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倩琳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00）

论格非小说叙事迷宫中的“不合理”因子
——以中篇小说集《唿哨》为例

聂倩琳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00）

格非作为中国八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先锋作家之一，在先锋小说的创作上取得了一定成果。《唿哨》是其极具代表性的中篇小说集，展现出了独具格非特色的叙事迷宫。叙事迷宫的形成离不开这些"不合理"因子，即情节交代的朦胧性、人物形象多变异和背景环境的特殊性。

《唿哨》；情节；人物；背景；不合理

在九十年代出版的小说集《唿哨》中，格非仿佛一个神奇的电影剪辑师，把不同时空的不同画面无缝衔接起来；又像一个有预谋的阴谋家，刻意留下蛛丝马迹让我们去推论人物行为的发展和心理变异的真相；还像一个技法高超的魔术师，让小说在隐秘的特定背景环境下得以充分发展。在这样的精心营造下，将种种看似不合理的因子拼接组装，让读者在他构建的叙事迷宫里流连忘返。

一、情节交代的朦胧性

在格非的小说中，他很少讲究情节内部的逻辑顺序，对故事情节发生的时间先后也不甚在意，他从不单纯简单写一个故事，而是将多个故事的情节肢解开来，打乱顺序，再拼接缝合起来，使得故事的发展较少呈现出“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的理性模式。同时，格非也似乎不屑于直接交代情节发展的因果，他只负责讲述故事，而不负责说明原因，有时更是直接留下悬而未决的悬念，让读者自己去追寻。格非通过这两点营造出了情节交代的朦胧性，从而给人一种迷宫氛围的阅读体验。

《背景》中，小说主线是“我”接到弟弟的电报，回乡参加父亲的葬礼。而在回乡的一路上，由“我”的思绪引出了其他盘根复杂的支线：母亲水中溺死，父亲自戕，我偷看到父亲和瓦的母亲调情，“我”和瓦越轨行为，瓦的死，我和父亲送瓦去火葬场。格非在这么多的故事中只要找到了两个相似的情节，便会从一个情节转向另一个情节。整个叙述中，格非是随着小说中“我”思维的流动性来写作。由“我”走到检票口想到以前和父亲、泥一起去渡口，由火车上对面女人敲打窗户联想到小脚女人敲窗告诉我母亲死讯，由泥问“我”摸到鸟蛋没有想到和瓦越轨行为等等。格非冷静地游走在各个故事之间而不作停留，读者经常会读到熟悉的片段，时而产生阅读上的费解，这正是因为情节交代上的“不合理”而产生的朦胧感，需要读者自己去提炼故事发展的时间顺序和情节之间的因果关系。经过仔细地阅读可以得知，父亲和瓦的母亲很久之前就开始调情，并有了瓦，这导致了母亲的死亡，而“我”与瓦的越轨行为被大人发现造成了瓦的死亡，瓦的死间接造成了父亲的死亡。《背景》中的情节发展实际上是环环相扣的，只是格非充分利用倒叙、插叙、预叙等各种叙述手法，将其藏在了情节的无限拆解与重组中。

《蚌壳》共有六节，每一节几乎可以独立成为一个故事。第一节是“我”走出诊所遇见小羊，第二节是“我”童年看到父亲偷情而落下心理疾病，第三节是“我”的妻子与诊所医生偷情，第四节是“我”的死亡，第五节是“我”死亡当天发生的事，第六节是“我”走进诊所与医生的对话。可以看出，按时间顺序看，第六节才是小说的开始，而格非放到了最后。第二节是小说发展的基础，第四节是第五节的结果。格非同样是把故事全部都打乱重新编排，叙事迷宫呼之欲出。

《褐色鸟群》中，小说开头棋突然出现在“我”的家中，而“我”却不认识她，小说结尾又有一个女人来找我，“我”认出是棋，而她自己却说不是棋。那么究竟之前那个人是谁呢？如果那个人不存在的话，“我”有没有和她讲过那样一个故事呢？那个故事究竟是真的发生过吗？而在“我”讲述的故事中，“我”跟一个见了三次面死了丈夫的女人结婚了，她的丈夫究竟是怎么死的？“我”为什么那么快要跟她结婚？这些更是无从解释，也解释不了。

二、心理变异的人物形象

格非很少描写人物的外貌穿着，在关键人物的塑造上，他总是将笔墨集中在对人物行动和心理的描写上，着力展现出其行为和心理上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对死亡的漠然、病态畸形的心理和童年经历的阴影。

（一）对死亡的漠然

《大年》中，豹子小时候看到父亲“眼白翻了出来，脸正在变形”[1]的死亡场景，竟会觉得“威风凛凛”、“浑身有劲”，然后拿着父亲最后的四个铜板奔向酒店。在杀丁伯高时，“豹子和另外几个年轻人走到丁伯高的跟前，对着他的脑壳每人开了一枪，头也不回地朝村里走去”，[1]不含一丝同情。豹子的母亲多次出现杀死自己儿子的念头：“既然她决定自缢，她就不允许豹子存活在这个世界上”，[1]“还不如当初弄死他的好”。[1]唐济尧在轻松杀死豹子后，竟能立马温和地同村里人打招呼。小说中，豹子年幼时面对自己父亲死亡时的兴奋和高兴十分不合理，因为觊觎丁伯高的女人就洗劫丁家并毫不留情没有理由杀掉丁伯高也显得太过突兀，而豹子的母亲因为儿子的惯偷不仅心里希望他死，更是付诸行动，雇凶来杀豹子也似乎过犹不及，外表帅气温和的医生唐济尧无理由地谎报新四军规定的集训时间从而设计杀死豹子也不太为人理解，但是在这种种“不合理”的背后，格非是渴望着将人性中“恶”的一面放大到极致，这些人物充分展现了对待死亡的无所谓甚至是轻浮的态度。除了这三个单独的人物，格非更有这样的描写：“村子里的人们早就习惯了饥饿和死亡，但是冷清他们似乎永远无法习惯。”[1]也就是说，这种对于死亡的冷漠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

（二）病态畸形的心理

《风琴》中冯金山是村里的保长，亲眼见证了自己的妻子被日本人霸占，他又害怕村子受到日本人的破坏，而将王标等人的埋伏阻击日本人的计划泄露出去，害得王标一行死伤惨重。这里的冯金山谈不上是一个中国人，更谈不上是一个男人。他算得上是一个心理上的“受虐狂”。当他看到自己的妻子被日本人强奸时，他的感受是“在强烈的阳光照射的偏差之中，他的老婆在顷刻之间仿佛成了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她身上裸露的部分使他感到了一种压抑不住的激奋”，[1]当妻子被别人强暴时，丈夫出现这种心理完全不合理，不仅不感到悲愤，居然还会觉得兴奋无比。这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应该有的心理活动吗？他的尊严哪去了？他的血性哪去了？这种受虐狂的心理还出现在另一个人物赵谣身上，在日本人逼迫他弹琴时，“一方面，在日本人的刺刀下，那双手毫无感觉地敲击着琴键，同时，那些低沉或激昂的乐音又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攥住深邃的内心，像盛开在荒草中的一支带毒的花蕾使他沉醉”。[1]父亲带着全家逃难时，他坚持留在乡下的老宅，原因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在后文中，格非写道：“记忆中母亲的体香仿佛一直残留在那儿。”[1]我们似乎可以窥探出他留在这与母亲有关，在他的童年或成人阶段都有着浓浓的恋母情结。格非在对人物不合理的心理状态的描述下尽情显现出了人物的阴暗面，也就解释了故事的结局王标等人埋伏失败的原因。这样的叙事迷宫就是由人物不合理的心理推动着形成的。

（三）童年经历的阴影

《傻瓜的诗篇》中，杜预因为童年时的无知对父亲的“出卖”，导致父亲被红卫兵打死，后来母亲也得了精神病在他面前跳楼自杀。尽管后来杜预学医，仍旧逃脱不了成为精神病的命运。他的病人莎莎童年洗澡时经常被父亲侵犯，在父亲杀死她的宠物黑狗并把狗皮挂在她的阳台上后，莎莎的心理开始变异，用安眠药杀死了父亲并且最终也成了神经病。《背景》中，“我”童年亲眼看到父亲偷情，并且看到母亲死后被人扒下裤子，长大后的“我”面对亲人的死亡变得异常冷血。《蚌壳》中的马那小时候亲眼见证父亲和别的女人偷情，回家后看见母亲身上的阳光从而对阳光有了排斥，心理开始出现变异，不相信婚姻，却十分享受偷情的愉悦，患上了臆想症。这些人物都经历了童年的不幸和残酷，才会有后来种种不合理的行为和心理活动。所以格非正是用人物“不合理”的态度轻松写出了故事的复杂难言，展现了人性中合理的一面，意味颇丰。

三、特殊的背景环境

格非的小说很少直接告诉读者小说发生的客观背景环境，但是在行文之中却会悄然透露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特殊的社会历史事件背景和另有深意的地点，因此将打造叙事迷宫的基石奠定牢固，更利于格非小说主题意蕴的表达。

如果仔细阅读《唿哨》中的小说，会发现“饥荒”这个词多次出现。《大年》中年幼的豹子看见父亲死亡，拿着父亲最后的四个铜板，并没有奔向母亲，而是去了酒店大吃一顿，正是因为这次“偷”，他才真正成了一个毫无羞耻心的小偷，后来偷丁家粮食的时候被抓住，暴打一顿积下仇怨，为了杀掉丁伯高而加入新四军。豹子的母亲也正是觉得熬不过饥荒决定雇人杀掉她一辈子的耻辱——她的儿子。不是因为饥荒，父亲不会带着豹子去开垦早已裂开的荒地；不是因为过度劳累，父亲不会体力不支，积劳成疾吐血身亡；不是因为父亲死亡，年幼的豹子就不会只知道大吃一顿而成了惯偷；不是因为偷，豹子就不会被丁家的家丁暴打；不是因为暴打，豹子不会觊觎玫，心里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仇恨；不是因为仇恨，豹子不会因为要杀掉丁伯高，而给了唐济尧可趁之机。后面种种的一切都源于最开始的饥荒。在《背景》中也有关于“饥荒”的描写，泥饥饿倒地不起，“父亲没有吱声，也在他身边蹲下身子，拾起一根麦秆放在嘴里咀嚼着”。[1]父亲看到儿子饿得倒地不起，没有任何行动，这本身也是不合理的，后面更是带着我们潜入瓦家偷吃粮食，事情的走向也就一发不可收拾。《青黄》中张姓外乡人所在渔船上的女人之所以沦为妓女，在小青的讲述中，也可以得知正是因为饥荒，船上的妇女为了生活才开始下船拉客，这也是导致麦村人对张姓外乡人和小青态度之差的原因。格非虽没有直接将“饥荒”作为大背景提出来，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故事的发展与其息息相关。《风琴》发生的背景是日本侵略中国，在日本人的刀枪压迫下，冯金山这类人丧失了尊严和血性，也就引发了后续一连串的故事。《夜郎之行》里，格非写了“我”想治愈自己的抑郁症而前往以“自信”闻名的夜郎，却在夜郎亲眼目睹不同人的悲惨生活，从而垂头丧气离开的毫无意义的结局。

在《傻瓜的诗篇》中，格非更是将梦境、特殊的历史事件和打破常规的地点这三者结合起来，讲述了一个精神病医生最终沦为精神病，而病人成功痊愈的故事，给读者一种极为颠覆的叙事迷宫体验。小说的开头就是以精神病医生杜预的梦境开头，梦里面的模糊不清的女人背影是后文中的精神病人莎莎，停泊着的平板车就是装载父亲遗体的工具，一袭深棕色的风衣是跳楼自杀的母亲。小说开始的梦境与后文中的现实场景遥相呼应，充满了迷宫氛围。而杜预小时候因为红卫兵的袖章“出卖”了自己的父亲，父亲被打死的场景更是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文革对人性的摧残，当杜预感知到父亲的死与自己有关时，母亲又跳楼自杀，这就在他心中埋下了精神失常的种子。而杜预与莎莎的故事也发生在精神病疗养院，发生在一个精神病医生与病人之间，最后杜预真真实实成了精神病，而莎莎在与杜预发生肉体关系后竟奇迹般地痊愈出院，令人更加难以置信。这无疑在读者心中引发理性与癫狂的漩涡，叙事迷宫在这里再一次呈现。

总之，格非以反常规的手法，将情节交代、人物塑造和背景环境这三个“不合理”因子充分展现出来，构造出了属于格非的独特的叙事迷宫。在充满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时不免捎带给读者一丝艰难晦涩之感，例如情节的过度肢解和拼接使得读者在阅读时频频受挫，有曲高和寡之感。但是格非作为先锋小说代表，形成的独树一帜的格非风格，这是值得我们肯定和一再挖掘的宝贵财富。

[1]格非.唿哨[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5，32，14，24，30，83，90，96，44.

聂倩琳（1991-），女，湖北荆州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