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人通常分为两种：一种年少有为，神童莫扎特六岁就跟随父亲演出，被邀请到各大家族和皇宫演奏；一种大器晚成，塞万提斯1605年才出版《堂吉诃德》上卷，迎来艺术创作巅峰，尔时他已年近花甲。著名华人导演李安也曾六年赋闲在家，不被赏识，年近40岁才初绽光芒，自此佳作不断，成为电影史上第一位华人奥斯卡最佳导演。

阅读感评 秋叶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里有一段对于“老科学家”的非常有趣的议论：“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这‘老字的位置非常为难，可以形容科学，也可以形容科学家。不幸的是，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诚然，科学须求新，求“前沿”，而对于新知识新理论的吸纳，年轻人就具有较大的优势。难怪，原文中说科学界、社会以及（美国）硅谷一致相信“创造、革新与卓越乃年轻人几乎独有的领地（creativity，innovation and excellence are the near-exclusive province of the young）”。我们也往往认为诗人、艺术家的创作高峰出现在盛年。以上经验式的判断并非完全没有根据，然而，年轻人也并非在所有领域都能独占鳌頭，否则钱先生说的“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就完全是反话了。学者陈平原先生说，做学问不靠拼命靠长命。这话很有道理，因为人文学科（文史哲）的研究，只有等知识积累到了相当的数量，真正把学问与理论“做大做强”，才能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到的观点与方法，而这个过程不是朝夕之间的灵光一现即可完成，而是需要很长时间耐心专注的修炼。现在有个比较流行的观念，认为有了网络的大数据.有了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知识的积累已不再重要。甚至有人认为，像钱钟书先生那样的博闻强记已无现实意义，因为任何知识只要敲击键盘都能展现在我们眼前。然而，这些人忘了一个道理：知识——尤其是那些碎片化的信息，绝不等同于学问。即便电脑网络里存储了再多的知识信息，而且随时让人调用，但《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恐怕也只有钱先生写得出来！我们的前辈学者季羡林、王佐良等先生著作等身、成就卓著，但他们大部分的论著出版于人生“衰年”的六七十岁以后。这当然与他们壮年时所处的社会动荡有关，但与他们所做学问的性质需要长期的积累也不无关系。

年届39才出版第一部诗集、到了知天命之年才获得人生第一个重要奖项的美国桂冠诗人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对于“少年”与“老年”各自优势的论述就很有洞察力：

“年轻人有洞察力。他们随时随地都有灵光一现，恰如傍晚时分天上出星星。然而，要见到各个星座，做到全局在胸，还得是人生的夜晚时分。（Young people have insight.They have a flash here and a flash there.It is like the stars coming out in the early evening.[But] it is later in the dark of life that you see forms，constellations.）”这也提醒了我们，在需要一个人贡献毕生精力的学业、事业上，能够刮起速度旋风的百米冲刺固然激动人心，但最终要靠坚持不懈的耐力取胜的马拉松更让人敬佩。因此，不要为学业事业的创造力设置年龄的“大限”，相反，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呼吁：“追求真正能给你带来心动的事业为时永不晚。创造力没有年限，随时让你追寻！（Its never too late to pursue your passion.Creativity knows no age，go for it！）”

原文作者将“大器”为何“晚成”的理由列出了四条：一、历经沧桑后才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二、谋事不迟，但机遇不济，故迟迟不能“成事”；三、成功之路上布满障碍，挫折连连；四、经过大量的尝试与失败，几十年的实验与经历，才终成正果。按作者的意思，这四类都是实验型的革新家，或称经验主义者（empiricist），而非靠观念或思辨取胜的理论家（conceptualones，theorists）。如果概括一下，前面三条理由大致可归结为“人生耽误型”，而最后一条属“道路选择型（即选择了一条较费时费力的成功路）”，需要兢兢业业先把“苦差事”做完，“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常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我们也坚信，只要足够努力，“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中国人的这个表达法恰好与英谚All that glitters are not gold相反！），哪怕那时你已垂垂老矣，成为了本文开首钱先生揶揄的“老科学家”（old masters），但你也至少留给了世人一个真理：即便开上慢车道（slow lane），也能抵达卓越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