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赵彦昌 毛丽敏

档案信息资源的有效开发，不仅赋予档案信息以鲜活的生命力，提升了档案信息资源的价值，更为档案信息查询提供了便利，提高了档案利用的效率。从1985年起，我国档案学者就开始对档案信息开发进行研究，并一直持续至今。进入21世纪，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思维观念的转变，传统、单一的开发方式已经难以满足信息量不断增多、用户需求不断扩大的新形势。加之，大数据时代、云计算服务的快速发展又为档案信息开发工作带来了新的可能——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我国档案学者对档案信息开发的研究方向也从内涵、途径等基础性内容的研究，转向了如何与新环境、新技术相结合的创新性研究。此外，《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也谈到了新技术应用在档案信息开发中的重要性：“加强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充分运用新技术，利用档案报刊等媒体，特别是新兴媒体，有效传播优秀档案文化，扩大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力。通过在境外举办档案展览、参与‘中国文化年’活动等形式，增强国际传播能力，主动讲好中国档案故事。”[1]本文通过对21世纪以来8种档案学核心期刊有关档案信息开发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对已有的研究范围及研究情况进行总结，希望对此后的研究有所帮助。

一、档案信息开发文献统计

档案信息开发工作无论对档案部门还是社会其他部门，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因而，各行各业对这一内容都有所研究，也就出现了成果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档案信息开发作为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档案学者对它的研究可以说更加专业、具体。所以，我们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8种档案类核心期刊，对21世纪以来档案信息开发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统计分析。

（一）文献数量统计

我们以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检索来源，以“档案信息”或“档案信息资源”和“开发”进行篇名精确检索，并将文献来源限定为8种档案类核心期刊，分别为《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中国档案》、《北京档案》、《浙江档案》、《山西档案》、《档案与建设》、《档案管理》，进行高级精确检索，检索日期从2000年1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删除重复发表和学术价值不高的文章，共检出可用于分析研究的105篇论文。

图1 文献发表数量随年度变化趋势

图2 档案信息开发研究主题的分布

1.文献发表年度与数量。通过对2000—2017年“档案信息开发”相关文献的数据统计（见图1）可以看出：21世纪以来，档案学界对“档案信息开发”这一主题的研究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除个别年份发文较少（如2009年1篇）或发文较多（如2002年12篇）之外，各年发文数量没有太大落差，尤其是近5年来，发文数量十分平稳，基本稳定在5篇左右，这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也在与时俱进，一直保有研究热度。

2.文献期刊分布。我们通过对105篇相关主题的期刊论文在8种核心期刊上的发文数量的统计发现：《档案管理》的刊文数量为20篇，占发文总数的19.05%，位居第一；《档案与建设》有16篇的刊文，占发文总数的15.24%；而《档案学通讯》发文量14篇、《档案学研究》发文量10篇，这两大期刊的发文数量要高于《中国档案》（刊文数量8篇）、《山西档案》（刊文数量9篇），处于中等层次。这说明我国档案学界对档案信息开发这一主题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且研究成果的质量较高，有很强的学习参考价值。

表1 有关档案公共服务研究的文献期刊分布

（二）文献主题分布

我们从阅读、统计“档案信息开发”相关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在2000年之后，“开发”与“利用”一起作为研究对象出现在论文题目中的现象大量出现，本文主要是针对“开发”的研究，所以没有将“利用”包含在内。通过对“档案信息开发”相关文献分析，我们可以将其研究主题分为6大类（见图2）：（1）关于档案信息开发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多在2000—2010年间，包括档案信息开发的内涵、影响因素、开发途径以及其作用等一系列档案信息开发的基础问题，共46篇，约占总发文数量的44%；（2）关于新环境及技术的研究，在2010年以前多是笼统地研究“新形势”，2010年以后则开始对大数据、微博、智慧城市等具体的环境、技术进行研究，共17篇，约占总发文数量的16%；（3）关于档案信息开发主体的研究，主要从档案信息开发主体进行研究，共8篇，约占总发文数量的7%；（4）关于专门档案的研究，涉及到企业档案、高校档案、城建档案等，共21篇，约占总发文数量的21%；（5）关于档案信息开发体系与模式的研究，共5篇，约占总发文数量的5%；（6）关于档案信息开发的具体案例分析，共8篇，约占总发文数量的7%。因案例分析侧重对开发途径及策略的研究，故将其并入基础性问题进行分析，不再单独做研究。

二、主要研究成果

我们通过对文献主题的分析发现，不同时期对档案信息开发的研究侧重也各不相同，2000—2010年，以档案信息开发的内涵、存在问题、影响因素等基础性研究以及专门档案的档案信息开发为主；2010年之后，对档案信息开发存在的问题、影响因素、方法途径仍保有研究热度，且对新媒体、新技术、互联网等在档案信息开发中应用的研究明显增多。因此，我们将档案信息开发的主要研究成果分为“档案信息开发的基础性问题研究”、“新环境下档案信息开发研究”、“专门档案的档案信息开发研究”、“档案信息开发体系与模式研究”、“档案信息开发主体的研究”五部分。

（一）档案信息开发的基础性问题研究

对任何事物的分析与探讨都是建立在明确这一事物内涵的基础之上，因而，关于档案信息开发的基础研究，主要分为档案信息开发的内涵、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途径及方法三部分。

1.档案信息开发的内涵。关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内涵，不同学者的看法与见解各有不同。有的以“开发”一词作为分析的切入点，如王景高通过对“开发”一词在国内外不同含义的分析，明确了开发的主体及主要工作任务，进而得出了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认识，认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就是档案管理部门根据社会需要，采用专业方法和现代技术，从所收藏的档案中发掘有用的信息材料，进行选择编目或制成档案加工品，以便给档案利用者使用”[2]。有的从主客体的关系入手，如李欣从主体、客体以及主体对客体的作用三方面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内涵进行了分析，提出档案信息编研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深加工[3]。有的学者则从如何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来论述，如杨安莲从前提条件、背景、物质基础、主体内容、依托工具以及最终目标等方面对档案信息开发的内涵进行了分析与理解，认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是档案管理和研究工作的有机结合，其最终目的是提供利用服务。还有一部分学者将档案信息开发分为狭义与广义两部分。虽然档案学者对档案信息开发这一内涵理解的切入点不同，但都谈到了“档案信息开发的最终目的是为档案利用者提供利用”，同时也都为档案信息开发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我们可以将档案信息开发简单概述为：档案信息开发是一个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对已收集的档案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以便为档案利用者提供利用服务的过程。

2.档案信息开发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对于社会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只有找到档案信息开发所面临的问题、明晰影响档案信息开发的因素才能对症下药，促进档案事业的发展。

关于影响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因素，景红提出了8大影响因素，即政策、经济、科技、文化、教育、资源、管理以及人员，并从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方面对每个影响因素进行了具体介绍，如资源因素，档案信息资源作为开发活动的物质基础，其资源内容的专业性使其不够贴近民众，但资源提供利用的形式从传统的一次提供一人变为一对多的形式，提高了利用率。而张庆莉则“以 DPSIR 因果关系模型为逻辑思维框架，将档案信息开发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公共性、资源建设及绩效管理这三方面”[4]。上述文章即使是运用了因果模型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是比较泛泛而谈的“经济、政治、制度、思想、技术、管理”这几个大的因素。所以说，现阶段对档案信息开发影响因素的研究较表面，缺少对有针对性的具体的因素分析。在之后的相关研究上，我们应透过现象，寻找影响档案信息开发的深层次因素。

3.档案信息开发的途径及方法。加强档案信息开发，提高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效率，不仅要从技术层面有所突破，还应在开发的方式、战略上有所改变。合作与共享作为当下社会的一大特征，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领域，也具有特别的意义。孙爱萍提出了建立开放机制、以团队合作方式完成开发战略、建立战略联盟三个合作的途径和方式，强调与社会其他部门、专家、其他单位合作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而且可以提高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程度。[5]檀竹茂提出，协同合作顺应了大数据这一信息时代，符合构建智慧档案馆的目标。杜珊珊分析了馆际合作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三大原则，并结合当前档案馆提供服务的现状提出了共办档案展览、共编档案成果、共建档案共享平台的三种馆际合作开发方式。无论是与其他部门合作，还是协同发展，都说明了合作不失为档案信息开发的有效途径。

此外，一些学者以具体的案例为依据，为如何促进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提出了建议。王小军指出，档案工作应该转变重实体管理，轻档案资源深层研究、开发的观念，加强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重视。张学斌则依据英国档案信息开发的三点举措即“组织社会活动、开展志愿服务、应用社交媒体”，为我国的档案信息开发提出了“增强国家政策支持，扩大资金投入。创新宣传手段，充分利用国家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正视新生事物，善于发现在相关领域应用的优势。公众发挥自我价值，以兴趣为导向积极参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6]等建议。

可见，对“档案信息开发途径与方法”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是以问题—对策的研究方法为主，即存在的问题是什么，该怎么办，由于当前我们所找到的问题因素，多是“政策”、“技术”等较为普遍性的影响因素，缺少具体性，因而在研究“途径”的问题上，也就出现了“加强管理、提升人员素质”这样的“普适性”策略。这些策略虽然对促进档案信息开发工作有所帮助，但针对性、专业性较低。当然，我国档案学者已经逐步迈向具体化、专业化的策略研究方向，并在不断完善。此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技术已渗入各行各业，档案工作者也应提高对网络环境变化的重视度，寻找适合档案信息开发的新方向。

（二）新环境下档案信息开发研究

不同的环境和背景都会给档案信息开发工作带来影响，尤其是在信息技术不断更新、网络时代不断发展的当下，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技术的出现，新媒体、微媒体等传播、宣传媒介的革新以及“智慧城市”、“城市记忆工程”、政府信息公开等社会背景的变化，都会为档案信息开发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1.不同环境下的档案信息开发。新技术、新环境的出现，在给档案信息开发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为档案信息开发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还优化了档案信息开发的手段。曹文译将传统环境下档案信息的开发主体、开发内容、服务对象、开发影响与微博环境进行了对比，通过对微博影响范围广、使用人群丰富、去中心化等特征的描述，分析了在微博环境下档案信息的开发主体更多样、开发内容更贴近大众、服务对象更丰富、影响范围更长久的新态势。刘福利通过拉斯韦尔的5W分析，对在微信环境下的档案信息开发提出了建议。[7]黄凤玉对如何更好地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提升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成果进行了介绍。她指出，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时，不仅要在选材上符合利用者需求，还要注重开发的形式和方法，要选用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方式。华云、杨晓明通过对美国PQDD以及北京清华同方两大学位论文库的运作方式进行分析，提出了适合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思路，即“利用市场机制，整合全国各档案馆的档案信息资源，使之成为资源连通、信息共享、产权明晰、服务有偿、利益共享的产业链”[8]。栾丽娟认为，网络技术不仅可以改变档案信息的开发模式，还可以扩大档案信息资源的传播范围，突显档案薪资资源的价值，并提出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在网络环境下的具体措施。

不难发现，档案信息开发工作已经开始由传统的档案工作者被动提供服务，向现阶段运用大数据技术发掘用户信息需求、主动为信息利用者提供信息服务转变。这一转变凸显了新技术、新思维在档案工作中的重要价值，也为今后档案信息开发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深入研究新技术，将其“为我所有”，为档案信息开发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后盾。

2.不同背景下的档案信息开发。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还是“智慧城市”、政府信息公开等新背景，都会给档案信息开发带来影响。尹雪梅提出，城市记忆档案信息资源是一座城市的智力与精神支持，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城市记忆工程”为档案信息开发提供了更丰富档案资源，同时还“活化”了档案信息开发的途径。她提出要走合作开发的模式，强调在开发过程中要将“死”的档案转化为“活”的档案。邱子烨认为，随着智慧城市渐行渐近，只发展交通、物流等硬件设施远远不够，档案信息开发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建设为智慧城市建设服务的档案信息开发机制就应该“将服务智慧城市建设的要求纳入档案信息开发的工作范畴、加强档案信息资源的时效、质量和数量建设”[9]。倪丽娟提出了信息的“运动”对信息的重要性，并从思想、职责、技术等方面分析了档案信息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社会管理理性化在档案信息开发中的重要意义，强调要建立统一的组织信息化工作体系以及完善信息利用机制。

（三）专门档案信息开发研究

档案信息作为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只在档案馆（室）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发明、革新，还是企业经营的管理、运作，都离不开对其相关档案信息的研究。因此，无论是企业档案、城建档案、高校档案，还是医疗、人事档案等，进行档案信息开发都显得尤为重要。

1.城建档案信息的开发。城建档案对于社会生产、家庭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记录了一个城市建设、变迁、发展的历程，也为百姓解决房屋产权等住房争端提供了有利的依据。所以说，搞好城建档案信息的开发，对于推动城建档案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武鸿铭针对如何开发城建档案提出了建议，指出应该扩大宣传通道、革新宣传方式，借助报刊、媒体等传播媒介进行档案信息的开发。刘艳玲也提到要注重丰富馆藏信息资源，还强调在开发过程中要处理好档案信息利用与保密的关系，并指出培养复合型档案管理人才的重要性。

2.企业档案信息的开发。企业档案是企业在日常经营、管理、决策过程中产生的，对企业内大小活动、重大事件、核心技术的原始记录。丰富完备的企业档案不仅为企业领导层了解企业发展状况提供了便利，而且为企业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可以说，合理开发企业档案，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尤为重要。马桂茹以北京燕华集团为例，阐述了档案编研在企业档案信息开发中的重要性，指出企业在整理档案时要注重对档案使用频率的统计，并强调在编研档案时要注意零散资料系统化、外部资料“为我所用”、外国资料“洋为中用”。郑莉、夏宝通过对企业档案信息开发工作内涵的介绍，指出档案信息开发在档案工作中的必要性，并提到企业档案信息开发可以推动企业的发展与繁荣，并从技术手段、档案编研、人员素质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3.高校档案信息的开发。高校档案是一个学校教学、管理的依据。它不仅有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而且可以帮助高校管理层了解学校的管理现状，改善教学环境。关于开发高校档案信息的建议，任赞峰认为，要注重长期效益与短期效益的结合以及开发方向与手段的结合。徐芬提出了在开发高校档案信息时要注意“信息的全面性、信息的真实性、传递的时机性、运用的实效性”[10]。陈瑛认为，高校在物质和制度层面建设逐步完善的情况下，文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而高校档案信息工作正是高校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秦国华指出，档案信息是高校信息的重要来源，在收集档案信息过程中要注意收集内容的完整性以及系统性。李华指出，在开发高校档案时，要注重对工作需求的预测，开展定题服务，并强调了检索工具在提供利用时的重要性[11]。

通过对城建档案、企业档案、高校档案的档案信息开发研究成果的分析，我们发现，专门档案的档案信息开发主要研究的是开发的手段及方法，对实际工作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因而，在对专门档案信息开发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更应注重新技术、新思维带来的影响，与时俱进，将其融入到开发途径的研究当中。

（四）档案信息开发主体的研究

关于档案信息开发主体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观点。其一认为，用户是开发主体。如陈忠海、常大伟就档案馆能否解决档案信息开发与档案信息需求之间的有效匹配问题，对档案馆在档案信息开发中的主体地位提出了质疑[12]。其二认为，档案部门工作人员是开发主体。如严永官从“主体”的定义、哲学角度、相关规定以及“档案馆”与“用户”的作用等方面，认为“用户”只能是档案信息开发中提供利用时的主体，而“用户”的需求往往是有目的性的，因此用户只是某些档案信息的开发主体，不具有全面性。

在信息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中，档案信息利用者对信息的利用需求不断提高，传统的响应国家的档案信息开发方式远不能满足利用者的需求。因而，档案信息开发的主体也应与时俱进，进行一些调整。李敏从行政视角和档案学视角两个方面入手，阐述了传统以档案馆为档案信息开发主体存在着开发形式单一、开发内容局限、开发动力不足等问题，认为开发应以主体需求为主，提出了开发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强调了公民在档案信息开发中主体地位的突显，以及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组织、国家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开发过程中的重要性。对谁为开发主体的探讨也许会一直存在，但其最终目标都是一致的：最大化地实现档案信息的价值，满足利用者的需求。

（五）档案信息开发体系及模式研究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直接决定着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社会功效”[13]。倪丽娟从存在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出发，提出开发理念要注重确立个性化，服务思想及“顾客导向”战略、开发方式要现代化。赵跃、周耀林认为，目前我国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已有一些固有模式，但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这些传统模式难以满足利用者的需求，因而提出了“以档案知识管理流程、合作开发为两条主线构建的知识管理视阈下的档案信息资源合作开发模式”[14]。王小黎阐述了指标体系选取的理论基础及“科学、系统、相对稳定、代表性、可操作性”的选取原则，并强调了指标的使用方法及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使评价指标体系时刻保持在一个动态发展的状态当中，只有不断更新、及时修改，才能适应实际需求，促进档案信息开发工作的发展。

三、总体评价

就现阶段研究成果而言，从对概念、价值、问题对策的基础性研究，到面对新环境、新技术、新形势的变革研究，再到对各类档案的深入研究，不论是档案学界还是各行各业，都十分重视对档案信息开发的研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是，这仍然有些许的不足：其一，研究缺乏针对性。在对档案信息开发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大多数都是对浅显、容易发现的大众型因素的分析，这些影响因素不仅在档案信息开发的研究中适用，在档案信息收集、整合等其它问题的研究中依旧可行。这就导致在对档案信息开发的途径、方法进行研究时，无法真正做到对症下药，而是停留在制度、政策、技术、员工素质等较浅层次的研究，提出的对策、建议往往是一些“大众策略”，缺少针对性、技术性、专业性；其二，研究缺乏深层次。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虽然档案学者们已经意识到新媒体、大数据等新生力量对档案信息开发的重要性，但在研究上仍处于初级阶段，尤其是对档案信息开发在“互联网+”环境以及“智慧城市”方面的研究，仅是将这两大环境的概念与档案信息开发进行了简单的结合，而没有真正明白它们的核心所在，所以对于新技术、新环境的研究也只是泛泛而谈，不能做到深层次的探索，缺乏深入的具体的研究，研究成果没有达到1+1＞2的效果。此外，虽然已经有部分学者开始利用信息管理模型对档案信息开发的途径进行研究，但也只是浅尝辄止，缺少深入的探索。

[1]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J].中国档案,2016(5):14-17.

[2]王景高.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J].档案学通讯,2000(5):19-22.

[3]李欣.当代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研究[J].档案学通讯,2003(5):51-54.

[4]张庆莉.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J].档案学通讯,2013(1):39-42.

[5]孙爱萍.实施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合作战略[J].档案学通讯,2002(6):66-68.

[6]张学斌.国外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新方式探析——以英国国家档案馆为例[J].档案与建设,2014(3):15-18.[7]刘福利.开发利用的新平台:微信档案信息资源[J].北京档案,2014(9):18-20.

[8]华云,杨晓明.网络环境下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J].中国档案,2004(1):50-51.

[9]邱子烨.智慧城市背景下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策略研究[J].档案管理,2014(6):26-28.

[10]徐芬.开发高校档案信息资源之我见[J].浙江档案,2002(8):30.

[11]李华.开发高校档案信息资源为高教改革服务[J].档案与建设,2000(12):46-47.

[12]陈忠海,常大伟.档案馆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中的主体地位质疑——兼论用户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中的主体地位[J].档案管理,2015(2):4-7.

[13]倪丽娟.完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的思考[J].档案学通讯,2006(6):37-40.

[14]赵跃,周耀林.知识管理视阈下的档案信息资源合作开发模式探析[J].档案学研究,2015(5):6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