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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与游离

2017-03-10于佳慧

青年文学家 2017年3期
关键词:乡土小说

摘 要:本文以《小二黑结婚》为视角,探讨了赵树理小说在建国前的接受问题,从《小二黑结婚》,透视其对二三十年代乡土文学的继承,以及对左翼文学的游离,但是却是符合解放区文学的主潮,因而受到了较高的推崇,成为了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成功的工农兵文学。

关键词:乡土小说;工农兵小说;左翼文学

作者简介:于佳慧(1996-),女,辽宁大连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3-0-01

中国现代文学中,乡土小说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源流和发端可以追溯到鲁迅,并且,鲁迅也是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以其丰富的文学涵养和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观察,写出了一系列的反映农民问题的作品,成为了乡土小说标杆式的作品。乡土文学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以及海派京派文学的发展后,走近了四十年代文学,四十年代文学是一个有着明显区域划分的时期。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文学形式有着一定的不同,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出现,以及建国后对解放区文学的规约和延续,乡土文学的发展有着不一样的发展。而赵树理的作品,却在建国前后面临着不同的评价,这便是由于其作品对二十、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的超越,以及其创作对“工农兵文学”的游离。

一、对于传统乡土小说的继承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在解放区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而这个作品,却体现了其对于传统的乡土文学的继承。传统的乡土文学,一般以鲁迅的小说为起点将视野定位在农民的被启蒙,以及国民性的剖析上。其实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也同样具有着这样的特点,但是我们要首先解决一个问题,即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谁。看似不必探讨的问题,却是我们进入小说的关键。

一直以来《小二黑结婚》这部作品都将小二黑和小芹作为故事的主人公,看似不错,但是这个小说真正的源头却是小芹的母亲——三仙姑。《小二黑结婚》是一种焦点叙述,小说的焦点并不在小二黑和小芹身上。如果用“三突出”的原则来考察,这个判断同样正确,因为小芹的小二黑只能勉强可以算上正面人物。而三仙姑则是小说的,情节的推动者,根节所在。正是由于她早年的悲惨遭遇,导致了她对异性的喜爱,也是由于她和她的女儿同时喜欢上了小二黑,她才急于将小芹嫁出去,为了将来能和小二黑说几句“玩笑话”,也有了日后的去区长那告状。并且三仙姑的人物出场,并不是一种历史背景式的交代,而是有着详细的来龙去脉,这些都是不同于以往作品的。如果我们单纯地将小二黑和小芹作为故事的主人公,那么久完全弱化了这部作品的存在价值。

如果我们将这一线索式的重要人物作为主人公,我们不难看出其人物形象,三仙姑身上也寓意着一种“转型”。这种转型也是一种新旧的转型,但是不是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而是一种封建的思想意识向解放区代表的、革命的、民主自由的思想的转变。这点人物形象的剖析,也是赵树理对于传统的乡土小说的继承之处。

二、对左翼文学的游离

其对左翼文学的游离之处,也同样是小说的风格所在。《小二黑结婚》问世以后,便获得了广大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销量达三四万册。而在小说发行之初,如果没有彭德怀的关心和督促,这本小说可以说是不能问世的,即便在问世之后,也有很多文艺批评家对他嗤之以鼻,认为他的小说是“低级的通俗小说”,更有甚者直接说“是海派”。

赵树理的小说追求的是一种问题小说,这种问题是来源于生活的问题,是在生活中实践后的问题。并不像传统的左翼作家那样去深仇大恨的反映社会背景。他在小说中的叙事是将视角转向乡村,他的创作并没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情怀,而是一种对解放区的一种解读,一种新的生活的解读。小说讲求完整的故事,是一种完整的听故事的情况,将小说可以完整的讲给工农兵们听。小说的风格也是一种评书体。《小二黑结婚》中,便是采取农民生活的底层面貌,完整的展现给广大工农兵们。虽然,赵树理在小说中压缩了“风景”描写和人物心理描写,但农村生活的丰富性却并没有因此减弱,他笔下常常出现的邻里间的蜚短流长,婆媳间的争执吵闹、年轻人的婚恋,地里庄稼的出产斤亩等等,深入细致地展现了农民的日常生活状态。我们阅读赵树理的小说时,会明显感觉到小说很少“空镜头”式的景物描写,他通常在开篇就直接定位故事空间单元和人物,对两者的介绍非常简洁。文本中也会出现大篇幅的环境描写,但都将其与农村日常生活习惯紧密相连,平实的叙述中显示出的是浓郁的民俗色彩,其内在的情感逻辑与农民相通。

在环境的叙述中是这样,在人物的描写上,赵树理并不将三仙姑作为批判的对象进行表达,而是带有一种同情。这种描写也寄予着解放区的特点,就是对于旧事物的改造,包括区长对于婚姻自由的讲解,对于三仙姑的批评。赵树理将一个悲剧性事件改写成一个正剧,也反映了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的主题。他自己也曾说过,二诸葛有他父亲的影子在里面。这些种种都是其对左翼文学的游离之处,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传播,赵树理的小说又被确定为一个正确的方向。1947年周扬大手笔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奠定了赵树理在解放区文艺界的地位,同时又是用政治意识形态对赵树理有意进行的误读,自此拉开了对赵树理的研究序幕。赵树理研究一开始,文艺的评论与政治意识的评论就杂蹂在一起,甚至被言说为是毛泽东《讲话》的自觉实践者。因此赵树理的研究在文革前夕有两种明显的评论范畴。一是,使用解放区的新文艺规范来评论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即使有不同的声音,也是在相同意识形态下的所谓歌颂還是暴露的争论。二是,对赵树理“大众化”的评论,认为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是对五四新文学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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