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一

生活的酸甜苦辣，经过岁月的酿造，积淀出一坛坛绝世酱香。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季克良的名字与贵州茅台紧紧连在一起。这位中国第一代酿酒大师，在茅台工作超过五十个年头的“国酒掌门人”，退休后将更多的时间用来陪伴家人。“打小牌、带小孩、打小球，喝小酒。”最后一个字，还是落在了“酒”上。

“是茅台成就了我。”这位在白酒行业德高望重的老者说。

五十多年前，年轻的季克良大学毕业后来到贵州一个偏远的小镇。从那时起，他就与茅台，与中国的酒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茅台酒，顺着味蕾流入体内，融入到他的生命里。

一颗感恩的心

1939年4月，季克良在江苏南通市出生。生活清贫困苦，除了操持农活，父亲还擅酿酒，时常去当地的小酒坊酿酒贴补家用。季克良至今还难以忘记儿时在瓦为顶、芦苇为墙的老宅里弥漫着的甜甜的酒酿香气。

1959年，季克良参加了高考，因为身体很单薄，填报志愿的时候从字面意义出发，刻意选择了无锡轻工业学院，数日后，他被该校录取，并在入校后选择了食品发酵专业，也选择了与酒相关的人生。

以季克良的家境，能上大学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他格外珍惜学习的机会。在上大学时，季克良就展现出对酿酒技术的情有独钟，他甚至提出过“只有茅台镇才能产出茅台酒”的观点，在其毕业之时这种缘分正式开始，而两者的交汇源自于茅台发展中的两个事件。第一，茅台酒在1963年，质量上出现了波动；第二，于1963年10月进行的第二届全国评酒会中茅台酒痛失冠军宝座。这两件事，实为一件事，后来当时评酒的负责人及其他专家都认为这次评酒会造成茅台、汾酒、西凤等评比的结果不理想的原因是评酒方法不科学及评酒委员没有经过培训造成的。

“茅台酒质量的不稳定，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茅台酒厂被责令整改，书记被调走、厂长被就地免職，同时轻工业部派四清工作队来帮助茅台酒厂查四清四不清问题。同时还派出由一二十个专家组成的科学研究小组来帮助茅台酒厂提高产品质量。”季克良回忆说。然而，专家们不可能常驻，于是，在周总理的指示下，要求选拔、培养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到茅台酒厂，以便跟踪研究茅台酒的生产工艺，总结其特点和规律，保证品质。科班出身刚刚毕业的季克良和另外一个同学名列其中。

“一是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另外，茅台酒独特的酿造工艺也深深地吸引着我。”年轻的季克良并没有想太多，服从组织的安排对他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领导对他的器重和关怀，让季克良倍感温暖，“我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那里的。”

这是一条遥远又漫长的路程，从江苏无锡到贵州贵阳，花了四天四夜，从贵阳到茅台镇，又花了四天多时间。初来乍到，两个在江苏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大学毕业生看到的是零落荒废的厂房、用酒瓶砌起的宿舍以及落后的生产设备，这一切更像是中世纪的工厂。当时厂里的总人数仅三百余人，还在往外调，精简人员。茅台酒的产量只有二百多吨，市场价是三块六毛钱一瓶，而两人的工资是每人每月四十二块五。

生活的清苦，以及较差的工作环境并没有蒙蔽季克良的眼睛，他终于见识到了特殊和复杂的茅台工艺，季克良渴望解开其中的谜底。因此，他刚走进茅台不久，便和他的同学说出了让整个白酒行业都深受感动和敬意的话：“对茅台酒，我们十年之内没有发言权。”

工匠精神锻造出“金字招牌”

在很多场合，季克良都会提到“工匠精神”。在他看来，各行各业都需要这种精神，“尤其是我们传统的手工业，更需要科学的钻研精神，踏实做事，对工作要有一份敬畏感。”

在了解茅台之后，他发现，茅台的酿造工艺有很多神秘之处，比如茅台酒的生产多用女子“伏天踩曲”，而且，几乎所有的重要工序都与炎热连在一起：高温制曲，高温发酵，高温蒸馏。除此之外，还有如修禅悟道般的漫长过程：堆积发酵，入池发酵，七次取酒，九次蒸煮……这些特征和规律都默默地记在季克良的心里。

从茅台的历史层面来看，季克良不仅是这家企业引进的最早的发酵专业大学生，更是未来企业迈向智慧型产业的预兆，因为与郑义兴、王少彬、李兴发等上一代酿酒师不同，发酵专业科班毕业的季克良，手里多了一份武器——现代科学的意识和手段。

1965年，茅台酒厂向“全国第二届名白酒技术协作会议”递交了季克良撰写的论文——《我们是如何勾酒的》，这篇论文首次提出了勾兑的概念，回答了为什么要勾兑和如何勾酒的问题，为把酒的香型划分为酱香、浓香、清香三种及以后更多香型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和方法，在中国白酒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曾有好事者同时拿出七种白酒倒在杯子里让他鉴别，季克良只需在每个杯子里抿一小口，就能说出这7种酒的名称、产地、原料等等，惊得大家目瞪口呆。这奠定了他在白酒业的地位。曾有贵州省委领导直言，他已成为茅台酒厂的一块“金字招牌”。

“文革”期间，茅台酒厂上世纪60年代的书记和厂长被打成了“走资派”，因为曾经跟书记一同出过差，季克良心直口快地说了句“不像”，就被扣了个“铁杆保皇派”的帽子。1970年，母亲去世后不久，季克良就被下放到制酒车间。

三年的时间，他每天与工人师傅一起从事长达十来个小时的劳动，从投料、蒸煮、制曲、堆积发酵，每个环节他都身体力行，并虚心向老师傅求教。三年，他的衣服没有一天干爽过，直到把茅台酒的每一个科学的、传统的工艺细节都融入自己的血液。“在制酒车间三年的磨炼对我来说异常珍贵。”多年之后，这位传统的匠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在茅台，我只是一名技术员。”

2003年，茅台酒年产达到了万吨，在庆祝大会上，季克良激动不已，因为这背后有太多的故事。“茅台酒年产能不能突破一万吨”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当年对茅台酒的期许，“但厂长还有书记换了几届，这个既定的目标就搁浅了。当我接手的时候，我希望能兑现当年的承诺。”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季克良慢慢从副科长、副厂长一直到1983年做了厂长。这期间，质量稳定下来的茅台厂也早已摆脱了亏损。

鲜为人知的是，期间，季克良曾写过数次请调报告。离家太远，如山的亲情是他数次申请调令的原因所在。“但一级一级都不放我。”季克良说，“领导亲自找到我江苏老家，做我父亲的工作，希望他能和我一起到贵州。”对于领导的关怀，季克良心存感激。1983年，技术出身的季克良做起厂长这个行政职务来，显得有些力不从心，1985年他主动提出辞掉厂长的工作。此时的沿海开放城市正是求贤若渴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消息，很多公司开出了优厚的条件。他也有了机会回到离家更近的地方。“曾经有人给我一个小别墅，那时候我的工资才几十块钱。那个时候告诉我年薪有五万块钱。我说不去不去。”

真的等到可以离开时，季克良为什么又不走了呢？“去那些地方，我感到对不起茅台。”季克良说。

在他心中，是茅台成就了他。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整个黔酒阵营几乎全军覆没，只有茅台稍好些。当年5月，季克良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公司党委书记，集党委书记、董事长、总工程师于一身。这一年，季克良虚岁60。在本该卸甲归田，含饴弄孙的年纪，季克良带着一帮老兄弟重新创业。质量上，季克良更加严格。

对于技术员出身的季克良来说，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他提出“产量服從质量、速度服从质量、效益服从质量、工作量服从质量”。

至于管理，性格温和，不够强势的季克良笑称：“其实不够强势的领导，更容易培养接班人，挖掘大家的潜力和积极性，一个脑袋总不如九个脑袋好使。”正如他所言，茅台集团后来的领导都干得也十分出色。

让国酒品牌更长久

如今，中国白酒业发展开始放缓，在季克良看来，这是所有白酒品牌必须面临的现实问题。“要牢牢地把握好前人传下来的品牌，做好，做强，做大，做长久。”对于多元化经营，季克良说，“可以尝试，但不能盲目冒进。”

茅台曾经历过几次危机和挑战，但都挺过来了，“因为我们从1998年后就开始转型”，季克良认为，1998年茅台最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找自己的原因：不是找竞争对手怎么超过自己的，而是自己为何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办。当时季克良和厂里的领导分析，“一个是观念要转变，在尊享国酒之称的优越感的同时，更要研究市场，研究销售网络，把营销放在中心位置来抓。这就牵扯出另一个问题——没有自己的营销队伍，对市场不了解，应尽快组织一批人员专门去做营销工作。第三个是必须要将新的营销网络和传统的经销方法相结合，完善销售网络。第四是要认识到消费者是决定生产企业能否生存、发展、做好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一定要善待消费者和经销商。”

根据季克良的决策，茅台从过去的以生产为主到以营销为主，在始终保持着以“质量为中心”的基础上，开始全员跑市场卖酒。打响了茅台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一战”。在季克良公司党委书记任期内，不仅茅台酒销售持续增长，还实现了茅台股份公司的上市，茅台集团总资产也由二十多亿元增至四百多亿元。

“无论风云如何变幻，茅台酒始终处于不败之地，这是因为茅台人始终不忘初心，以质量为核心，迅速适应市场的变化。”季克良说。

事实上，季克良早已成了茅台的“活招牌”。超过六十岁法定退休年龄后，在国资委的要求下，季克良已经数度延长任期。2011年10月，季克良从董事长的任上退下的时候，茅台酒的年产量达到了三万多吨，茅台集团的在职员工总数达到近两万人，员工的年平均工资不含福利达九万多元。

而今，这个把半个世纪的光阴献给茅台的江苏老人，决定将更多的时间用来陪伴家人。他想要和老伴“慢悠悠”地旅游：“她跟了我这么个穷光蛋，为我付出那么多，今后只要她愿意去的地方，我都想陪她。”

说起这一生最遗憾的事情，季克良说，在茅台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好，没能让企业员工生活得更好，没有解决好他们的实际问题。季克良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国酒，与茅台一起在岁月的酿造中，积淀出一坛坛绝世酱香。

（徐嘉义荐自《时代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