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海南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产生至今仅有不到40年的历史，正处于波浪式上升阶段，在群体规模、稳定性、统一性、成熟性和影响力等方面都还远不能与西方国家成熟的中产阶层相提并论。但即便如此，也不能把当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缺陷和不足简单归因于其产生时间短、发育不完全这样的历史因素，而要看到这是我国经济结构、社会体制、文化建设乃至发展方式等方面存在缺陷或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深入剖析并找准这些制约因素，才能为今后正确采取相关措施消除这些障碍明确方向。

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直接制约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一）我国初次分配规则和秩序仍不健全和规范，致使分配结果持续向资本倾斜，劳动要素回报所占份额下降

1992—2011年，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从54.6%下降到47%，累计下降了7.6个百分点；而固定资产折旧和企业部门的营业盈余占比从30.9%上升到39.8%，累计上升了将近9个百分点，形成“利润侵蚀工资”①。虽然近年来情况有所好转，但问题仍然突出，这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二）现行收入分配制度调节收入差距仍然很不得力，致使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低收入群体比重大

虽然“十二五”期间我国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总体有缩小趋势，但绝对差距依然较大。2014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为2.97倍②；2013年地区平均工资差为2.33倍③。特别是少数国有企业凭借垄断地位获取不合理的高额利润，职工工资畸高；而绝大多数企业一线职工和少数弱势群体收入偏低且增长缓慢；以上问题制约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三）财产性收入分配不规范，在居民收入中占比低

一方面，资本市场很不规范。我国股权交易制度存在弊端，股票市场成为上市公司和资本大鳄“圈钱”阵地，中小股民往往成为被宰、被套牢的对象。2015年股票市场价格暴跌，据中金公司统计，截至当年7月14日，中国家庭持有的股权账面财富缩水了6.8万亿元至16.5万亿元④，其中主要是中等收入群体财产受损，估计有60万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因此消失。同时，有的上市公司故意不分红或隐瞒利润，小股东多年没有分红收益；中小银行奇缺，民间金融借贷极不规范，也导致许多居民财产收入分配受损。另一方面，土地、房产等要素市场不健全，土地、森林、水域等资源的有偿使用和收入分配制度尚未建立，导致要素回报不合理；特别是农民土地征地程序不规范，农村土地转让收益制度尚未健全，难以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四）分配秩序混乱，不规范收入和非法收入占比大

前些年一些用人单位财务会计报表存在做两本账或多本账等现象，近年來好一些，但此现象在部分私营企业乃至少数中小国有单位中仍然存在。还有权钱交易、行贿受贿等情况，经过近年来反腐倡廉、打“老虎”、拍“苍蝇”虽有明显收敛，但还远未杜绝。2012年曾有学者调查估算，全国灰色收入高达5万亿⑤。虽然此数据不一定准确，但根据媒体披露各种腐败、经济案件推算，全国不规范收入、非法收入合计达到3万亿的规模是很可能的。

（五）再分配制度有失公平，制约中等收入群体发展壮大

主要表现为中小微企业税费负担依然较重，个人所得税制度不合理，工薪阶层成为税负主要负担者，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的比重偏低且不稳定等等，进一步加重了二次分配格局中的不合理程度。收入分配制度的弊端是制约中等收入群体发展扩大的直接原因，也是我们今后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二、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社会领域存在的弊端阻碍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壮大

（一）长期以来我国优质教育、医疗、财政支出等公共资源过度集中在大中城市，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偏低

以小学义务教育为例，城乡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差距明显。根据《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数据，2001—2007年，我国农村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只相当于城镇小学生的53.4%-59.7%， 这是造成城乡办学质量差异的重要原因。再以医疗资源和公共卫生服务为例，从医疗卫生费用支出结构看，城镇比例从2000年的57.2%增加到2009年的77.4%，农村支出比例从 42.8%下降到22.6%，进一步向城镇集中。2009年，城市地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占比达81.38%，是农村的4倍多，城市卫生技术人员数量是农村的5.83倍⑥。

（二）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健全，特别是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的社保标准，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人员之间的退休待遇差别明显，保障水平差异大，制度之间和地区之间转移接续困难

从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上看，到2013年我国养老保险还有约2亿人未覆盖，大部分是就业流动性强的农民工；医疗保险也仍有几千万人游离在制度之外。从转移接续机制看，各项制度、各类人员以及各地之间的制度衔接过渡机制缺乏顶层设计，受制于分管部门、地区财力等体制性因素影响，影响了劳动力要素和社会成员的合理流动，也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以上这些制度性缺陷也是直接制约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发展壮大并稳定延续的重要原因。

三、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制约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和壮大

我国过去30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还只是工业化的“早中期”和“初级阶段”，尚未全面进入工业化中期，距离西方国家“后工业化”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差距还较大。2014年底，我国就业人员总数为7.725亿，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29.5%；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29.9%；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40.6%⑦。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仍然很大，这一产业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下、经营方式落后，从中是难以产生中等收入群体人员的，这对我们发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了第一道制约。第二产业中，传统制造业仍然占据较大比重，部分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粗放落后，高新技术行业起步较晚，还没有形成核心竞争力。目前第二产业中蓝领岗位人员占绝大多数，基本从事技术含量不高的重复性劳动，这一群体的工资收入大都处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以下，而中、高级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缺口显著。第二产业内部技术含量高的行业企业少，技能岗位及其人员缺乏，对我们发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了第二道制约。第三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仍主要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现代服务业才刚刚开始布局。生产服务业近年来有新进展，但就业人数还不多，比重还不大。如软件业对社会经济贡献日益提升，2013年软件业创造的增加值超过1万亿元，占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4%，软件从业人员470万人，只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员的1.2%，新增就业人员只占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4%⑧。同时，我国生活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2012年，我国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数454.45万人，占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总数的1.64%。从年平均工资看，2012年全国住宿和餐饮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31267元，只相当于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6.85%⑨。第三产业内现代生产和生活服务业发展偏慢，服务业人员大多数工资收入不高，对我们发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第三道制约。可见，加快产业、行业结构的调整，是发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环节之一。

四、我国长期奉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制约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

过去30余年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资源和劳动力的数量和规模扩张来推动，造成高消耗的传统制造业和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产能过剩严重，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不足。同时，经济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率偏低。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一方面造成我们的社会财富“蛋糕”做大的代价太大，同时也使“蛋糕”质量偏低；我们一些地区的GDP有的是靠上届书记安排挖河道、本届书记指挥填河道产生的，与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改善毫无关系；甚至有的地区的GDP是以一些煤矿工人的死亡、一些居民因环境污染患病等代价换来的，负面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则直接维持着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这种“世界代工厂”模式，以低工资、低成本、低端产品去与其他国家竞争，压低了人力资本回报和劳动力要素价格，限制了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空间，直接制约了以普通工薪劳动者为主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事实证明，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以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换取低附加值的产出，既不可持续，也严重影响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同时也是制约中等收入群体发展扩大的深层次原因。

五、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张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5年底，我国农村人口6.03亿，占总人口的43.9%。我国农村和农业生产生活条件与城市相差较大，劳动生产率低下、经营方式落后；加上长期工农产品“剪刀差”的负面影响，农业和农民收入偏低且增长缓慢。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1991—2013年，我国农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指数集中在102.5-106之间，远低于第二产业（108-120之间）和第三产业（108-116之间）；同一时期我国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从708.6元提高到8895.9元，提高了近11.6倍；而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从1700.6元提高到26955.1元，提高了近14.9倍⑩。城乡二元经济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分工的差异，更重要的是通过户籍制度、基本公共福利政策的区别形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城乡居民在人口流动、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不平等，城鄉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待遇上存在很大落差，导致中等收入群体在城乡之间分布极端不均衡。如我们所测算的当前我国2.5亿中等收入群体人员中，只有约2000-3000万人分布在农村，与城镇中等收入群体人数相比，不足后者的15%。可以说，如果我国农村人口仍然维持现有比重，我国可望发展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口来源就要少4亿-5亿。可见，不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管理体制，不调整城乡人口结构，使大量农民转变为市民，使其成为未来中等收入群体的最大来源，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就无法全方位发展扩大。

六、我国文化建设欠缺制约着中等收入群体思想意识的成熟

改革开放给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领域造成了深远影响，不仅带来了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同时也有大量西方鼓吹追求享乐、个人至上等文化宣传和错误思想观念趁开放之机进入我国，加之此前破“四旧”等运动，毁坏了我国几千年文明传统中的精神成果和优秀传承，这两种负面因素对我国文化领域和国人的思想理念造成了巨大冲击。目前，我国思想领域内多种价值观念、各种文化信仰相互交织碰撞，而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观念却明显淡薄，职业操守屡遭破坏，社会诚信缺失。关于“陌生老人路边跌倒要不要扶”的争论，愈演愈烈的“医患矛盾”，既仇视官员、痛恨腐败同时又崇拜权力和特权者的矛盾心理，诋毁英雄、戏谑历史上一切正面或神圣事件、人物的言论，以及反腐工作中查出来的一些地方存在“塌方式”“系统性”腐败等社会现象，都从不同角度暴露或折射出我国思想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当前，文化领域空前繁荣，影视和文化作品数量巨大，娱乐形式层出不穷，文化传播介质不断升级、竞争越来越激烈，但与让人眼花缭乱的形式和不断攀升的制作成本形成对比的，是题材重复，是部分作品内容空洞化、庸俗化，甚至出现手撕日本鬼子的“神剧”。思想和文化领域的建设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造成中等收入群体乃至所有社会成员在价值观念、文化信仰和社会道德方面的缺乏与混乱。这是当前甚至未来较长时期内制约中等收入群体发展成熟、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并发挥应有作用的重要根源，也是今后我们发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以上六方面问题和弊端共同制约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予以解决。

注释：

1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数据测算。

②引自“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有关数据计算。

③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统计年鉴（2014）》有关数据计算。

④摘自“2015年中国股市暴跌后果，中产阶级被消灭很多！”来源：摩登先生网|人气：501|发布时间：2015-07-21，www.mnnodern.com。

⑤引自“王小鲁：如果没有几万亿灰色收入 怎么解释房价飙涨”，《凤凰网》2012年9月6日。

⑥引自和立道：“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及均等化路径”，财经科学，2011年12月：115页。

⑦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15）》有关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数据。

⑧引自“2013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首超3万亿元”，2014年10月23日17时52分，来源： 采编：东方财富网。

⑨引自“我国服务业已成为吸收就业主渠道”，2014年4月12日，来源： 中研网。

⑩根据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 有关数据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