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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汉学家日比科夫斯基及其南戏研究述论

2017-03-09林施望俞为民

关键词:科夫斯基南戏中国戏曲

林施望,俞为民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波兰汉学家日比科夫斯基及其南戏研究述论

林施望,俞为民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日比科夫斯基是波兰著名汉学家、英语世界南戏研究第一人,曾先后三次造访中国,研究领域包含文史哲多个方面,其南戏研究为西方汉学开辟了全新的领域。《南宋早期南戏研究》即是日比科夫斯基的南戏研究成果,该著作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详尽分析了早期南戏作品与说唱文学的紧密联系,并认为说唱文学即为中国戏曲的起源;将南戏置于世界古代戏剧史中,分析南戏与古希腊悲喜剧、印度梵文、日本能剧的区别,并使用西方戏剧理论分析早期南戏作品;以中国戏曲所表现的文化现象为“非我”,从西方汉学家的角度分析其成因。《南宋早期南戏研究》建立在日比科夫斯基已有的汉学研究基础及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学术视野与方法论之上,为英语世界第一部南戏研究专著。

域外南戏研究;日比科夫斯基;波兰汉学

波兰汉学家日比科夫斯基(Tadeusz Zbikowski,1930 - 1989年)的著作《南宋早期南戏研究》Early Nan-Hsi Plays of The Southern Sung Period出版于1974年,为其申请成为预备教授所提交的论文①笔者已经完成《南宋早期南戏研究》Early Nan-Hsi Plays of The Southern Sung Period(华沙大学出版社,Wydawnictwa Uniwersytetu Warszawskiego)全书翻译(待刊),文中对该著作的引述均出自拙译。。国内有些学者认为该著作为日比科夫斯基的博士论文②持此观点的论著有孙歌、陈燕谷、李逸津《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曹广涛《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与翻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骆耀军《“他者”想象的缺位:英语学界的南戏研究》(《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等。,而实际上,日比科夫斯基的博士论文题为《关汉卿的著作与生平》Życie i twórczość Kuan Han K'inga,完成于1963年。日比科夫斯基的《南宋早期南戏研究》是英语世界中第一部专注于南戏研究的著作,在为西方汉学研究开拓“南戏”这一戏曲研究领域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此外,日比科夫斯基亦曾出版《三国演义》(Dzieje Trzech Królestw)(节译)、《西游记》(Małpi bunt)(节译)、《聊斋志异》(节译)(Mnisi-czarnoksiężnicy czyli Niesamowite historie o dziwnych ludziach)(节译)等著作③Zakład Sinologii. Publikacje - Tadeusz Żbikowski [EB/OL]. [2016-08-16]. http://www.sinologia.uw.edu.pl/pods/543_publikacje-tadeusz-zbikowski.。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尤其是戏曲,乃是日比科夫斯基汉学研究的重点。国内学界部分著作和论文曾提及日比科夫斯基及其著作《南宋早期南戏研究》①相关著作有孙歌、陈燕谷、李逸津的《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曹广涛《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与翻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等。相关论文如康保成《以开放的心态从事中国戏剧史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黄斌《中国古代戏曲晚熟原因研究述评》(《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8年第9期)、骆耀军《“他者”想象的缺位:英语学界的南戏研究》(《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等。但是这些论著重点都在于概述和引介国外有关中国古典戏曲的翻译与研究,缺少对日比科夫斯基其人及其著作的专门研究,弥补这个缺憾正是本文的出发点。

日比科夫斯基生前为波兰华沙大学汉学系教授。他于 1949年开始就读华沙大学英语专业,又于1950年开始在华沙大学东方学院选修现代汉语,并于1955年获得汉学硕士学位。1956年至1957年,日比科夫斯基于北京大学访学。1963年他发表了博士论文《关汉卿的著作与生平》,并被聘为助理教授。1966年至1970年,日比科夫斯基担任波兰驻北京大使馆工作人员。在完成著作《南宋早期南戏研究》之前,他已经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了五年②日比科夫斯基第三次造访中国时间为1977 - 1980年,期间担任波兰驻华大使馆广州总领事。日比科夫斯基生平资料均由波兰华沙大学东方学院现任汉学系主任李周女士提供。。日比科夫斯基身处西方汉学从“大东方学”研究转向专题研究的过渡期,因此大略可以其完成博士论文为界将其研究范围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日比科夫斯基系统研究过中国、日本等地区的宗教③相关著作如下:《中国的宗教》Religie China(与波兰学者Olgierd Wojtasiewicz合著)、《马来群岛的宗教》Religie Archipelagu Malajskiego、《澳大利亚及大洋洲的宗教》Religie Australii i Oceanii(这本书又包含史前宗教、印度宗教、西藏宗教、中亚及西伯利亚宗教、日本宗教、马来群岛宗教、大洋洲宗教、非洲宗教与美国本土宗教等内容)。参见:Zakład Sinologii. Publikacje - Tadeusz Żbikowski [EB/OL]. [2016-08-11]. http://www.sinologia.uw.edu.pl/pods/543_publikacje-tadeusz-zbikowski.,于1960年出版关于孔子的著作,于1964出版老舍部分作品的译著④相关译著、译著及出版社如下:与孔子有关的著作Konfucjusz, Książka i Wiedza, Warszawa, 1960, 330 s. 老舍部分作品译著 Lao She (Lao Sze), Rozwód, Książka i Wiedza, Warszawa, 1964. 参见:Zakład Sinologii. Publikacje -Tadeusz Żbikowski [EB/OL]. [2016-08-16]. http://www.sinologia.uw.edu.pl/pods/543_publikacje-tadeusz-zbikowski.,内容涵盖文史哲多个领域,容括中国、日本、印度等多个国家地区,而多数后期著作则转为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戏曲的专题研究。

日比科夫斯基正是以其对中国传统宗教的研究、儒家经典著作的解读、中国社会的切身体验、中国既有戏曲研究的总体把握,方能选择“南戏研究”这一课题来申请预备教授。虽然日比科夫斯基的汉学研究已有深厚的基础,且其戏曲研究内容是关于中国的,其材料、文献也都是中国的,但是西方文化对他的学术视野和方法论有很大的影响,从而导致日比科夫斯基是从一个“他者”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化的。下文着重分从对南戏起源的几个问题的探讨、宽广的南戏研究视野、观照与中国戏曲有关的文化现象的独特视角等方面论述日比科夫斯基的南戏研究。

一、南戏起源研究

南戏的起源是日比科夫斯基着重考察的问题之一,作为西方学者,他对于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

日比科夫斯基反复说明中国戏曲源自民间口头叙事文学,而非古代宗教仪式,其理由可归纳为以下五点:

第一,说唱文学为戏曲的产生准备了“口头叙事”基础。日比科夫斯基认为“口头叙事文学的发展致使具有相对简单、原始情节的表演形式产生”[1]30,即戏剧的产生需要表演艺术与叙事文学相结合。中国直到唐宋时期才出现了与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及《奥赛德》、古印度的《玛哈帕腊达》及《罗摩衍那》类似的口头叙事文学作品。说唱文学作为中国传统口头叙事文学形式,其对中国戏曲的发展具有间接但重要的影响,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耐得翁《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等著作中的说唱文学形式即为此例,且《武林旧事》中记载的“唱赚”与“诸宫调”产生的影响最大。中国戏曲产生年代较古希腊、古印度戏剧为晚,与中国口头叙事文学形式——说唱文学产生的年代较晚有必然联系。

第二,早期南戏作品的篇幅长度受说唱文学的影响。说书艺人在竞争压力之下,不得不在有限制的题材范围内创作更多的故事,从而围绕一个中心主题衍生出鸿篇巨制。而宋代杂剧只能表演非常简单短小的故事,南戏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发展出表演长篇故事的能力,正是因为南戏剧作家在创作时借鉴了说书人的手法和规则。

第三,早期南戏作品的“开场”揭示说唱文学传统。日比科夫斯基简要介绍了《张协状元》的诸宫调形式的开场方式,并认为这是南戏开始表演的最早方式,而这种方式正是借鉴自说唱文学。其于说唱文学和南戏中的作用相同,即为了使观众聚集并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第四,早期南戏作品说白、曲辞与说唱文学相似的分布特点。与说唱文学相似,说白是早期南戏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曲辞只有装饰性功能。日比科夫斯基认为在早期南戏作品中,说白、曲辞都能促进戏剧情节的发展,这一点与起源于诸宫调的北杂剧完全不同。

第五,从情节、角色类型、故事内容分析,中国戏曲不源于任何古代仪式性典礼或者宗教性聚会。从情节上看,中国戏曲情节不煽起矛盾、无宿命色彩,不表现对与错、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从角色上看,中国戏曲角色为“命运的屈从者”,不是神秘的、传奇的英雄人物,也不是王侯帝后。从故事内容角度看,在中国文学史上,描写年轻书生进京赶考从而陷入与女妓或者其他女子的感情纠葛之中的故事的第一次尝试是白行简的《李娃传》,这部作品是用文言创造的,而为了满足口头叙事的需要,方出现了口头语形式的《西厢记诸宫调》。因而,与确认起源于古代宗教祭祀仪式的古希腊、古印度、古代日本的戏剧作品完全不同,南戏并非演变自古代仪式性、集体性歌舞,而是源自某些最初用文言创作随后又出于口头叙述需要而被改编为口头语形式的短篇故事和叙事歌谣。

中国戏曲应当与世界其它戏曲一样,源自于对古代祭祀活动的模仿。虽然日比科夫斯基有关早期南戏或中国戏曲起源于说唱文学的观点有失偏颇,但是通过早期南戏与世界其它戏剧形式的比较、早期南戏作品与说唱文学的比较,日比科夫斯基的观点恰恰可以说明,中国戏曲虽起源于古代祭祀活动,但说唱文学却从叙事的情节性和表现内容方面为中国戏曲的成形提供了大量的养分。早期南戏作品的情节、内容都与直接起源于宗教祭祀的古希腊悲剧、印度梵剧不同,且中国戏曲又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因而,可以认为中国戏曲起源自宗教仪式之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多种表演形式一起促进了中国戏曲的成形,而说唱文学这一较为完整的表演形式在中国戏曲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对戏曲的成形作用犹大,而日比科夫斯基的观点的意义正在于揭示了说唱文学与中国戏曲或者早期南戏作品的亲密关系。

又有学者认为“在大多数中外学者看来,南戏的民间起源是不争的事实,而日比科夫斯基这位西方唯一的早期南戏作家却忽略了这个基本的事实。”[2]这种观点很明显是对该著作的误读,日比科夫斯基强调叙事文学对戏曲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影响,但从未忽略南戏的民间起源。日比科夫斯基一再强调说唱文学对戏曲的影响,而说唱文学又演变自变文,从情节、内容、形式都具有深刻的平民性。

关于南戏的起源时间,日比科夫斯基引述了王国维、周贻白、钱南扬等人的戏曲起源理论。王国维认为“则戏文于咸淳四五年间(1270 – 1279年),既已盛行,尚不言其始于何时也”[3]195,周贻白认为南戏应起源于13世纪前半叶,钱南扬将南戏的起源时间定在了大约12世纪初。日比科夫斯基综合他们的观点认为,南戏是于 12世纪的某个时间点出现的。如果认为中国戏曲同样起源于古代宗教祭祀,那么“12世纪的某个时间点”所指的正是南戏的成形时间,且这个说法是符合国内大部分学者的观点的。而日比科夫斯基提出这一观点,也是建立在综合之前的学者观点、分析现存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似乎更加不确定,但却包括了更广阔的时间界限。

对于郑振铎的中国戏曲起源“外来说”,日比科夫斯基详细引述了郑振铎有关南戏与印度戏剧的相似之处的描述。日比科夫斯基依次对郑振铎的描述进行了分析、论证,但总体上,对郑振铎的中国戏曲起源“外来说”的意见与孙崇涛[4]类似,即郑振铎“关于中国南戏是受印度梵剧影响而产生的见解,从它罗列的各种依据来看,未免过多属于比附、臆测性质,缺少令人足信的实证材料,但能够做到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宏观背景去审视中国戏曲发展历史现象,应不失为一种可取的途径”。此外,论及郑振铎“希腊悲剧和戏剧的东传应始于亚历山大大帝十字军东征”[1]67的观点时,日比科夫斯基提及波兰印度学家安杰伊·加夫龙斯基①安杰伊·加夫龙斯基(Andrzej Gawroński,1885 - 1927年),波兰印度学家,1916年起担任波兰雅盖隆大学教授,波兰第一部梵语教材作者。的著作《印度戏剧起源及希腊影响问题》Początki dramatu indyjskiego a sprawa wpływów greckich②Gawroński A. Początki dramatu indyjskiego a sprawa wpływów greckich, Kraków, 1946.,在这部著作中,安杰伊·加夫龙斯基对希腊对印度戏剧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和驳斥。对于郑振铎的中国戏曲起源“外来说”,国内学者的观点大都停留在分辩中国戏曲到底与印度梵剧有没有联系这个问题上。而日比科夫斯基却能别开生面地提及了郑振铎的“西方戏剧东传说”,并提及论证该观点的著作,这也显示出日比科夫斯基中国戏曲研究与国内学者的不同之处。

二、宽广的南戏研究视野

日比科夫斯基的独特,不仅体现在他对南戏起源问题的考察上,与大多数中国学者不同,日比科夫斯基的南戏研究的视野更广。

日比科夫斯基认为古希腊、古印度、古代日本的戏剧在形式与内容上都与古代神话、宗教信仰、祭祀典礼有关,但中国戏曲作品却并非如此,中国戏曲的情节表现为连续的、日常事件,且不若古希腊悲剧按戏剧动作做过安排而包括剧情的阐释、发展、高潮、突变和结局。因而,日比科夫斯基引用斯特凡•斯科瓦克辛斯卡③斯特凡·斯科瓦克辛斯卡(Stefania Skwarczyńska,1902 - 1988年),波兰文学史专家,戏剧学者,教授,罗兹大学荣誉博士。的观点认为早期南戏具有“史诗性”,所谓“史诗性”即是指“所呈现事件于同一直线演变,是不断变化的事实流,这些事实内在联系,并接连发生”[1]129。

论及中国戏曲的特征描写特点时,日比科夫斯基认为,自我介绍、他人对该角色的介绍、该角色对个人经历的回顾都是直接特征描写。而角色行当,具有深意的“中国式角色名”,不同词汇、语音、句法形式的使用又是间接特征描写的例子。中国戏剧中的角色较少使用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而以名词做代词。对白和独白的内容、表达形式等也能显现出角色的特殊结构,具有间接特征描写的作用。粗俗和猥琐的语言也可以作为间接特征描写的手段出现在早期南戏作品中。

喜剧元素是早期南戏作品的内在组成部分,日比科夫斯基亦使用西方理论分析了早期南戏作品中的喜剧成分。首先,日比科夫斯基认为喜剧成分是衡量中国早期戏剧作品起源于民间的重要标志。古希腊喜剧、意大利即兴喜剧、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戏剧,以及印度、日本等其它亚洲国家的喜剧都是如此。其次,日比科夫斯基就喜剧的成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喜剧成分不源于单纯的主体或客体,而是主客体的融合。客体与主体所重视的标准不一致,或者与主体的期待相对时,这个客体就会显得荒谬或反常。

正如前文所述,西方文化深刻影响了日比科夫斯基的研究视野与方法论。日比科夫斯基等西方汉学家得风气之先,擅长使用新理论分析中国的老材料、老文献,从而得出新观点。日比科夫斯基将中国戏曲置于世界戏曲史之中,与古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日本能剧做了形式、内容、起源等方面的比较,又借用戏剧动作、剧作的“史诗性”、特征描写手法、喜剧的定义及其特征等戏剧理论分析早期南戏作品,在与世界其它早期剧作的比较中,得出有关中国戏曲及早期南戏作品新颖而有说服力的结论,这对中国学者的南戏以及戏曲研究都具有较大的启发性。

日比科夫斯基对早期南戏作品分析考察时,不仅使用西方戏剧理论,也借鉴了中国学者的方法。

为证明南戏的起源时间早于北杂剧,日比科夫斯基将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的结论,即“总而计之,则南曲五百四十三章中,出于古曲者凡二百六十章,几当全数之半;而北曲之出于古曲者,不过能举其三分之一,可知南曲渊源之古也”[3]194,应用于分析剧作《张协状元》的曲调来源,认为剧作《张协状元》“一共有178支曲子,其中有71支与唐宋诗词有密切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王国维的理论”[1]155-156。

为坐实早期南戏剧作家相对于曲律更重视曲辞的观点,日比科夫斯基通过对比四部备要本《词律》、剧作《张协状元》、万有文库本《曲谱》中同时出现的“卜算子”“一枝花”,得出了南戏剧作家在创作时并不像诸宫调和北杂剧的作者一样遵守音乐规则,而着眼于选择合适的曲子来表达己意,当所选择的曲子不适合所创作的曲辞时,他们会选择重视曲辞而忽略曲律的结论。

三、解读戏曲文化现象的独特视角

日比科夫斯基在《南宋早期南戏研究》的导言中介绍了中国戏曲作品在欧洲的流传历程,作为西方汉学家,他认为欧洲人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迫切需求是促进中国戏曲传播的重要原因。而在著作中,日比科夫斯基也对中国历史上一些与戏曲有关的文化现象做了有趣的解读。

日比科夫斯基探讨了早起南戏作品中由书生与女子的关系变化所反映出来的社会风尚,他认为“中国人从骨子里确信,儿子对父母的孝道远比男人对女人的誓言重要”,因为“大多数家庭中的儿子,尤其是那些被要求致力于科举的儿子们……是父母欢乐和骄傲的源泉”,所以“除了不孝,书生们的很多不检点行为都可以被谅解”[1]114。

日比科夫斯基认为中国人“妇女乃万恶之源”的观念深深地根植于儒家经典之中。但不管早期元杂剧还是南戏作品,都很少出现像《小孙屠》中的恶妇“李琼梅”这样的形象。日比科夫斯基推测这一方面极有可能源于道教和佛教在社会底层民众的普及性。另一个方面则在于大部分的演员都是女性,她们的才华、美貌以及受大众喜爱的程度都与舞台上的丑恶角色不匹配。

在论及中国角色图谱时,日比科夫斯基指出“中国的戏剧角色很少为自己的目标而斗争,是老话‘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拥护者”[1]128,而张协就是这样一位“命运的屈从者”[1]128,《张协状元》的精髓就在于告诫人们适可而止、耐心等待命运安排。在日比科夫斯基看来,这源自儒家和道家经典的教化,因儒家迫使人们履行社会职责,道家则认为奋斗得越多所得越少。

日比科夫斯基对上述这些文化现象的解读,固然可以归因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但日比科夫斯基等西方汉学家,首先是以中国文化作为“非我”,通过解读中国文化来确定西方文化本身。而“孝”的定义,对女性及女角色的看法,儒道对社会人心的影响等议题都具有中国文化特色,西方人以此似可见出西方文化与这三者相对应的特点。而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却会有当局者迷的问题。西方汉学家却往往能用新鲜的眼光对中国学人习焉不察、或者有所避讳的问题进行考察。胡适早在1916年就说:“西人之治汉学者,名Sinologists or Sinoloq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 不可一笔抹煞也。”[5]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西方汉学家的成果并不“殊微”,甚至硕果累累。上文日比科夫斯基对中国文化的分析,虽不免有偏颇之处,但对长期浸淫于中国文化的中国人而言确有耳目一新之感,即为西方汉学研究成果的例子。

四、余论

日比科夫斯基师出名门①据波兰华沙大学东方学院现任汉学系主任李周女士提供的信息,日比科夫斯基在汉学研究领域的授业恩师为维托尔·雅布隆斯基及雅努什·赫梅莱夫斯基。维托尔·雅布隆斯基(Witold Jablonski,1901 – 1957年)师从法国著名汉学家葛兰言,系波兰汉学家,华沙大学宗教与历史学教授。1936年至1937年在燕京大学讲授比较语言学,又分别于1953年、1955年、1957年到访中国,于1957年在北京突然去世。雅努什·赫梅莱夫斯基(Janusz Chmielewski,1916 – 1998年)波兰语言学家、汉学家,同时也是世界知名的中国古典专家,1955年开始执教于华沙大学,曾为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写作专章。,其南戏研究又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对现当代学界戏曲研究的总体掌握之上,因此,作为其博士论文《关汉卿的著作与生平》之后有关中国戏曲的又一篇力作,《南宋早期南戏研究》有其特殊的意义:

第一,日比科夫斯基的著作《南宋早期南戏研究》是英语世界第一部,也是目前所见西方世界第一部研究中国早期南戏的著作。日比科夫斯基作为一位“他者”的努力,不仅能增加西方学者和普通读者对中国最早的戏曲剧种——南戏及其研究的认知,也提醒我们必须注意“在因此(学者们外语水平不高)而造成的自说自话、‘自给自足’的研究圈子中,难以使大陆的中国戏剧史研究界与海外、国外学术界进行双向交流,也难以摆脱低水平重复而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同”[6]的问题,因为“我们自己的研究未必全是美玉,他人的研究岂能都是顽石”[7]。“如果我们不睁开眼睛看世界,死死地抱着‘天朝大国的思想不放’,我们就有可能迈入固步自封的狭隘之中”[8]。

第二,部分学者认为《南宋早期南戏研究》大而不当,实际论证水准并没有达到日比科夫斯基想要达到的高度②孙歌、陈燕谷、李逸津的《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即持此观点。。实际上,日比科夫斯基在这部作品中,表达的观点、论证的过程往往分散于多个章节之中,最典型的例子正是上文已经论及的、日比科夫斯基认为中国南戏起源于说唱文学的观点。为了说明这一观点,日比科夫斯基分别在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以及全书的结尾引用了相关的材料加以反复论证。而且,日比科夫斯基在论述《张协状元》的曲调来源、曲调的历史流变过程时,论证过程极其严密细致。这显示出日比科夫斯基对中国戏曲材料、戏曲研究方法的全盘掌握。

第三,日比科夫斯基重视研究早期南戏的“结构形式”。他通过分析南戏作品的篇幅长度来论证作品的产生年代,又通过分析作品的情节结构来论证南戏与说唱文学的关系,还通过论证喜剧成分在早期南戏作品中的作用来证明早期南戏的平民性。以上这几点又显示出了日比科夫斯基用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作品的努力。

综上所述,日比科夫斯基作为“他者”,其南戏研究不仅囊括了对中国学者相关观点的引用,而且在此基础上又结合了西方人的视角、利用了西方人相关的学术成果。因此其研究成果,在开阔西方人研究视野的同时,也扩宽了中国学者研究南戏的道路。

[1] Zbikowski T. Early Nan-Hsi plays of the southern sung period [M]. Warszawa: Wydawnictwa Uniwersytetu Warszawskiego, 1974.

[2] 孙歌,陈燕谷,李逸津. 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74.

[3] 王国维. 宋元戏曲史疏证[M]. 马美信,疏证.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 孙崇涛. 中国南戏研究之检讨[J]. 戏剧艺术,1987(3):13-25.

[5] 曹伯言. 胡适日记全编:二[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376.

[6] 康保成. 以开放的心态从事中国戏剧史研究[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6(2):28-33.

[7]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中国学家名录[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5.

[8] 曹广涛. 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与翻译[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9-10.

On Tadeusz Zbikowski and His Research of Nanxi (Southern Drama)

LIN Shiwang, YU Weimin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Tadeusz Zbikowski is a famous Polish sinologist and the first person to study Nanxi (Southern Drama南戏)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He has ever been three times to China. His research field includes many aspects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especially his study of Nanxi has opened up a new domain for the western sinology. “The Research of Nan-Hsi in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is one of the main results from Tadeusz Zbikowski, which chiefly reflects his achievements in three aspects as follows: 1, analysis of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arly Nanxi works and the singing-saying literature,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drama; 2,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anxi and the ancient Greek drama, Indian drama, Japanese drama by placing Nanxi work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dramas worldwide; 3, analysis of the cause of formation of Nanxi from the angel of western sinologists based on cultural phenomenon reflected from Chinese dramas as “non-self”. “The Research of Nan-Hsi in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i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Sinology research and academic vision and methodology influenced by Western cultural influence, which is the first monograph of Nanxi in English-speaking world.

Research Abroad on Nanxi (Southern Drama南戏); Tadeusz Zbikowski; Polish Sinology

I207.37

:A

:1674-3555(2017)04-0030-07

10.3875/j.issn.1674-3555.2017.04.005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刘慧青)

2016-10-18

温州大学2016年研究生创新基金(3162016017)

林施望(1988- ),男,浙江温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域外南戏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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