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冰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外语系，云南 丽江 674100）

《慈悲》的创伤身体叙事与伦理意识解读

安立冰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外语系，云南 丽江 674100）

托尼·莫里森的《慈悲》是基于创伤叙事和身体书写的伦理学创作。小说中的人物曾几度遭受创伤，表现出创后抑郁、紧张、失忆、野蛮、精神失常等特点。通过解读文本发现：碎片化的创伤身体叙事能有效激发读者的伦理意识和责任感，对挖掘作品的伦理意义以及作者的道德伦理导向有重要意义。《慈悲》实现了作品、作家、人物以及读者的完美融合，莫里森通过创伤书写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铭记和反思残酷的蓄奴制与黑人民族的创伤血泪史。

创伤叙事；身体书写；伦理意识；《慈悲》

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美国“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创伤记忆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有关创伤的病理学研究却始于19世纪70年代，主要以马丁·夏柯（Martin Charcot）的歇斯底里症（Hysteria）研究为先驱，他主要从病理学的角度关注患者的异常精神反应。随后，有关创伤的研究还有比较著名的以西格蒙·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等人为代表的“谈话治疗法”（talk⁃ing cure），他们主要研究导致歇斯底里症状背后的原因，并得出歇斯底里症其实是心理创伤的一种表现的结论，其主要表现为受创伤者无法接受创伤事实，与现实相脱离的特点。[1]1820世纪初，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往支撑西方文明的信念突然崩塌，人们开始关注战争导致的心理创伤问题，即“战后炸弹震荡”（shell shock）。直到20世纪90年代，创伤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受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创伤研究不再局限于战后军人的创伤康复问题，而是涉及到家庭暴力、儿童虐待、强奸和性虐待等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更多的心理学家、文学文化研究者、哲学家以及历史学家都纷纷投入这个跨学科研究当中，帮助那些被社会边缘化的少数群体走出心理创伤，重建话语权，也为文学文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

《慈悲》（A Mercy,2008）可以说是莫里森继《宠儿》（Beloved,1987）之后的又一创伤叙事力作，作品描绘了一幅17世纪末殖民初期的美国社会生活画卷，尤其刻画了在蓄奴制影响下处于社会边缘的各色人种所经历的创伤图景。《慈悲》一经推出就迎来众多好评，《时代》杂志认为这是莫里森多年创作的巅峰之作，作品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启发性。就意义而言，不少评论家认为《慈悲》是莫里森“对美国历史最深的一次挖掘”[2]6。评论家胡俊从“家”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剖析了美国社会存在的种族问题，认为《慈悲》是作者对美国社会的一个构想，从一个由不同族裔人群建立的“小家”升华成为始终困扰美国社会的一个种族问题。[3]然而，国内学者王守仁、吴新云认为莫里森“超越种族”的视角彰显了她对历史、社会、人心的深刻洞察，《慈悲》不再是单纯地再现美国的种族问题。[4]与前两者不同的是，学者尚必武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小说人物、叙述者和读者围绕《慈悲》中“卖女为奴”事件所做出的阐释判断、伦理判断和审美判断，三种叙事判断互为差异、相互影响，共同推进小说的叙事进程。[5]随着认知诗学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认知层面剖析《慈悲》。熊沐清运用“可能世界”理论探究《慈悲》的多重主题，讨论“蓄奴制、宗教、两性关系、姐妹情谊”等主题，发掘文本的意蕴和审美价值。[6]也有学者从跨学科的角度解读《慈悲》，刘霞敏、杨绍梁基于认知叙事学，旨在探究小说人物“叙事的交流和认知作用”。[7]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主要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叙事学和认知诗学等角度研究《慈悲》，只有少数学者从创伤角度解读该文本，例如，杨绍梁、刘霞敏从身份建构的角度解读《慈悲》的创伤个体，认为创伤导致个体的变态身份建构失败。[8]不过，笔者认为莫里森并非单纯描述故事人物的创伤生成，而是提出了自己对创伤主体应该如何走出创伤阴影的建议，即依靠创伤集体共同见证创伤经历。相反，创伤主体通过回忆、叙述和讲述创伤经验，实现了身份建构，伦理意识也随之觉醒。为此，笔者主要从创伤叙事学和诗学伦理的角度解读《慈悲》的伦理意义。

一、创伤生成与身体书写

《慈悲》以17世纪末殖民初期的美洲大陆为背景，以“卖女为奴”事件为故事线索，深入探讨了蓄奴制给不同肤色和各个阶层的人造成的身心伤害。确实，《慈悲》中的主要人物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严重的心理创伤，他们在早期也都遭遇过被遗弃或被迫离开家园的惨痛经历。

小说的女主人公弗洛伦斯从小就被母亲抛弃，作为债务抵押给农场主雅各布。尽管小说最后一章揭露了事件的真相，母亲是为了保护女儿免受奴隶主多尔特加的性侵才忍痛跪求农场主雅各布将女儿带走，因为她在雅各布眼里看到了慈悲，但这一行为却给弗洛伦斯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在她心里她始终认为母亲当初抛弃自己完全是出于对弟弟的偏心和袒护，以至于任何有关母女情节的事件都会激起她对母亲的仇恨。安妮·怀特海德在其《创伤小说》（Trauma Fiction）中指出，创伤记忆往往具有碎片化、分离化和屏幕化等特点，曾经遭受创伤的场景会突然袭入脑海，其内容往往呈现出混乱、断裂和变形的特点，且创伤记忆通常是僵硬的、会多次被唤起。[9]99弗洛伦斯的创伤记忆以碎片化的形式在小说中重复多次。小说开篇在其回忆性叙事中就提到母亲牵着弟弟的情景，而这一场景被激发仅仅因为她想到“一只母孔雀拒绝孵卵”；随后，索罗怀孕也会让她感到莫名的紧张。“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量会变多，而是因为母亲抚育贪婪的婴儿让我感到害怕。当他们做出选择时我知道他们的眼睛会瞧着谁……对我说一些很重要的话，却牵着小男孩的手。”[10]8此外，在弗洛伦斯前往北方寻找黑人铁匠的路上，她在一个村庄借宿一宿后，第二天村里的当权派前来确认她不是一个在逃的奴隶，当时一个白人小女孩看到她就立马往后退，躲在妈妈的围裙后面。该场景同样激起了弗洛伦斯的创伤回忆，她甚至觉得这个受到惊吓躲避的小女孩就是当年的自己，对外来事物充满了恐惧和胆怯。长时间受到压抑的创伤记忆使弗洛伦斯为了独占黑人铁匠的爱而再次爆发，唤醒创伤记忆的原因是黑人铁匠对弃儿马莱克的关爱。凯西·卡鲁斯认为，在突如其来的事件面前，创伤事件的重复出现往往是一种不可控的反应。[11]11弗洛伦斯碎片化的、多次重复的创伤记忆就是一种被压抑、不可控的身心反应，这种创伤记忆甚至让她进入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可见“卖女为奴”事件给她造成心理创伤之深。

小说中的黑色人种莉娜和索罗也都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和生理创伤。身为美洲的印第安土著人，莉娜在童年时期就目睹了疾病肆虐，看到疾病将亲人的生命无情地带走，以及白人如何侵占自己的家园。她成了整个部落的唯一幸存者，却被迫离开原本平静和谐的家园，被当做黑人奴隶出售。对莉娜来说，家园的支离破碎无疑是一个重创。莫里森曾在采访中指出，家庭成员的分离在所有问题中是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12]同样，混血儿索罗曾是船长的女儿，从小在海上漂泊，缝补衣物为生。但她所在的船只失事后，她是唯一的幸存者，要不是因为之前长了水痘，医生为其打麻药做手术，想必她就没这么幸运了。被锯木工一家从海边救起后，索罗仿佛变了一个人，她开始整天梦游，身体中的另一自己Twin时隐时现。“有时她除了Twin还有秘密伙伴，但都没有Twin好，她给她安全感，是她娱乐的对象，她的向导。”[10]119因为身心遭到创伤，索罗出现了罕见的人格分裂现象，Twin完全就是她自己的臆想。除了要承受失去“家园”和亲人的痛苦，她还遭受了身体上的痛苦。她上岸后就沦为女仆，干的每一件事情都不尽人意，期间还被锯木工的两个儿子强奸并怀孕，最后不得已被农场主雅各布收留。经历多重创伤的索罗进入了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拒绝与外界交流，对他人失去信任，企图以失忆的方式逃避过去，而内心却试图建立另一个能与自己进行思想交流的自我，使自己暂时麻木创伤之痛。

除了有色人种遭受不同程度的身心创伤外，甚至连白人也不可避免地经历创伤。在很多人看来，白色人种总有一种优越感，他们是世界的主人。[13]97然而，在莫里森的小说里，白人并非强者。在《慈悲》中，身为白人的农场主雅各布和妻子雷蓓卡无一例外地在早期遭受创伤。雅各布从一出生就是个孤儿，母亲死于难产，来自阿姆斯特丹的父亲在他出生后就离开了他。他从小靠乞讨为生，过够了四处漂泊的日子。他不愿过多地为自己的孤儿身份多愁善感，但这种创伤经历却使得他对和自己拥有同样经历的人产生怜悯，忍不住去接纳他们。也正是出于他的这种经历，他才收留了弗洛伦斯、莉娜和索罗。好在一位美国的远房亲戚过世后给他留下了一份颇为丰厚的遗产，自己也从一个四处漂泊的无名小卒变成了一个农场主，但童年的创伤却始终伴随着他。相比之下，欧洲白人雷蓓卡虽然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父母健在，有兄弟姐妹，但出生在一个笃信宗教、冷漠的家庭，雷蓓卡的处境也很尴尬。“刚满十六岁，她就知道自己的父亲会把她送给任何一个愿意负担她路费的人，从而让他摆脱对她的抚养。”[10]74就这样，作为一个“邮购新娘”，雷蓓卡带着恐惧和希望来到美洲大陆，与农场主雅各布开始了新的生活。首先是出生在一个被男性歧视的家庭，然后又被家人当作商品卖掉，甚至后来在美洲经历了主流白人的歧视……这一切都让这位欧洲白人背负多重创伤，身处社会的边缘位置。

事实上，《慈悲》是一部叙述有色人种和被边缘化的白人饱受心灵和肉体折磨的血泪史。在17世纪末的美洲，蓄奴制盛行，奴隶主通过控制和规训黑人的身体来获得权力。奴隶主们对从非洲贩卖来的黑人奴隶首先从身体上对其施以酷刑，然后摧毁其心智，最终剥夺其话语权，使其顺从。在《慈悲》的最后一章，弗洛伦斯的母亲为读者讲明了“卖女为奴”的真相，但也描述了惨绝人寰的奴隶贸易和黑人女性的悲惨命运，着实令人震惊。弗洛伦斯的母亲在自述中多次提到，这是一个黑人不受保护的国度，也没有任何教义和道德可言。当时弗洛伦斯的身体正在发育，而这一切完全在奴隶主的掌控当中，对其虎视眈眈，弗洛伦斯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性侵。因此，为了保护女儿免受性侵，重蹈自己的覆辙，母亲毅然决然让农场主雅各布带走女儿。

我想，他会用另一种方式对待你。他的家乡离这儿很远。在他的心里没有兽性。他从不像主人那样看我，他也不想……我想，这是一次机会。没有保护，但会不一样……带你走，我的女儿。因为我看到他把你看成是一个人类的孩子，而不是一个八岁的东西。我在他面前跪下，希望奇迹发生。他说好！这不是上帝赐予的奇迹，这是来自一个人的慈悲。[10]163-167

奴隶主对黑人奴隶的控制和规训还体现在对其身体的鞭笞和折磨。弗洛伦斯的母亲不管是在自己的家乡非洲，还是在美洲大陆为奴，她都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黑人女性的悲剧命运。在整个奴隶贸易过程中，她和其他黑人被三三两两捆绑在一起，因船上恶劣的条件，黑人奴隶随时会大批量死去，幸存的都是体质最好的，且随时都要接受监管人的严刑拷打。弗洛伦斯的母亲曾说：“我很欢迎成群的鲸鱼，但它们都极力避开我，仿佛它们知道我更喜欢它们的牙齿，而不是套在我脖子上、腰上和脚踝上的铁链。”[10]164身为一个黑人女性连自杀的权利都被剥夺，可见当时的奴隶贸易真的是灭绝人性。更糟糕的是，经过长时间的奴隶贸易，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没想等待他们的却是是另一种折磨和羞辱。“……第一件事情就是交配，他们把我和贝丝带到厨房。完事后，这群被安排来强奸我们的人向我们道歉。之后，一个管事的给我们每人一个橘子，然后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10]165-166奴隶主企图用一个橘子来安慰黑人女性遭受的身心创伤。莫里森曾说过：“最糟糕的事莫过于丧失了尊严和人格。”[14]1对于受侵害的黑人女性来说，她们已经没有任何尊严和人格可言，身体的主体性和话语权被奴隶主完全剥夺。正如弗洛伦斯的母亲在自述中讲的那样：“在这个地方，身为一个女人就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尽管伤口结痂，下面却流着脓。”[10]163

“身体作为历史场景的意义，对于黑人离散族裔来说可能是唯一表达历史的场所。”[15]569《慈悲》就是一部有关黑人女性用身体创伤书写的历史，尽管他们被边缘化，被剥夺话语权，甚至尊严和人格被践踏蹂躏，但他们依然带着创伤的身体言说整个黑人民族在蓄奴制下的残酷现实，为后代谱写着身体和心灵的种族入侵史。

二、创伤见证与创伤集体

卡普兰认为创伤见证不仅涉及个人创伤心理的移情和再现，也涉及到相应的集体行为，对创伤事件的讲述本身就是一种集体经验，从而形成集体记忆。[16]25《慈悲》的每一个人都在早期经历创伤，尽管创伤经历是一个人的孤独体验，很难被后期的经验消解，且创伤记忆通常耗时长，但把早期受到相似创伤的个体聚集到一起就会形成创伤集体。

莫里森将《慈悲》中遭受身心创伤的个体聚集到雅各布的农场上，起初农场上只有印第安人莉娜和从欧洲远道而来的白人雷蓓卡。雅各布从长老会手中买来莉娜，当时她只有十四岁，拍卖广告上对她的描述是：“强壮的女性，信奉基督教，有能力操持各类家务”[10]52，而当时的单身汉雅各布正需要这样一个女人为其料理农场上的各类大小事务。随后，欧洲的“邮购新娘”雷蓓卡来到农场，一开始莉娜和雷蓓卡相互之间充满了敌意，健康、年轻、漂亮的雷蓓卡让莉娜心生妒意，而这位新来的新娘不仅夺走了莉娜在农场上的主持权，更是赢得了雅各布的百般宠溺。尽管有敌意，但是莉娜没有生育能力，面对这一无可奈何，她只有接受残酷的现实。她和雷蓓卡逐渐成为朋友，生存和精神上的需要将她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莉娜甚至帮助雷蓓卡接生了第一个孩子Patrician。最为重要的是她们能够推心置腹，互相倾诉对方的哀愁和秘密，共同侍奉这个农场唯一的男人，一起抚慰内心的孤独和寂寞，暂时忘却曾经遭受的身心创伤。

创伤的讲述需要他人的参与，通常聆听者自身也都经历过创伤。创伤聆听模式“意味着感性和亲密，它鼓励聆听者的投入”[17]59。所以，这是一个创伤叙事者分享创伤经历的过程，也是聆听者交流自身创伤的过程。正是创伤经历者的讲述和聆听者参与构成了创伤见证，莉娜和雷蓓卡之间的创伤叙述和交流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双方在早期遭遇的心灵创伤。

这个创伤集体随着混血儿索罗和黑人女孩弗洛伦斯的到来逐渐壮大。受到创伤记忆的压迫，索罗刚来到农场时依然浑浑噩噩，时常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之中。但在莉娜和雷蓓卡两位女主人的调教下，她还是能够承担部分家务活，逐渐融入这个创伤集体。而弗洛伦斯一到农场就被莉娜收入麾下，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雅各布因不满农场的简单经营，开始把自己的生意扩大到外面，时常几个月不回家，这使农场上的女人们联系更为密切。有一年突遇罕见暴风雪，道路无法通行，女人们在家里受冻挨饿，尤其是Patrician变得很不开心，是莉娜披着兽皮，手拿竹篮和斧头，冒着过膝的大雪只身到河边打鱼，用斧头破冰从河底捞出足够的大马哈鱼，为防止手被冻僵，她把自己粗大的辫子绑在竹篮上。这是一个受集体凝聚力驱使后舍身保护集体成员的个体，因为她深知自己受伤的心灵只有靠这个集体才会得到抚慰，没有这个集体的存在，她千疮百孔的身体和百无聊赖的精神将无处安放。

在《慈悲》里，雅各布农场上的每一个人用自己的同情心、善良和勤劳将原本深陷不同创伤之中的孤立个体紧密地连结成一个创伤共同体，他们不仅超越了年龄和性别的界限，更是逾越了当时残酷的肤色、阶级和种族的鸿沟，互相同情、慰藉和倾听彼此的创伤经历，共同应对和修复创伤对他们造成的伤害，重构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三、创伤回忆与伦理意识

创伤的身体叙事贯穿《慈悲》的整个文本，碎片化的创伤叙事谱写出17世纪末美洲大陆被边缘化的各色人种在蓄奴制初期遭受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创伤，一系列的创伤回忆也使读者对小说进行了伦理定位。Kristiaan Versluys曾指出，创伤小说的最高境界应该是“诗学伦理”。[18]伦理不仅涉及到读者与文本间的关系，也涉及到作者与读者间的对话。

创伤叙事使读者进入小说的文本世界，与创伤主体同呼吸、共命运，很大程度上触发了读者的移情机制。《慈悲》通过多重聚焦，从不同的视角呈现“卖女为奴”事件。首先，当事人弗洛伦斯通过创伤后的记忆多次反复地再现和闪回，使读者亲临母亲残忍抛弃女儿的现场，从而对弗洛伦斯产生恻隐之心，潜意识里对母亲“弃女”的行为形成道德上的谴责。为了加深读者对母亲“卖女为奴”事件的认同，莫里森还借用了局外人雅各布这一第三人称视角客观地再现该场景：“小女孩从母亲的身后走出来，脚上穿了一双很大的女鞋，这是一种松弛的感觉，一种刚被发现的鲁莽，那双小脚仿佛就是一双破旧的鞋里凸显出来的两根荆棘棍子……‘求你了，先生，不要带走我，带我的女儿走。’”[10]26当雅各布看到这一幕时，他再也笑不出声来，整个人都震惊了。此时，读者更加坚信是母亲抛弃了女儿，从文本层面上做出了叙事判断。

然而，创伤叙事又会使读者与文本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读者只有通过重组碎片化的故事情节，还原一个清晰完整的叙事文本，并做出自己的伦理判断，这就需要读者继续往下阅读文本，直至读完所有的碎片化创伤回忆，以实现创伤文本的诗学伦理。《慈悲》的最后一章是母亲的自述，这一章内容可以说是颠覆了之前弗洛伦斯所作出的全部创伤叙事和读者先前作出的伦理判断，根本上还原了“卖女为奴”的事实真相。也是在小说文本最后，读者才知道原来母亲当初“弃女”是为了保护女儿，为了不让其成为奴隶主多尔特加的性侵对象，为了不让女儿重蹈自己的覆辙。弗洛伦斯的创伤记忆缺乏一定的真实性，而旁观者第三人称雅各布的视角也会存在一定的问题，虽然他准确无误地对事发场景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但他无法走进当事人的心里。所以，雅各布的视角只是一个客观的有限的外部聚焦，而事件的真相只有通过当事人第一人称内聚焦得到，也就是弗洛伦斯的母亲亲自讲述事件真相。这就需要读者深度参与，用自己的知识体系，也就是整个文本的碎片化信息找出答案，并通过进一步阅读获取事实真相。

聂珍钊认为“伦理意识导致人类渴望用固定的形式把自己的伦理经验保存下来”[19]。《慈悲》就是一部女主人公弗洛伦斯书写自身创伤经历的文学文本创作，也正是因为她潜在的伦理意识，弗洛伦斯通过书写创伤回忆找回了自己的伦理身份。弗洛伦斯在疯狂的寻爱之旅遭到重创后，她整个人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开始不惧黑暗，深夜里点着蜡烛独自在雅各布新修的豪宅里书写自己的创伤经历。从她的叙述中，读者不难看出弗洛伦斯始终对母亲抛弃自己的事情无法释怀，尽管她在创伤书写的尾声提到黑人铁匠和母亲都是正确的，但是却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悲伤，悲伤自己的母亲未能把真相告诉她。然而，通过创伤书写，弗洛伦斯对自己的身份有了肯定的认识，也就是自己身为奴隶的不争事实，也充分地认识到“内心的枯萎使自己被奴役，也使野蛮乘虚而入”[10]160。但是，她最后也肯定地说：“奴隶终将自由”[10]161。

此外，《慈悲》还使用了大量的身体叙事，这对女主人公伦理意识的形成和身份的确立有着重要意义。整个小说文本对弗洛伦斯的双脚展开了凸显性的描述，这双脚见证了她的成长厉程，充当了创伤的载体。“开始还得从这鞋说起，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即使是在大热天，我也不愿光着脚，总是渴望一双鞋，任何人的鞋子……莉娜说，我的脚一点用都没有，对于生活来说太娇弱，没有生活需要的、比皮革还坚硬的脚板。”[10]4很显然，这个属于身体最下端的双脚有着极强的隐喻意义，它象征着弗洛伦斯面对生活的勇气和能力。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渴望母亲的保护，所以她无时无刻都渴望有一双自己的鞋，不管多热的天，不管这双鞋是否适合自己，只要是鞋都可以，因为她对外界充满不信任和极度缺乏安全感。而在莉娜的眼里，她觉得弗洛伦斯缺乏面对生活的勇气和能力，对于生活的诸多邪恶，她还显得太嫩。随后，这双脚还背负了特殊使命，当时女主人雷蓓卡疾病缠身，不得不让弗洛伦斯去寻找黑人铁匠。于是，就让她穿上雅各布的鞋子，在她的袜子里塞上一封能够证明她奴隶身份的信件。这是一双背负了主人使命和希望的脚，也正是经过这次创伤之旅，弗洛伦斯的伦理意识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她变得坚强和独立，不再需要鞋子。她开始面对自己的奴隶身份，承认自己有野性，但她也是一个内心获得自由的弗洛伦斯，正如她在自述的最后写到：“妈，你现在可以开心了，因为我的脚掌如松柏般坚硬”[10]161。

弗洛伦斯在伦理意识的驱动下以创伤书写的形式对自己和他人的创伤经历和道德经验进行了叙述和判断，读者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到其中，并作出了自己的伦理判断。聂珍钊指出“几乎所有的文学文本都是对人的道德经验的叙述”[19]。莫里森巧妙运用创伤叙事这一文学模式间接地将读者带入蓄奴制这一历史伦理争论当中，成功吸引了读者注意力，使读者产生道德责任感，对小说人物的伦理意识和评价作出自己的伦理判断。《慈悲》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读者参与奴隶制叙事伦理评价的空缺，它让读者调动自己的文学素养、历史知识和认知判断来评判作者莫里森的道德重心考量。

结 语

在《慈悲》中，莫里森从被边缘化的各色人种所遭受的多重创伤入手表征17世纪末蓄奴制对美国社会与黑人民族的影响。《慈悲》中的每一个人物不论种族、阶级和肤色都曾遭遇过多重创伤。早年的创伤经历如噩梦般闪回，严重影响了受创者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表现。Judith Herman认为创伤症候群的许多基本特征是相似的，其创伤修复都要经历一个普遍的过程：建立安全感，重建创伤事件真相，建立创伤幸存者与社区的联结。[1]3在小说中，莫里森强烈的的社区观念再次突显出来，她认为创伤主体只有融入集体，并通过诉说和聆听创伤经历才能修复各自的身心创伤。通过共同见证创伤经历，以及加强创伤主体与集体间的联系，《慈悲》中个体的身心创伤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小说文本从根本上承载了对社会的人文关怀和负有使命的责任感，更承载了作家对某一特定时期出现的社会问题的道德考量，这就要求读者从伦理学的角度去审视一部作品。莫里森的《慈悲》本质上是一本碎片化的创伤书写，故事人物以笔头叙事和口头讲述的形式向读者传递创伤经历，其中不乏小说人物自身伦理意识的觉醒，而读者更要充分调配自己的历史知识、文学修养和认知机制去挖掘小说的伦理意义以及自身所需承担的伦理责任。身为一个作家，莫里森做到了这一点。《慈悲》实现了作品、作家、人物以及读者的交融，读者的移情机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莫里森也通过作品的形式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铭记和反思残酷的蓄奴制与黑人民族的创伤血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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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边之

I106.4

A

2095-0683（2017）04-0106-05

2017-06-08

安立冰（1990-），女，云南丽江人，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外语系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