难以为人们所理解的地方。不过，只要我们转换一个视角便能够明白，对未来不可能有一个同一性的文本叙事结构，恰恰是霍洛威对否定辩证法延续的明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例加以说明，在其《为什么要阿多诺》的文本中，他曾表明，黑格尔辩证法所强调的“正—反—合”之“合”的理论旨趣在于将对立面做一种积极的、乐观的“和解”，进而，以此来解读马克思时，资本主义的“劳动与资本对立”这一核心矛盾，最终可以在这种纯粹形式的辩证法推演下得以和解，从而达至一个美好的共产主义世界(Happy ending),这是霍洛威绝不接受的。依他之见，传统的“斗争被看作是为了什么，而不是首先抵抗什么，危机的核心(一个否定概念)已经被强调重构(一个积极概念)所丢失或置换了”[4]。这种对积极概念的拒绝所呈现出的非同一性的叙事风格意图在于：“一个动词的世界将打开一个可能性的空间，我们行动的结果不在有固定的模式，世界变得更加开放。”[3]232

于是，名词对动词的遮蔽一方面被解读为是拜物教的文法学的表达，“商品拜物教的产生源自于这样一种事实，行为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物加以呈现，名词在我们语言中的力量表现为我们生活中事物的真正主宰的表达”[3]233，这就是说不应该以名词言说物，而要通过对动词的思考去探寻社会关系，诸如资本、国家、法律等等不过都是社会关系的表现，不能够停留在资本、国家这样的名词的思考上。这样一来，当我们面对一个动词的世界，一个将行动(Do)作为中心思考的世界，时间的“持续性完全丧失了其力量，这正是作为行动的本体保证，如果每一个事物都是行果(Done)，即行动的结果，并且假设每一个行果(Done)的当下存在被理解为一种行为者之间的关系，那么每一时刻都获得了特定性，在其中一切都富有争议”[3]233。这样时间的持续性在动词的世界里面变得不再可能，它只能存留在同一性的名词世界之中，按此推论，持续性的时间就是将一切事物都以名词对待的必然结果，这也是拜物教批判要与之划清界限的重要对象，与之对应，便是重新回到主体的行动方面的世界，这是动词世界的时间观念，是“非持续”“非同一性”的，“动词是非同一性的语言”，霍洛威认为，“没有持续性的时间，每一刻都有它的特殊性、每一刻都是创造的一瞬间”。[3]233这与传统的批判理论显然不同，因为传统理论认为，“每一个时刻的效用都在于建设一个未来，反叛行为以是否有助于一场持久革命的视角加以判断，但是，如果我们打破这种持续性时间，认为每一个时刻都是与众不同的”，那么，“每一个时刻都是自己的法官，反叛的每一个时刻都是为了自身的尊严”。[3]233显然，时间的持续性一旦被切断，那么，一方面时间暗含的未来向度也就不存在了；另一方面作为抽象劳动时间对人的行为规训也会发生断裂，因为我们会相信我们自己的时间是非同一性的，拒绝一切对时间的同一化，这是对自身生命行为的单一性的尊重，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引入动词化分析的必然结果。

二、在时间的裂缝中停止制造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新空间

进入数字化的“认知资本主义”时代里，我们更加能够感受到生活与生产之间界限的日趋模糊，整个生活都被抽象劳动时间所统治、规训着，“人类生命大体上已经被裹挟进了没有间歇的时间状态，不停地运行就是其准则”[5]。这一点正如哈特穆特·罗萨对社会加速逻辑悖论所揭示的那样，虽然技术已经渗透进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提高速度为人们赢得了大量的时间，但是，“虽然我们拥有丰富的(überfluss)时间，我们却没有时间”[6]。显然，前后的“时间”是不同的，不过罗萨的兴趣点在于这种加速(Beschleunigung)对人异化的影响，他没有深入到以“时间”来构建起政治学的可能性维度。与此不同，约翰·霍洛威区分了“时钟时间”(Clock-time)与“行动时间”(Doing-time),前者就是罗萨说的我们拥有的丰富的时间，后者“行动时间”则是我们所缺乏的，现在让我们来进一步看霍洛威如何将这一区分激进化的。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资本主义最大的秘密便是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统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资本对劳动的压制，从而革命便是资本与劳动的二元对抗。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这种对抗的消解将依靠这样一个重要的向度，即资本自身的积累及其所导致的尖锐化的危机。按照一种观点认为，在1857年经由经济危机与预期革命落空后的马克思，在出版资本论的时候已经开始将这种危机与资本主义的长期积累趋势结合了起来，“危机不再是一种大灾变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积累正常方式的一个方面”[7]。对此，霍洛威的设想是另外一条思路，在他看来，资本、抽象劳动、抽象劳动时间作为一种同一性的力量，对我们的行动不断地压制，使得越来越多的行动转变为符合抽象劳动原则的行果(Done)，这是人们自身行动权力(Power to)的丧失，也是人们行动时间被强行推入抽象劳动时间的过程，抽象劳动时间即是“时钟时间”,这种时间具有同质化(Homogenization)的特征。“时钟不仅代表劳动纪律，代表守时，更是一种生活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时钟时间是持续时间，呈现为主体与客体、构成与存在、行动结果和行为分离的时间。我们创造的东西却与我们分离。它采取一种新的存在，其中我们的构成或事物的创造被否定，我们的行动时间消失”[3]138。对于同一性的“时钟时间”“资本”，我们不能够再以同一性的力量加以摧毁，因为在“同一性”中就意味着“奴役”，解放的任何思考都是拒绝同一性的，从而他才会认为我们不应该是去打破同一性，因为一旦我们思考打破，我们就会想到如何依靠“组织化”的方式，在“先锋队”的指引下去集合力量等，这将解放又再次塞入到奴役的怪圈之中。所以，我们才会在霍洛威的各个文本中，包括他在对哈特、奈格里的批判中坚持认为的，辩证法就是逃逸同一性力量。按此思考，如何从钟表时间(抽象劳动时间)逃离便是霍洛威的激进政治化解放理念的构思路径。可是如今人们生活的时间表现为，“行动时间”以“时钟时间”形式存在，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占有工人创造的时间。诚如马克思所说：“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值。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休息——这全部都是废话。”[1]306这个看法已经得到哈特、奈格里阐释生命政治劳动的理论延展，诸众的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之间区分的障碍已经被剔除了，这是抽象劳动时间对“行动时间”的全面占有。

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动词化的分析，批判不再是朝向抽象劳动时间，而是借助于我们自身的“行动时间”来重构设想，即“我们的拒绝、我们的激情和我们的强度便是抽象劳动永恒的危机”[3]227。这种“行动时间”首先被霍洛威看作一种打破持续性的“同一化”钟表时间的可能方向，它的特质是单一性的(Singularity)，“不像时钟时间，每一个时刻和下一个时刻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的时间(行动时间——引者注)应该被描绘成一个不同的时刻，行动塑造每一个时刻”[3]234。所以，霍洛威认为，马克思思想作为一种抵抗的激进政治学，它首先应当集中反抗的就是持续性的时钟时间，持续性关闭了每一个时刻，告诉我们每一个时刻仅仅是后者的延续，行动的时间正好颠倒过来，开启每一个时刻作为可能性的时刻，作为可能实现或可能灾难的时刻。“反抗就是让每一时刻从持续的时间中逃逸出来，并将其颠倒，使得它成为一个行动的时刻，而不是约束行动的框架”，因此，每一个时刻“都充满着好奇、惊异与可能性”[3]234。也就是说，时钟时间总是试图成为一种“名词”或制度，时钟时间是制度化的时间。这是我们创造出来的符合资本发展规律的“时间”，如今已经独立于我们的存在，并对我们的“生命”形成了否定性力量，成为了我们所不能控制的时间。但是行动时间不同，它试图冻结掉使其成为名词、制度的各种关系，一旦我们整个人的生活都按照时钟时间来约束，那么，我们就是在按照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而创造着资本主义，我们永远在这种制度下生活，并延续这种制度。行动时间按照相反的方向,不断地去探索另一种社会关系。“在过去几百年里，我们一直生活在同一部电影里，资本主义的电影”，现在的任务是，“我们必须生活在一部不同的电影里，甚至可以说是一部我们将在生活过程中创造的多重性的电影里”[3]236。我们只有停止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延续，自觉地与抽象劳动时间分离，这样才能够将时间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中拯救出来，行动时间不断地去超越那种抽象劳动时间对自身的限制。

进一步来看，当霍洛威认为时钟时间(抽象劳动时间)约束人的生活的时候，实质上，他反对的是时钟时间总是为后来人设置一个“未来”，这个未来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内继续创造、延续此种关系本身。不过，“任何伟大的反抗行动都是一个额外的压抑与社会行为被打破的时刻，是一道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到历史和社会的光芒，是一种我们失去了时间感(抽象劳动时间)的时间”[3]238，我们对于革命的想象也是不能再是规划的、预见性的，这个时刻便是对资本主义停止制造的“裂缝”(Crack),“裂缝是我们主张的一种不同类型的行动的时间或空间的一个完美的普通的创造。在这个空间里，在这一刻，我们不会去做资本主义社会期望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要做我们认为必要或可取的。我们要把时间或空间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努力使它成为一个自我决定的地方，拒绝让金钱(或任何其他外来力量)来决定我们做什么。”[3]21这种决定我们做什么的力量在于，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商品生产者的强加，其结果便是具体行动(Do)的抽象化、具体行动时间的抽象化，进一步讲就是生活的全盘资本化。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资本化了的时间世界里，由此，“时钟时间是进步性的时间，是用数量衡量、用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增长来理解的发展的时间，进步就表现为外部力量，需要去建筑高速公路，机场、旅行设施”。[3]21不过，这与行动时间处于完全不同的方向上，行动时间不去设想这种外在的进步，这种作为对资本主义对抗的裂缝时刻是一种被霍洛威称之为“自治空间，或离开或逃脱的空间”。所以，行动时间是一种守护人自身尊严的时间，它与资本主义的时间是冲突的。行动时间与资本时间(时钟时间)的抗争是为了让主体自己设定议程。“这是不管资本怎样我们都将要做的。如果资本选择压制我们，笼络(to co-opt us)我们，模仿我们，那就由它去，但要明确一点，即我们占据主导地位。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停止了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我们要尽可能地采取主动、设定议程，并且明确表示，是资本主义在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计划和我们的人性作斗争”[3]50。这里,与霍洛威认为的传统以及当代激进左派完全不同的激进政治路向，因为他们全都遗忘了主体的力量，而“遵循由资本设置的议程”。这显然是激进政治理念的一次“哥白尼式的变革”：资本主义的时间犹如一个暴君意欲占据我们所有的生命时间，但是，“暴君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我们和他对我们的剥削：我们只有停止为它工作，它将不再是一个暴君，因为它施行暴政的物质基础会消失。我们制造了暴君；为了要自由，我们必须停止制造暴君。我们解放的关键，成为真正的人类的关键很简单：拒绝，不服从”[3]6-7。

三、守护“行动时间”：抽掉了客观基础的革命理念

生活已经完全生产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觉得滋养人自身丰富性的“行动时间”完全被同质化为“抽象劳动时间”(时钟时间)。但如果人们将人类行动看作是自然要遭受抽象劳动时间制约的，这便是典型的将作为特定时代的“抽象劳动时间”看作是人类时间的全部表征。在此种抽象劳动时间拜物教的观念中，整个抽象劳动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被完全的客观化、名词化。“社会关系的发展也会被理解成一种封闭式逻辑的演变。因此，举例来说，在这种传统下，价值被理解为经济学范畴，而不再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形式，同样地货币被理解成客观的存在物，不是阶级斗争本身的形式”[2]174。同理，时间也被看作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学的范畴：劳动时间，现在就是要将其扭转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形式。正如我们上面分析的那样，坚守“行动时间”，并从同质化的抽象劳动时间中撤离，这样一种思路到底是否可行，或者说它的依据真正能够站得住吗？

首先，霍洛威从名词向动词推演，着实重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力量，从而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化的理解，以此促使人们在资本生活中从自在走向自为的主体，即论证主体完全可以依凭自己的自为意识，自觉地停止制造资本主义。这一点表面上看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的观点十分相似，两者都十分强调主体对拜物教的“穿透”，同时均看到了资本主义对人的生活的宰制。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1]743但是，霍洛威却认为，这些只要通过还原主体的位置，让主体停止制造，另外一个新的生存方式、新的社会关系就可能被建立起来，这显然与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不同。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危机与革命的真正根源还是要抓住客观的物质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8]591。显然，从1845年 —1846年德意志意识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始终坚持对资本主义发展内在的客观机制作为分析的前提，拒绝一切抽象的伦理批判。以此再来看霍洛威，当他让个人从抽象劳动时间撤回到“行动时间”时，他将人已经“抽象为”一个可以自由进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人”，但是，人的任何选择总是要遭遇物质生活的条件制约，“它们是这样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独力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9]575显然，霍洛威不懂得人正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才建构成为“现代人”，人并不可以自主地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撤退。由此，霍洛威所谈论的从自在走向自我的转变既然是可以自由出入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人，它注定只能是停留在“思想领域”的“纯粹概念游戏”，否则，对于那些谋求基本的“衣食住行”的人们来讲，这种从同质性抽象劳动时间撤离的方案过于遥远，仿佛如苦难之中的诗句，聊以自慰罢了。

其次，当霍洛威强调要守护住“行动时间”，不要迷失于资本世界的“抽象劳动时间”之中时，他是深刻的，至少触碰到马克思如下判断，“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10]215但是，霍洛威错误地颠倒了“行动时间”与“时钟时间”的秩序，仿佛先存在一个作为自由时间可以支配运用的“行动时间”，这是一种伦理式的分析策略，马克思早批判了这种观点，“社会的自由时间产生是靠非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工人超出维持他们本身的生存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延长的劳动时间的产生。”[10]215因而，“行动时间”并非是先天具有的理论前提，而是靠人们在抽象劳动时间规训的“劳动”中后天创造出来的，途径只能是通过人们不断地将必要劳动降低到最低程度，这样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霍洛威所说的“行动时间”才能够得以增加，“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1]197。从而才能够说，这种时间真正成为人的积极的存在，成为人的生命尺度与发展的空间。正是这种颠倒使得霍洛威彻底地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对客观基础的强调。如果再细致一点看，当霍洛威将这种“自由时间”(行动时间)置于人的创造行动之前时，他已经对这一时间维度做出了价值的预设，这与他拒绝任何预设、任何关于未来的想象，并完全走向“非同一性”的逻辑思路是相互矛盾的，至于犯这样一个错误在于，当他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对象从客体转向主体的时候，忘记了主体是在改造客体、创造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得以形成的，不对社会关系进行分析，就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主体对象。

最后，如果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结构没有得到改变，仅仅号召人们自行从抽象劳动时间中逃逸出来注定是一种幻象。马克思对此曾经说过：“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9]162为此，霍洛威所设想的主体单方面地选择逃离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看法，根本改变不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前提的事实，并且只能臣服于资本，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本身的进行中，会不断地“再生产出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进而“再生产出剥削工人的条件，并使之永久化。它不断迫使工人为了生活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不断使资本家能够为了发财致富而购买劳动力。现在已经不再是偶然的事情使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买者和卖者在商品市场上相对立。过程本身必定把工人不断地当做自己劳动力的卖者投回商品市场，并把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地转化为资本家的购买手段”[1]665。显而易见，马克思认为劳动者无法逃离资本的宰制，这正是资本主义所要生产的内容之一，更进一步讲，工人的主体性在资本的社会关系再生产中会不断地丧失，使得“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这种资本对劳动的宰制正是由“生产条件本身生产的，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远维持下去”[1]846。正是对经济关系或者说所有制关系的客观分析作为基础，才使得马克思分析了阶级及其革命的必然性，这一点与试图抽掉客观性的历史分析，转而以“主体”路径思考的激进政治理念分道扬镳。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Werner Bonefeld, Richard Gunn, John Holloway, Kosmas Psychopedis. Open Marxism 3：Emancipating Marx [M]. London:Pluto press,1995.

[3] John Holloway. Crack capitalism[M]. London:Pluto press,2010.

[4] John Holloway,Fernando Matamoros， Sergio Tischler.Negativity and revolution[M]. London:Pluto press，2009：5.

[5] [美]乔纳森·克拉里.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2.

[6] Hartmut Rosa. Beschleunigung[M].Suhrkamp verlag,2005：11.

[7] [英]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04.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7.

〔责任编辑：侯冬梅〕

“Evacuation”Fromthe“Homogenisation”ofAbstractlaborTime——Interpretation and Reflection on John Holloway’s Radical Political Ideas

SUN Li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By a transmitted analysis from Nouns to Verbs of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ics, John Holloway distinguished time of Doing from time of clock,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former one closed every moment as a uniform power. Now, the time of Doing has been reversed, which opened every potential moment. The time of Doing, as the time of defending one’s dignity, demands to be abstracted from the abstract labor in the rule of capital world. However, thus a radical political approach obviously covered an object analyzing basis to capitalism that wrongly upside-downed the order historically happened of these two kinds of time and forgot “coercion of the relationship of economics silently enhanced the domination of capitalists to the workers”.

John Holloway; Politics of time; Capitalism

2017-09-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约翰·霍洛威的‘开放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与研究”(17BZX032)阶段性成果

孙亮(1980—)，男，安徽明光人，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市浦江学者，从事马克思思想、当代西方激进政治研究。

B561.59

A

1000-8594(2017)06-005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