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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定的秋色

2017-03-02理由

领导之友·综合版 2016年10期
关键词:信仰妈妈

岳母曾志于1926年入党,参加过湘南暴动、毛泽东与朱德的井冈山会师、保卫黄洋界、大柏地决战、古田会议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原型”——这些人的理念、追求、操守以及个性中的共性,即使在后来的和平生活中,也一直保持原先的样子。时移世易,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当然是与时俱进了,不过,略做回溯也会给今天的人們很多启发。

老照片

头一次看到的曾妈妈年轻时的照片,是她在厦门做地下工作时的留影。我还听说了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她为纪念一场生离死别去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半身照,事后偶然经过那家照相馆,发现她的相片被当成丽人倩影加印后赫然陈列在橱窗,而她当时是国民党通缉的要犯。她立即走进照相馆好说歹说,花钱买下来,保存至今。

那时,曾妈妈经历过无数次生死只在一线之间的惊险。她与朱德夫入伍若兰同时向山上转移,她躲过枪林弹雨,后者却不幸被俘,被敌人残忍地枭首示众。20多岁时的曾妈妈比不少同龄人似乎更加成熟,智勇双全。她曾身揣双枪漂洋过海,去收编雄霸一方的江洋大盗;也曾在国民党集团军高级将领的宴席上谈笑风生,口若悬河,分析天下大势,即使被怀疑也拿她无可奈何,根据是“只有共产党才这么能干”……

1928年的湘南赤潮中,曾妈妈头裹红巾,腰缠红带,全身包红。当我听到这个传说时,笑着对陶斯亮说:“不论用当时或今天的眼光,曾妈妈都够‘酷的!”

不等价

1983年秋季的一个傍晚,吃过晚饭,曾妈妈对我说:“理由,你有时间吗?跟我去招待所后面的工地看看。”黄昏散步是曾妈妈的习惯。这阵子,她住的四合院,因为老房子装修翻新,就和家人临时安顿在招待所。

我和曾妈妈走出招待所,沿万寿路向北走去。暮霭渐渐降临,眼前的景色也变得荒寂。我们走到一片菜地前,她向前一指,说:“你看那里在盖房子!”我跟着她踏过田埂,经过几座荒芜的坟头,看到矗立着几栋尚未竣工的建筑物,低矮的四层楼,简单的砖混结构。至此,我仍猜不透老人家的意思。

曾妈妈笑着说:“我问过了,这是中办搞的。这里离亮亮上班的地方很近。我想把南长街的四合院交上去,把家搬过来。你也可以把作协给你的房子换到这里。你看好吗?”

我恍然大悟。当时,陶斯亮是空军总院的医生,这里的确离她上班的地点很近,骑自行车只需10来分钟。而我此前也曾向曾妈妈表示,我是文人习性,不习惯人多热闹。看来曾妈妈把我的话也当回事。但这是一桩多么不对等的交换啊!

回看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城市建设的格局,万寿路是相当偏远的郊区。作协给我的房子比万寿路要方便。再说,曾妈妈的四合院和单元楼又怎么比呀?那是两进四合院,西靠中南海,东向紫禁城,离天安门只有举步之遥。在既定观念中,那里似乎更符合陶铸遗孀的身份和中组部正部级待遇。

我能理解曾妈妈的思路。她一向替别人着想,对规格待遇之类的观念十分淡泊,心清似水,净无杂尘。时值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她有刻意走向平凡的深思。出于对岳母大人的尊重,也出自我喜欢清静,对这桩稳亏不赚的交换当即达成共识。我踩着田埂说:“这个主意很好哇!”

布口袋

曾妈妈退休以后,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尽管中顾委被认为权力很大,但她只是去开开会,听听文件,平日很少再谈政治,而专注于家务。家中开门七件事,对于当时老百姓来说,最大的一笔开销是副食品。于是,不支使保姆,不麻烦司机,也不有劳家中任何人,曾妈妈每天为买菜而奔波,一副舍我其谁的样子。

她老人家还有一条规矩,从不接受晚辈上交饭费,我猜这是她那好强的性格和慈爱之心使然。这么一来,餐桌上的水准就成为问题,单调,寡味,五六口人能有两三个菜就不错了。而她总是把上一顿的剩菜拿来自己吃。

曾妈妈走到哪里都提着那个永不离身的布口袋。有一次,她去开会,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一位同志热心地想帮老人家提那个布袋,她坚辞不肯。时过多日,那位书记仍记得这件事,好奇地问陶斯亮:“曾妈妈的布口袋里有什么重要东西呀?”亮亮转而去问妈妈。曾妈妈眯起眼睛笑着说:“一件旧毛背心。”

不光买菜,买家庭日用品的路程更远,曾妈妈也不肯叫公家配备的司机,而是去挤公交车。20多年前的公交车站秩序混乱,上车全凭强弱相争的丛林法则。一次,遇到一群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蜂拥而上,瘦小的曾妈妈落在最后,踩在车厢踏板上,只挤进半个身子,不料司机“咣当”一声把门关上,重重地夹住她的头部。同车人惊呼:“夹住人啦!”司机才把车门打开。曾妈妈觉得头部不适,去医院检查,诊为脑震荡。

工资袋

1995年10月,我在南方,亮亮打来电话,说妈妈病得很重,犹如晴天一声霹雳,我当即返回北京。

在北京医院住院部的会议室,吴蔚然等一个医疗团队向家属介绍了曾妈妈的病情。诊断结果是中晚期淋巴癌,医生建议上化疗,但考虑到曾妈妈年高84岁,化疗尚无先例,故征求家属意见。

亮亮听了已哽咽难言。我理解医生的压力,也心怀救母之切,镇静下来对医生说:“这位老人很坚强,她一定会配合治疗,请医生尽其所能。”自此,曾妈妈开始了与病魔的顽强抗争。

曾妈妈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是列席党的十五大。此前,有60多位朋友为她举办了一次庆祝入党70周年的活动。当主持人朗诵了一首真挚动人的赞美诗之后,曾妈妈接过话筒,向大家深鞠一躬,说了一番肺腑之言:今天大家这样热烈地祝贺,我实在很惭愧。我为党做得太少,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我没当过模范,没当过先进工作者,没得过一枚勋章,这说明我实在很普通。相反,我受过许多处分,甚至撤销职务隔离审查,那我也绝不怪组织,因为跟随党是我自己的选择。走过70年,我凭的是信仰、信心和坚强,从不动摇。我讲得语无伦次,对不起大家,但讲的都是心里话。

当亮亮把这些话重述给我时,我感慨万千。这些年,我去过许多国家,对信仰的理解多了一些角度。信仰是安顿灵魂的地方。当有人问到你的信仰时,最害怕的回答就是没信仰,对方将一脸茫然。只要你说出不论什么信仰,就给对方提供一个框架,就会轻松地与你沟通。曾妈妈真把信仰当成她安顿灵魂的地方了。

1998年6月21日,曾妈妈走了。当陶斯亮清理遗嘱遗物时,发现许多个发黄的工资袋。每个袋里装着老人家每月省吃俭用省下的两三百或三四百元,而且每个袋都注有年份月份,排列有序,以示来源的清白。在遗嘱中曾妈妈说明把这些钱全部捐献。钱不多,区区几万元,而保存那些工资袋却煞费苦心。

看着那些发黄的工资袋,我热泪盈眶。我想:这位在战争年代百死一生的传奇女性,几乎用尽她的后半生去执着地迎接一场新的挑战——如何超越中国亘古以来创业与守成那铁一般的悖论。

在中国文明史上,这场挑战更显庄严。

(摘自《散文·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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