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松存

(四川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0)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美国“9·11”电影
——以《特别响，非常近》为例

张松存

(四川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0)

电影《特别响，非常近》以“9·11”事件为故事背景，透过平民的视角表现恐怖主义事件给普通百姓造成的心理创伤及精神焦虑。从新历史主义理论的视角看，该电影具有强烈的民间化、平民化色彩，透射出灾难后美国普通民众生活的真实性。同时该电影表现出批判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不仅控诉了“9·11”事件给美国人民带来的创伤，也谴责了所有的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痛苦。

《特别响，非常近》；“9·11”事件；新历史主义；个体；政治

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在2001年，当时那滚滚的黑烟、哀哭的人们，在电视屏幕上久久回放，共有数千人遇难，恐怖主义的威胁四处弥漫，使美国人民的生活一度处于恐慌和不安中，严重打击了美国的经济。“9·11”事件不仅震惊了世界，而且引发了美国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最终导致了国际关系秩序的调整乃至世界格局的重大改变。这令人震惊的视觉影像给文学和电影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世贸中心》《国土之上》《93号航班》等影片就分别讲述了亲历“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各色人等的故事。此外还有一些影片避开宏大的历史叙事，讲述了普通人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失去亲人后的心理创伤和悲惨境遇，比如：《从心开始》《特别响，非常近》等。影片《特别响，非常近》由美国当代著名犹太裔作家乔纳森·萨福兰·福尔(Jonathan Safran Foer)的同名小说改编。该书2005年出版，曾一度跃居畅销书榜首。2012年美国著名导演斯蒂芬?戴德利将它搬上银幕，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提名。本文以电影《特别响，非常近》为例，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赏析了这类反映“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电影，试图为读者提供看电影的新视角，思考“9·11”事件的新角度。

一 影片中的“个体”

影片保留了原著的故事梗概，9岁男孩奥斯卡聪明伶俐，与父亲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9·11”事件发生时，他的父亲正在世贸中心办事，不幸丧命。父亲生前几分钟给他6条电话留言，最后一条他本来可以与父亲对话，却因为胆怯、恐慌等原因，没有接电话。父亲的离去给他留下了永恒的遗憾，使他一度遭受着思念、悲伤、忧虑、自责、悔恨等种种创伤后遗症的折磨。父亲去世整整一年后，奥斯卡才敢走进父亲的房间。他发现一个蓝色的花瓶，不小心打碎后看到一个写着“布莱克”的信封，里面有一枚钥匙。奥斯卡认为“布莱克”是一个人，他肯定认识父亲，于是他开始了疯狂的追寻，在纽约市查找并造访了四百多位姓“布莱克”的人。影片以此为主线，讲述了不同人的故事，为观众展现了人生百态。

新历史主义批评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欧美文学批评家对文艺复兴的重新思考和研究，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海登·怀特、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英国的路易斯·蒙特鲁斯等。 “新历史主义者偏好于发现和分析长期被弃之不用的各种文学的和非文学的文本，诸如一首诗、一幅画、一段轶事趣闻，乃至教会谕示、宫廷布置、私人手册札记等都会使他们如获至宝。”[1]因此，新历史主义的文本往往追索和发掘“被宏大历史叙事所遮蔽的民间生态的种种细微图景，展现出一部部民间社会与底层人民的生命史与心灵史。”[2]影片《特别响，非常近》没有从正面表现“9·11”事件，打破了宏大的历史叙事，从一个9岁小男孩奥斯卡的故事入手，讲述了发生在“9·11”事件这个历史背景下的普通纽约人家的故事，具有强烈的个人体验主义色彩。影片中“9·11”事件发生当天，父亲生前的电话留言不停地回响在奥斯卡的耳边，他无法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不得不躲在床下，试图逃避这个世界；甚至通过掐伤自己全身的皮肤来缓解内心无法承受的伤痛。这些细节的镜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奥斯卡遭受的难以言说的伤害。此后，奥斯卡长久地沉浸在这种伤痛里无法自拔。他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可以突然死于非命，他开始变得暴躁，摔家里的东西，无端地对妈妈发脾气，通过埋怨妈妈伤害妈妈。奥斯卡的创伤后遗症还不止这些，他不敢乘坐任何交通工具，因为它们可能是被袭击的目标。在奥斯卡眼里，街头的老人, 跑步的人，飞机，高大建筑, 烂牙的人……甚至没人穿的鞋子以及无人管的小孩都危机四伏。可见“9·11”事件使奥斯卡对周围世界产生无限的怀疑和恐惧，整个世界都不再安全，都无法再信任。父亲的突然离世不仅给奥斯卡造成了持久的心理创伤，也使他的母亲常常在深夜里独自流泪。母亲也无法承受这个伤害，以至于丈夫去世一年都未曾踏进他的房间，他的每一条领带，每一件衬衫都原封不动挂在那里，就好像还散发着丈夫的味道。奥斯卡家庭可以是任何一个在“9·11”事件中失去亲人的美国人的缩影，他们本来可以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可是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事件，彻底修改了他的人生轨迹。他陷入失去亲人的伤痛中无法自拔，无法将爱转移到新的客体，长时间陷入精神抑郁之中，甚至失去爱的能力，变得冷漠、偏执。影片里的奥斯卡在疯狂追寻父亲遗迹的过程中，用电脑还原了一组高空人坠落图，看不清坠楼人的面孔，奥斯卡认为那就是他的父亲，或者任何一个在恐怖袭击中坠楼的人。这些“个体”形象的塑造生动地展现了“9·11”事件历史背景下的个人遭遇的细节，因其平民化、民间化的叙事特点而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新历史主义理论“瓦解由大事和伟人拼合成的宏伟叙事，消除人们对历史起源及合法性的迷信，重现它们被人为掩饰的冷酷面貌”，[3]对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4]这一问题做出新的回答。通过该影片，观众明白了，“9·11”事件不仅是当天双子塔的倒掉和天空里布满烟尘，更重要的是数以千计的无辜民众的死亡给他们亲人带来的复杂而持久的心理创伤，以及全民对生存环境的疑虑和恐惧情绪。影片中父亲是奥斯卡的好友，父亲的突然离世给他留下无法弥补的空白，他不得不通过摇铃来保持镇定。这种伤害溢于言表，深深震撼了观众的心灵。

二 协商后的历史意识

新历史主义的鼻祖格林布拉特把一些经济学术语，如：流通、协商、交换和通货转借到新历史主义理论中，来描述作家的创作和作品的消费过程。他解释道：“艺术作品是一番谈判(negotiation)以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我这里用的“通货”是一个比喻，意指使一种交易成为可能的系统调节、象征过程和信贷网络。”[5]由此可见，新历史主义者认为一个成功的作家是一个高明的商讨者，他们善于把流通中的各种“社会能量”集中于他的作品中，最终在社会实践环节得到了公众的认可，甚至追捧。历史不是客观自明的，而是“各种以文本形态呈现的历史叙事”。[6]因此文学文本对历史现实具有塑型功能。

“9·11”事件作为一个灾难定格在历史进程中，大多数远离美国的观众仅仅看到相关的新闻报道，对此次灾难并没有更细节或者更深刻的认识。那些敏感的聪明的作家或艺术家担起了这个责任，他们与社会网络中的各种权力进行协商和交流，最终完成自己的作品。作家乔纳森?萨福兰?福尔就通过创作《特别响，非常近》重新定义“9·11”事件。该片从一个儿童的新视角，讲述了奥斯卡因恐怖袭击事件丧父后的悲伤处境，描述了此次恐怖袭击给他造成的创伤及其后遗症，焕发出蓬勃的艺术生命力。奥斯卡不畏艰辛在纽约寻找每一个姓“布莱克”的人，只因寻找的过程使他觉得离父亲很近，他的耳边反复响起父亲生前对他的教导“不要停下”。他默默地独自承担这种心理创伤和压力，直到遇见祖母的房客，他对这个陌生人一口气讲完他内心承受的巨大伤害。观众终于可以释然，奥斯卡在沉默中暴发是治愈的开始，通过诉说、哭泣甚至尖叫去渲泄自己内心沉积已久的痛苦。后来，奥斯卡终于找到了那个“布莱克”，伴着悔恨的泪水，诉说他本来可以接到父亲最后的电话，他感觉到父亲临终前是那么期待和他说话，但他却迈不开脚。未能接到父亲最后的电话，成为奥斯卡永远的遗憾、永恒的痛。一个9岁的小男孩本不应该去面对和父亲生死离别的时刻，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做诀别这样残酷的决定。若不是毫无道理的突发恐怖袭击事件，他应该像同龄的小朋友那样，每天享受与父亲的快乐亲子时光，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而罪恶的“9·11”事件瞬间夺去了他的快乐。作为一个反映“9·11”事件的文本或电影，男主角奥斯卡是被构造出来为历史现实和意识形态服务的。他发挥并释放他的能量，对读者和观众产生巨大深刻的影响，使观众对一个不幸的小男孩的遭遇同情并且深信不疑，从而转化为社会公众的普遍共识。可以说，这样的文本从某种程度上主导了人们意识形态的生成，有力地参与并影响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加深了美国民众乃至世界人民对“9·11”灾难的认识，激起了人们对恐怖分子的仇恨，使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

另一个遭受重创的人是奥斯卡的母亲。失去丈夫，擦干眼泪之后，她别无选择地承担起照顾奥斯卡的责任。她一边舔舐自己的伤口，一边密切关注奥斯卡的异常行为举止，并尽一切可能去保护他。影片最后，母亲告诉奥斯卡，其实她知道奥斯卡寻找“布莱克”的整个过程，她在奥斯卡造访每个“布莱克”之前，就找到那家人，提前告诉他们奥斯卡的遭遇，恳请他们善待她的儿子。后来，母子二人一起回忆他们逐一走访的“布莱克”家，极大地拉近了母子关系，实现了母子良好的沟通。在伟大的母爱的感召下，奥斯卡最终走出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和创伤，能够勇敢地面对生活，并心安理得接受没有父亲的人生。虽然剧情的安排合情合理，但母子二人在失去家庭最重要的亲人之后那痛苦和挣扎仍然让观众触目惊心，久久难忘。这些文本中的细节描写有力地填补了官方宏大历史叙事的幕后空白，成为历史叙写的一部分。

三 批判性的政治意识形态

新历史主义者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功能。深受福柯话语理论的影响，格林布拉特也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上，讨论话语、知识和权力之间相互建构的互动关系。作家通过他的作品表现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作品在传播过程中会影响乃至塑造公众意识，最终甚至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可以说，聪明的作家能够运用自己的知识，发挥自己的话语权，并获得一定的权力操纵。因此，《特别响，非常近》不仅是以文学/电影的形式表述了“9·11”事件对当事人的伤害，而且本身也参与、加入、甚至主导了人们对这件事情的认识，实现了文学作品的政治批判功能。

影片《特别响，非常近》以“9·11”事件为历史背景，但它并没有过分依赖历史资料，而是以一个普通小男孩奥斯卡的故事为主线，巧妙地展示了人世百态，述说了民间生活的偶然性、零碎化和神秘力量。除了奥斯卡，影片还着重塑造了他的祖父托马斯这个不寻常的人物角色。托马斯亲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累斯顿大轰炸，无法平衡解决自己的幸存和有孕在身的女友安娜的死亡之间的矛盾，心理上走不出折磨他的创伤记忆，在挣扎中失语，在失语症中度过了40年，将英文 “yes” 和“no”写在自己的左右手掌上，以应付日常生活所需。可见战争给人留下的创伤之复杂、影响之持久，并且具有多种多样的创伤后遗症。犹如行尸走肉的托马斯在现有家庭中无法担起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造成整个家庭延续的悲剧。影片中奥斯卡问父亲：“你见过你的父亲吗？”父亲说：“没有印象，只知道他来自德累斯顿大轰炸，受过很多苦，决定不成家立室。”奥斯卡问祖母：“你的房客是谁？”祖母闪烁其辞，告诉奥斯卡远离这个奇怪的人，其实房客就是他的祖父。无法走出战争创伤的祖父殃及了祖母的生活，她与丈夫形同陌路，影片中的祖母总是单独出场，不得不独自面对儿子意外身亡后难以收拾的家庭惨剧。当祖母发现祖父居然和奥斯卡一起外出，担心祖父给奥斯卡带来消极影响，决定赶走他。奥斯卡追着他乘坐的出租车跑，大声骂他是一个失败的父亲。失语的托马斯从不和别人说话，却在酒馆里，通过写字和陌生的服务生交流，说自己住过很多地方，经过战争，失去过重要的亲人。这些只言片语给观众传达了托马斯颠沛流离的悲剧人生，战争给他的人生带来了灭顶之灾，他受到的创伤丝毫不逊于在“9·11”事件中丧父的奥斯卡，而那场战争的发动者是美国。观众震撼地发现战争的创伤已经跨越了国界、种族、阶级、年龄和性别。“9·11”恐怖袭击使数以千计的无辜平民在瞬间丧命，给他们的家人亲人留下了永远的创伤。它使美国人民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处于恐慌和不安状态中，激起了美国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而美国政府也因此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恐战争。美国是“9·11”事件的直接“受害者”，同时也是德累斯顿大轰炸还有其他一些战争的“加害者”。因此，作品的故事叙事表现了作者批判性的政治意识形态，无声无息地质疑了美国“9·11”官方叙事，从某种程度上，批判了当代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历史文化形态，呼吁人类应该平等团结、互相接纳、互相包容，而不是恃强凌弱、强权政治、追求霸权。总之，新历史主义批评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话语和社会学批评方法，让人们看到历史文化的辩证关系。

作者在故事的最后安排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经过长期的挣扎，奥斯卡从创伤中慢慢痊愈，他甚至鼓励母亲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同时主动去找回被赶出家门的祖父托马斯。虽然托马斯仍然默不作声，但他提着行李箱回到祖母家。观众看到了亲人之间的和解、包容和无言的爱。正如有评论家赞扬作者乔纳森·萨福兰·福尔强化了国际社区意识而非对抗。

综上所述，新历史主义者认为文学艺术不仅仅是对社会总体生活的消极反映，同样对社会生活起巨大作用。“在其代表性著作《文艺复兴的自我塑造》中，格林布拉特指出，主体自我是在自我和社会历史文化的各种能量的协合中形成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体”(自我)与“历史”(文化)是相互建构的产物。个体自我既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同时个体自我也参与了历史文化的建构。”[6]影片《特别响，非常近》讲述了在“9·11”事件中丧父的小男孩奥斯卡的故事，使读者看到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被伤害的“个体”的悲惨遭遇，从而引导了观众对此次历史事件的认识，建立了作品的话语权。但作者并没有以一元论的观点论述战争，而是通过穿插在故事中的德累斯顿大轰炸，谴责了所有战争的发起者，包括美国，从而表现了批判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作者同时呼吁人类的沟通与和平，奥斯卡在挨家挨户拜访400多位姓“布莱克”的人过程中，走进了他们的烦恼和欢乐，开启了沟通的大门。最后，他找到了钥匙的主人“布莱克”，布莱克说：“我和我父亲不亲近”，奥斯卡说：“你需要一个拥抱吗？”这表明深受“9·11”刺激的奥斯卡正在痊愈，他已经能够面对生活的残酷，并给予别人爱的力量。作者在辩证地看待战争、历史以及文化关系的同时，设置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希望人类可以变伤害、悲伤为动力，建设更好的人类社会。

[1] 郭玉琼.文化唯物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戏剧理论[J].戏剧,2007(1):13-25.

[2] 李 钧.新什么历史，而且主义：新历史主义小说流变论[J].东岳论丛,2009(6):62-67.

[3] 赵一凡.什么是新历史主义，美国文化批评集[M].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94:238.

[4]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M]//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63.

[5] 格林布拉特.通向一种文化诗学[M]//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5.

[6] 陶水平.“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试论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J].江汉论坛,2007(8):133-137.

责任编辑：李珂

Analyzing the American 9 / 11 Mov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Historicism：ExtremelyLoudandIncrediblyCloseas an Example

ZHANG Songc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Dazhou, Sichuan 635000 China)

Taking 9/11 disaster as the background, the filmExtremelyLoudandIncrediblyClosedescribes the ordinary people’s psychological trauma and mental anxiety caused by terrorism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mon people. From the New Historicism’s point of view,ExtremelyLoudandIncrediblyClosehas a strong civilian color, and depicts the authenticity of ordinary Americans’ life after the disaster. Meanwhile, the film exhibits a critical political ideology, not only denounces the 9 /11 disaster which caused trauma to the American people, but also condemns all the wars which have brought disaster and suffering to human.

ExtremelyLoudandIncrediblyClose, 9/11 disaster, New Historicism, individual, politics

10.3969/j.issn.1674-117X.2017.01.027

2016-11-16

四川文理学院科研项目“基于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希拉里·曼特尔都铎王朝三部曲及其影视改编研究”(2016KR011Y)

张松存(1982-)，女，河南平顶山人，四川文理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J90

A

1674-117X(2017)01-012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