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正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和主要精神。党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党内政治生活建设。而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从完整的意义来说，是从延安起步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比较集中解决党内政治生活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两次。在延安时期之前还有一次，就是古田会议。当时主要解决的是红四军党内在政治生活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政治生活”这个概念，就是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极端民主化时强调并使用的概念。延安时期解决的，不仅仅是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而是全党存在的问题，是党成立以来，在大革命失败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开始后，党内在政治生活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因此，我们说，延安时期在党内形成健康的政治生活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和贡献。

党内政治生活健康与否，涉及到党内同志间的相互关系和党内风气，关系到党的团结和党的战斗力。自党成立以来，伴随着革命事业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包括民主集中制不断完善，党内政治生活也不断健全。与此同时，问题也不少，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在政治生活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极端民主化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中提到的党在组织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包括官僚主义、家长制、惩办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纠纷、耍流氓手段，等等，实际上就是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到党的决策包括党指导革命路线的制定，特别是王明路线和张国焘错误对党的工作造成了许多重大的损失。

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特别是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开始在遵义会议解决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基础上，着手解决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之所以要在这个时候解决这方面问题，是因为条件已经逐渐成熟了。比如，张国焘在长征途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在沙窝会议上，王稼祥提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毛泽东表示：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不适宜。在俄界会议上，中央的态度还是：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最后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应马上作。这些决策说明解决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是需要主客观条件的，要有利于革命队伍团结和革命事业发展。在红军胜利会师，党中央决定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策略路线，特别是“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后，党内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毛泽东在1937年9月7日发表了《反对自由主义》，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并且强调其目的是“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特别是在1938年10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解决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右倾错误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党中央才把解决党内政治生活问题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延安时期解决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解决王明路线和张国焘错误及其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響等问题时，形成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一是抓学习。在1938年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全党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兴起了学习的高潮，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历史，学习现实运动经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高了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政治素养。特别是著名的延安整风，不仅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中提倡和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创造了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完全不同的党内斗争方式，形成了在学习中自觉纠正错误思想，向党中央基准看齐的重要经验。

二是抓主要对象。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主要领导人犯错误的情况下，党内许多同志难免会受到牵连和影响。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明确指出，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但主要的对象是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毛泽东曾经说过：“犯思想病最顽固的也是这些干部中的人”，“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

三是抓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说过，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主要就体现在党内有积极的思想斗争，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对错误的思想和作派要开展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批评错了也要主动检讨，这样才能形成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这也是党内民主的生动体现。

四是抓民主集中制。针对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民主不够、集中也不够这两方面问题，强调党内生活既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民主集中制。

五是抓纪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要求，重申了“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毛泽东指出：“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他还指出：“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

六是抓党性。1941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不允许任何党员和任何地方党部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现象，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加强党的纪律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央委员和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并过组织生活。

七是抓制度。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为健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工作制度，专门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规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规定》。特别是，党中央在1943年3月加强了政治局建设，完善了中央书记处工作，明确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强调对于书记处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八是抓团结。在延安整风时期，我们党一再强调并始终坚持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也就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既要他不“讳疾忌医”，又要帮他“治病救人”。整顿党的作风，澄清党内错误思想，坚持民主集中制，维护党中央权威，都是为了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增强党的战斗力。

延安时期我们党在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态方面创造的经验，不止这八个方面，还有很多，都应该认真加以总结。

正因为延安时期严肃和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才使党的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宝”，才使党明确了同中华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人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使党健全了民主集中制并严肃了党的纪律，才使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以及严于自律的机制，才使全党紧紧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才从根本上保证党领导革命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总之，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从延安起步，延安精神是我们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财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创造的这些经验，在当时管用，到今天还管用。我们在学习和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时候，应该进一步研究和总结延安时期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宝贵经验，使之为我们今天的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所用。

（作者为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