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

1949年9月至11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逃前夕，对关押在重庆军统集中营白公馆、渣滓洞、松林坡等处的革命志士实施了系列大屠杀。据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遇难烈士筹备委员会编写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一书记载：“死难人数（发现尸首者）共三百三十一人”。殉难者当中，有杨虎城、黄显声、罗世文、车耀先这些在全国知名度高、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也有江竹筠、许建业、陈然等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共产党人。有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而被捕的教师、学生、记者，也有因发动武装起义而被捕的游击队员、“小民革”成员。还有7个人，他们殉难时还是未成年的孩子，最大的十二三岁，最小的甚至未满周岁。

“小萝卜头”宋振中八个月大时留影

宋振中：新中国年纪最小的烈士

他是新中国成立后评定出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是中国老百姓，特别是中国少年儿童极为熟悉和尊敬的烈士，他那独特的形象和悲壮的经历，让人刻骨铭心。8个月时，他与母亲一同被关进了监狱，由于长年的狱中生活、缺乏营养，他长得头大身小，难友们都亲切地叫他“小萝卜头”，他的大名叫宋振中。

宋振中是《红岩》小说中“小萝卜头”的人物原型，生于1941年。他的父亲宋绮云和母亲徐林侠是中共地下党西北特支的党员，宋绮云曾在杨虎城军部工作，也担任过《西北文化日报》的总编。1941年，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并关押进贵州息烽监狱。不久，只有8个月大的宋振中随母亲徐林侠探望宋绮云，被国民党特务诱捕，也进了监狱。

1946年，因贵州息烽监狱撤销，4岁多的“小萝卜头”宋振中跟随父母从贵州被押解到重庆白公馆。

在监狱里长大的“小萝卜头”，善恶分明。一次，一位女特务走过来，拿“小萝卜头”开心，女特务对“小萝卜头”说：“‘小萝卜头，你叫我一声阿姨，我就给你糖吃。这糖很好吃的。”糖，对每个孩子来说，都是很有吸引力的。他的目光望向在半空中摇晃的糖，却又迅速地收回，像大人一样坚决地摇头说：“不，你不是阿姨，你是特务、坏人。我不吃特务的糖！”晚上，“小萝卜头”久久不能入睡，他不停地问爸爸，什么是糖？糖是什么味道？他抱住妈妈问：“妈妈、妈妈，你怎么不给我吃糖？我们有没有糖？”妈妈不知所措，无可奈何指着一旁的盐罐子对孩子说：“这就是糖，我们的糖就在里面，就是平时你吃的味道！”

“小萝卜头”从小生活在铁窗黑牢里，根据史料记载，他只有一次出过监狱的大门：1948年夏，“小萝卜头”的妈妈徐林侠病重，狱方不得不用轿子抬她到军统局四一医院治疗，沿途让“小萝卜头”照顾母亲。当路过磁器口大街的时候，有一家人正在办丧事，一口漆黑的大棺材放在路边，“小萝卜头”很惊讶地问母亲：那个黑乎乎的东西是什么？他妈妈非常伤心、凄苦地对他说：“那是棺材，人进去后就彻底自由了！”自由？“小萝卜头”多么渴望自由啊！回到白公馆，“小萝卜头”逢人便神秘地说：我今天看见棺材了，妈妈说我们要是进了棺材，就可以自由了！叔叔，我想进棺材！难友们看着这个被摧残的孩子，心里充满悲愤。

母亲徐林侠眼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便向狱方提出应该给孩子读书的机会，让孩子到外面去上学，可是狱方拒绝了她的请求。在他的父亲宋绮云和难友们的强烈要求下，狱方被迫答应了让“小萝卜头”到同关在白公馆的黄显声将军那里学习。“小萝卜头”很珍惜来之不易学习的机会，学习非常刻苦，一有空就用树枝在地上练习写字，黄显声将军为此奖励了他一支红蓝铅笔。

1949年9月6日，年仅8岁多的“小萝卜头”与他的父母和杨虎城将军一家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于重庆白公馆旁的松林坡。新中国成立后，当人们从地下挖出他的遗骸时，发现他的两只小手在胸前死死地握着，当把他那已经开始腐烂的小手轻轻打开的时候，里面攥着的是一枝短短的红蓝铅笔。此情此景，让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感动落泪。解放后“小萝卜头”宋振中被评为革命烈士，他是新中国年纪最小的烈士。

杨拯贵：被国民党特务活活掐死

在1949年9月6日的松林坡大屠杀中，与“小萝卜头”一家同时遇害的还有一个人，她与“小萝卜头”同岁，出生在监狱，且从未离开过监狱，她就是杨虎城将军的幼女杨拯贵。杨拯贵是杨虎城将军与夫人谢葆真1941年在贵州息烽监狱囚禁时所生，她一出生就随父母成了囚犯，监狱中物质生活的匮乏及精神上的极度压抑，使她体弱胆怯。1947年谢葆真在重庆杨家山秘密囚室惨死后，其境况更凄惨。1949年2月，军统特务又将杨虎城家人和宋绮云夫妇等秘密转移至贵阳。徐林侠担负起照料她的义务，与“小萝卜头”一起度过一段短暂的人生时光。

       新中国成立后，在“戴公祠”警卫室里挖掘宋振中一家遗体现场

1949年9月6日夜，国民党特务把杨虎城一家及宋绮云一家从贵州诱骗至重庆，在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将先行到达的杨虎城、杨拯中父子杀害。随后，不知情的宋绮云、徐林侠、宋振中、杨拯贵被特务带到戴公祠警卫室。“这里有三间房，你们在里面休息吧。”宋绮云一行人刚到，警卫室的特务们便再次拿出骗杨虎城的方法来骗宋绮云等人。徐林俠往屋里走去，她想为丈夫和孩子们安顿好房间，岂料躲在门后的特务们一见她出现立即举起匕首在她要害部位猛扎几下。宋绮云见状，想立马冲过去与特务搏斗。谁知，特务熊祥和杨进兴抢先一步，把两把匕首刺进他的胸膛和腰部……

见此情景，正在一旁玩耍的“小萝卜头”和杨拯贵惊呆了，“小萝卜头”一边喊着“爸爸！妈妈！”，一边拼命地朝里屋冲去。特务提着血淋淋的匕首一把拦住“小萝卜头”，将其按在地上。随其而来的特务杨进兴上前就将挣扎之中的“小萝卜头”活活地刺死了。与此同时，另一个特务用双手死死卡住杨拯贵的脖子，活活给掐死了。

王小华、王幼华：一家四口惨遭灭门

王小华、王幼华的父亲叫王振华，母亲叫黎洁霜。由于从事革命活动，1940年，国民党特务将王振华逮捕。因为与王振华是恋人关系，1941年，黎洁霜也被逮捕，两人被关押进贵州息烽监狱。1946年7月，贵州息烽监狱撤销，黎洁霜、王振华等70余人被转囚到重庆白公馆监狱。在狱中难友们的支持和聲援下，黎洁霜和王振华这对不离不弃的情侣在狱中结为伉俪，同囚于楼下一间狭小、阴暗、潮湿的牢房里。1948年，黎洁霜在狱中生下一个儿子，取名王小华，1949年又生了小儿子幼华。产后的黎洁霜在白公馆艰苦的生活环境下身体十分虚弱，她没奶给孩子吃，就搅浆糊喂孩子。特务头子徐远举见有机可乘，便对她说：“你刚生了孩子，只要写一份悔过书，就可以取保出去。”黎洁霜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一家，死也要死在一块。”身边只有两个女儿的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看幼华长得乖巧可爱，就对黎洁霜夫妇说：“监狱里面能带活孩子吗？把幼华给我做孩子吧！我申请给你们减刑。”面对这个双手沾满革命志士鲜血的刽子手，黎洁霜怒斥道：“我的孩子就是掐死，也不能给你这个乌龟王八！”黎洁霜得罪了杨进兴，为此吃了不少苦头。她每天吃的只能是发霉的米饭和清水煮的烂菜叶。可是，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的折磨都没有让她屈服。

1949年11月27日下午4时，国民党特务开始屠杀“政治犯”，特务们从白公馆首先押出了黄显声将军和副官李英毅，并在白公馆附近的步云桥的小道上将他们枪杀。随后，特务又从白公馆将黎洁霜、王振华夫妇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押出。夫妻俩各自抱着一个孩子，艰难地往山上走，没有半点害怕和惧色。两岁多的王小华一到刑场，看见凶神恶煞的刽子手，吓得大哭大叫：“妈妈，我怕！我怕！”黎洁霜回过头对刽子手杨进兴说：“你们多打我们几枪，把孩子留下吧！”丧失人性的特务却狂叫：“一个不留，斩草除根。”说完，当着他们的面，一个特务用刀戳死了王小华，一个特务用手掐死了王幼华。夫妇俩悲痛欲绝，欲冲上去与特务搏斗，但特务用罪恶子弹把他们击倒在地，一家四口惨遭灭门。

蒲小路：13岁的“政治犯”

1948年10月，渣滓洞监狱。

几个特务把一个身穿国民党草绿色军装，双手抱着旧的黄军毯，稚气未脱的小孩连推带拉地关进楼下五室。

见此情景，狱中难友的心里涌现出一系列疑问：这小孩是谁，怎么这么小就被关押到这里？

王小华、王幼华一家四口遗体

被关进来的小孩叫蒲小路，四川西充人，6岁时丧母，父亲续弦，继母经常毒打他。10岁那年，父亲把他送给一户人家当放牛娃。因不堪忍受继母打骂，蒲小路辗转流浪到重庆街头，被一名国民党连长带去做自己的勤务兵。这支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军打垮后，蒲小路当了俘虏。被俘后，小路很快便发现，解放军和国民党的军队完全不一样。解放军的长官和士兵待人都非常和气，不仅是对老百姓，对他们这些俘虏也一样，从不打骂。吃饭时，长官从不单独开伙，都是和士兵一同吃，他们吃的饭菜也和俘虏一样。在遣返俘虏时，小路要求参加解放军，但因为年龄太小被拒。蒲小路只得收下路费，与遣返回乡的士兵们一道返乡。因为不识字上错了船，蒲小路流落到了上海。解放军发的路费花光后，他受到上海的四川同乡会资助，坐船回到重庆，又继续当流浪儿。不久后的一天，他被先前一个部队的老兵发现，被强拉回去给一个通讯连的连长当勤务兵。

有一天，蒲小路不小心摔坏了罐子，和军官太太顶撞了几句，这女人便说蒲小路是解放军的“探子”。就这样，蒲小路被五花大绑送到军部，军部的人认为这孩子这么小的年纪，到过上海、武汉，又去过解放军的部队，肯定不简单，于是对他用软的、硬的各种手段拷问，他总是摇头说不知道，特务只好把他送到重庆绥靖公署行辕二处，以“莫须有”的罪名指控蒲小路为“小共产党”。后来，由二处转押到渣滓洞监狱。

蒲小路初入狱，个性倔犟，常和狱中的难友顶嘴，说打就打，豪不示弱，吃饭抢饭，谁劝告都不听。知道蒲小路被捕入狱过程的难友们并没有因此而看不起他，相反，大家都同情他的不幸遭遇，关心他、爱护他，像对待自己的弟妹、子女一样。吃饭时，大家都匀出一点，让他多吃，轮到囚室做内务时，也总是让他休息，其他难友替他干，难友们给他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难友们的帮助和教育下，渐渐地，蒲小路身上那种流浪儿的坏习气被改变了过来。

在狱中，何雪松、黄楠材等难友手把手地教蒲小路学习文化;蔡梦慰还用草纸订了一本练习簿，教他练字;有的难友还教他认阿拉伯数字，教他数学以及简单的加减乘除法。在难友们的关爱下，蒲小路从一个顽皮的儿童变成了热爱学习的孩子。

在狱中，蒲小路还和难友们一起为反抗狱方的各种非人折磨而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要蒲小路监视大家，他很坚决地说道：“整死我都不当王八。”蒲小路还承担着放哨和交通的任务。1949年初，蒲小路利用监室做清洁的机会，把蒋介石下台的消息传遍了男牢室。监狱给难友每人每天两碗水，在七八月酷暑时节，就是不洗脸、不漱口，两碗水也不够润湿干渴的喉咙，何况每间牢房里还有生病的人。难友们利用放风的机会在一处墙脚下找到了一股浸水，蒲小路自告奋勇地弯着腰一趟接一趟地给五室的同志送水。一次，他正弯着腰送水，忽然大风把晾在栏杆上的衣服刮掉了，蒲小路暴露了。特务手执皮鞭冲上来，雨点般落在蒲小路头上身上。难友们齐喊：“不准打人！不准打人！”特务害怕事情闹大才罢休。 渣滓洞大屠杀时，蒲小路躲过了特务机枪的轮番扫射。正当蒲小路从血泊中站起来要往外冲时，渣滓洞看守长徐贵林一把抓住蒲小路的手臂，在他身上狂射了一梭子弹。蒲小路倒在了血泊之中，牺牲时年仅13岁。1950年，蒲小路被评定为革命烈士。

“监狱之花”卓娅：牺牲时身中数弹

卓娅是《红岩》小说中“监狱之花”的人物原型，她的父亲叫王璞，原名孙仁，化名石果，湖南湘乡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韶山区委书记、湘宁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川东特委下属重庆市委书记、川东临委书记等职务。1948年组织领导上川东华蓥山武装起义，9月7日，在四川武胜石盘乡木瓜寨战斗中殉难。卓娅的母亲叫左绍英，是重庆合川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任务是协助丈夫王璞开展工作。

1948年9月，由于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负责人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当时已怀孕七个月的左绍英不幸在合川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随后被关押到渣滓洞监狱。听说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共產党武装队伍领导人王璞的妻子，一心想知道王璞下落，想消灭华蓥山游击队的特务头子徐远举非常高兴，不顾左绍英身怀六甲，命令特务多次拷问她。左绍英外表看起来像个中年家庭妇女，实际上是位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面对特务的拷问，面对特务“‘交代了就可以保释出狱，在狱外分娩”的承诺，她斩钉截铁地说：“我是一个家庭妇女，莫说受重刑，就是把我杀死，我也不知道。”

俗话说“十月怀胎，瓜熟蒂落”。然而，由于狱中艰苦的环境以及左绍英受过重刑，刚进监狱不久的她经常感觉肚子疼痛。有过生育经验的江竹筠、邓惠中等难友判断，左绍英极有可能早产。狱中没有生育的医用器材，难友们就找狱医刘石仁要了一些碘酒、纱布、药棉等医用物品，以备接生时所用。果不其然，没过几天，左绍英就早产生下一个女孩。

男牢的难友们听说左绍英生孩子了，都主动把自己的一些东西送到女牢门口：有从同志们身上刚脱下来带有体温的绒衣，有从被窝里抽出来热烘烘的毛毯，也有做尿片垫的旧衬衫，有崭新的毛巾，有完整的罐头，也有用了多半还剩下小半桶的奶粉，还有草纸，一小瓶白糖，两角钱的狱中“代用券”，小纸包的鱼肝油……同时，他们也在讨论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有同志说：在苦难中，在炼狱里出生的孩子，不管是男孩或女孩都给他取名叫“狱生”吧！另一个同志马上说：“在新中国诞生之前生的孩子，给他取名‘新生吧！”艾文萱说：“你们听听：天快亮，新中国将成立，婴儿又是在黎明之前生的，不如给他取一个单名，‘晗字，‘晗的含意是天将明。”“好，这个名字好，有深意，有文采。”

女牢的难友们取了一个名字：“卓娅”，乳名“娅娅”。当时革命者十分敬仰苏联，苏联小说和实际生活中无数英雄的名字为他们所喜爱，左绍英笑了一笑，默认了。

由于狱中的伙食极差，左绍英生下卓娅后营养跟不上，导致奶水严重不足，卓娅经常饿得哭。见此情景，难友们找到被策反的渣滓洞看守黄茂才想办法，黄茂才就经常从狱外偷偷送来一些米汤。同时，难友们还把本来就很少的饭菜省一口留给左绍英和卓娅。就这样，在难友们的细心照料下，卓娅在黑暗和苦难中艰难地成长着。也因为有了她的存在和成长，使得沉闷的监狱有了许多生机和欢乐。可是，毫无人性的国民党特务在大屠杀时连这样无辜的小生命也不放过。1949年11月27日晚，国民党特务屠杀关押在渣滓洞的革命志士。当特务用机枪向监狱内扫射时，左绍英抱着卓娅躲在门后，开始并没有被子弹射中。然而，由于机枪声实在太大，刚满周岁的卓娅被枪声吓得哇哇大哭。哭声吸引了特务的注意，罪恶的子弹射向赤手空拳、毫无抵抗力的左绍英母女，俩人随即倒在血泊中。“监狱之花”卓娅殉难时，才1岁零3个月。

苏菲亚：渣滓洞大屠杀最小的殉难者

和卓娅一样，苏菲亚也出生于渣滓洞。苏菲亚的母亲叫彭灿碧，是重庆合川人，1947年经刘石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合川金子乡的妇女工作，她团结妇女为起义游击队筹集经费、物资、药品，以及打草鞋、做子弹袋等工作。同时，她还利用各种关系，开展统战工作，通过各种渠道掌握敌情，了解国民党驻军的编号、人数、兵力等情况，及时向组织报告。川东武装起义爆发后，她化装成农村妇女，将筹集到的物资，不顾个人安危，日夜兼程送到起义前线。起义军在武胜县黑尔场与敌人激战突围后，又立即将伤员安置在农会会员家中。1948年8月，彭灿碧回合川开展革命活动，因被人告密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辗转关押进渣滓洞监狱。被捕时，她已有孕在身。

1949年2月，由于女牢的牢门改为向后开，男牢和女牢的信息传递不如之前那么畅通，所以知道彭灿碧生下苏菲亚的难友并不多。据渣滓洞脱险者曾紫霞（红岩英烈刘国鋕的未婚妻）回忆：“如果说左绍英生产的艰难主要在产后对孩子的哺乳，那么彭灿碧生产却一开始就把女牢拖进高度紧张状态。因为彭灿碧是高龄产妇，有经验的女人从各种迹象判断她很可能难产……眼看就要临产，女牢中的难友简直是手忙脚乱，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啊！要怎样保障母子的平安？女犯们就请求所方，无论如何也要把彭灿碧送去医院，可还是不行……经过2天1夜的折腾，彭灿碧居然把孩子生下来了，母子都活着，这简直就是奇迹！又是一个女孩，给她取名叫苏菲亚。女牢鉴于左绍英产后缺奶婴儿曾濒临危机，在彭灿碧生产后，就千方百计去争取改善彭灿碧的营养。所方同意了代买鸡蛋和糖，并由女犯到特工厨房为产妇煮蛋，这是巨大的胜利！”

1949年11月27日渣滓洞大屠杀时，苏菲亚的母亲彭灿碧死死地将她抱在怀里，用后背抵挡特务的子弹，誓死保护孩子，彭灿碧倒在了血泊中。苏菲亚逃过了特务的机枪扫射，当特务进入牢房补枪时，发现苏菲亚还在扭动，人性已完全泯灭的特务将枪口对准了只有9个月大的苏菲亚。见此情景，腿部受了伤的罗娟华挺立着坐起来，用带血的身躯把苏菲亚护住。特务在杀害罗娟华后，拖开她的遗体，将枪口对准苏菲亚，并扣动了扳机。

1949年，牺牲在重庆军统集中营的孩子一共有7位：他们是8岁的宋振中，8岁的杨拯贵，1岁多的王小华，尚未满周岁的王幼华，13岁的蒲小路，1岁3个月的卓娅和9个月大的苏菲亚。作为孩子但身陷囹圄的他们，何尝不想和其他孩子一样拥有一个健康、快乐、自由的童年，拥有一个学习的机会。然而，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身不由己的苦衷，他们的梦想始终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