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忠，陈兆肆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 杭州 311121)

整顿烟俗与地方博弈：清乾隆朝颁布禁种烟草政令及其争议*

姜建忠，陈兆肆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 杭州 311121)

清政府为了整顿社会风俗，提升粮食作物产量，一度严禁种植烟草。乾隆朝时期，政府内部对这一政策进行了激烈争议。这场争议的背后是两方利益的博弈，反映在政策层面即是严禁和劝谕的选择。由于政府推行政策的立场不断软化，各地官员更注重本地的经济利益，以致禁种成效不彰。但饶有兴味的是，无论是强调禁种政令者，还是反对该政令者，其所给理由似都与民生有关，唯前者系“天下之大计”，而后者乃“地方之民瘼”。

乾隆朝；禁种烟草；地方博弈；争议

长期以来，言及清朝禁烟，首先会想起近代鸦片战争中的禁烟运动，而此处之烟系指鸦片，清人一般称为“洋烟”。然而，近代以前，清政府即曾多次颁布禁烟法令，惟此时之烟非系鸦片，乃为原产于美洲的草本植物，初为印第安人所嗜吸，而后传入中国，文献所载“黄烟” “水烟”“旱烟”即系此类也。实际上，在学术研讨时，前者的相关研究宜称清代禁毒史研究，而后者的相关研究则可称为清代禁烟史的研究，如此两分，相关探讨庶几不致混淆。值得提及的是，关于后者之研究，学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渐有所关注，如杨国安在总论清代烟草业时简略提及清代各朝禁烟政令；[1](P197-220)陶卫宁在利用明清笔记的基础上梳理了明清时期政府的禁烟政策及其流变；[2](P133-136)程大鲲利用一些满文档案考述清入关前的皇太极时期的禁烟政策[3](P111-114)。上述研究或针对明清两代，或照观某一代一朝，对清代禁烟政策之研究无疑具有开拓和补白之功，然而其于清朝历史上争议最为激烈之乾隆朝禁烟实情，却鲜有着墨。清乾隆朝初期，在全国曾试图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种烟草运动，但无疾而终，其法令颁布、群臣争议及其深层缘由到底如何，学界至今未有厘清。本文拟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为主，辅之其他文集资料，对之作一探讨。

一、“好烟之习”与清初禁烟

烟草原产自美洲，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先传入欧洲，继而散播世界。明朝中后期的正德、嘉靖年间，始由外邦入华，*关于烟草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学界至今仍缠讼莫断，大多认为系明万历时期传入，但刘翔早在1993年即以大量之史事证明此说有误，实为正德和嘉靖年间传入中国，笔者以刘说为是。参见刘翔：《明清两代烟草种植及对外贸易——兼论“明万历年间烟草传入中国说”有误》，载《中国农史》1993年第2期。先传烟草，继传烟种。其蔓延扩散，据吴晗先生之考证，其途有三:一由葡萄牙人带入日本，继传至朝鲜，再则进入我国东北，然后进关内；二是从吕宋(即菲律宾)传入台湾、福建，然后南传广东，北传江浙，再向四周推广；三是自越南等地传入广东, 然后北上。[4]在明清士人和民众看来，烟之为用，其利甚广：就吸者烟趣而言，“以火烧一头，以一头向口，烟气从管中入喉，能令人醉”，*姚旅：《露书》卷十《错篇》，转见谢国桢：《明清笔记丛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3页。“入口则九窍香生，片刻则周身气透”。*朱履中：《淡巴菰百咏》，载官志涵《淡巴菰百咏序》，转见杨国安编著：《中国烟业史汇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第30页。对文人雅士而言，“坐而闲窗，饭余散步，可以遣寂除烦；挥尘闲吟，篝灯夜读，可以远避睡魔；醉筵醒客，夜语蓬窗，可以佐欢解渴”。[5](P15)对一介农夫而言，烟则可解乏助兴，所谓“耕耘未几，坐田畔，开火闲谈”。[6](P114)此外，在清中期地方督抚上奏朝廷而极言烟利的奏折中，烟还有医疗之效用，如于南方有“辟瘴”之效而于北地则有“袪寒”之用；又如烟草乃“通九窍之药”“小儿食此，能杀疳积；妇人食此，能消症痞”；再如“气滞、食滞、痰滞、饮滞，一切寒凝不通之病，吸此即通”。[7](P201)正其如此，有清一代，吃烟之人日见其多，受此烟利驱动，种烟之户也与日剧增。不过，出于种种考量，清廷频下禁烟之令。终至乾隆初期，禁烟的呼声愈演愈烈。

清兴于关外之际，东北吸烟之风已盛，如当时蓟辽总督洪承畴即曾向明崇祯帝奏言：“辽左士卒，嗜之如命”。*杨士聪：《玉堂荟记》卷四，转见杨国安编著：《中国烟业史汇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第165页。崇德三年(1638)，朝鲜国私运日本烟草入沈阳，为清兵所察获，而据朝鲜资料记载，“妖草”进入沈阳后，当地吸食者颇众。清太宗皇太极曾以“非土产、耗材货”为由，而下令大禁。禁令伊始只对民而不对官，但于崇德四年(1639)，太宗禁令范围已然扩及贝勒、贝子乃至王公大臣人等。然而崇德八年(1643)，因官民“私用”而烟禁无效，最终科条名存实亡。*辽宁省档案馆藏《敕谕制诰》第7卷，转引自程大鲲：《皇太极时期禁烟政策探析》，载《满语研究》2009年第1期。顺治初年，再谕禁烟，当时规定：宫廷之内，文武官员吃烟者革职，旗人枷号两个月、鞭一百，民人责四十板、流三千里。[8](P1278)顺治年间的规定不可谓不严厉。自崇德而至顺治年间，禁烟重在禁吸，而至康雍年间，禁种则与禁吸并提。康熙年间，康熙皇帝极为痛恨吃烟，他从传统养生角度而将烟草视为“耗气”之物[9](P226)，复出于安全起见又认为“火烛之起，多由于此”[10](P33)，因而康熙帝劝谕官民禁烟。出于传统的重农务本思想，雍正五年(1648)亦对民间剀切劝谕，认为米谷为养命之宝，既然赖此为生，则当勤加爱惜。凡可以种植五谷之地，应视之如宝，勤加垦种，不可舍本逐末。对于种烟一事，雍正认为“于人生、日用毫无裨益”，而种烟之地又必择沃壤，尤为妨农。因而,他主张官员有责任对小民劝课农桑，使其醒悟而知米谷为身命所关，非此不能生活，而其它皆不足依。[11](P468)综上所述，崇德及顺治朝主要鉴于吸烟“耗民财”而影响战备，故其通过严惩吸食者的方式以推行禁烟。而到康雍年间，本土种植烟草者逐渐增多，出于养生、安全以及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而推行禁烟，其功令由此前的禁吸而变为禁种。此时禁烟手段，由“重惩”而转为“劝谕”，较先前温和。然而，乾隆初年，由大学士方苞发其端，禁种烟草的呼声骤涨，无论是禁种范围，还是惩治力度，都较前而强化。

二、整顿烟俗与地方博弈：乾隆朝颁布禁种烟草政令及争议

乾隆一朝，无论在中央大员还是地方疆吏中间，都有人认为吸烟乃为敝俗，必须严加禁止。乾隆元年(1736)，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方苞在提出禁酒的同时，亦提出禁烟一事，他认为“夺农家上腴之田，耗衣食急需之费，未有如烟者也”。方苞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为民间算了这样两笔账：首先，民间日用需费最多者莫如盐，而成年男子每日需盐之费不及一钱，然而“弱女稚男”之烟费则两倍于此；其次，自通都大邑乃至穷乡僻壤，老少男女，无不以抽烟为风尚，故烟草之市场颇为可观，也进而带来种烟之利润极为丰厚，即两倍于种蔬菜之利，三倍于种稻谷之利，故江南、山东、直隶等沃壤之地无不种烟，而其他省份亦大率如此。方苞指出，种烟于土质及民生皆有弊害，如种烟之后而改种蔬谷，则会“苦恶不可食”，既败坏土质又耗费民财。鉴于此，方苞提出对策：对种烟者限期禁革，若违令不遵，则将其种烟之地没收入官，再分给贫民耕种，并对负有监察之责的左右邻居施以责罚。至于相关失察官员，则予以降级处理。不过，需指出的是，方苞的禁烟之议不够彻底，并非毫无区别地适用于所有人和所有地区。其认为，烟对于平常之人，虽非必不可少之物，但对某些人而言却格外重要，如“塞外有苦寒之地，岭南有瘴疠之乡，而行旅有风雪之晨”，烟对于这些人而言，无疑能挡风寒而御瘴疠，亦不无小补。有鉴于此，他建议：“塞外弛禁以供守兵御寒之用，惟不许烟草入塞”。此外，方苞认为，各直省州县城内空隙土壤，可以种烟，但城外尺土寸壤，皆必须种植五谷、百蔬。总之，方苞乐观地认为如果采取上述办法，则海内每年增谷“亦不下千余万石”，而某些人所必需之烟草亦绰绰有余，不失为两全之策。*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方苞：《奏为条陈禁酒禁烟植树等足民之本管见事》，乾隆元年(1736)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01-0004-047。

乾隆元年(1736)十二月十八日，针对方苞的奏议，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发表自己的看法。他指出，田土沃壤原应种植五谷杂粮以资民食，未料平民贪图种烟之利丰厚，往往不种五谷而改种烟叶，故入主中原以来，禁令甚严，后来因栽种之人颇多，而法不责众，故禁令遂弛。针对方苞所建议而对种植者及失察邻佑、官员进行严厉惩罚的举措，庄亲王表示严重异议。他认为，种烟习俗相沿已久，一时碍难禁革。小民但顾目前种烟之利而不顾久远之计，故在他们斤斤于图利之时，强制令其舍弃种植烟草之厚利，则势难成行，转而对民间产生滋扰。因此，在庄亲王看来，与其采取严厉的惩处举措，莫如回到雍正五年(1727)的劝谕政策上来，敦促地方官谆切劝谕民间，使小民醒悟，知农业为身命之所系，转而由种烟而种五谷、百蔬。此外，庄亲王指出，各处种烟所在大多皆为民间畸零空地，未必阡陌相连、遍行栽种。*康雍乾时期关于种烟之地是否尽为膏腴之地，亦有争议，如康熙时期查慎行即作诗言及当时种烟之地多系膏腴丰饶之地，如其言：“本业抛农务，群情逐贸迁。刈蓝初用染，屑草半为烟。树艺非嘉种，膏腴等费田。家家坐艰食，那得屡丰年。”参见查慎行：《自汶上至济宁田间多种蓝及烟草》，载《四部备要·集部·敬业堂诗集》(排印本)，卷四十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382页。如将一切种烟之地没收入官，并责罚邻佑，恐怕导致无辜小民因此而受到牵连，此种立法有失公允。即使将没收的土地分给穷民耕种，而田亩业经种烟，土质已败坏，再种蔬谷，苦恶难食，转为无用之地。且如方苞所请，城内空隙之地许民种烟，以挡风寒而御瘴疠。那么，各州县城内居民稠密，而空隙之地有限，必然导致烟草供不应求，而使烟价剧增，这样小民趋利而偷种者势必更多，一旦绳之以法，则犯法者不知成千累万，恐难以实行。总之，庄亲王认为最佳方法还是遵守雍正帝谕旨，命令地方官员善为晓谕，勤加劝导，嗣后种烟不许使用良田而大片种植，让百姓知道务农为本，这样种烟者自然会“日渐稀少”。最终，方苞有关立法严惩的建议被驳回。

庄亲王寄望于通过劝谕的方式而禁烟，难免过于理想，其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抽烟吸烟者一如故常。此后两三年中，种烟者未能“日渐稀少”，相反吸种者“遍于天下”。乾隆三年(1738)，方苞重申旧议，并加以扩充，欲将南北各省俱行永禁，并建议从乾隆四年(1739)开始，凡种烟之地一概令其改种蔬谷，而违令之人依照“私开烧锅例”严惩。*直隶总督孙嘉淦：《奏陈严禁烟酒情形事》，乾隆三年(17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0976-013。然而，如同上次一样，这次建议也很快又因大员们强烈反对而被搁浅。

乾隆三年(1738)十二月，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布兰泰针对方苞的再次奏议而认为，如同以无用之果所烧之酒不当被禁一样，以“山谷隙壤”所种之烟亦不当被禁止。一旦强行禁止，这是违背人情而使民生受困的做法。接着，布兰泰以其亲身所见为例而指出，各省地方“山涧僻壤、城隅隙地”，如昌平、居庸等地烟圃处处皆是，如果将其改种五谷，则“一夫不足以为饱”。当地贫民很少有膏腴之地，以此隙壤种植烟草，可充分发挥土地的价值，能“活数口之家”。如果对此一概禁种，则土地收益未必增多而劳力反而会有所靡费，粮食蔬菜未必增多而民间日用之费反而会日渐匮乏。因此，无所区别地一概加以禁种，则民间必受其困。此外，类似于上述庄亲王的看法一样，布兰泰也认为：烟固然无益于民生日用，然而自康雍鼎盛以来，“相沿成风，与茶并重，卖烟吃烟之人，遍于天下”。而吃烟之人总数一定，如果一旦禁种、限种，则烟价必因烟少而飙升，好烟之人也会“不量家计以希一嘘”，这样耗费民财会更加严重，而嗜利之徒肯定会以身试法而私自营运，以图厚利，如此则犯禁者会数以万计，势不能个个严惩。布兰泰认为，方苞“以不可尽禁之事”而强禁，实属“拂乎人情”之举。*布兰泰：《奏为禁烟禁酒敬陈民生利弊管见事》，乾隆三年(1738)十二月十一日，宫中—朱批—法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08-0146-001。

乾隆三年(1738)，直隶总督孙嘉淦亦对方苞之议表示反对，其称：假如禁烟之令实行，那么四海之内、一年之间，犯法之人、破产之家将数以万计。“此事言之甚易，而行之甚难，普天之下，皆受其扰，不可轻举。”*直隶总督孙嘉淦：《奏陈严禁烟酒情形事》，乾隆三年(17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0976-013。

乾隆三年(1738)方苞的奏议，在布兰泰和孙嘉淦的强烈反对之下，终成泡影。然而时隔五年(乾隆八年)，江西巡抚陈宏谋在方苞前奏的基础，又重提禁烟主张，且对前述驳斥方苞者作出一一回应。在陈氏看来，当时“耗农功而妨地利者”，莫如种烟一事。自雍正五年以来，吃烟者愈多，“虽有劝谕之文，终无改种之实”。据其估算，无论南北，老幼、男女吸烟者几乎“十有七八”*为了证成自己的禁烟主张，陈宏谋对当时全国吸烟者数量的估计或有夸张之嫌。如后世之光绪年间湖南《善化县志》即曾明言：“四十年以前，男子吃蔫(烟)者什之一，女子吃蔫(烟)者百之一”。参见光绪《善化县志》，载杨国安编著《中国烟业史汇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第209页。。烟民既众，烟利自巨，故种烟者连阡累陌*关于乾隆时期，烟草种植到底耗地几何，时人说法颇为不同。如嘉庆时期军机处官员称：“此种之地不过农田千百之一二，不足以伤农”。不过，征诸乾隆时期闽人郭起元所论，如就种植烟草之大省如福建省而言，烟草之种地确实耗地“十有六七”。分别参见嘉庆四年军机处《议驳江苏监生周玠条奏议案》，载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史料旬刊》第12期，北京：京华印书局，1930年9月21日；郭起元：《闽省务本节用书》，载《魏源全集》(第15卷)，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07页。，且多为沃野良田，而种烟所需“粪力极厚”*陈氏关于“种烟之地必沃野良田且所需粪力极厚”的论述，可得清代其他文献之印证。如嘉庆年间的包世臣即言“种烟必须厚粪，计一亩烟叶之粪，可以粪水田六亩，旱田四亩。”参见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六，载《中国烟业史汇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第171页。，将之移作精耕细作之用，每年额外所产五谷高达“几千万石”。对于种烟之人，所得之利固可资助其生计，然而对地方来说，却暗中减少了许多粮谷，民间在柴米茶盐等生活费用之外又额增“几千万两”买烟之费。以此看来，如果长久不禁，那么地力、民财均将耗费无穷。

乾隆元年方苞之条奏遭遇驳斥，而理由不外有以下三点：一则以地亩已经种烟，再种蔬谷，苦恶难食，徒成废地；一则以种少烟贵，则偷种者多，犯法者众；一则以烟地入官，罚及邻佑，牵连滋扰。然而前两条理由，在陈宏谋看来均不能成立。陈氏称其自幼生长于农家，颇知农田之事，即种烟之田，粪力必厚，地脉必疏，一旦改种蔬谷、杂粮，仍能极易长成，虽然短期之内或有“苦恶”，但一二年后，又大多能转为良田。所谓种烟之后“终为弃壤”，实属无稽之谈。此外，烟少价昂，富者即便不惜重金“以求一嘘”，那也只是少数之人。烟与果品之类相似，无关饥饱，不必担心其贵贱与否。且烟少价贵之费钱，与今日米少价贵而致小民无以资生相比，其轻重缓急相去霄壤。至于前述第三条理由，即种烟之地入官，罚及邻佑，滋扰民间，陈宏谋深表赞同。为此，陈氏提出类似于方苞所论之折中之法，他主张：城内空地者仍许民种烟，而对于城外偷种烟者，则责成乡保报官，拔其烟、杖其人，但只将烟草没收入官，而地亩仍给原主种植蔬谷。种烟达五亩以上，对田主施以“枷号”惩处，乡保如代为隐瞒，一经查出，负连带责任。别人有主动报官者，即将所拔烟草赏给其人。陈宏谋认为，种烟在三月而成熟在八月，自插下烟苗至收成之间，有几月之久，而种烟之地又在旷野之中，故殊难隐瞒。一旦拔烟，种烟之人前功尽弃，故“法不必加重而人自不肯种，不必责令邻佑而人不能瞒”。虽有贪利而违法之人，但他们亦知种烟一事徒费辛勤，获取厚利的愿望难能实现，如此必然会幡然变计而改种蔬谷，这样也不必考虑失业者会增多的问题。有意思的是，陈宏谋对所谓烟能够“御瘴气、御风寒”之说，认为不足凭信。因为在其看来，在明代烟未传入之前，也未见人人“尽为瘴疠风寒所侵”，即便今人之中不吃烟者，也未尝没有“不入瘴乡”之人。显然，烟并非必不可少之物。

陈氏考虑到本年种烟之人很多，一旦立即拔除未免失业者过多。因此陈请从乾隆八年(1743)开始预先晓谕民间，以来年为始，地方官刊印“简明禁约”，发给乡报等人各一张，令其挨家挨户宣传。地方官遇事下乡，亦当晓谕利害，询问乡保有无种烟，务以劝谕为先。如果州县官不实力奉行，仍有在城外偷种烟之人，则严定处分。陈氏认为这样一来，人人预知种烟必惩，虽不尽畏惧官法，但亦会顾及身家利益而禁种。*江西巡抚陈宏谋：《奏为敬陈江省劝民禁止种烟事》，乾隆八年(1743)闰四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01-0102-002。

在某种程度上，陈宏谋以自身经历为例，言之凿凿地批驳反对禁烟者，其说服力自然比“空言禁烟”的方苞要强。此外，陈氏所采取的措施考虑周全，将劝谕与惩办之法结合使用，较单纯劝谕和单纯惩处的方式皆技高一筹。随后，大学士兼军机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等人，奉旨“密议”，他们在后来的复奏中同样指出：小民日用所需，莫要于五谷，多一亩农地，即增一亩生养之资。现在种烟之处，日渐增多，如直隶、山东、江西、湖广、福建等省种植，尤其之多，陇亩相望，谷土日耗，不能不采取有力措施。该奏基本上认同陈宏谋的主张，但仍建议发给九卿再议。乾隆帝认为陈氏所奏已十分详实，又经几位学士认同，即可发部知会各省照办。*大学士兼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为遵旨密议禁止种烟事》，乾隆八年(174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22-0016-086。

有意思的是，这一禁令下达到地方后，首先引来是“烟斤甲于天下”*作为中国最早传入并种植烟草之福建一地，每年到五六月间烟草收获上市时，便会出现“远商翁集，肩摩踵错”。参见陈琮：《烟草谱》卷二《烟贩》，嘉庆年间刻本，第17页。的福建省的率先回应以及事实上的反对。乾隆八年(1743)十二月，署理福建巡抚周学健在上奏中委婉指出，禁种烟草一项在本省推行阻力重重。如有的乡民认为种烟地亩不宜种植五谷，有的则认为种烟之地若改种别物，必须荒废三五年才能恢复地力。福建各州县接到禁令之后，即令衙役地保饬民改种。然而，有的一村之民齐称不愿改种，甚至有人称如强制改种，则情愿荒弃。衙役地保与村民论理，竟有村民恃众抗拒不服。凡此可见，民情狃于积习，骤然强令改种，势必滋生事端。因此，周氏认为惟妥善之方以“开导劝谕为主”，如能遵法改种者，加以奖励，以提高其改种积极性。周氏主张将“城堡内陈地及山头屋角畸零不成片段、不能栽种蔬谷之地查明，准其种烟*据韩国学者元廷植的爬梳和研究，彼时福建确有些地方不适合种田而适合种植烟草等经济作物，不仅效益高，且没有赋税，农民更喜欢种这种土地。参见元廷植：《新作物与明清时期经济的发展——以福建烟草为中心》，载陈支平、万明主编：《明朝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82页。，不许差役里保借端需索，其平畴沃壤阡陌相连之地，现在种烟者，切加晓谕，令其改种。即有不能奉行改种者，设法劝谕，试令改种若干，使之渐次改种等。”面对周氏的忧心上奏，乾隆皇帝安慰道：“大学士等所议陈宏谋一折，原非尽令各省一概禁种，亦不过因时制宜劝谕而已，况闽省尤不能行此令，想你错会其意了”。*署理福建巡抚周学健：《复奏办理闽省禁烟事》，乾隆八年(1743)十二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0337-039。

面对乾隆帝的安慰之词，周学健反而变得有点不安起来，其在九年(1744)二月十六日的上奏中，对“地隘人稠”的闽省粮食不足深为忧虑，并反思“闽省民食不足之故，其弊在于种烟。”*闽人郭起元亦有此认识，相关研究，参见牛贯杰：《17～19世纪中国的市场与经济发展》，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131页。他提及，康熙初年，台湾尚未开辟，台湾米谷并不能接济内地，当时福建内地各府米价甚低，民食并无不足之虑。当台湾开辟之后，增此一路米粮以供内地，民食何以反而缺乏，这个中原因，除由“生齿日繁”所致，主要原因在于：康熙年间闽省出烟尚少，闽烟十分珍贵。但及至今日，闽烟几乎遍天下，种植日广，终致良田渐少而财食俱乏。周氏主张禁烟的态度尚属明显，但在奏折中一再申明“劝谕”乃最佳之法，且主张山头地角等本不能栽种禾稻之旱地，仍许民种烟。周氏论及烟利于地方民生及财政的极端重要性，骤然禁革势必造成群情汹汹而危机地方秩序。宵旰求治的乾隆皇帝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遂又谕批道：“是徐徐妥办，大凡非一日之积弊，亦不能一日骤革也。”*福建巡抚周学健：《奏为遵旨劝谕各属禁止民间种烟并改种禾稻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01-0115-036。煌煌上谕既言“徐徐妥办”，自然又影响到上述陈宏谋所奏重惩之法无疾而终。据韩国学者元廷植的研究，明清两代，福建烟草业的发展自始即与当地百姓生计攸然相关，故“下达禁止烟草种植的乾隆帝也不得不缓和其措施，这可以说是跟福建商品经济的发展相一致，其结果促进了广大的烟草种植和烟草加工的发展”。*元廷植：《新作物与明清时期经济的发展——以福建烟草为中心》，载陈支平、万明主编：《明朝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286页。

嘉庆四年(1799)，江苏监生以“卑贱之身”，重拾陈氏之奏，上请朝廷“将种烟地亩改种五谷，违者许该地军民拔弃，犯者治罪，诸色人食烟及商贩开烟铺并食烟器具一切禁止，贩者与前罪等”，但军机处经核议后驳回其所请，认为“民间食烟，习非一日，此种之地不过农田千百之一二，不足以伤农，且以不屑禁止之事，琐琐烦扰，徒属无谓，应毋庸议。”*嘉庆四年军机处《议驳江苏监生周玠条奏议案》，载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史料旬刊》第12期，北京：京华印书局，1930-09-21。军机处的主张最终也得到嘉庆帝的支持。此可视为乾隆朝禁种烟草政令之余波。

乾隆朝禁种烟草之法令最终绩效甚微，首先在于烟之“嗜欲之大”。乾嘉时期桐城派的另一大代表人物刘大魁，针对桐城派之首方苞禁酒禁烟之倡议无效，进而直言：“夫举天下之无味而辛苦蜇于口中，未有如烟草也。自万历之季，闽人一食之，不及百年以至于今，而天下之民无贵贱贤愚，鲜不甘而嗜之，国家亦尝申禁戒之令矣，而卒于不行，又况嗜欲之大者欤！夫嗜欲之所在，智之所不能谋，威之所不能胁也。”[12](P9)除了嗜食者欲罢不能，亦在于种植者“得利甚厚，不忍割弃”。乾隆年间，闽人郭起元曾一语中的地指出：“闽地耗于植烟，既严其禁，然小民不知大计，终以烟草为利，久且复植”。[13](P107)

三、斯事关民生：清廷禁种烟草的深层缘由

从乾隆初期有关禁种烟草的密集探讨中，自可看出此事在帝王臣工心中的分量。虽在时人看来，严禁烟草种植的举措不免“拂逆人情”，但却深刻地反映出彼时严峻的社会经济实况，如方苞所言“土不加广而生齿日繁，游民甚众，侈俗相沿，生计艰难，积成匮乏，欲其衣食滋殖，家给人足，非洞悉其根源，矫革敝俗，建设长利，而摩以岁月之深，未易致此。”*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方苞：《奏为条陈禁酒禁烟植树等足民之本管见事》，乾隆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01-0004-047。同样，乾隆八年(1743)，江西巡抚陈宏谋虽主张将“劝谕”和“重惩”手段相结合而更显务实，但其建言亦与当时更趋严重的耕地及粮食危机密切相关，如其所言“窃方生齿繁庶，米谷益艰。我皇上宵旰勤求，凡有关于民食者固已特颁上谕，立见施行，如报垦之免其升科，所以广地利也；米税之永行革除，所以重五谷也。凡在臣工有可以广植五谷而资民生养者，自当曲加筹画”。*同治《新城县志》，卷一《风俗·民事》，转见陈树平编著：《明清农业史资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30-531页。彼时，烟草流行之害，不独在于“尽与桑麻争地力”[14](P14)，而且也将大量本从事耕织之劳动力吸引而去种植烟草，从而危及农业，所谓“雇工则种稻轻其值，种烟重其值。于是雇工者竟趋烟地而弃禾田，况农家妇女篕饷而外，纺织为本，今皆惟烟是务，妇亦不知织布”。*江西巡抚陈宏谋：《奏为敬陈江省劝民禁止种烟事》，乾隆八年闰四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01-0102-002。

方苞引发的这场是否“禁种烟草”的争议，在帝王臣工之间展开，其间又关乎烟草种植耗地比例、民众吸食比例、烟草种植对田地之破坏程度等具体而微的争议。强调禁种烟草者，以烟草种植侵夺民田而损及民食为虑；而事实上之反对禁种烟草者，如福建巡抚周学健，则以种烟于地方民生之重要性及禁烟势必危及地方稳定等为理由。两者似皆关乎民生，惟前者关乎“天下之大计”，而后者乃系“地方之民瘼”，二者相较，自有轻重缓急之别。而况，如细细算之，如尽行种烟，而田谷俱减、米价腾跃，则烟利自被稀释。*同治《新城县志》，卷一《风俗·民事》，转见陈树平编著：《明清农业史资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30-531页。这些政策分歧，可以说就是种植烟草带来的经济收益与侵占粮食作物耕种之间的矛盾。

到了清中期，社会“生齿日繁而地力有限”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寻求温饱则成为头等大事。受制于传统的观念，人口繁增尚是家国兴旺、民力殷实的表征，是故乾隆朝始终措意于“广植五谷而资民生养”之方，粮政遂成为念兹在兹的一件大事。*关于乾隆粮政之战略及当时之社会经济背景，可参见魏淑民：《乾隆早期粮政的再讨论——以政府角色为中心》，载朱诚如主编《明清史论丛》(第8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第219-238页。在引进高产量农作物的同时，扩大种植面积自是最直接的应对之方，其具体方式，一则通过鼓励群民开垦荒地，一则通过减少或禁种经济作物，以广种粮面积。由于烟草作为经济作物，其创造的社会财富较粮食更具有显示度，各地官员往往出于本地区经济利益的考虑，加之社会吸烟成风，他们对朝廷的整肃法令大多不以为然，以致纲纪不严，禁种效果也因而不彰。

[1]杨国安.清代烟草业述要[M]//中华书局编辑部.文史(第25辑).北京：中华书局，1989.

[2]陶卫宁.明清政府的禁烟及其政策的演变[J].唐都学刊,2003(1).

[3]程大鲲.皇太极时期禁烟政策探析[J].满语研究，2009(1).

[4]吴晗.谈烟草[N].光明日报，1959-10-28.

[5]陈琮.烟趣[M]//陈琮.烟草谱(卷二).嘉庆年间刻本.

[6]包世臣.小倦游阁集(卷九正集九) [M].清小倦游阁抄本.

[7]倪朱谟.本草汇言[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

[8]吴凯.中国社会民俗史(第3卷)[M].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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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玄烨.庭训格言[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11]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十五)[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刘大櫆.海峰文集(卷一) [M].清光绪年间刻本.

[13]魏源.魏源全集(第15册) [M].长沙：岳麓书社，2004.

[14]鹿邑县志(卷一)[M].乾隆十八年刻本.

[责任编辑 铁晓娜]

Cleaning up the Smoking Custom and the Local Soft Resistance：The Ban of Tobacco Planting and the Debate in the Time of Emperor Qianlong

JIANG Jianzhong，CHEN Zhaosi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Hangzhou 311121，China)

In order to clean up the undesirable customs and increase the food crop,the Qing government had strictly prohibited the tobacco planting. The imperial princes and court ministers debated intensely on the policy in the time of emperor Qianlong. The essence of the debate was interest struggle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the policy choice was to strictly prohibit or advise of giving up the tobacco planting.The effect of this ban was not obvious, because the government’s attitude became more and more gentle and the local offical attach more inportance to the local interest. However, interestingly the reasons of both sides were all related to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he supporter’s was that the planting was for the all people and the opponent’s was the local interest.

the time of emperor Qianlong；the Ban of tobacco planting；the local soft resistance；the debate

2017-01-06

姜建忠，硕士，助理研究员，从事中国古代史和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K249.3

A

1009-1734(2017)03-007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