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翰

1917年2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第二卷第六号，发表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胡八首尤以其中第一首最为有名：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此诗取名《朋友》，大概是鉴于那两只蝴蝶的相互关系吧，但它们并不像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倒像是梁、祝那样的恋人。因为通篇咏蝶，后来收入《尝试集》，就索性改名《蝴蝶》了。同为北大教授，黄侃还因此调侃胡适，说他就像是一只上下翻飞的黄蝴蝶。

这《蝴蝶》分明就是一首五言诗，不讲平仄和对仗罢了。这种诗，无贵族之气，有俚俗之风，在中国古已有之，与其叫白话诗，不如叫打油诗。北朝民歌有一首《折杨柳枝歌》就比它更天籁：“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唐人张打油《咏雪》也比它更好玩：“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此前，1916年8月，胡适给陈独秀的一封鼓吹文学革命的信，曾指责“南社诸人，夸而无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待胡适自己拿出来的白话诗，竟是这个模样，难怪“南社”领袖柳亚子要反唇相讥了：“胡适自命新人……倡文学革命，文学革命非不可倡，而彼之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话诗，真是笑话！”

在柳亚子们看来，这实在有点搞笑。同为五七言诗，平仄对仗搞对了，就叫近体诗；搞不对，就叫古体诗；搞得更荒腔走板一点，还可以叫做白话诗。原来，做诗就像做豆腐：做好了，叫豆腐；做坏了，就叫霉豆腐、臭豆腐，臭豆腐居然还很吃香。

朱自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写的《导言》中说：“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作者三人，胡氏之外，有沈尹默、刘半农二氏；诗九首，胡氏作四首，第一首便是他的《鸽子》。这时是七年正月。”七年正月，就是1918年1月或2月。朱自清可能是觉得，《新青年》此前发表的胡适的《白话诗八首》不能算数，新诗的问世得从1918年出版的《新青年》这一期才算开始。胡适仍然夺了个头牌，其《鸽子》一诗，内在品质且不论，至少在形式上，开始有个自由洒脱的样儿了：

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

有一群鸽子，在空中游戏。

看他们三三两两，

回环来往，

夷犹如意，——

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

鲜明无比！

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出版了，这被公认为中国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第二年，胡适的“宿敌”胡先骕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评〈尝试集〉》。然而，这时的白话诗已一派独大，八面威风，老虎屁股摸不得，梁启超所忧虑的白话霸权已经形成。据吴宓说：“《评〈尝试集〉》撰成后，历投南北各日报及各文学杂志，无一愿为刊登，亦无一敢为刊登者。”保守派同仁只好自办《学衡》刊而载之。

胡先骕的文章对《尝试集》做了这样一番分析：“今试一观此鼎鼎大名之文学革命家之著作，以一百七十二页之小册，自序、他序、目录已占去四十四页，旧式之诗词复占去五十页，所余之七十八页之《尝试集》中，似诗非诗似词非词之新体诗复须除去四十四首。至胡君自序中所承认为真正之白话新诗者，仅有十四篇。而其中《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三诗尚为翻译之作。”“然苟此十一篇诗义理精粹，技艺高超，亦犹有说。世固有以一二诗名世者。弟平心论之，无论以古今中外何种之眼光观之，其形式精神，皆无可取。”

理据充分，无可辩驳。然而，胡先骕的批评已经没什么市场了，连先前嘲笑胡适白话诗的柳亚子也奉劝他的一位老友：“二十年前，我们是骂人家老顽固的，二十年后，我们不要做新顽固才好。”

《文学改良刍议》其实就是胡适的文学革命宣言，因为顾及到保守派的反对，才改用了一个温和而谦虚的题目。刍议即不成熟的、浅陋的议论。其所议八项，有三项是关于诗的内容的：“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之呻吟。”胡适所谓言之有物，就是要求作品有思想有情感。不摹仿古人，就是坚信“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就是要像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刘鹗《老残游记》那样具有社会批判精神，以白话文、白话诗“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不作无病之呻吟，就是要求作家诗人们具有积极进取、报效国家的精神，而不可沉溺于一己愁思，伤春悲秋，暮气沉沉。

胡适的文学主张当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也是时代所需要的。然而，胡适的尴尬在于，他自己的“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之呻吟”的白话诗创作，却往往思想直露、艺术粗糙，没有一首堪称精品的传世之作。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

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

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小米！

这首《老鸦》该是胡适的得意之作吧，他那篇“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的理论文章《谈新诗》，在论述诗的语言特色时，就是以《老鸦》为例并结束全篇的。

诗的主题十分鲜明，它在标榜着一种老鸦式的人格，喜欢自由的歌唱，不愿意向世人讨好，宁愿忍受饥寒，也不愿意牺牲自由和人格，做笼中鸟，换取温饱。然而，这首诗的艺术水平怎么样呢？窃以为，其语言全无张力，除了押韵，也别无音律美可言，竟像是一幅未经训练的生手的画，虽有立意，却全无笔墨功夫。

而胡适的较为隽美的白话诗，恰恰是“言之无物”，与社会批判无关的。《尝试集》第四版定稿之前，胡适曾经邀请多位友人帮自己删诗。主张写诗“不用典”的胡适，这删诗之举却大有出典，《诗经》三百篇相传就是孔老夫子删定的。胡适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一个诗坛佳话。受邀为胡适删诗的共有六人，包括名满天下的周氏兄弟。出人意料的是，胡适的诗有一首被鲁迅、周作人不约而同地看好，鲁迅在给胡适的信里说：“我觉得近作中《十一月二十四夜》实在好。”试看这首1920年的《十一月二十四夜》：

老槐树的影子

在月光的地上微晃；

枣树上还有几个干叶，

时时做出一种没气力的声响。

西山的秋色几回招我，

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现在他们说我快要好了，

那幽艳的秋天早已过去了。

诗人多情，与秋天有约，又终于失约。诗的前四行，只是描写了两棵秋树在月夜的惨淡影像，算是铺垫和起兴吧，后四行则写了“我”与秋的互动，透露出难以履约的怅惘和失落。这样一首诗，不仅算不得“言之有物”，恰恰还有点“无病呻吟”，甚至还正是胡适自己所批判的那种“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的颓唐之作。

在《〈尝试集〉自序》里，胡适重申“作诗如作文”，鼓吹“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他批评传统的五七言诗“没有自然的音节，不能跟着诗料随时变化”。胡适还创造了一个比喻：旧诗如缠脚，新诗是天足。

而胡适有一首五言诗《希望》写于1921年10月4日，补入《尝试集》第四版，当时并不起眼，后来却一枝独秀：

我從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

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1979年，诗人已经作古，这首诗在诗人最后归宿的台湾岛上被谱曲传唱，改题《兰花草》，唱响中国。这首诗并不是胡适极力尝试的自由诗，而是一首旧体的五言诗，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就真有点造化弄人了。

在《〈尝试集〉自序》里，胡适说：“句法太整齐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毛病，不能不时时牺牲白话的字和白话的文法，来牵就五、七言的句法。”在《谈新诗》一文中，胡适又说：“五、七言诗是不合语言之自然的，因为我们说话决不能句句是五字或七字。”然而，奇怪的是，胡适所作的“合语言之自然”的许多自由诗深居简出，“不合语言之自然”的这首五言诗却不胫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