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淑青

（德州学院 历史与管理学院，山东 德州 253023）

败于形象：詹姆士一世的政治宣传研究

刘淑青

（德州学院 历史与管理学院，山东 德州 253023）

政治秀在近代早期英国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君主形象则是政治秀的主要内容，它承载着政治功能，关系到大众对君主以及政权的认知，是君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良好的君主形象能够获得臣民忠诚与顺从。17世纪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既没有继承都铎王朝的神圣君主形象，也没有创造出适应政治形势与政治文化的新君主形象，他“自造的”形象与政治文化、大众情绪、大众期待相脱离而得不到支持，同时“他造的”反面君主形象充斥公共领域，君主的神圣性与神秘性遭到严重腐蚀，直接导致统治末期政治危机的频发。

英国；詹姆士一世；形象

领袖形象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同样在近代早期欧洲社会，君主形象对于政治统治同样重要，17世纪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统治末期的政治危机与他的负面公众形象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公众形象不一定是真实情况的反映，但是它却能影响大众认知，操纵公共意见，关系政权稳固。都铎王朝曾经塑造了至今仍熠熠生辉的明君形象，这些君主深深留在了英吉利民族的集体记忆与民族形象中，诸如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人们对君主形象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其政策与行为的关注，女王被描写成所有英国人的“母亲”，女王形象出现在数以千计的版画、木刻画、纪念品印版和扑克牌中，被广为流传，到去世时，她是英吉利民族的象征与化身，成为民族偶像，“是人们崇敬与膜拜的准神秘对象”。①②Kevin Sharpe, Images Wars: Promoting Kings and Commonwealths in England 1603-1660,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5.p.89.女王利用性别优势，塑造了一个既遥远又可及，既神圣又亲切的君主形象。形象成为都铎王朝君主统治的基础，都铎王朝开创了一种独特的统治风格。

一、视觉修辞相对缺失与君主形象的去神秘化

与都铎王朝不同，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文字语言优先于视觉修辞，成为国王形象构建的主要媒介，视觉修辞的优先地位被取代，君主形象构建的主要媒介发生了变化。形象构建媒介变革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直白的观点表达取代了有象征寓意的画像、公开场合下的君主表演，君主的观点与立场被置于大众审视之下，引起公共讨论，甚至遭到抨击，国王的神秘性遭到消弱。

都铎君主制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神圣化与神秘化的君主，君主个人画像宏大庆典与仪式是构建君主形象的重要手段，是国王权力炫耀与权威展示的重要方式。虽然最近学界就詹姆士不擅长盛大仪式表演的说法表示质疑，②但有史料证明，与女王相比，他在位期间宏大庆典明显减少，这对于国王神秘形象的构建显然是不利的。

首先，国王画像比起前朝明显减少。都铎君主形象的神秘性主要依靠视觉修辞构建的，这是因为在文艺复兴时代，视觉修辞承载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君主形象作为视觉修辞的一种形式，其本身传递着一种价值观念、行动计划、具体政策，是权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君主权力的象征符号，君主画像、宏大庆典仪式是当时构建国王形象的重要手段。

都铎王朝时期，画像成为伊丽莎白女王形象构建的最重要媒介，女王被刻画成合法王位继承人、古典女神、圣女与神圣偶像，女王画像出现在油画、纪念章、版画中，在国内外广泛传播，女王因而成为人们膜拜的神圣对象，巩固了君主权力与权威。当时在府邸悬挂君主画像，成为贵族和谋取功名者炫耀家族权势与荣耀的室内装饰风尚，甚至下层社会对收藏女王头像的雕刻画和版画也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女王画像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在日益崛起的商业社会，女王画像的日趋商品化、大众化，使她成功地控制着民族想象，处于民族想象的中心位置，这对于维护君权异常重要。到都铎王朝末期，君主画像已经成为君权的基础。

斯图亚特时期，君主画像不再受到前朝那样的重视。与女王不同，詹姆士构建形象的最重要媒介不是画像，而是语言文字。詹姆士出生并长期统治苏格兰，苏格兰与英格兰截然不同，视觉艺术非常落后，在入主英国前，詹姆士连张像样的画像都没有，而同期的英格兰，几乎所有的贵族都在府邸悬挂伊丽莎白女王画像。在欧洲君主和大贵族都流行雇佣欧陆画家为自己画像的时代，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却从未雇佣过欧洲画家，这可能是他几乎没有几张像样画像的原因，时人在收集与整理詹姆士寥寥无几的个人画像后不禁感叹，“竟然找不到一副能给人留下深刻影响的陛下画像。”①Roy Strong, Tudor and Jacobean Portraits, 2 vols, HMSO, 1969, I, p.178.

入主英格兰后，詹姆士对视觉形象仍然不太关注，因而留下来的画像屈指可数。詹姆士主动坐到画架前让人描摹的场合只有两次：一是为实现两王国（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计划，二是为促成王子与欧洲大国公主的联姻计划。伊丽莎白的宫廷画家尼古拉斯·赫利尔德，曾为女王作画30年，留下许多经典画作，为构建女王形象立下汗马功劳，但在詹姆士统治时期，“他却无法像过去那样，为（君主）留下传世之作，”②Roy Strong,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Miniature, Thames & Hudson Ltd, 1983, p.123.他几乎没有得到过詹姆士的资助，到1613年已是穷困潦倒。另一个著名的肖像画画家是艾萨克·奥利弗，他曾得到王后安妮的器重，亨利王子也对他也恩宠有加，尽管其作品质量上乘，但是他却从为詹姆士画过一副微型肖像画。以上资料说明，詹姆士本人对自己的视觉形象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尽管民众渴望能够收藏君主个人画像，但是詹姆士却不能满足这种公众期待与市场需求。

君主画像作为都铎王朝权威文化的重要部分，保持了君主与君权的神秘性，对于维护国王与人民之间的情感与精神心理纽带十分重要。詹姆士个人画像的相对缺失，缺少了君主权威展示的重要载体，丧失了供人民膜拜的机会，不仅不利于君主与人民之间情感维系，而且不利于君主神秘性的保持。

詹姆士并非没有意识到形象对于维护权威与统治的重要性，在变化了的政治氛围和日益发展的公共领域，他一直努力树立自己的形象，只不过构建策略不同于前朝，他偏重用文字语言而非视觉修辞来构建君主形象。而前朝的伊丽莎白主要通过盛典和画像艺术的视觉符号，表达自己和表现自己。

詹姆士对自己的学识与能力非常自信，擅长著书立说，喜欢卖弄学识，他认为他完全可以依靠学识与辩论性的语言文字表现与表达自己，“笔是他的武器”，③Kevin Sharpe, Images Wars: Promoting Kings and Commonwealths in England 1603-1660,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8.从而赢得人民信服，树立国王权威。詹姆士的形象构建策略与都铎王朝的差异，反映了16、17世纪英国权力合法性的证明方式由公开表演转向观点诉求。

詹姆士先后发表5部政治理论著作，这些著述是在回击罗马天主教和苏格兰长老派对王权挑战的紧张形势下撰写的，所以其主题是强调王权至上，以及国王的权力与臣民的义务。他在1610年议会上宣称，“君主地位至高无上……他是上帝的代表……君主之所以被称作神，是因为他行使的是神圣的权力……就像上帝根据自己的好恶，创造或者毁灭事物一样……君主也有类似权力。”④Charles Howard McIlwain (ed.), The Political Works of James I,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8, pp.307-8.

虽然詹姆士的绝对主义言论大多是在与罗马教权、清教徒、下院激进议员激烈辩论的特殊条件下表达的，难免有些过激。但是这些言论在当时欧陆各国绝对主义甚嚣尘上的国际形势下，英国人从詹姆士王权至上的论调中，总是能引申出宪政即将被颠覆、绝对主义君主统治将要出现的弦外之音，容易使人产生绝对主义统治或者暴政的联想与揣测。结果议会否定了他提出的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的计划，国王与下院议会之间口水战不断升级。政治论战在1621年达到高潮，詹姆士下令禁止议员讨论国家事务，挑战君权的言论被定为叛国罪，国王与议会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

詹姆士依靠语言文字塑造的是民族的“丈夫”与“父亲”、国家与教会最高首脑的君主形象。自亨利八世之后，除了爱德华的短暂统治之外，英格兰经历了玛丽、伊丽莎白两位女性国王统治，并且三任国王均没有子嗣，尤其是伊丽莎白在位时间长，但终生未婚与王位继承人不确定的事实，曾经使英格兰民族缺少一种安全感。与前几任君主不同，詹姆士是一个有两个王子的男性国王，他继承英格兰王位是长期备受不安全感煎熬的英格兰人民所期待与欣喜的。为迎合这种民族心理，詹姆士在构建国王形象中，突出其男性的性别优势。因为在当时人的观念中，男性国王代表着强大与安全，意味着英格兰和平、稳定的前景。所以，詹姆士“自造的”君主形象实际上就是男性大家长。在近代早期欧洲，普遍存在家国类比的思维习惯，丈夫与父亲身份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詹姆士构建的民族大家长形象，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下，传递给人们的是王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主义价值观。

文字语言形象塑造策略的缺陷在于，政治观点的直白表达容易使君主本人直接卷入政治论战，在印刷业正在崛起的时代，其言论与观点很容易被广泛传播，乃至被有意曲解，从而使君主本人成为公众批评与攻击的目标，君权的神秘性遭到削弱。

尽管仁慈的大家长是詹姆士追求的一个自我形象，但是由于直接介入政治论战以及紧张的政治氛围，结果在公共领域出现了暴君形象。当时知识界出现了抨击暴政的著述，他们一般不是直接攻击君主本身，而是借古讽今，以抨击历史上的暴君、谴责佞臣、揭露宫廷腐败为形式，影射当今政治，政治性诽谤诗文和讽刺，以各种媒介包括手稿、印刷品等形式，在私人和公共空间如圣保罗大教堂进行广泛传播，它们是对大众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形式，被称作“地下媒介。”①Kevin Sharpe and Peter Lake (eds.), Cultural Politics in Early Stuart England, Basingstoke and London: Macmillan, 1994, pp.285-310.布鲁克的作品《理查德三世的幽灵》影射詹姆士的宫廷政治，它指出暴政已经成为宫廷的常态，议会与人民的传统自由，正在受到侵犯。该著把布鲁克本人的议会演讲与其他议员的演讲，传播于律师学院和议员圈内，被称之为政治激进主义的重要形式②Harold Love, Scribal Publica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pp.9-19.，佞臣、暴政与腐败等政治论述在当时知识精英社团广为传播。

总之，詹姆士入主英格兰后，用文字和语言，介入政治意见和政治混乱的纷争中，与伊丽莎白女王不同，后者在一些政治敏感问题上非常巧妙地进行回避，从而保持自己的神秘性，而詹姆士的好辩个性，加之维护王权的神圣仪式和圣像符号的相对缺失，把自己置身于公共领域，成为备受争议的人物，君主的神秘性被严重削弱。

其次，宏大庆典仪式屈指可数，政治秀场锐减。国家庆典和盛大仪式等重大公共场合，是都铎君主的政治秀场，不仅构建君臣与君民之间的情感与精神纽带，同时也能够展示君主的神秘权力，是影响大众对君主认知的传统媒介。尽管学界最近对于詹姆士深入简出的冷漠风格以及宏大盛典仪式上的拙劣表现表示质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与先王伊丽莎白相比，詹姆士时期的宏大庆典与仪式确实比前朝要少得多。

詹姆士继位英格兰王位，对全体英格兰人来说是个巨大安慰，按照都铎统治风格，作为一国之君，詹姆士自然而然成为公众关注与情感表达的对象。都铎时期，君民之间的互爱是展示君主形象、维护君主权威的基本要素，国王在宫廷仪仗队、入城仪式、王室盛大庆典上的现身，是君主最为重要的公开表演，詹姆士把它们称之为“国家戏剧舞台”，用当时人的话来说，“没有什么能比这些庄严、宏大的娱乐活动能更好地展示君主的崇高与伟大，以及臣民的义务、对君主的爱戴与赞美……巨大花费与开支仅是表象，真正的画面是人民发自肺腑的对君主的热爱。”①Kevin Sharpe, Images Wars: Promoting Kings and Commonwealths in England 1603-1660,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01.豪华壮观的庆典与仪式不仅宣扬了人民对君主的爱戴之情，也展示了君主权威的神秘性。但是詹姆士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宏大场合寥寥可数，主要是国王继位后的入城仪式和加冕仪式，自1606年的第二次入城仪式后，他出现在大型仪式上的次数几乎没有。

英国不同于同期的欧陆国家，君主缺少常备军、庞大的警察与官僚系统，硬权力的相对缺少彰显了软权力的重要地位，亲切、温和、慷慨、仁慈的君主形象对于拉进君主与臣民之间的距离，建立君臣之间的感情纽带，维护统治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由于宏大仪式的相对缺失，詹姆士出现公众面前的机会少之又少，并且在为数不多的场合中，詹姆士表现出的是威严肃穆、不苟言笑、高高在上、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西班牙式冷漠国王形象，这与前朝伊丽莎白女王的亲民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他没有像女王那样使用“爱”的语言，表达爱民的姿态，而是不与民众沟通的漠然。

入城仪式，是表达君主象征性权力的古老场合，也是体现君臣、君民之间情感的重要舞台。詹姆士的入城仪式，其设计风格是罗马帝国式的，表达的是复兴绝对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声称的是绝对主义王权，入城仪式的主题是英雄神话和诺曼征服，在仪式接近尾声时，詹姆士神情冷漠地巡行在伦敦大街。宏大场合的缺失与冷漠表现，拉大了詹姆士和臣民之间的情感距离，消弱了仁君形象，引起了人民的不满，他们常常把国王对民众的态度同已故女王相比，一位威尼斯大使曾回忆道，“他（詹姆士）不像女王那样爱护子民，也不能得到民众对女王那样的拥戴……女王深知如何面对街头人头攒动的臣民。但是，这位国王（詹姆士）却对他们丝毫没有兴趣，相反，他对民众投去鄙夷的目光，结果他得到的同样是不屑与怨恨。”②R. Malcolm Smuts, Court 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a Royalist Tradition in Early Stuart Englan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7, p.27.

国家庆典与仪式等重要政治秀场的相对减少，使詹姆士相对失去了表达神秘君主权力与君民情感的机会，不利于神秘君主形象的构建，削弱了君主与人民之间的情感纽带与君主权威。

二、私生活被公开与君主的去神圣化

身体是都铎君主神圣形象的重要部分，是神圣王权的重要载体，是人民膜拜的可见对象。伊丽莎白女王利用性别优势，她的身体成为英国神圣不可侵犯与圣洁的民族符号（象征），而詹姆士的身体不仅没有加强君主权威，反而使君权遭到消弱。贵为天子，其身体本应是神圣、神秘的，但詹姆士与男性宠臣的性丑闻，以及随后的广泛传播，使君主身体被公开讨论甚至被娱乐、被消费，君主形象经历了去神秘化过程。这样，君主无法获得人民的忠诚、拥戴，更不用说个人崇拜了，到统治末期公共领域流行负面的君主形象，很快淹没了詹姆士苦心经营的正面形象。

詹姆士曾力主君主应当以真实、非矫饰的形象示人。他认识到政治已经成为公共讨论话题的社会现实，深知由于受马基雅维利政治观点的影响，16、17世纪的英国人，不再把政治看作是神圣的，相反他们认为政治就是狡诈的权谋。为改变人们的认识，树立良好君主形象，詹姆士主张把良知、正直和公开作为统治原则，突出强调真实、非矫饰的君主而非马基雅维利式政客，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王室的礼物》是他写给亨利王子的家训，它教导王子要做好国王，树立明君、仁君的形象，国王应该成为“人民的榜样，引导臣民走向仁爱，远离仇恨，”③C.H.McIlwain, The Political works of James, New York, 1965, p.29.而宫廷与宫廷扈从则是展示君主形象的一面镜子，他因而主张，宫廷应该成为虔诚与忠诚的样板。

为宣扬自己的品德，赢得威望，继承英格兰王位后，“第二个所罗门王”是詹姆士力图塑造的另一个形象。所罗门王是圣经记载的神圣君王，在基督徒心中一直占有较高地位，詹姆士认为所罗门王身上体现的价值符合自己的治国理念。首先，所罗门王以智慧著称，不仅博学多识，而且明察秋毫，依法治国，恩威并施，赢得臣民的热爱与赞美。所以，詹姆士在位时期，英格兰法纪严明，没有大的冤假错案，没有大规模迫害天主教徒，休·霍兰德在詹姆士葬礼上回顾其一生时说，“你会发现，没有哪个国王比他更温和、更公正的了……这里没有徇私枉法，法庭的大门对每一个人都是敞开的。”①Kevin Sharpe, Images Wars: Promoting Kings and Commonwealths in England 1603-1660,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14.其次，所罗门王实现了以色列王国的和平与统一，并且结交众邦，所以詹姆士把实现两王国联合、建立新帝国、实行和平外交作为己任。不幸的是，因私生活的被公开，詹姆士的身体被公开讨论与想象，君主身体经历了去神圣化的过程，所罗门王的形象从而遭到严重削弱。

詹姆士反对马基雅维利式政客，主张把公开作为统治原则，结果私生活特别是个人情感被公开，经过媒体的放大，他与宠臣的同性关系被肆意传播，君主的神圣性几乎荡然无存，统治末期树立了一个几乎完全是负面的君主形象。

伊丽莎白女王及其君主制的神圣主要依靠处女身体的神圣性而维持，她的身体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成为英国坚贞与纯洁的神圣民族象征。而詹姆士则公开表达对男性宠臣的感情，他的身体遭遇到去神秘化、去神圣化过程，因而其身体不仅没有加强反而削弱了王权，因为受基督教传统以及人文主义的影响，在当时英国人的思维中，同性关系总是与专制、腐败、软弱统治联系在一起。

首先宠臣罗伯特·卡尔及其奥弗伯里丑闻事件，国王身体被低俗化。罗伯特·卡尔外形俊美、举止优雅，并且非常善解人意，深晓国王的喜怒哀乐，霍华德说，“这个年轻人身材挺拔，英俊帅气，宽阔的肩膀，俊美的面庞，有一丝狡黠，同时又表现质朴。”②③④⑤G. P. V. Akrigg, Jacobean Pagenat or the Court or King James I,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78.p.178. p.178.p.548.詹姆士在公开场合毫不避讳对卡尔的宠溺，他“靠在卡尔的肩头，轻掐他的脸颊，抚平他的衣服。”③卡尔从一个一文不名的苏格兰骑士之子，迅速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人物，宫廷上下无人不知国王有一个年轻宠臣，宫廷权贵们争相攀附，安东尼·韦尔登说，“上帝啊，这些权贵们竞相去巴结他，他的府上每天都门庭若市，因担心他精力不济，国王特意限制了人们对他的拜访次数，”④1614年他升任王室内务大臣而权倾一时，甚至连詹姆士都承认，“没有谁（像卡尔）一样能够与我如此亲近。”⑤卡尔恃宠而骄，卷入轰动朝野的奥弗伯里丑闻事件。⑥1613年，宫廷盛传埃塞克斯公爵与公爵夫人正在闹离婚，原因是国王宠臣卡尔插足公爵家庭。卡尔的男性情人奥弗伯里得知消息后，与卡尔发生争吵，后来他被监禁，最后死于伦敦塔。该事件事件是近代早期英国最大的宫廷丑闻，卡尔依靠与国王的非法性关系成为政治暴发户，然后目无国王、毒杀情人，该事件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公开了国王与卡尔之间的非道德关系。

随着事件真相的披露，以及媒体的推波助澜，有关宫廷与君主的色情文学与色情文化泛滥，这些色情故事甚至传到了詹姆士耳朵里。国王的身体被大众消费与娱乐，出现低俗化倾向，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写到，“有些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友谊，胜过丈夫对妻子的感情，”⑦Kevin Sharpe, Images Wars: promoting kings and commonwealths in England 1603-1660,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27.1622年一首诽谤诗则攻击国王对宠臣有着“狂野的激情”，⑧K. Sharpe and P. Lake eds,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Early Stuart England, Basinstoke, 1994, p.299.宠臣与詹姆士遭到无情嘲弄。詹姆士曾主张把宫廷作为道德高地，但是色情故事、非正常性关系、毒杀等越轨行为的广为传播，宫廷被公众普遍看作是挥霍无度、纵欲糜烂、离经叛道、罪孽渊薮，而非道德与政治美德的符号象征，“在宫廷，贿赂盛行，嫉妒与憎恨无处不在，为满足无穷的欲望与野心，人们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巴结逢迎……慵懒成性，虚伪做作。”⑨A. G. Dickens (ed.), the Courts of Europe: Politics, Patronage, and Royalty 1400-1800,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7, p.33.身为宫廷主人的国王，其形象遇到的贬损是可想而知的。同时，奥弗伯里事件颠覆了詹姆士在作品与宫廷颂词塑造的正面想象。詹姆士曾撰文反对巫术，但是在事件调查中，他的宠臣被媒体揭露实施巫术；他曾教导儿子要坚贞纯洁，但人们看到的宫廷却是一个毫无廉耻、奢侈淫意的兽穴。

近代早期英国，性与政治往往是类比的，同性行为被视为统治腐败与统治衰落的表征，奥弗伯里丑闻实际上公开了这样一个事实：国王与王后、国王与两王国之间和谐关系的结束，詹姆士作为整个民族的父亲与丈夫的大家长形象受到了难以逆转的毁损。同时，由于对卡尔感情上的依赖，詹姆士免除了卡尔的死刑，结果消弱了他自造的公正无私的“所罗门王”的形象与威望。宠臣的存在，引起了人们对詹姆士政治价值观念与判断的质疑。

奥弗伯里案引起的喧嚣平息了，但是关于该事件的集体记忆却没有消失，它影响人们对国王新宠臣乔治·维尔利斯与国王和平政策的认知，人们把和平政策视作女人般软弱无能与胆怯。

其次，宠臣白金汉公爵使詹姆士及其外交政策遭遇讽刺与嘲弄的浪潮。卡尔垮台后，维尔利斯成为国王新宠，结果出现了更加消极的君主形象。与卡尔不同，维尔利斯精力旺盛，富有政治野心，他不满足于国王情感慰藉的角色，还积极参与决策制定，是和平外交策略的重要推动者。他从一个小乡绅之子，平步青云，被封为白金汉公爵，招致嫉妒，成为大众诽谤与憎恨的人物，下院议员约翰·埃利奥特爵士曾猛烈抨击白金汉，指责他“挥霍无度，沉溺酒宴，其住所富丽堂皇，其性格放荡不羁。其奢靡的生活简直就是一部挥霍王室收入的编年史……除了罗马时代的宠臣赛扬努斯，再也无人能比了……他骄横专制、野心巨大……生活荒淫，无视劝告。”①Maija Jansson and William B. Bidwell (eds.), Proceedings in Parliament 1626,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3:220-224.从他崛起一直到权势顶峰，针对他的诽谤诗与讽刺段文就一直疯狂流传。

宠臣的存在，使宫廷成为被攻击的对象。詹姆士统治时期，与宫廷丑闻有关的新闻日益泛滥，关于上层社会的流言和非议屡禁不止，宫廷显贵成为一些反宫廷著作的主角，以及新闻与政治评论的主要对象。因为在17世纪，大众常常是透过达官贵人的行为来理解国家事务。讽刺诗作为一种政治评论形式，以现实主义的批判和深刻的社会洞悉而著称，它在17世纪初逐渐成为一种文化时尚，宫廷及其达官贵人经常成为它们的讽刺对象。一些揭露宫廷的官场阴暗面的匿名手稿也广为流传，它抨击宫廷权力交易以及宫廷道德沦丧，一位匿名作者指出，“廷臣熟谙宫廷晋升的秘诀，他们甚至必须在君主面前把自己真实的面孔掩藏起来。”②R. Malcolm Smuts, Court 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a Royalist Tradition in Early Stuart Englan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7, p.77.甚至宫廷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也揭露官场腐败，感叹宫廷险恶，“宫廷虽然可以提供晋升的机遇，但同时遍布陷阱，在这里那些谋求名利者整日如履薄冰。”③R. Malcolm Smuts, Court 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a Royalist Tradition in Early Stuart Englan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7, p.28.

因为类比关系，性丑闻与和平外交被联系在一起，詹姆士的外交被赋予了女性色彩，被批评为软弱的、非男人的，④A. McRae, Literature, Satire, and The Early Stuart State, Cambridge, 2004, pp.79-80.随着二十年代外交政策成为热议话题，白金汉与国王的关系遭到各种形式媒体攻击，国王的身体被肆意嘲讽，君主的神圣性难以保持。格洛斯特教会的副主教塞缪尔·伯顿在写给沃里克郡四季法庭的信中称，“颂词不是用来歌颂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你会看到，讽刺文和邪恶的讽刺短文，以及粗俗下流的谩骂和无情的讽刺在当前受到追捧。”⑤⑥Kevin Sharpe, Images Wars: Promoting Kings and Commonwealths in England 1603-1660,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29. p. 130.柏根曾委婉指出，君主应该珍惜自己的名声，这样才能获得臣民的尊重与顺从。王室教堂神父沃尔特﹒柯尔谴责针对宫廷的抨击是煽动性的，称宫廷抨击者“正向国王喷射毒药”，⑥一些教会人士清醒地认识到，对詹姆士宫廷抨击是如此激烈，英国面临着如同外敌入侵的危险。法国大使更是直言不讳，他说“大胆的语言，冒犯性图画，诽谤性小册子，这里到处都是内战即将爆发的先兆。”⑦Young, Kings James and the History of Homosexuality, New York, p.62.在二十年代，一些小册子、新闻摘编、针对白金汉公爵和宫廷的大量诽谤短文，复兴了宫廷非正常两性关系的主题，它们攻击宫廷乱伦、宠臣得势是国内外的教权势力增长与政治混乱的根源，讽刺短文“攻击国王身体……并疯狂流传，公开败坏国王名声，消弱君主权威，”①A. McRae, Literature, Satire, and The Early Stuart State, Cambridge, 2004, pp.77-82.通讯和报纸则利用随处可见的印刷品，把反国王的新闻传播到城乡，致使新闻成为普通英国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同时新闻的独立性明显增强，它不再对权威进行一味地赞美，导致人民对君主权威的顺从复杂化了，以致于威廉·利在伊丽莎白公主结婚纪念日的庆典上感叹，“以前国王们受到尊重，享有威严，但现在世界发生了变化。”②Kevin Sharpe, Images Wars: Promoting Kings and Commonwealths in England 1603-1660,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26.

国王与宠臣的关系，以及同性行为故事的流传，国王身体的去神圣化，导致了君主与君主权力的去神圣化。詹姆士缺少了神圣外衣的保护，使其直接暴露在公众的攻击下，詹姆士最喜欢的表达媒介是语言文字，现在被国王反对派所利用，塑造了一个几乎全部是负面的国王形象。

三、结论

宗教改革后都铎王朝发动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运动，政治秀已经成为都铎王朝统治的基础，在这场运动中君主经历了重新神圣化的过程，如同英国国教保留了很多天主教仪式残余，都铎君主制也是依靠宗教仪式和宗教庆典支撑的神圣君主制。充满神秘色彩的君主个人画像，以及宗教色彩浓厚的盛大庆典、君主巡行、宫廷日常仪式等，成为都铎王朝展示神圣君主形象的重要手段，君主形象已经成为都铎王朝统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特别是伊丽莎白女王善用神圣形象与和谐的修辞来掩盖分歧，形象总是被置于行动之上，敏感问题上的敷衍与搪塞，掩盖了分歧与矛盾，制造了团结、统一的假象与幻觉，维护了政治稳定。而新王朝的国王詹姆士一世，虽然认识到君主形象对于统治的重要性，但是他不太注重视觉形象，而是偏重通过语言文字构建形象，因而行动置于形象之上，在敏感的政治问题上，他通过发布王室公告、著书立说、慷慨陈词，直接用实际行动卷入政治论战，君主与君权的神秘性遭到削弱。同时，私生活被曝光，君主身体被大众化与娱乐化，成为君主批评者的政治文本，被赋予了意识形态色彩，后者利用各种形式的媒介，操纵了公共意见，君主形象经历了非神圣化过程，詹姆士“自造的”好国王形象被公共领域流传的负面形象所淹没，君主统治的合法性遭受质疑，引发频繁的政治危机。

[责任编辑 山阳]

The Failure of Image: an Analysis of the Propaganda of James I

LIU Shu-qing
(History and Social Management Department, Dezhou Univesity, Dezhou 253023, China)

Political show is very vital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olitical life. As an essential part, images of monarchy performed political functions. It involved the perception of kingship and authority, legimated manarchy. Good image of a king can secured allegiance of subjects. James I neither inherited the sacred images of Tudor kings, nor created a new image which fitted the changed circumstances and new political culture. His self-image failed to secure popular support, while counter-images were everywhere in the public sphere. Mystery of manarchy was greatly challenged by the end of his reign, and led to frequent political crisis.

England; James I; image

K561

A

1672-1217(2017)02-0077-07

2017-01-21

刘淑青（1969-），女，山东德州人，德州学院历史与管理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