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元静，唐 冲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耕地种植结构的影响

齐元静1,2,3，唐 冲4

（1.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北京 100083；2.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国家林业局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3；3. 北京林业大学林业生态工程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北京 100083；4.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业发展与投资研究所，北京100125）

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耕地种植结构的影响，对快速城镇化背景下耕地种植结构的调整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2014－2015年对中国13个省1 580个农户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对影响耕地种植结构的各种因素进行多元回归模型估计，以检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耕地种植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被调查农户中，80.4%的农户种植了粮食作物，户均种植面积达0.84 hm2；37.2%的农户种植了至少1种经济作物，户均种植面积为0.29 hm2。经济作物占总种植面积的比例达到13.77%，在各类经济作物中，种植户数和面积最多的是蔬菜和水果。2）农村劳动力转移降低了农地投资强度和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耕地种植结构随着外出务工地与家庭间的距离而不同。在县内或省外务工的家庭种植经济作物的比例和户均种植面积都较小。3）农户的农业种植和投资行为同时受到土地资源因素、家庭成员特征、社会资本因素以及市场和政策因素的影响。人地矛盾突出地区的农户倾向于种植经济作物，村庄集中灌溉设施的建设对蔬菜种植有正向影响，而对水果种植呈负向影响，地权稳定性对农户在耕地上的地均投资和经济作物种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成员特征对农户的农业种植和投资行为影响较大；社会资本对蔬菜种植具有正向影响，而对水果种植和农地投资强度影响并不显著；由到城市/县城的距离所表征的市场因素对蔬菜和水果种植比例均呈负向影响；土地流转对蔬菜的种植有正向影响，而对水果种植有负向影响，专业合作社对水果种植呈正向影响，但对蔬菜种植影响不显著。该研究可为中国耕地种植结构的优化与调整提供参考。

农业；土地利用；作物；劳动力转移；耕地种植结构

0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耕地种植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带来的食物总消费的增加和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是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驱动力[1]。与过去政府主导下的农业结构调整不同，现阶段耕地种植结构调整的主体已经转变为市场意识日益增强的农户[2]，而快速城镇化进程所伴随的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势必对耕地种植结构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3-4]。但这种影响的结构和机制可能非常复杂[4]。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会带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硬约束，进而使农户更倾向于参与粮食作物的种植，而减少劳动力相对密集的经济作物生产。已有文献对墨西哥[5-6]、布基纳法索[7]、阿尔巴尼亚[8-9]等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即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降低了粮食作物的种植，还提高了经济作物及家禽家畜养殖的比例。然而，对越南的研究却显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虽然降低了农户的水稻种植规模，但是农业种植结构并没有向经济作物种植的明显调整[10]。当然，由于中国农业生产具有超小规模化和农地细碎化等特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耕地种植结构的影响可能会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有显著差别[11]。有研究指出，中国农村家庭成员的出省务工行为导致农户在粮食生产上放弃种2季而改种1季[12-13]。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金流入可以缓解农户所受到的资金约束，从而提高农户应对农业投资风险的能力，因此他们会增加农业投资，种植更多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的经济作物[14-18]。已有研究表明，1981年以来，农户在土地利用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与用于主要粮食生产的土地面积明显下降[19]。根据对江苏和河南2省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对粮食作物的种植概率和种植比例无明显影响，只有当家庭多数成员外出务工时才会影响到农业生产积极性；虽然劳动力务工所得收入对劳动力流失有一定补偿作用，但这种补偿作用仍不能完全替代劳动力流失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影响；同时外出务工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影响还受到教育程度、技能等因素的影响[4]。

但总体上来看，因为一手数据难以获取等因素影响，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对耕地种植结构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要更好地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耕地种植结构的影响，需要基于第一手的大样本数据对影响耕地种植结构调整的各种影响因素在同一研究框架下进行实证检验。此外，中国农村劳动力存在大量的兼业行为，即同时从事农业和非农业生产活动。农村劳动力转移距离的增加会使这种兼业行为越来越困难。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距离也会影响到农户的农作物种植结构。但迄今为止，尚未见这一领域的研究。为此，该文基于2014－2015年中国农户大样本的调查数据，对影响耕地种植结构的各种因素进行多元回归模型估计，以检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户耕地种植结构的影响。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4－2015年的一项大样本调查。该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了中国13个省的25个县，每个县选2个乡镇，每个乡镇2个村，共100个村庄样本（图1）。村庄问卷涉及人口、产业、土地资源、土地流转、种植结构、村庄建设等问题。利用系统抽样的方法，在每个村抽取20个左右的农户，入户进行结构式访谈。调查内容包括家庭成员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就业特征、迁移特征等问题，也包括整个家庭的土地资源、农业种植、社会网络等信息。总的农户样本数量为2 097个，其中种植农作物并回答相应问题的农户为1 580个，占样本总量的75.3%，作为该文分析的样本集。在多元回归模型中，有72个农户问卷缺失一个或多个自变量数据，因此多元回归模型的样本量为1 508个。

2 研究方法

2.1 因变量

该文从2个层面定义耕地的种植结构。一是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占所有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经济作物包括蔬菜、水果、棉花、药材、花生等类别；二是针对种植最普遍的经济作物蔬菜和水果，分别考察各自占农户农作物种植总面积的比例。在问卷中，受访者被问及家庭种植每种作物的面积、投入的劳动力和资金，以及产量和收入，能够满足本研究的需求。

2.2 自变量

农户对耕地种植结构的决策行为，既受到土地资源、可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规模的限制，也受到市场的影响。近年推行的土地流转、农村合作社等政策，是否影响到农户的种植决策，同样值得考察。因此，该文模型的解释变量包括如下几组（表1）。

2.2.1 农村劳动力转移

外出务工是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首要选择，也是农村家庭劳动力优化配置的主要手段[20]，这种农村劳动力配置模式正在并将持续影响中国的农作物种植结构。由于经济作物比粮食作物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种植经济作物的决策可能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21-22]。一方面，劳动力外出务工会减少家庭可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进而降低经济作物种植的概率和规模；另一方面，外出务工的收入会大幅提高家庭的当期收入和资产规模，因此会提高农村家庭种植经济作物的能力。与现有研究不同，该文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行为进行了更精细的考察，以探索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种植结构影响的群体差异性和深层机制。具体而言，将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按照距离分为乡镇内部（跨村）、跨乡镇、跨县、跨市和省际等5种类型，分别考察到不同距离地区的务工行为对家庭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同时，由于户主一般是家庭的关键决策者和主要劳动力[20,23]，在模型中纳入“户主是否外出务工”这个变量，将该变量设定为“去年户主是否半年以上在外务工，即不在自家居住”，并假设他会促使家庭减少经济作物的种植。此外，外出务工者的工作类型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家庭对未来长期在城市居留的计划并影响家庭的农业投资行为和农作物种植结构[24]。因此，在模型中设置“是否有自雇型就业”变量，并提出假说：有自雇型就业的家庭，会比全部给别人打工的家庭种植更少的经济作物。

2.2.2 控制变量

土地资源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从三方面进行考察。一是以人均耕地面积表征的土地资源的丰富程度；二是耕地质量，分别以2个村级变量表征，即虚拟变量“该村是否平原村庄”和集中灌溉的耕地占该村耕地总面积的比例；三是土地产权的稳定性，以该农户“是否获颁耕地承包权证书”这个虚拟变量衡量[25-26]。

作为劳动力和资本的供给者和种植结构的决策者，家庭成员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无疑将深刻影响农户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决策。相应地，家庭的人口规模、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比例、家庭资产存量及作为家庭主要决策者的户主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均被纳入模型。本研究采用“户主是否担任村干部”、被访者每天打招呼的人数、被访者每天通电话的人数等3个指标表征该家庭在村中的政治地位和社会网络规模[27-28]。

经济作物的种植对市场可达性和信息获取便利性的要求更高，因此将村庄到最近城市的距离作为代理变量纳入模型。近年在中央政策引导下，各级、各地政府正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29-30]。这些政策对农村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生计的影响至今尚无系统的评估，本研究在农户和村庄问卷中分别设定了“你家是否参与了某种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是否有外来企业或个人到你们村里租赁耕地，用作农业用途”2个问题，考察国家政策的实施情况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

表1 变量基本统计信息

注：*表示对变量取对数

Note: * indicates napierian logarithm of variables

3 结果与分析

3.1 耕地种植结构分析

在被调查的农户中，80.4%的农户种植粮食作物，且户均种植面积达0.84 hm2；37.2%的农户种植至少一种经济作物，户均种植面积为0.29 hm2（表2），据此估算被调查农户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占总种植面积的13.77%。同时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农户有278户，占种植户总数的17.6%。在各类经济作物中，种植户数和面积最多的是蔬菜和水果。种植蔬菜的农户数量最多，但户均种植面积只有0.25 hm2；种植水果的农户只有前者的一半，但由于户均种植面积高达0.45 hm2，2种作物的种植总面积大致相当。被调查农户中，种植棉花及药材的户数和户均种植面积都远小于上述二者。

从投入看，经济作物每公顷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分别是粮食作物的5.6倍和3.8倍，净收益也是后者的4.2倍。在各种经济作物中，药材每公顷投资额最高，达到 94 600元/hm2，其纯收益也高达220 930元/hm2，投资和收益水平均远高于其他类型经济作物。相较而言，蔬菜和药材都是劳动密集型的经济作物，每公顷分别需要1.51千人·天和1.46千人·天的劳动力投入。此外，在各种经济作物中，水果种植需要的劳动力投入最少；谷物需要的资本投入最少，其收益水平也最低，仅14 480元/hm2。

表2 主要作物类型的种植情况

3.2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耕地种植结构的关系分析

在被调查农户中，超过2/3的家庭有在村庄以外的务工者，且平均有1.83个家庭成员在调查前一年有外出务工的经历，其中608个家庭有2人或以上外出务工。按劳动力迁移的距离划分，跨省转移最为普遍，有502个家庭至少有1人在省外务工，占家庭总数的1/3左右（图2）。而到其他地区务工的家庭数量分布相对均匀。总体而言，县内和省际的就业机会比省内县际的就业机会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具有更强吸引力。

从劳动力转移距离对农户种植结构影响看（表3）， 与家庭成员在省内县际务工的家庭相比，家庭成员在乡内、县内从事非农业工作以及到省外务工的家庭种植经济作物的比例更低，分别为36.4%、37.1%和33.3%；户均种植面积也更小，分别为0.22、0.24和0.24 hm2。蔬菜与水果种植决策受转移距离影响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县内务工群体的种植决策。相比于其他家庭，有家庭成员在乡内、县内务工的农户更倾向于种植蔬菜，种植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分别为18.2%和19.3%，但是种植规模普遍不大；但却很少种植水果，种植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分别为4.5%和7.6%，这可能因为在县内务工收入较低但时间较为宽松和灵活决定的。因此，有家庭成员在县内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村家庭更倾向于种植劳动力投入较多、资本需求较少的蔬菜，而非投资结构完全相反的果树。

图2 家庭劳动力转移数量分布和距离情况

表3 劳动力转移与耕地种植结构的关系

3.3 耕地种植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

多元回归模型计算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2.5，因此模型没有严重的共线性。Breusch- Pagan检验和White检验的结果均显示模型存在异方差性，因此本研究选用了稳健回归，这被证明是一种渐进有效的估计方式，并被广泛应用[31]。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4。

3.3.1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外出务工者的汇款会增加家庭的农业投资，促进农业种植集约化[21]，然而该研究结果并未发现这样的规律。恰恰相反，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反而降低了家庭在农地上的投资强度和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已有研究发现，中国的外出务工收入主要用于盖房、日常消费、教育、医疗等支出，很少投资农业[32]。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因转移距离而不同，县内务工会对经济作物种植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而出省务工虽然工资水平更高，但由于无法兼业而对农业投资和经济作物种植更少，相反会因为劳动力缺乏和家庭收入水平较高而降低种植经济作物的动机。相对而言，省内跨县务工行为对家庭农业投资和种植结构的影响则并不显著。具体分析，劳动力转移对经济作物比例影响最大的是劳动力县内乡际转移（回归系数为-5.67），其次为户主外出务工（回归系数为-5.04）、乡内村际转移（回归系数为-4.69）和省际转移（回归系数为-3.444），而劳动力省内市际转移对经济作物比例影响最小；而对蔬菜和水果比例影响最大的分别是市内县际转移（回归系数为-4.337）和乡内村际转移（回归系数为-3.066）。整体上，就种植面积最普遍的经济作物蔬菜和水果而言，农户的蔬菜种植决策主要受到远距离务工的影响，而劳动力在本村附近从事非农就业并不会对家庭蔬菜种植形成挤压效应，这与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兼业行为提高家庭的农业和非农业收入有关[33]。然而，兼业毕竟是一种临时的就业安排，不能普遍适用于投资密度高、投资期限长、劳动力需求较少而投入时间集中的果树的种植，家庭可以在劳动力分配方面做出较好的长期规划，也需要长期远距离务工积累一些原始投资。因此，如果一个家庭有成员外出务工距离较远，那么农户对果树的投资促进效应甚至会超过劳动力挤出效应。

表4 耕地种植结构和耕地的投资密度回归结果

注：*< 0.1,**< 0.05,***< 0.01

Note:*< 0.1,**< 0.05,***< 0.01

3.3.2 控制变量的影响

在人地矛盾突出的地方，农户会在单位面积上投入更多资本，也会种植更多的经济作物。与山区农户相比，平原地区农户更多的倾向于种植蔬菜，而非水果和其他经济作物。农户位于平原区对经济作物和水果种植比例呈负向影响，影响程度分别为-5.742（回归系数）和-8.718（回归系数）。其次，村庄集中灌溉设施的建设对蔬菜种植比例呈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0.046 6），而对经济作物（回归系数为-0.025 1）和水果种植比例（回归系数为-0.022 7）呈负向影响，这表明村庄集中灌溉设施的建设能够提高农户种植蔬菜的积极性，但却会降低果树的种植面积，因此对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和耕地每公顷投资并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地权的稳定性对农户在耕地上地均投资和种植经济作物比例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对经济作物（回归系数为7.18）和蔬菜（回归系数为5.963）的影响较大。当前正在推进的农地确权，将给予农民更稳定的产权预期，因此将有效推动农村耕地的集约高效利用，并增加经济作物的供给。虽然年轻人和文化程度低的农户更愿意在土地上投入更多资本和种植更多的经济作物，但相对而言，前者更偏向于种植资本密集型的果树，而后者则更愿意种植劳动密集型的蔬菜。从家庭结构来看，人口多的家庭更愿种植蔬菜，而未成年儿童比例高的家庭在蔬菜和水果种植方面都会更积极。社会资本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蔬菜作物种植上，而对果树种植和农地投资强度影响并不显著。

由村庄到最近城市的距离表征的信息和市场可达性对中国农村家庭的农地使用和种植决策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到城市/县城的距离对蔬菜（回归系数为-0.224）和水果（回归系数为-0.230）种植比例均呈负向影响，这表明到城市距离更近的农户，种植蔬菜和水果的面积都远高于偏远地区的农户，在耕地上的地均投资也远高于后者。从农户种植结构调整角度看，各级政府推进的土地流转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政策的实施效果差异很大。从不同经济作物类型来看，专业合作社成员户对水果种植均产生明显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4.566），但对种植蔬菜影响不显著；土地流转对蔬菜的种植有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4.220），而对水果种植有负向影响（回归系数为-2.148）。这表明加入专业合作社的农民，对种植果树的偏好最为显著，但种植蔬菜的积极性有限，对耕地投资强度的影响同样不够显著。整体上，土地流转对耕地集约利用的积极影响不仅体现在被流转的土地上，而且能够显著地推动本村其他村民种植更多的蔬菜。虽然土地流转活跃的地区，农民会更少地种植果树，但经济作物整体的种植面积会提高。更重要的是，土地流转会带动耕地投资增加。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加入专业合作社的农户种植经济作物的积极性虽然比其他农户略高，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

4 结 论

在对2014—2015年中国13个省1 580名农户关于农业种植结构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分析发现，80.4%的农户种植了粮食作物，户均种植面积达0.84 hm2；37.2%的农户种植了至少一种经济作物，户均种植面积为0.29 hm2；且经济作物占总种植面积达到13.77%。在各类经济作物中，种植户数和面积最多的是蔬菜和水果。在被调查的农户中，超过2/3的家庭有在村庄以外的务工者，其中跨省务工最为普遍，占家庭总数的1/3左右。家庭成员在县内或到省外务工的家庭种植经济作物的比例和户均种植面积都较小。

根据对中国农业种植结构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检验发现：1）农村劳动力转移降低了家庭在耕地上的投资强度，也减少了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外出务工带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种植结构的影响随务工地与家庭的距离而呈现不同特征，农村劳动力县内务工将会对经济作物的种植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出省务工会减少种植经济作物，而省内跨县务工则对家庭农业投资和种植结构的影响较弱。2）中国农业种植结构和农业投资强度同时也受到土地资源因素、家庭成员特征、社会资本因素以及市场和政策因素的影响，其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来讲，位于人地矛盾突出地区的农户更倾向于种植经济作物；村庄集中灌溉设施的建设对蔬菜种植有正向影响，而对水果种植呈负向影响；地权稳定性对农户在耕地上的地均投资和经济作物种植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成员特征对农户的农业种植和投资行为影响较大；社会资本对蔬菜种植具有正向影响，而对水果种植和农地投资强度影响并不显著；由到城市/县城的距离所表征的市场因素对中国农村家庭的农地使用和种植决策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并对蔬菜和水果种植比例均呈负向影响；土地流转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政策的实施效果差异较大，土地流转对蔬菜的种植有正向影响，而对水果种植有负向影响，专业合作社对水果种植呈正向影响，但对蔬菜种植影响不显著。该研究可为中国耕地种植结构的优化与调整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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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labor migration on cultivated land planting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Qi Yuanjing1,2,3, Tang Chong4

(1.100083; 2100083; 3.100083; 4.100125)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impacts of rural labor migration on planting structure in China by using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s, which had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adjustment of planting struc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urbanization. The data came from a nationwide questionnaire survey conducted in 2014 and 2015. The total number of valid household questionnaires was 1580 from 13 provinces, which involved 100 villages in 25 counties. These survey sites covered all main geographic and economic regions across China and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the sample could thus be fully guarante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1) Approximately 80.4% of the 1580 households planted grain crops and about 37.2% of the households planted at least one kind of cash crop, such as vegetable, fruit, cotton, and medicinal herb. The cultivation area of cash crops accounted for 13.77% of the total planting area. 2) In general, rural labor migration had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investment intensity of farmland and the proportion of cash crops in total planting area. However, the significance varied with the migration distance, namely, the households with members working outside their home provinces or near their home villages were more likely to plant fewer cash crops than others. 3) Separate regression for households located around and far away from cities and for those in plains and mountainous areas indicated different impacts of labor migration on agricultural planting and investments in various regions. Thi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fully demonstrate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geography and market factors in determining the planting behaviors of rural households. 4) The abundance, quality, and tenure of land resources were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lanting behavior of Chinese rural households. Households in regions with denser population, less per capitafarmland area and larger proportion of mountainous area tended to plant more cash crops and invest more capital on the farmland. The improvement of irrigation facilities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lanting proportion of vegetables. The land tenure security also had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investment intensity of farmland and the proportion of cash crops. 5) The planting structure was also influenced significantly by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households, such as the family size,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n the family and the age and education level of the household head. The social capital of rural households was proven to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lanting of vegetables, but not on the planting of fruits or the investment intensity of farmland. 6) Households in villages near to a city often had larger proportions of cash crops in total planting area and higher levels of investment intensity on farmland than those in remote areas, representing the importance of market proximity and 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 in determining the planting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The 2 rural policies introduc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vigorously promoted by local governments had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the planting behavior of rural households. Specifically,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farmland transfer could significantly encourage farmers to plant more cash crops by learning from the behavior of agricultural investors from outside of the village,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did not have similar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planting structure or farmland investment. Therefore,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ofcultivated landplanting structure in China.

agriculture; land use; crops; labor migration; cultivated land planting structure

10.11975/j.issn.1002-6819.2017.03.032

K902

A

1002-6819(2017)-03-0233-08

2016-11-04

2016-12-13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BLX201302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01121）。

齐元静，男，山东淄博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城镇化与区域发展。北京，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100083。 Email：qiyuanjing0506@163.com

齐元静，唐 冲.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耕地种植结构的影响[J]. 农业工程学报，2017，33(3)：233－240. doi：10.11975/j.issn.1002-6819.2017.03.032 http://www.tcsae.org

Qi Yuanjing, Tang Chong. Effect of labor migration on cultivated land planting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17, 33(3): 233－240.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doi：10.11975/j.issn.1002-6819.2017.03.032 http://www.tcsa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