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静洁

（红河学院人文学院，云南蒙自 661199）

蒋彝《湖区画记》里的文化隔阂与突围

冯静洁

（红河学院人文学院，云南蒙自 661199）

作为一位二十世纪在西方世界自觉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国作家，蒋彝开创了独具风格的英语游记文体，在他的第一部游记作品《湖区画记》里，交织着一个“离散作家”在异质文化里的诸多遭遇，以游记文本中的记述为立足点，发现和分析作者初涉异邦时经历的文化隔阂、冲突及其积极进行文化突围与自我建构的努力。

蒋彝；《湖区画记》；文化隔阂； 文化突围

蔣彝，一位二十世纪在西方世界自觉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国作家，由于文化背景和身份，及始终在国外进行英语写作的缘故，他的作品和影响在国内长期无人所识。他旅居海外四十多年，足迹横跨欧洲、美洲、澳洲和亚洲，一生创作了包含13部游记系列、介绍中国书法和绘画艺术在内的25部著作，开创了独具风格的英语游记文体，是西方读者眼中杰出的集作家、艺术家、书法家、诗人和旅行家于一身的文化学者，他在西方世界广受关注，被誉为“中国文化的国际大使”，他和林语堂、辜鸿铭一样，主动向西方传播和介绍中国人的精神与生活,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价值,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与林语堂不相伯仲,有评价说：“以英文著作享名国际的中国作家,只林语堂和蒋彝二人而已。”[1]

蒋彝的作品几十年来一直畅销不衰、影响深远，“如今在美国，凡是有图书馆的小城，书架上一定有Chiang YEE（蒋彝）的作品陈列。”[2]，他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作品是“哑行者游记系列”，他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和独特的“中国之眼”，用诗歌、书法、绘画和文字等立体而多维度的新鲜方式，创造性地展示了世界上最迷人的、风景如画的十多个城市或国家。与同样作为寄情山水的伟大作品《瓦尔登湖》相比，蒋彝的游记一样质朴自然，但又别具一格。梭罗通过山水草木的书写，意在倡导人类回归自然与本性的主张，而蒋彝则在他的旅途风光中向西方世界成功地推广和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寻找和展示东西文化的共通性和差异中，扩大了西方读者的文化视野，提醒他们认识文化交流的紧迫性和相互尊重的必要性，也成为影响巨大的经典之作。

蒋彝字“仲雅”，到英国后，他起别名“重哑”，意指沉重或深重的“哑”。“重哑”，对蒋彝而言，既是彼时他个人的处境状态，也是他作为一个异邦人的文化姿态—独自静静地看世界。1935年起，他开始使用“哑行者”这个笔名，以示“行路人或旅客”的身份。所以，他的“哑行者系列”的命名，并非出自偶然,乃是一个远离故土的游子给自己和他人的一个形象注解。

《湖区画记》（副标题：《沉默的旅行者：中国画家在湖区）是“哑行者游记系列”的第一本，1937年出版，之后八次再版，被誉为旅行文学的经典之作。这部蒋彝早期的代表作，在艰难出版后却意外地大获成功，一度成为蒋彝本人及其作品的标签，在英国伦敦生活的最初四年，他一直处在与异国语言、文化、身份的隔阂与焦虑之中。作为此系列丛书的首发作品，《湖区画记》字里行间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描绘着作家游历在异国他乡，所面临的自我与“他者”（东方与西方）之间种种的冲突与隔阂，以及由此触发的一种处在陌生的文化语境之中，想要寻找立足支点而产生的本能的文化自我保护和积极尝试文化沟通的努力。所以，这部作品带有鲜明的中国文化身份和典型的中国式思维和眼光,再加上其业余作家、业余诗人、业余画家和业余书法家的身份,让这部作品充满了失语的尴尬、怀乡的惆怅、文体创作上的不拘一格,形成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清新风格和跨越中西文化的游记文本特质。

一 隔阂与冲突

《湖区画记》写于1936年，当时中国和亚洲形势危急，欧亚战争一触即发，身处异乡的蒋彝鞭长莫及，既担心家人，饱受乡愁的折磨，又加上对战争的忧虑，和长期陷于伦敦烦嚣的都市生活带来的困顿，使得他备受煎熬、痛苦不堪，后得朋友建议，前往风光绮丽，宁静闲适，并孕育了英国伟大的湖畔诗人沃兹沃斯的“湖区”度假两周，这次旅行，虽然蒋彝一再强调是“我在英国期间最欢怡的片刻”，但对西方世界和文化的疏离感，让这部作品散布着一个初到异国他乡的游客与本土文化的隔阂、冲突和困窘。

首先，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语言隔阂。1933年，刚刚背井离乡的蒋彝在从中国前往法国的旅途中，就遭遇了语言隔阂带来的困扰折磨，“在去法国的轮船上，我除了和我同行去法国研究法律的表弟说话外，几乎在三十三天内不发一言”[3]2，语言的障碍与隔阂，使得蒋彝经常处在“失语”的困窘与不安中。

1935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中国艺术展览会”，受到英国各界民众的高度关注，也由此带来促销中国艺术书籍的商机，麦勋书局的经理向艺术家身份的蒋彝约稿，当时蒋彝的英文水平连写信都不行，又怎能写书？幸得蒋彝“初级古代汉语班”的学生英妮丝.杰克逊的竭力帮助方能成《中国书法》一书。语言的不通,让他在英国的初期成了聋子和名副其实的“哑行者”。《湖区画记》里出场的蒋彝,就经常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异国游客”形象。

到英国的第一个夏天，我决定参加假日的旅行团去北威尔士边界……团友都对我相当客气，因为我极少说话，他们似乎觉得我十分寂寞，所以频谱好心地为我解说这些名胜的历史或传说，大伙儿触发后就这样说个没完。[4]5

置身于异域文化的包围之中，语言的隔阂,让西方团友的热情成为蒋彝的负累而无力回应与交流。

我虽天性好奇，大多时候都喜欢保持缄默，当我不得不开口说话时，舌头就会打结发痛。……不管散步或是旅游，我总是沉默寡言。[4]6

表达的障碍，使得原本天性好奇的蒋彝陷入与他人交流的极大困窘之中，“说话”带来的身心痛苦，让他与周围世界的距离与隔阂越来越大，“沉默寡言”是蒋彝初到异乡的无奈选择：

其他人都在一处谈笑，但我惟恐打扰了他们，所以没有发问或加入聊天只是默默坐在无人注意的角落。[5]44-45

我走到溪边，聆听溪水潺潺由桥下流过,好一会儿之后,三名小男孩向我走来,但我们始终没有交谈。[5]40

无论是成人还是孩童，蒋彝因为语言的隔阂，既不能，也不敢去和他们进行面对和交流，这样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使得他很难尽快了解和融入到西方文化里去，让他时时显得与周遭“格格不入”，文化的隔阂与冲突带来的焦虑也随之而来。

语言的不通，导致蒋彝一度表达无力,长时间的沉默,陷入与他人沟通交流的困境,他觉得反倒不如与山水自然的交流、谈话来得轻松自在、默契和谐：

我在雨中不断向前走，点点雾岚沾湿脸颊，我朝他们微笑，交起了朋友。[5]42

路上仍不见其他行人，我环视四周壮丽的大自然，感觉自己完全‘身在家中’，并开始讲起道来。[5]40

对我而言，“俩人成伴”这句谚语并不言之成理。我实在很难找到朋友既能与我同行，又能在我沉默的时候自得其乐。……在湖区的两星期，我几乎完全沉默，因平静而生的喜悦将会是我在英国的难忘回忆。[5]30

可以说，蒋彝在早期的游记中记录了一种真实的状态：他在最初与异族及文化的沟通相处中，几乎随时陷于尴尬与困窘的局面，让他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逃避和远离，这也更让他倍感隔阂重重；唯有与山川草木的交流，他方能感到自在与愉悦，于是本能地亲近山水万物，并从中体会到如“身在家中”的亲切感。所以，旅行中与山水万物的对话与神会，是蒋彝旅行文学的文字主体，而大自然本身的相通相近，成为蒋彝打通东西文化的媒介。

语言交流的障碍，导致蒋彝在初到英国的几年间一直处于痛苦、无力的“失语”状态，对他的生活、工作带来极大的痛苦与不便，也在很大程度上放慢了他向西方世界靠近融入的速度。英语能力的低下，使得蒋彝不得不借助别人的帮助来修改润色文章，而他一直担心被外界知晓会影响其作家形象和危及他的写作生涯，因此他要英妮丝对参与其写作之事绝对保密，充分暴露出语言隔阂给蒋彝带来的困境与不安。

其次，是文化的差异。蒋彝在日常交际中，其文化的外显与内化因素都与身边人事显得格格不入。“个体重要的感知经验总是源于他所处的文化体系”[6]160，作为一个长期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生活的中国文人，蒋彝在言行举止、思维方式上与他所在的陌生处境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与冲突。《湖区画记》中的这个“中国游客”与身边的环境、人事在文化、身份、民族意识上的碰撞与冲突，让蒋彝的“异乡人”这个形象显得格外突兀。

一位牧人赶着牛群从我身边走过，扰乱了我内心的平静。人和牛全盯着我,看,似乎知道我不是当地人,唉！我这才突然明白自己不属于这乡间。[5]38

门旁四名嬉戏的孩子惊讶地望着我这外地人出现，盯着我，打开大门让我通过。[5]43

雨后晴空如洗,许多人由另一侧的山径走来,很多人面露惊讶,想必他们在这山区不常看到中国人。[5]64

在两种异质文化之间跨越的蒋彝，在他静静看世界的同时，也成为“被看”的对象，也在面对着来自另一个异质文化的眼光的审视与打量，这种“被看”的处境和异样的眼光，强烈地唤醒了他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身份自觉。

我是人群中的异乡客,不自禁地感到扞格不入。[5]84

我并未带着雨伞或雨衣随行，我还没养成这习惯，但几乎每个英国人都这么做。[5]42

他的准备齐全，而我看起来充其量不过是名伦敦的观光客，只有手上拿着一台小相机。[5]53

他们一脸的惊讶，我想是在怀疑我能否以这一身便装登上那座费力的山。[5]53

行走在异国他乡，蒋彝随时能意识到自己的“异乡客”身份，无论是出行的穿戴，还是登山的装备，他的中国式打扮常常令人侧目,这些异质文化带来的审视与焦虑,并未改变蒋彝的坚持,这让我们看到了蒋彝身上一种不迎合趋附的民族自觉与自尊。

司机努力讲着俏皮话……，大家听了之后莞尔一笑，但我沉默半晌，有说不出的反感，为什么人们要想着这些谋杀和惊悚的事？[5]75

我想司机或许会认为我很碍事，甚至会说：“好一个惨兮兮的中国人！”[5]85

对司机的浅薄与俗见，蒋彝表现出自己的立场与不屑。只是，太多的外界困扰，有时也不得不适度调整,既是不得已的适应,也是不自觉的文化靠近：

我和朋友在渡口见面，雇了一叶小舟出游，他先划桨，但中国人划船的方式为面朝前方，与西方人的背向截然相反，湖畔的人朝着他讥笑叫嚷，我们为了图个清静，只好换个方式。[5]99

处于文化易位的空间里，蒋彝的言行举止、衣着打扮、思维方式都在“被看”的他者审视中变得怪异而与众不同，从心理学的层面上讲，“被看者”往往处于被动、劣势的地位，“审视者”则往往居高临下，带着强势的姿态和意味，新环境中两种文化的碰撞和较量，不断提醒蒋彝自己“身心分离”的处境，他越来越清醒地感受到对中国文化的思念，“一个文化里的成员有时难以界定自己在文化里的角色，也可能意识不到，他们是大写的文化的一部分。……问及‘我是谁？’时，发展中的第三世界里善于表达的人一旦接触到技术发达的社会，就会毫不犹豫地认同自己的民族，还可能认同自己的道德、伦理或宗教传统。”[6]136在英国三年的生活困境，让蒋彝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化碰撞带来的冲突与隔阂，同时也让他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归属感的危机。这份危机，成为蒋彝持续创作的动力和动机，他用中国文人式的“诗文书画”融于一体的独特表达和中国眼光，保持了他在异质文化中的民族姿态，也使之在之后的一系列游记中越来越从容自信地调和着中西文化的冲突与偏见。

二 突围与沟通

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中，以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单向输入为主，鲜见中国文化向西方的主动输出。在东方学院的任教的蒋彝，在图书馆看到很多传教士和外交人员所作的中国游记，这些作者大部分都不了解中国文字和文化，但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好奇心，大多把笔墨集中在鸦片鬼、乞丐、苦力的身上，行文武断偏颇，但却大受欢迎。蒋彝敏锐地发现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艺术的偏颇与误读，那些文章里的中国人和自己曾经经历的“被看”处境与民族偏见，使蒋彝认识到跨文化传播中 “民族身份与文化自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为蒋彝的写作找到了强烈的动机和方向明确的写作方式和领域：用英文写作来展示自己在英国的游历和经验，用异乡人的身份和“中国之眼”来看异域，用自己擅长的中国诗、书、画等方式表现英伦风情，意图发现“各民族之间的相似之处，而不是彼此之间的差异或者搜奇抉怪。”[7]纠正西方人的误解，客观地把中国形象介绍给西方世界，“个体的人始终不停地在自己的环境中组织、归纳自己的价值观，始终在将自己的建构和意义加诸外在的环境；这些建构和意义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抗衡的特征。”[6]146对蒋彝这样的“离散作家”而言，这种写作姿态和方式，是建构自己民族身份和定位写作支点的自觉选择，也是一种融入异域文化的努力和权衡。

蒋彝出身于江西九江一个中国传统“士绅”阶层的大家庭，为蒋彝打下了诗、书、画的坚实底子。幼年的蒋彝在读到《徐霞客游记》就钦佩羡慕不已，立志要做“徐霞客第二”，加上出国前同学的礼物——刁敏谦的游记《留英管窥记》，让蒋彝产生了用“中国之眼”看世界的游记写作方式。《湖区画记》中，蒋彝创造性地大胆尝试，在游记中穿插了12幅极具传统风格的水墨山水画，每幅画又配有书法题字的古典诗歌，整本画记充溢着独特的中国情调和东方气质。文本融汇了中国传统诗、书、画的外显形式和内在的美学精神，率先运用文化符号性极强的中国传统艺术形式表现西方世界，既丰富了游记文体的表现形态,又重构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文化形象,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文化突围”。

“当我们跨越新的文化边界时，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携带的文化影响是由我们个人的主观经验（文化经验和个人经验）决定的。”[6]164，他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经验，用自己喜爱和擅长的方式表达自己、传播中国文化、建构与西方世界联系的通道，以摆脱自己作为异乡人单纯“被看”的处境和缓解语言不通、文化易位带来的冲突与隔阂，寻找自己“离散身份”的民族归属感。

在跨文化的语境中，文化差异越大，传播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往往会遭遇到其他文化群体的不信任。蒋彝用中国人的眼光和表达方式，带领英国读者发现“不一样”的湖区山水，之所以能大受欢迎，除了“文化易位”激发出来的新鲜感和好奇心，很大程度归于蒋彝在写作中，既充分展示中英文化之间显著的差异，又积极挖掘和肯定其内在的相似性与共通性。英国诗人兼评论家在《湖区画记》的序言里指出：

我们总以为，中国的艺术离不开中国的内容—中国的山、中国的湖、中国的树，但现在这位中国艺术家仿佛站出来告诉我们：“我的艺术视野、我的技巧并不受地理空间所束缚。那是全人类共通的,可表现中国山水,也可诠释你们英国的景致。”[5]21

蒋彝这位诗人、书画家，大胆无畏地走向英国的文化圣地—湖区，用饱含中国文化特征的方式向英国文化致敬，在差异中寻求着两者之间的文化共同现象。“每一种文化都形塑我们的感知能力，其根据是文化的共同经验”[6]160，蒋彝长期在中国文化里形塑的结果，造就了他独特的感知能力和感知方式，使得他的《湖区画记》别具一格。

由这儿望去，那被阳光照亮的山谷显得如此遥远。我望了又望,悠然遐想另一头有些什么。这一刻,我不再是名异乡人,不再是旅居伦敦的那一个人,我似乎回到了故乡。然而两地景色仍有隐约的差异。[5]37

走近中央荒山的双峰，刹那间心头涌起一种熟悉的感觉，那模样神似我祖国庐山的双剑崖，此刻我已有些怀念故乡。[5]40

脑海中思绪翻腾，特别是我不断拿此地风景与故乡相比。毋庸置疑，其中是有些根本上的差异，但我在当下却已无法察觉出究竟有哪些不同。[5]86

行走在英国的“湖区圣地”，蒋彝却在陌生的湖光山色间感受到了一种相识的“熟悉”，他用长期形成的中国式的游山方式、玩水态度，令其笔下的风光景物生出了东方审美的魅力，带领西方读者重新发现和领略其本土风光与文化的不同内涵。同时，这种审美态度和表达，又让蒋彝在对故乡的遥思中拉近了自己和异邦世界的距离,可谓一举两得。

岩石错落有致，巨大的峭壁下有些小巧的房子，峭壁绿意盎然，我再次领会各地的大自然有多么相似。我不懂人们为何总爱分出异同。[5]96

我无法随意在大自然中找到惊喜，不论在中国或英伦，山壑、坚石、林木、溪流，即便表面有不同，却都留给我类似的印象。在湖区的很多时刻，我以为自己回到了故乡。……我是一名中国人，壮丽山河的子民。[5]145

游记中随处可见的相似景物，成为蒋彝表现东西文化相通之处的有利载体。文化共同现象是存在的，他们靠着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把全人类联系起来，蒋彝在寻找文化的共同性努力上，首先从最不附着文化因子的自然山水入手，文中大量的山水描写，似乎是英国湖区与作者家乡中国庐山的场景对比，运用比较的方法，蒋彝既强调了东西方与大自然关系的区别，也展现了两个景区之间的许多相似之处，这种另辟蹊径的游记写法，令人读来耳目一新。同时，他在这种发现和表达中拉近了自己和异质文化的距离，又用自己独特的文化传播方式和艺术表达实现了对祖国的回望，描绘出人类普遍具有的“怀乡”情绪，确立了其不可取代的文化地位。

从1937年出版的《湖区画记》，到1972年的《日本画记》，三十余年间，蒋彝在他的12本异域游记文本中，用图文并茂、妙趣横生的表达，自觉地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巧妙生动的传播中国文化和呈现中国视野，呈现了蒋彝与西方世界从最初的尴尬冲突，到不断的突围、融合，及最后游刃有余地穿行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完整过程，蒋彝用一个中国文人在西方世界的自我形象建构，在异质文化里获得了“中国形象”的成功塑造，意义深远。

[1]林海音.隔着竹帘儿看见她[M].台北:九歌出版社,1992:21.

[2]蒋建飞.我的父亲蒋彝与徐悲鸿[C]//政协九江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九江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海外赤子蒋彝专辑,1992:149.

[3]Chiang Yee:China Revisited After Forty-two Years[Z] New York:W.W Norton&Co,1977.

[4]Chiang Yee:The silent traveller ,A Chinese artist In Lakeland[Z],London:Country Life Ltd,1937.

[5]蒋彝.湖区画记[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6]迈克尔·H·普罗瑟.文化对话——跨文化传播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7]Chiang Yee ：The silent traveller In London[Z],London:Country Life Ltd,1938,10

[8]郑达.西行画记——蒋彝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责任编辑张永杰]

The Cultural Gap and Breakthrough in The Silent Traveller in Lakeland by Chiang Yee

FENG Jing-jie
(College of Humanities,HongHe University,Mengzi,661199,China)

As a Chinese writer who was devoted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western world in the 20th century,Chiang Yee had created a unique style of English travelogue genre. In his first journey work , it narrated many encounters of a "discrete writer" in heterogeneous culture. Based on the text description of the travelogue, the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author’s cultural barriers and conflicts as well as his great efforts to cultural breakthrough and self-construction.

Chiang Yee ; 《The Silent Traveller in Lakeland》 ; cultural gap; cultural breakthrough

I206

A

：1008-9128（2017）04-0063-04

10.13963/j.cnki.hhuxb.2017.04.018

2017-03-24

国家社科项目：中国现代汉英双语作家研究（14XZW020）

冯静洁（1972-），女，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研究，云南本土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