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伟

（福建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福建 福州 350001）

邪恶美学与邪恶伦理
——论伊格尔顿对“邪恶”话题的探讨

王 伟

（福建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福建 福州 350001）

为了弥补文化理论家的缺陷，并回应当代社会中新的邪恶现象，围绕邪恶话题，伊格尔顿在多本著作中，从美学、现代性与恐怖主义等几个层面展开讨论。邪恶与美学关系密切，不仅因为在悲剧思想中负载共同体罪恶的替罪羊历史悠久，邪恶主题在经典作品中屡屡出现，还因为邪恶的创造性、以其自身为目的的特征等都与审美存在共同点。现代性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暴露出惊人的邪恶一面。不应满足于给恐怖主义贴上邪恶的标签，还应具体分析其背后的伦理与政治问题。

伊格尔顿；邪恶美学；邪恶伦理

I01

A

2095－4476（2017）12－0039－04

2017－08－28；

2017－10－17

王 伟（1977—），男，安徽砀山人，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博士。

身为激进的左翼理论家，伊格尔顿心中有数，讨论邪恶这样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问题，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但他依然执着地沉浸于邪恶话题，而且乐此不疲。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其一，试图弥补文化理论家的短板。在《理论之后》中，伊格尔顿先是肯定了文化理论取得的成绩。譬如，开辟了性别与性欲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等新的研究领域，且不乏给人启示的洞见。尽管如此，伊格尔顿还是对左翼文化理论心存不满，认为它不能总是纠缠于一些不可或缺的话题——如性别、阶级与种族——之上，而应正视被它所忽略的、那些看似过时的论题。譬如，道德、真理、死亡、邪恶、苦难，如此等等。否则，就很可能一直困于既有的偏见或成见之中，难以扩大理论视野。其二，回应当代社会中新的邪恶现象。伊格尔顿认为，邪恶并没有一个形而上的不变定义，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呈现出新的时代意义。具体分析这种意义，解释邪恶在新的语境下的种种表现，而非简单地将其归入邪恶之列就万事大吉，是知识分子理应担负的责任。基于上述考虑，伊格尔顿在多本著作中，聚焦邪恶话题，从美学、现代性与恐怖主义等几个层面展开讨论。无疑，伊格尔顿所论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而目前中国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伊格尔顿对邪恶的现代性批判，二是伊格尔顿的神学转向，三是伊格尔顿重建文化理论的策略，四是伊格尔顿的文学“伦理－政治”批评，五是邪恶的语言维度。［1－5］由此不难看出，从美学与伦理视角对伊格尔顿的邪恶论述进行阐发还有待加强。众所周知，从建立伊始，美学就并非单纯研究美的学科，因为人的自由与价值一直是它密切关注的主题。换言之，美学与伦理学从一开始就保持着强劲的互动关系。尽管后现代美学确有以美学取代伦理学的倾向，但伊格尔顿仍然坚持两者的关联传统，从美学入手探讨邪恶的前世今生，而落脚点却始终是邪恶的伦理问题。

一、邪恶与美学

邪恶与美学密切相连，首先因为悲剧思想中有着悠久的替罪羊传统，以至于伊格尔顿认为悲剧的最佳翻译为“替罪羊之歌”。即便把悲剧起源的问题放在一边，至少对于某种类型的悲剧而言，替罪羊的形象本身也是不可或缺。“替罪羊在象征意义上负载着共同体的罪恶”，意味着“一种神圣的恐惧”，“一种更加积极形态的活着的邪恶之死”。［6］293换句话说，作为献祭的祭品，替罪羊既让人敬而远之，又让人心生敬畏。通过杀害或驱逐替罪羊，共同体得以救赎自己的罪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基督堪称典型的悲剧性替罪羊。伊格尔顿认为，虽然存在很多没有替罪羊的悲剧，但“对献身观念的怀疑不那么容易消除，尤其是在行为的主要人物是妇女的情况下”。［6］305譬如，霍桑《红字》中的海斯特·白兰即是如此。伊格尔顿指出，她是一个被逐出共同体的祭品，但她在人们心目中象征着人性，因此，她又是一个神圣的罪人。一方面，她不被社会的道德机构所接纳，游荡于道德的荒野，成为男男女女的替罪羊。另一方面，与普通的女性迥然相异，她佩戴的红字表征着能力与越界，她的所作所为代表了一种超越父权压迫的努力。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着眼于悲剧艺术之外，伊格尔顿还联系时代政治来谈替罪羊。如果说，传统的替罪羊可以被当作卸载集体罪行的客体，被逐出城外，那么，“现代替罪羊对于将其排斥在外的城邦的运作是必不可少的。它不是一个关乎几个受雇乞丐或囚犯的问题，而是关乎全部挣血汗钱、无家可归者的问题。”［6］309他强调，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面前，身受剥削的弱势群体都是替罪羊。不言而喻，为了改变日益加深的贫困，为了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这种贪婪的资本结构必须被打破。正因如此，伊格尔顿指责文化左派纸上谈兵，泯灭了革命热情。

其次，邪恶是文学经典经常涉及的主题。在《论邪恶》一著中，伊格尔顿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探讨文学经典中的邪恶。其中，威廉·戈尔丁的小说《品彻·马丁》，描绘了马丁竭力拒绝死亡的故事。马丁是一名低级的海军军官，此人贪婪、淫邪、控制欲极强。在作战时，落水的马丁被海浪冲到一块礁石上，他“以惊人的求生欲望和极端自私的邪恶本性与死亡抗争”。有意思的是，此时此刻，马丁的躯体已然死去，那个仍在进行抗争的是其不甘的灵魂。伊格尔顿一针见血地指出，“邪恶包括了肉体与精神的分裂——代表了统治与毁灭的抽象意志，与这意志所栖居的无意义的血肉之躯的分裂”。［7］43通过展示马丁在礁石上备受折磨的过程，作家意在凸显一个罪恶的灵魂在炼狱中所应受到的惩罚。伊格尔顿认为，戈尔丁的很多小说都与原罪相关。譬如，《蝇王》中，建构文明秩序的努力终被暴力与宗派主义摧毁，由此揭示了人性的黑暗；《继承者》则对比原始人与新人的文化差异，描绘了人类向上的堕落；而《自由堕落》以回忆的笔触，展现了人性之恶。此外，在伊格尔顿看来，弗莱恩·奥布莱恩的《第三个警察》是一则关于地狱的寓言，表现了邪恶的诸多特征：异乎寻常、低劣不实、肤浅、欠缺生命向度、精神麻木等等；而格兰汉姆·格林的小说《布莱顿硬糖》，则刻画了一个彻底邪恶之人，提醒人们思索邪恶与善良之间的隐秘纠结，如此等等。

再次，某种程度上，邪恶与美学共享一些特征。众所周知，审美不是仅仅机械地反映现实，富有独特的创造才是其让人交口称赞的更高境界。邪恶也有很强的创造力，伊格尔顿指出：“恶魔对创造兴趣浓厚”，“魔鬼之以其邪恶的方式具有创造性，就如同神的力量会具有毁灭性一样”。［6］263实质上，这种创造性并非通常的创造性，而是魔鬼的颠倒镜像。不仅如此，这种创造与审美一样，都以自身为目的。伊格尔顿以纳粹集中营为例，强调“邪恶并不简单地就是不道德的事情，而且也是在人类的痛苦和伤害中获得能动的施虐快感的事情，这种施虐快感明显沉溺于以这种伤害本身为目的的过程中”。［8］换言之，若是从经济或军事的角度来看，纳粹集中营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可以采取更为便捷、省时省力的残害方式。而令人惊骇的地方恰恰在于，纳粹的邪恶不以实用功利为主要目的。有意思的是，那位经常遭到伊格尔顿嘲讽的美国哲学家罗蒂，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罗蒂认为，韩波特与金博特这两个人物是纳博科夫有关残酷的作品的核心，这种残酷并非希特勒式的，“而是指那些善于美感喜乐的人也可能会犯的一种特殊的残酷”。［9］即是说，聃于审美可能在有意无意之间，对他人的苦难熟视无睹，从而陷入邪恶的渊薮。

二、邪恶与现代性

关于现代性的影响，众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讨论甚多。在借鉴韦伯、马克思、本雅明等人论述的基础上，伊格尔顿认为应辩证看待这一问题，否则，就无法把握现代性的两面性，要么过分拔高某一方面，要么有意回避另一方面。“在当代理论中，只有马克思主义强调现代性乃是人类幸福的一个革命性进步，而且它还以同等的热情坚持认为，现代性是一场漫长的屠杀和剥削的噩梦。似乎没有任何其他思潮能够让这两种描述处于紧张之中，既要面对贵族的怀旧情绪，又要面对极度的进步主义或后现代的健忘症。可是，把握着现代性之答案的，正是它们之间的这种必要关系。”［6］255换句话说，现代性成就斐然，但它带来的邪恶也罄竹难书。关键在于，不能只盯着后者而哀伤地怀恋过去的好日子，或者，被成功的喜悦冲昏头脑，不愿直面或者轻视现代性的负面能量。如果说，前者是一味向后看的怀旧主义，那么，后者则是一味往前看的盲目乐观主义。显而易见，两者是两种迥然相异的历史观。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相互攻讦、难分难解。其实，由于未能在共时的结构中看待问题，它们都不免堕入片面的泥沼。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过去成为衡量现今的理想标杆时，应予追问的是，这种过去是怎样的过去，人们是否愿意接纳与其同时的其他部分。而当历史被视为奔向进步、光明前程的线性过程时，则需拷问现代性的阴暗面何以被低估或漠视。

回顾人类的历史，尤其是刚刚过去不久的20世纪，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紧随其后的东西方阵营之间的长期对立，还是此起彼伏的地区冲突，都给男男女女造成了无可估量的灾难。因此，对伊格尔顿而言，善良与邪恶是一种悲剧性共存。更准确地说，除了较为短暂的状况之外，美德甚至很难在公共事务中得以发展，而往往被限定于私人领域中发荣滋长。因为“大多数的人类文化都已经变成了掠夺、贪婪、剥削的叙事。现在这个刚刚开始的喧嚣世纪，已经被无止境的鲜血所玷污，已经被数以万计不必要的牺牲所标记。”［7］197换言之，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前者滋生邪恶的可能性更多，危害性也更大。因此，面对种种邪恶事件，伊格尔顿更注重考察邪恶生成的外部缘由，而非个体邪恶的内在本性。应该说，这也是其《论邪恶》一著的运思方式。伊格尔顿坦言，这种方式针对两种错误的流行性看法：一是认为若是行为可以解释，那就不再是邪恶的；二是认为若是行为邪恶，那就无法对其进行判断。伊格尔顿承认，就算不少男女与生俱来的邪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多数的邪恶都是体制性的”，作恶者“都是既定利益以及隐秘操控的结果，而不是个体恶意行动的后果”，“大部分的恶性都深深地嵌套在我们的社会系统之中，为这些系统所服务的个人，可能完全不知道他们行动的严重性”。［7］193如此一来，邪恶就主要不是如康德所言的那样，源于自我的放任。沿着同样的道路，阿伦特得出了“平庸之恶”的结论。她认为，邪恶的恐怖在于“思想的轻信或缺乏”“对习俗的抵制、停止和组织所有批判性的质问和怀疑”“缺乏内心的自我对话”等。［10］这就可以充分解释，为何参与纳粹大屠杀的男男女女，都是普通人而非恶魔。

值得留意的是，讨论现代邪恶时，有学者以是否能激起人类的恐惧感与崇高感为标准，将其分为“好的邪恶”与“坏的邪恶”两类，并将它们分别等同于康德的“根本之恶”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前者因为以自身为目的，或者说，为邪恶而邪恶，所以“让人莫名其妙地喜欢”，而后者则因无以激起人类的恐惧感，令人生厌。［11］上述分类与对应的好恶，都可以推敲。具体而言，当论者谈论好的邪恶时，肯定性引用了雅思贝尔斯的一段话：大屠杀“以毫无意义的行为、折磨和被折磨、因自身原因毁灭、及其憎恨世界和对其自己受轻视的存在怀有极大仇恨的人类为乐”。［6］269既然如此，那么，这会让谁喜欢？是否需要付出那样的代价，让男男女女来体验恐惧感？再有，平庸之恶与恐惧感并非相互绝缘，相反，在纳粹大屠杀中还扮演着更让人恐惧的功能。可以补充的是，伊格尔顿确有谈及邪恶的两幅面孔，而且是天使与恶魔形态的邪恶。“前者压制其自身存在之缺乏，后者则得益于它。值得注意的是，纳粹主义将这两种模式结合在一起。”［6］275可以看出，它们也不能简单地用好坏来区分。

三、邪恶与恐怖主义

对于恐怖主义行为与美国的解决措施，伊格尔顿都有态度鲜明的批评。就前者来说，恐怖主义代表了最为强烈的偏见与偏执，是宗教本质主义。很大程度上，它们受到邪恶的、落后的意识形态的暗中支配。就后者而言，美国用恐怖或暴力的方式来应对恐怖主义，不仅不可能彻底消灭邪恶，而且还会招致愈来愈多的恐怖，从而让更多的无辜者遭受痛苦。因为暴力固然能有效反击恐怖主义，但它同时又不断促进恐怖主义的生长。因此，伊格尔顿认为，给恐怖主义贴上邪恶的标签，其实反倒将问题恶化，乃至“在不知不觉间，与你真正诅咒的野蛮串通一气”。换言之，这必将落入以暴制暴的怪圈，进而忽略恐怖行为发生的真正根源。伊格尔顿指出，对“911”事件，不能止步于邪恶的描述，而更应将其归罪于“阿拉伯世界在漫长的历史中，所遭受的西方政治上的凌辱，以及由此所累积的愤怒与羞辱”。［7］210－211也即是说，伊格尔顿提醒世人，这起事件既是他们政治不满、政治诉求的曲折表达，又是一次情感的宣泄与喷发。还须注意的是，美国的邪恶行径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杀害的平民数量是“911”事件中的几百倍。问题是，如何解决国家之间的政治分歧，避免类似邪恶事件的再次发生。在《陌生人的麻烦：伦理学研究》中，通过梳理近代西方伦理思想史，展示它们在处理陌生人时遭遇的诸多麻烦，伊格尔顿最终诉诸马克思，给出了社会主义的互惠发展这一可行性方案。伊格尔顿宣称，“社会主义是恐怖的解毒剂”［12］50。他辛辣地嘲讽说，到了世贸大厦倒塌那一天，那些洋洋自得宣布历史终结的人，以及坚信资本主义永远胜利的人，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曾是那么的愚蠢。

到了《神圣的恐怖》一书，伊格尔顿则将恐怖主义追溯至前现代世界，从而揭示恐怖与神圣、暴力与文明之间的亲缘关系。“如果没有抓住这种两面性，就不能理解恐怖的概念。恐怖起初是一种宗教观念，今天的许多恐怖分子依旧如此；宗教是深层的矛盾力量，同时使人狂喜和灭亡”。［12］4伊格尔顿把狄奥尼索斯归入最早的恐怖主义者之列，强调他在拥有强大生命力的同时，还有着难以平息的怨恨与攻击性。通过对比恐怖分子与绝食抗议者、自杀弹客、真正的殉道士等之间的异同，伊格尔顿断言他们都死于致命的意志，揭示了自由意志兼具创造性与毁灭性。有学者批评伊格尔顿此书没有政治倾向性，更为沉醉于恐怖的美学层面，而这不是一个因对文学做政治批评而知名的学者该做的事情。［12］91事实上，由于伊格尔顿主要是以欧里庇得斯《酒神的伴侣》为例，来阐释、分析恐怖主义，因此，美学味道十足就在所不免。然而，这并未遮住伊格尔顿一以贯之的社会主义政治理想。

为了弥补文化理论家的缺陷，并回应当代社会中新的邪恶现象，围绕邪恶话题，伊格尔顿在多本著作中，从美学、现代性与恐怖主义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邪恶与美学关系密切，不仅因为负载共同体罪恶的替罪羊在悲剧思想中历史悠久，邪恶主题在经典作品中屡屡出现，还因为邪恶的创造性、以其自身为目的的特征等都与审美存在共同点。现代性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暴露出惊人的邪恶一面。不应满足于给恐怖主义贴上邪恶的标签，还应具体分析其背后的伦理与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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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小燕.论伊格尔顿理论的重建策略［J］.江西社会科学，2012（2）：99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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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M］.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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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肖 琼.伊格尔顿悲剧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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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