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彩云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1）

抗战时期毛泽东团结中间党派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和理论依据

张彩云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1）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毛泽东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制定统战方针策略、发展统战理论、形成政党制度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形成了毛泽东统战思想。抗日战争期间，作为毛泽东统战思想的一部分，毛泽东团结中间党派思想的形成，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产物，充分展示了他的思想深度和统战智慧。

毛泽东；中间党派；政治统一战线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1]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争取中间势力和中间党派的策略，是削弱顽固派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战争胜利的需要，充分展示了他的大局意识和统战智慧。

中间势力是指介于国民党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工人农民阶级之间的社会政治力量，是一个政治范畴，也是存在于一定时间段的历史范畴。中间党派就是广大中间力量的代表和中坚，是国共两党之外的具有中间派立场的党派团体。1940年3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正式阐述道：“中间力量，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因为他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主要统治力量之间有矛盾，同时和工农阶级有矛盾，所以往往站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的中间立场。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中间派。”[2]之后又多次把中间势力范围扩大到国民党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及各小党派等。中间党派具有两面性，因为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所以既有革命性也有妥协性，毛泽东深入研判时局，抓住中间党派的革命性特征，适时提出团结中间党派的思想和策略，最终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了革命胜利，继而发展为爱国统一战线，共同建立和建设新中国。

一、抗战时期毛泽东团结中间党派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抗日战争期间，国难当头，国共两党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再次走向合作，中间党派迅速觉醒，改变了对中共的政治态度，热烈拥护国共合作，积极支持抗日战争，这其中既有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努力，也是在历史条件下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建立所取得的成效。

（一）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内部主要矛盾的历史背景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苦难深重的社会，社会阶层异常复杂，社会各阶级矛盾重重，其中的主要矛盾就包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等。无数仁人志士为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寻找出路，向西方国家学习，包括学习政党政治理论，相继组建了一些旨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政治团体，逐步发展为各个党派。由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国国民党逐步发展为国内第一大党。1921年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广大中间党派就是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政治力量。针对“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即如何看待中间党派问题上，毛泽东早在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反对党内存在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关主义时，就预见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民族，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民族矛盾逐渐凸显，中间党派的矛盾性逐步体现，尤其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国共两党由对抗走向了合作，中间党派纷纷举起了抗日救亡的旗帜，在全民族抗战的号召下与中国共产党越走越近。

（二）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从历史起点看，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宣言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要与中间党派合作抗日，而在积极争取中间党派的过程中，毛泽东关于团结中间党派联合抗战的思想和论述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民族资产阶级作了深刻分析，对关门主义深刻批评，为中共争取中间党派政策奠定了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最终，会议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战略方针。抗战期间，毛泽东一直为团结中间党派、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号召：1937年8月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以满腔的热忱向中国国民党、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提出彻底战胜日寇的十大救国纲领”，号召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全体人民要共同建立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号召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一致团结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等。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提到：“我们的工作，是以不疲倦的努力，解释现在的形势，联合国民党及其他一切爱国党派，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这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唤起民众’的遗嘱”[3]。

（三）中间党派的政治觉醒与政治立场的转变

国共休战共赴国难使中间党派一致拥护国共合作和党派团结，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抗战、民主和党派团结，同时在政治立场上发出了自己的呼声，比如说第三党在九一八事变后发布《对时局宣传大纲》，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提出“建立平民革命政权”。中国青年党提出“政党休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发表《我们的主张》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中国国家社会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成立，在民族危亡之际表现出了抗日反蒋要求。乡村建设派梁漱溟十分关注民族危亡，主张反对日本侵略。1931年12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救国通讯》，专门报道国难要闻和各界著名人士的抗日主张，并在创刊号上提出“政治不应让一部分人包办，各方面对当局都在希望和请求取消党治，实现民治。”中间党派和中间势力勇敢地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沿，及时高扬起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在中共的指导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及其所属的文化、职业、学生、工人、妇女、教育等六个救国会一律改组为救亡协会，共同对敌。中间党派觉醒的另外一个明显表现是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喉舌的《申报》和《大公报》政治立场的转变，表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觉醒。

二、抗战时期毛泽东团结中间党派思想形成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的出现，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是一定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承担着带领其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中间党派的产生也是民族危机加深后其代表阶层的仁人志士寻求真理救国的需要，而国民党的独裁与专制加剧了中间派别的出现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和各中间党派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形势下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必然，毛泽东团结中间党派的思想和策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中国实际进行深入研判和正确分析的产物。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极端复杂形势与统战工作的深入研判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各个时期的革命有着深刻的判断。在1939年《〈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曾分析道：“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4]对当时革命的性质，参加革命的队伍作了深入研判，认为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一新范畴，认识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大步骤，当前革命的任务是建立由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反帝反封反官僚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对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进行了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革命的人们，是决不排斥的，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但人家要排斥共产党，那是不行的；人家要分裂统一战线，那是不行的。中国必须抗战下去，团结下去，进步下去；谁要投降，要分裂，要倒退，我们是不能容忍的。”[5]这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研判社会性质后，对抗战形势下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中间党派提出的具体要求。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对党内关门主义错误思想的斗争与纠正

从1927年11月至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内先后出现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从处理与中间党派的关系来看，就过分夸大了统治阶级的危机，采取了“打倒一切”和自我孤立的关门主义立场，对民族资产阶级作了错误的判断。根据对革命形势的判断，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批评关门主义是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指出持关门主义的人实际上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关门主义者的结论是“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事实上，“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才是孤家寡人的策略。”[6]因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作为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中间党派都是革命队伍的成员，这些思想对于争取中间党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统一战线政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共开始着手大量争取中间党派的工作，如主动与中间党派及其代表人物建立直接联系，参与他们的活动，让中间党派重新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接受和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此，中共中央于1940年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和重申了争取中间势力的政策。指出，必须“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必须肯定“广大的中间势力还保存着抗战的积极性”。对关门主义错误思想的纠正才使得中国共产党与各党派间的合作一直持续，最终推动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

（三）各阶级理论分析下对中间党派阶级属性的正确分析和政策转变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的分析，进而揭示了各阶级的政治态度，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和科学论断，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和中间党派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策略的理论依据，联合的依据是中间党派所代表阶级存在的革命性，斗争的依据是中间党派所代表阶级的妥协性。1937年11月，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分析对中间党派采取的策略，要在反对民族投降主义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因为中间党派动摇妥协的外因就来自帝国主义和右翼集团投降派的影响和利诱，所以，对民族投降主义进行揭露和斗争，是争取中间党派的重要条件。抗战期间，毛泽东在总结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斗争时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他说：“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7]通过对时局的不断分析研判，1940年3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中明确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重要方针，指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8]中国共产党要坚持独立自主，尊重中间党派利益的同时，对顽固派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这是成功争取中间党派的关键，最终也成功阻止顽固派反共活动，实现与各党派团结奋进、共同进退的目的。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85.

[2][3][4][5][6][7][8]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4,377,604,683,155,783,745.

10.3969/j.issn.1009-2293.2017.06.009

D613

A

1009-2293（2017）06-0035-03

本文系2016-2017年度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咨一体化课题“建国前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史”、2017-2018年度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统战学学科建设招标课题“抗战期间毛泽东团结中间党派思想研究”（课题编号：TZX201706）的阶段性成果。

张彩云，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讲师。

朱小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