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峰，王小洁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要素自由流动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分析

孙国峰，王小洁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生产要素也是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关的。生产要素从土地和劳动的“二元论”到加入资本等后的“三元论”、“四元论”甚至“多元论”，反映的是生产要素在具体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从本质上讲，尽管资本成为了所有生产要素的主导者，但包括资本的其它生产要素都可以归结到土地和劳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古典经济学认为“土地乃财富之母，劳动乃财富之父”根本原因。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需要清晰的产权安排和自由市场两个制度平台，只有如此，资本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主导生产要素的流向。也正是基于此，财富才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发达区域和发达国家。

生产要素；产权；市场经济；资本主导

一、生产要素与经济社会形态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并且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西方主流理论并不认同这种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紧密结合的划分方法，因此就有各种划分方法，如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就偏重于从经济特点划分人类社会的不同阶段。应该说，从研究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而西方主流理论将经济和政治的切割在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上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潭，这也正是效用价值理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得以盛行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对生产要素与经济社会形态关系的分析，从方法论上仍然坚持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笔者认为，对于经济和政治的割裂不可能实现对其各自科学全面的研究，其结果会导向学术研究与经济社会实践的脱节，也会造成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碎片化”。

生产要素尽管是资本主义出现后，自古典经济学伊始才被大量提及和讨论的对象，但实际上，“生产”是和人类一同出现的。如果考虑到自然的“生产”，那么生产就已经在人类出现以前存在了。这里不去讨论所谓自然的“生产”，而仅仅观察人类的“生产”。对于后者，存在两种类型的生产。一种是对人类自身的生产，一种是对“物”的针对于生产对象的生产。人类初期的生产和劳动是同质的。这是一个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个体生产和联合生产相关的问题，也就是一个与劳动规模或者说生产规模相关的问题。可见，人类社会一直到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生产或者说劳动还都处于小规模阶段。这也正是古典经济学奠基者之一的威廉·配第提出“土地乃财富之母，劳动乃财富之父”的经济社会现实。我们也可以将这个时期作为“劳动”和“生产”概念的分界，之前，在个体或者小规模上两者是可以互用的；之后，劳动更多地指个体劳动，而生产则更多地指较大规模的联合生产。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古典经济学奠基者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一直将自己的目光投向“劳动”，而西方主流理论则将关注点放在了“生产”。前者发现、提出和完善了劳动价值论，后者则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只有生产理论，而没有完整的有说服力的价值理论，直到边际主义的出现，才结合微积分的贡献提出了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核心概念和理论支柱之一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以及基于边际贡献的收入分配理论。

从奥尔森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文献资料看，原始社会尤其是母系氏族时期，原始人类的劳动是一种氏族范围内的联合劳动，原始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因此，这种劳动更多地像我们今天能够通过影像资料看到的狮群在一定范围内的“狩猎”，只不过原始人类还能够采摘野果等。对于原始人类来讲，当然没有生产和生产要素的概念。但用我们今天的眼光去观察，仍然可以看到原始人的劳动和周围一定范围的“自然”是这种“生产”的必然要素，只不过由于原始人特有的氏族所有制——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谓的原始共产主义，劳动被看作了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呈现自愿和主动的特点。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尤其当人类社会步入奴隶社会，不仅原来为氏族或部落共有的“自然”——或者就是“土地”变成了私有财产，而且连人也变成了私有财产，无论是畜牧业还是农业，作为劳动主体的“奴隶”则丧失了其劳动的自愿和主动性，完全是在奴隶主的监督下被动劳动。从生产的构成要件看，劳动和劳动对象仍然存在，生产要素也仍然是劳动和土地，但这种生产方式严重打击了劳动主体的积极性，生产要素无法流动，效率十分低下。进入封建社会，随着自耕农和租佃制等的出现，劳动有了一定的自主性和流动性，生产效率得以提高。劳动主体农民尽管解脱了对土地所有者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但却仍然依附于土地。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封建自然经济时期最能彰显劳动和土地作为财富创造者和生产要素主要构成部分的特点。这也契合笔者提出的土地和劳动第一性的观点。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劳动主体对土地的依附关系被强制性或习得性打破，新兴产业的出现既需要劳动的大量加入，也给了劳动选择的机会。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又变成了资本整体意义上的依附者，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获取了经济权力，而且也获取了政治权力的资本不再满意于揭露其自身的劳动价值论，转而寻求有利于自己的价值理论。接下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由“斯密教条”到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而边际主义的兴起则更是给资本的这种渴望提供了理论上的“道德满足感”。同样，资本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就堂而皇之地加入到土地和劳动的队伍之中，并且控制和主导了土地和劳动。至于后来的“四元论”、“多元论”等，也不过是这种逻辑的延伸而已。劳动对资本的依附意味着劳动的异化仍然存在，尽管表面看起来劳动有了选择权，但实际上这种选择仍然是被动的。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还有赖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这也是资本主义具有过渡性的原因所在。

二、产权、要素自由流动与市场经济

尽管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下，劳动从对土地所有权的依附转向了对整体资本的依附，仍然具有被动性，但资本主义毕竟主要是一个依靠市场交易的生产方式，已经赋予了劳动主体很大的选择自由。只不过这种选择就像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罩子中飞翔的小鸟，其自由也仅仅是玻璃罩子范围内的自由。这既是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的地方，同时也揭示了其过渡性。从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来看，尤其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时期，实际上仅仅依靠自愿意义上的市场交易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许多时候市场都要借着武力和强权来完成交易。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不仅是土地，甚至连劳动主体本身都成了被交易的对象。无论如何，作为大规模联合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需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在制度演进中当不符合普世价值的资源配置形式被逐渐抛弃后，产权和市场就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制度基础。前者可以看作是对生产要素所有权的经济意义上的实践，后者则成了产权清晰的生产要素寻找各自最有效率的生产位置的平台。要素的自由流动才能够在既符合资本主体的需要又符合各自生产要素主体的需要下实现，实际上归根结底取决于资本主体的需要。

我们有必要对产权和市场做进一步的思考。实际上，就市场的交易特性来说，不能说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市场。从文献和考古来看，人类的各个经济社会形态都有市场存在，只不过是限于交易对象的有限规模，不那么固定和成熟罢了。至于产权，其最早的表现形式就是所有权本身，只是到封建社会租佃制等形式出现后，从单一的所有权形式才演化出了诸如田底权、田面权等等不同的产权形式，就像我们今天所谓的金融创新一样，其源头仍然是所有权。因此，产权和市场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但资本主义却更好地运用了产权和市场，或者说更好地适应了产权和市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对社会主义理论在起初否定产权尤其是市场功能的做法还是要从源头上进行反思的。那么，产权和市场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它们与资本又有什么关系呢？从笔者关于土地和劳动第一性的立意来看，产权或者说其核心所有权和市场或者说其内核交易也都是劳动社会性的结果，它们的出现要远远早于资本的出现。关于所有权，恩格斯在《私有制、家庭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其产生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至于市场，本质上就是作为群体的人相互交换产品、互通有无的自发需要。可见，对产权和市场的分析不能离开人的需要，再深入一点也就是要承认人性的需要。在这一点上，反而是功利主义和西方主流理论有其值得借鉴之处。

那么，这种一直存在的产权和市场平台，为什么没有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社会形态中作为不可或缺的制度要件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仍然有必要抓住产权或者说所有权和市场或者说交换（可以看作交易的前身）在开始出现时的特征，那就是原始社会时期的所有权共有和在此基础上氏族成员之间或者不同氏族之间基于自愿平等的交换，也就是说，在产权和市场的初始，劳动主体是自愿平等的。这一点对于我们回答上面的问题至关重要。尽管还有其他诸多解释，但本文认为，正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否定了劳动主体（奴隶和农民）在所有权上的共有性，从而也就失去了市场交换原初意义上的自愿平等性，使得市场发展失去了劳动主体的普遍认同。如果说私有制是劳动社会性适应人性的一个残酷结果，那么毕竟它仍然是人性自我开出的“恶之花”，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市场一旦失去了自愿平等的灵魂也就失去了市场本身。除了由低下的生产力决定的落后的生产方式之外，不能不说人类社会发展中这种对产权和市场原初精神的背叛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市场的成长。而从资本主义的产生看，恰恰是在对产权和市场原始精神的回归中逐渐生发的（这一点从欧洲小手工业者以及我国早期的资本主义的萌芽中都可以看到）。不过可惜的是，资本主义不可能恢复所有权的共有，因此当其发展壮大之后，就仍然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小一点如欺行霸市，大一点如垄断等）。不过就资本和劳动之间、不同的资本主体之间，市场被挖掘出了一个新的重要功能，那就是资源配置。所谓市场经济的意义即在于此。

三、资本主导下的要素自由流动

资本从诞生到蹒跚学步是需要与劳动合作的，这种合作是近乎残酷和血腥的。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也许已经成了历史。但即使现在，在世界各地也还仍然存在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噩梦。如果否认或看不到这些，就不可能全面理性地看待资本及其主导的所谓要素自由流动。当资本需要资源或者说生产要素时，它将会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市场、国家权力或者战争等）完成对资源产权意义上的改造，从而能够使其顺利地进入生产领域。当资本需要商品需求者时，它也会通过各种手段拓展市场范围。因此，西方主流理论所谓的自由竞争就从来没有在现实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存在过。与资本主义之前的经济社会形态一样，资本仍然是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甚至就是政治权力本身。这也正是笔者认为从本质上来看资本是一个联合生产方式下制度安排的原因所在。它从刚开始还能界分清楚的一个个所谓资本家，逐渐进化发展到一架制度机器，形成了它独有的经济和政治逻辑，而其赖以生存的所谓自然法则就是人的自利天性。因此，某种意义上西方主流理论也成了这架机器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再来审视要素的自由流动，那也只能是符合资本意愿下的流动，换言之，只能是资本主导下的“自由流动”。甚至，在这架庞大的制度机器面前，作为具体的资本所有者有时也难免被“碾碎”的厄运。这也正是马克思将资本家本身也作为资本主义庞大后备军源泉之一的原因所在。

资本这一制度安排既是大规模联合生产的需要，也充分体现了其逐利的本性，西方崇尚个体主义和人的自利最大化的所谓主流思想则成了这一制度的舆论工具。在资本的眼里，生产要素都是自己用来逐利的工具，是资本制度搅拌机中必须填充的碎石料。因此，资本主导下的要素流动实际上并不“自由”，不过是循着人性自利的河道奔腾的一股使得土地和劳动自然性异化的洪流而已。既然是人性，资本的存在就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如果对这种极端的自利不加以限制，就一定会走向其目标的反面。资本的好处即在于极大地激发了人的创造性和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得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越来越丰富。同时，资本的负面性却带来了人类对土地无限制的索取和人本身的异化。这正是物质丰裕和精神贫穷共存的悖论，是资本这一制度本身的内在性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的反思，并不在于否定产权和市场的合理性，也不在于否定具体的资本所有者，而在于如何修正资本所内含的极端逐利问题。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如何对待人的自利性的问题。因为，土地、劳动和资本等作为生产要素，其流动的方向最终还是掌握在人手上。自由是美好的，但鼓吹和放任极端的自利就会使得这种“自由流动”的源泉枯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东方古训还是需要的，只不过好像人们接受起来慢了一点。尽管我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向了自然与人的和谐的轨道，有的甚至变成了令人艳羡的福利国家，但从仍然蔓延世界的战火和不和谐来看，这种对资本制度的修正还仅仅处在自家围墙之内，尤其是在各种贸易战和金融战频繁上演的今天。当制度作为一个庞大的机器行为固化之后，作为个体的人是很难与之对抗的。所幸的是，任何事物总有其正反面，当其追求的东西反过来反抗自己的时候，无论这种反抗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都会对制度惯性造成某种冲击甚至导致制度变迁。这也正是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下资本竞争所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二、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经济学院出版社，1998.

[3]朱春燕.西方主流收入分配理论与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比较[J].山东社会科学，2005。（2）：120-122.

[4]何自力.产业变迁与资本主义的衰落（上）[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4）：33-46.

[5]孙国峰.价值理论的意识形态本质[J].学术研究，2013，（8）.

国家社科基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竞争力的产权基础研究（15BJY004）

孙国峰（1969-），男，甘肃通渭人，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理论经济、转轨经济、土地制度、公共资源和公共政策等研究；王小洁（1993-），女，福建宁德人，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公共资源和公共政策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