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会芹

（1.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2.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李佩甫小说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樊会芹1，2

（1.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2.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李佩甫研究自1984年至今已有30多年的时间。回顾李佩甫研究，其成就主要在创作主题、叙事风格、作家个体等方面；不足是视野不够开阔、整体性研究欠缺等。反思则是为了总结现状、把握得失，推动李佩甫研究进一步发展。

李佩甫；研究；回顾；反思

河南作家李佩甫自1978年发表《青年建设者》至今，已为文坛奉献了近400万字的作品，其鲜明的地域色彩和写实精神越来越为研究者重视。30多年的李佩甫研究总体呈现先冷后热的发展趋势。李佩甫为人所识并受到关注是缘于其持续不断的中原书写。李佩甫研究的“冷”，是因为他最初6年创作还没有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领地，以及找到领地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其豫中平原写作并没有树立起“中原灵魂”般的人物形象。李佩甫研究的“热”，始于1999年《羊的门》问世。之后，由于一系列具有人性深度、文化底蕴的中原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李佩甫的中原书写开始为学界所瞩目。1984年至1998年是李佩甫研究的沉寂期，14年间只有35篇论文；1999年至2011年是李佩甫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期，评论文章多达170篇；2012年《生命册》发表迎来第二个研究高峰，2015年因该作获“茅盾文学奖”而使研究继续升温并朝多向度、纵深化发展。

一、创作主题研究

创作主题是作家通过作品所传达的思想内涵。学界关于李佩甫创作主题的研究，集中在乡土、权力文化、国民性、城乡关系和人性书写五个方面。

乡土书写是李佩甫研究的切入口，学者最初关注的是作家的乡土情结。陈继会是对李佩甫“乡土情结”定位的第一人，他认为这一情结显著呈现于九十年代初《无边无际的早晨》等作品，指出李佩甫对乡土的歌颂、对叛离乡土者的批判，表现出了作家的乡恋心态。[1](p76-83)孙荪则指出李佩甫多年来“一直‘沉湎’于乡村世界，化解着那个纠缠着他的难以解脱的乡村情结。”[2](p24)研究者也注意到了李佩甫乡土写作的变化。段永建认为李佩甫从守望乡土、拒斥城市走向对封建积习的批判和对民众出路的探寻，“实现了对传统乡土叙事的超越。”[3](p80)段永健的论述，接续并发展了早期陈继会等人的评论。李振则把研究推向更高水平，他在《生命册》里看到新世纪李佩甫乡土写作的困境——因为故土与家园的崩溃和重新获得身份认同的艰难，失去依托载体的乡土情怀只能陷入痛苦吟唱。[4](p22-29)事实上，李佩甫的乡土书写，绝不仅仅是作家个人乡村情怀的抒发。目前的评论性文章基本上集中在乡愁、乡情分析上，其乡土书写的社会学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李佩甫的权力书写弥补了以往乡村写作的缺陷，是其对文坛的巨大贡献，因此成为论者研究的第二个兴奋点。单纯从权力运作方面进行分析的，主要有周春英和陈英群。周春英指出了李佩甫笔下乡村干部玩弄权术、谋取权力时的“恶”德“恶”行，以及中原乡村的“人治”特征。[5](p79-86)陈英群则系统梳理了李佩甫作品中自新中国成立前至改革开放后各个阶段乡村权力的发展变迁，认为李佩甫对乡村权力的持续书写具有很高的社会学价值。[6](p108-112)中原乡村的政治权力，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孟繁华、邵燕君等从文化层面进行剖析，使研究走向深入。如邵燕君认为李佩甫不仅写透了一种典型社会结构——呼家堡，而且成功塑造出了一个文学典型形象——集传统文化、民间智慧、地域特性和时代精神为一体的中原强者呼天成。然后从“气与骨”入手，分析中原人有“气”无“骨”的生存特征，指出中原人活着的“气”不是“普世”意义上的理想原则“气节”，而是现实世界里一直暗暗奉行的草民生存术、帝王统治术，是与“忍”与“韧”相连的现实法则。在《羊的门》之前，很少有人正面解析这套运行千年的现实法则，“只有到李佩甫的《羊的门》，民间文化、现实法则才拨开种种‘正统’覆盖，正面示人。”[7](p218-224)邵燕君的论述高屋建瓴，将剖析层次从传统文化、现代文化推进到民间文化深层，揭示了李佩甫政治权力书写的独特价值。

李佩甫国民性批判方面的研究，是以姚晓雷为代表。姚晓雷指出李佩甫“无疑是鲁迅所开创的新文学‘批判国民性’衣钵的当代继承者”，他独具慧眼地看到民间百姓一族最主要的人格缺陷在于“能使他们堂堂正正站起来的‘骨’，也就是对现实压迫直面反抗的生命勇气。”[8](p73-77)姚晓雷还指出李佩甫对于民间权力一族并非只是单纯批判，而是从中原地域政治文化与整个社会政治文化交汇的大背景下展开剖析，认为呼天成等人并不是简单的乡场恶霸，而是作者精心挑选出来的政治文化怪胎。[9](p82-86)姚晓雷从百姓一族与权力一族两个层面对李佩甫国民性批判所做的分析，比较全面，也颇见功力。

论者对李佩甫的城乡书写也进行了研究。早期研究相对集中在城乡二元对立上，如张喜田指出李佩甫作品存在礼赞乡土、贬抑城市的情绪。[10](p74-77)后来学者又发现李佩甫城乡书写有融合的趋势，如刘军就认为李佩甫试图抛却黑白分明的二元价值判断，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找寻双向互动的桥梁。[11](p10-13)马治军、鲁枢元从精神生态角度入手，指出《生命册》对土地背负者的生命状态和精神存在进行的文学生态批判，实现了对于城乡对立思维框架的突破和超越。[12](p115-119)程德培则认为李佩甫的城乡书写基本上是“不平衡”的“两地书”，“‘农村叙事’远优胜于‘城市叙事’，这仿佛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宿命。”[13](p110)程德培的评论具有一定的总结性，概括了李佩甫城乡书写的基本态势及成就。

学者还探讨了李佩甫的人性书写。如周百义注意到了《金屋》的人性批判，[14](p42-46)而何西来意识到了《城的灯》的人性救赎。[15](p53-55)他们的论述，展现了李佩甫人性书写所走过的一个由批判到救赎的过程。王春林则指出李佩甫人性书写走向深入的重要表现，就是《生命册》中具有人性深度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对这些异常沉重灵魂的挖掘。[16](p81-87)以上这些研究，客观地揭示了李佩甫在人性书写方面的不断突破和超越。

可以看出，李佩甫创作主题研究已经取得较高成就。不过，也应该注意到，李佩甫作品内涵极其丰富、复杂，并非局限于以上五个方面。还有人生命运及农民心灵书写等主题尚待挖掘，人性、精神生态等研究也需要继续深入下去。

二、叙事风格研究

叙事风格是指作家在叙事过程中惯用的使文艺作品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特色的艺术方法倾向性。李佩甫个体化书写的独特性使其小说呈现出多样化审美特征。学界对李佩甫叙事风格的研究，与创作主题相比还是有不少差距的。但在传奇化叙事视角、复调叙事模式、神性色彩呈现及畸形人物塑造等方面，研究亦有很大突破。

传奇化叙事视角是李佩甫小说突出的特征，论者较为全面地考察并梳理了这一叙事视角在李佩甫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及其文学渊源。刘刚认为《羊的门》偏重故事性叙说、戏剧化情节冲突与传奇性人物的塑造，充满传奇色彩。[17](p99-101)张延国认为李佩甫传奇化叙事源于中国传统传奇小说，其成功之处在于发掘出了人在逆境中的强烈抗争意识以及这种抗争对于世界和人自身的强大反作用，但未能避免极度传奇化带来的好“奇”尚“怪”倾向，以致人物性格出现“非人化”“反人性”倾向，情节不时露出编造痕迹。[18](p93-96)张延国的分析颇为犀利，也客观地指出了李佩甫“传奇化”叙事的成败得失。

复调叙事亦是李佩甫叙事风格之一。研究者从多角度对此进行探讨，有不同发现。陈继会从情节线索入手，指出《城市白皮书》“通过两套不同的叙事话语，取得一种‘复调音乐’的艺术效果：在历史与现实、社会与心理、写实与表现的多重对话与展示中，全面地表达作者的思考。”[19](p62-65)何弘则着眼于小说章节安排，认为《生命册》中奇数章节写城市，偶数章节写农村，“到最后一章，两条线才合并起来，这样的结构其实是典型的‘复调’叙事”，这种叙事方式“使作品在表达经验的丰富性和思想的深刻性上都有极好的效果，是真正高效的艺术表达。”[20](p60)王学谦从复调田园叙事角度分析《红蚂蚱绿蚂蚱》，认为作品一方面是田园叙事，另一方面又是对田园叙事对抗、拆解的反田园叙事，两种不同叙事因素相互缠绕、纠结，形成了一半是浪漫一半是现实的异样抒情风格。[21](p61-66)学者对具体作品的论述已颇为细致深入，但还需要进一步归纳李佩甫复调叙事的总体特征。

李佩甫小说带有明显的神话色彩。论者很早就指出了这一点。林焱认为《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是一部“神话体小说”。耿占春认为李佩甫小说有将乡土“神圣化”的倾向。真正上升到“神性写作”层面进行研究的是王鸿生和李丹梦。王鸿生从李佩甫小说不断呈现的“诗性叙事的魅力”和“超越了作家个性的神幻质素”分析入手，发现作家基于深厚道德关怀而产生了对社会价值混乱的焦虑和对生存价值的“追问”，其“应答”就是李佩甫小说的“神话视界”——期待从人类生存之根的大地中寻求“神性”的力量，小说因此具有诗性神性氛围。[22](p74-80)李丹梦由其作品神秘性、寓言倾向、象征及圣谕色彩得出李佩甫写作带有神性因素支撑的结论，指出李佩甫神性写作起源于早期乡土小说以大地为手段将细碎场景融在一起，产生于对大地叛逆者的追问时将这种叛逆消解于大地包容之中的写作：人无所谓好坏，所有人性都能在土壤里找到人的种子，都归于神性的赋予。[23](p142-151)李佩甫神性写作在后来创作中呈减弱趋势，目前这方面研究还没有及时跟进。

畸形人物是李佩甫小说较多出现的形象特征，不仅指肉体缺陷也指精神的变异和人性的扭曲。研究者多从精神畸形来进行分析。姚晓雷从李佩甫小说中知识分子不具备现代精神力量的缺陷入手，指出他们对权力热衷钻营，根本无法给民间生存带来光明，从而提出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24](p17-20)周志雄认为李佩甫笔下的“成功者”其实是精神的畸形者，他们身上的“义”、“智”、“信”都成为自己不择手段钻营投机的途径，是带有浓重平原人精神延续的环境“成功者”，同时也指出李佩甫对这类人物性格缺陷的批判是不够的。[25](p36-40)曾镇南将《生命册》中人物分为“草野畸人”、“山寨畸人”和“都市畸人”三类，认为作家以“这样殊异的人的命运和生活”昭示了人类超越苦难前行不息的印迹，他还指出在草野畸人梁五方、虫嫂这类人物的绘状上最见作家写实求真的艺术功力。[26]这些对畸形人物的研究，揭示了李佩甫人物塑造的典型特征及其独特价值。

以上四个方面之外，李佩甫创作的寓言及隐喻特色也是值得研究的话题。然而，目前涉及李佩甫寓言写作手法的论文只有郭力《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寓言写作——〈羊的门〉阅读札记》和郭海军、李向明《现实的寓言图式——关于〈羊的门〉的一种疏解》。李佩甫创作的隐喻特点，也只是在学者的评论中偶有提及而已。另外，李佩甫小说叙事语言，也有深入探讨的必要。这些方面的研究均还有较大的讨论空间。

三、作家个体研究

文学作品是作家主观世界对外在客观世界加工创造的结晶，作家个体的研究对作品研究也势必起着推进和深化的作用。关于李佩甫的个体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作家的个性气质、创作思想嬗变以及文坛地位评价三个方面。

可以说，李佩甫的创作能够从开始的备受冷落走到如今的摘得“茅奖”，与作家本人的个性气质关系极大。李佩甫质朴内敛的个性中潜藏着敢于拼搏的倔劲儿，寡言少语外表下有着探求人生哲理的远大志向。早在20世纪80年代，张宇就指出“李佩甫是个实在人”，“他的为文也有点像他的为人”，“尽管他不断探索和调整，但走得认认真真又实实在在。我相信这种实实在在的作家终会成大气候和写出好作品的。”[27]南丁认为李佩甫“懂得生活的艰辛、创造的艰辛”，指出“生活与创造赐予了他深沉凝重的气质，他的气质给了他的小说深沉凝重的调子。”[28]此外，小风《老实人，却不是弱者》和庄众《琐记李佩甫》等，也都指出了个性气质对李佩甫创作的直接影响。

李佩甫不断将创作向前推进，其创作思想嬗变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杜田材指出《红蚂蚱绿蚂蚱》是李佩甫创作最早的突破，表现出“思想意蕴的深厚和艺术表现的飞灵”，而《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是作者向文学“讨要力度”之作，是作者“自觉的创新意识和改变自己的大胆尝试。”[29](p68-71)张宁则慧眼独到地指出李佩甫在受到1980年代西方文学思潮影响、创作曲折摸索探寻之后，最终回归了自我。认为《羊的门》获得巨大成功是因为作者以回到读者、回到传统的形式表达出他蕴藏已久的深刻体验。[30](p66-68)刘涵华则是从城乡二元对立走向融合、对罪恶之源的思索由归于“金钱”到对“贫穷”的发现、对人性欲望的焦虑到对救赎之路的探寻三个方面梳理了李佩甫创作思想的发展演变。[31](p89-91)以上这些研究成果，使我们对作家作品有了更为准确的理解与认识。

伴随着李佩甫创作水平与影响力不断提升，学者对李佩甫文坛地位的评价也愈来愈客观公正。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李佩甫一直未受到学界足够重视。王学谦为此鸣不平，他认为李佩甫是一位被低估的作家，单是一部《羊的门》就“足以使李佩甫从众多乡土作家之中脱颖而出。”[32](p84-90)何弘认为李佩甫的创作具有难得的厚重与深刻，但是他“一直没有得到与其文学成就相当的重视与评价”，不过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终会得到正确的认识，并在文学史上占据其应有的地位。”[33](p74)

总之，作家个体研究在梳理李佩甫个性气质、思想嬗变对其创作影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李佩甫在当代文坛上的价值、贡献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但总的来说，个案研究还没有形成体系，尚缺乏对李佩甫创作个性的整体把握。

四、其他方面研究及质疑声音

论者还从女性文学、比较文学等方面对李佩甫创作进行研究。刘思谦认为《羊的门》中呼天成是“卡里斯马型”人物形象，作品男尊女卑、男主女次性别结构设置流露出作家强烈的男权意识。[34](p33-37)李娟、马臣则认为《城的灯》具有明显的男性化女性叙事的特点。男性作者塑造了一个中国传统道德品质的女性形象，并将其“圣母化”来作为弥合城乡差距、解救乡村困境的工具。这种“女性叙事”反映了作家深刻的男性中心意识，是女性叙事的谬误。[35](p63-65)比较文学研究方面较为突出的是梅蕙兰的论文，她将山西的李锐和河南的李佩甫两位乡土作家进行比较，指出二人所观照的土地及作家的审美视界不同，导致二人的土地书写呈现出不同的人文景观和写作特色。[36](p78-81)此外，李佩甫创作中还存在题材、主题等重复书写现象。前些年，论者对此多有诟病；近年来，学者开始认识到它的价值，并对其成因进行了探讨。如方志红就认为“重复”是李佩甫创作的不断丰富，也可以说是他“建构文学世界、表达主题意义的基本方式。”[37](p100)孔会侠则指出李佩甫乡村“外子”而非“亲子”的身份和视角，使他具有“经验上的局限”，因而在叙事时就出现了情节的反复使用。[38](p86-89)以上这些成果，使李佩甫研究又有了进一步拓展。

李佩甫的创作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及使命意识，但拥抱生活过于急切的心理一度形成了他近乎偏颇的道德价值倾向，受到了“道德叙事”的质疑。刘新锁、刘英利就认为李佩甫小说存在用诸如善与恶、好与坏、美与丑等一些相互对立的范畴进行审视的道德视角，其小说呈现出一种向道德理念回归的趋向。过于强烈的道德立场导致的过分鲜明的价值判断使得他要表达的主旨过于显豁直露，难以经得起长时间的咀嚼回味，也使得他一部分小说在整体上呈现出内在分裂的痕迹，难以形成混沌一体的大气象和大格局。[39](p169-174)卜海燕则指出中原大地及李佩甫对中原大地的情感既造就了他，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他的创作没有摆脱潜意识中中原文化的影响，比如讴歌或宽容很多中原传统文化的负面精神积淀，人物性别设置中男权思想严重，写作中的重复等等。[40](p224-226)以上论文中肯地指出了李佩甫创作存在的问题，但指出并不是否定，而是一种促进，对作家的创作反思具有重要意义。李佩甫的创作也正是在这种良好学术环境中不断克服局限而走向了《生命册》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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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7.4

A

1003-8477（2017）09-0138-05

樊会芹（1972—），女，信阳师范学院讲师，硕士，华中师范大学访问学者。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语言批评的问题域及其话语构型研究”（2015BWX034）；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李佩甫小说研究”（2017-ZZJH-462）。

责任编辑 邓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