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

历史上，小说的地位不高，是“三言二拍”，是“弄堂里的故事”，是“引车卖浆者流的话”。出身卑微，是因为它“从俗世中来”。确实，小说是通过描写人的俗世生活、家长里短、爱恨情仇、男欢女爱、炎凉世态等等，来展现人类活着的状态，以及复杂的精神世界的。这注定小说家要备具一颗世俗的心，对俗世生活保有常人鲜有的敏感和热情。只有这样，才能写好生活中那些世俗的人、琐细的事，乃至微妙的情。所以，小说固然要从“小处”着眼，要说小事，要从“生活源头”下手。

好的小说家，从来不是抽象地写一种生活，而是要照着熟悉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器物、风景、习俗、人情冷暖、气候变迁、道路的样子、食物的味道、说话的口气、衣冠的穿戴等等，去编织生活。生活是有形的，有一个“壳”。小说家若不能编制一个坚固的俗世生活的外壳，人物的心灵就没有容器来盛装，读者也无从得知人物内心是怎样成长的，情感是怎么演变的，挫折或苦痛怎么拷打人的。生活有形，人心（灵魂）无形，只有用“有形”去装“无形”，“无形”才会变得“有形”，才能看得见、摸得着、握得住，否则人心（灵魂）随风而去，遁入空门，小说也就没了价值。比如一只破罐，非但盛不了东西，也是不美的，只能当垃圾丢掉。

所以，小说家必须要做两件事：一是要造好日常生活的“壳”，这就要求把小说写得生机勃勃，有滋有味，像模像样，每一个表情都有出处，每一个细节都落到实处；二是要在“壳”里炼制好灵魂生活的“芯子”。壳是外生活，心是内生活。有壳无心，是蜡像，不是活人；有心无壳，是哲学，不是文学。壳结不结实，好不好看，是手艺活，关乎美学。所以，也有人说，哲学是父亲，美学是母亲，他们的孩子是文学。

一定意义上说，小说家都是生活的专家。按沈从文先生的说法，专家就是有常识的人。小说家不能对生活犯常识错误，那样壳破了，读者就会不认同你，甚至嘲笑你。比如前不久，我看一篇小说，讲到二战时期中途岛上“腾起一架喷气式飞机”，我心里在笑，那时候喷气式飞机尚在研发中，怎么飞得上天？那时候飞机都是螺旋桨的，这就犯了常识错误。这种错误像饭碗里的一只苍蝇，会让你对整碗饭都不信任，倒胃口。前些年电视上冒出一堆抗日电视剧，被观众嘲讽为雷剧。为什么？因为常识性的错误太多，把八路军搞得那么神勇，把日本兵弄得那么软蛋，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我们经常说“真善美”，失去了真，一切都无从谈起。真是建立在常识基础上的。常识是知识，也是人情世故、伦理道德、天地良心等等。

生活无处不在，人人有份，但也并不是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用来写小说。毕竟，小说从俗世中来，目的是要“到灵魂里去”。进入小说中的生活，必须经过作家的选择、过滤和重新组织。作家不能沉溺于生活中的某种个人趣味而不能自拔。趣味也要有“常识”，要筛选，要经得起灵魂考问。有一段时间，文学界流行写小事，写私情，写欲望，写细碎的生活，写心灵的乱象，一些作家甚至津津乐道于此。生活固然有颓败、黑暗的一面，但小说家不能直接展示这些颓败、黑暗，因为人的生存不止于这些表面的乱相和败象，其背后有复杂的心灵挣扎和精神冲突。小说终归不能满足于表达外生活，而是要深入内生活，要追问，要挖拓人精神的深度、广度，要敞开人灵魂的纵深感，让人看到生活的希望和亮光，获得一种能站立起来的精神，而不是趴下，在怨毒和呻吟中沉沦。

这就是说，尽管作家的世俗心任何时候都必须是活跃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持对生活的敏感、深入、认知，不抗拒生活对他们的呼唤，怀有一种饱满的创作热情；但另一方面，作家对庸俗的趣味、赤裸的欲望，对人类内心黑暗的经验以及那种令人下坠的力量，也要保持应有的警惕和立场。好的作家，永远不可能放弃他的批判性，作为人的良知，作为世道人心的捍卫和坚守，作为作家的尊严和责任，作家的心中必须有一方净土，无论生活如何喧嚣，无论作品写得如何花红柳绿，他都要努力守护好这块净土。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说：“文学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正在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西。”他说出了文学的一个方面。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小说要探索人精神匮乏背后的真相、悲哀之中的仁慈、乱象之中的坚定，以及冷漠人群中隐藏的那颗温暖的心，从而让我们活得更沉着，更勇敢。

毋庸置疑，时代变了，文学正在离我们远去。但我以为，在一个文学已经越来越无力的年代，作家更要有所放弃，有所坚持，有所捍卫。文学不是欲望的加油站，相反，它应是欲望的制动器，是加速度的反速度。文学核心的价值是要展现出人类心灵的高度，以及活着、活好的勇气。它拒绝在俗世里沉溺，拒绝心灵被遮蔽，拒绝人心变坏，世道变黑。小说作为文学家庭里的重要一员，理应对人世保持批判的姿态，对人心发问，校正灵魂，清理污浊，最终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真善美”的理想世界，并發现一种值得我们为之折腰，甚至为之牺牲的精神向度。只有这样的创造和发现，小说才有价值，才有生命力，才会有读者把它一代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