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端

鹿耳平波
——《闽中十景》中的台湾图像研究

陈 端

《闽中十景》是一套以清代福建地域名胜为主题的胜景册页。其中，选绘了“鹿耳平波”这一地处台湾的胜景意象。通过对作品绘制的国家政治、地域文化背景的特殊性以及《闽中十景》中胜景选择内在逻辑的解读，揭示《鹿耳平波》画作中的图像信息、艺术观念及政治文化意涵。在此基础之上，对“鹿耳门”这一景观在闽台两地胜景文化创作中的意象演变进行梳理、研究，探讨清政府收复台湾后闽台两地社会心理和文化景观的进一步交融，以及闽台共同地域文化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闽中十景 胜景意涵 鹿耳门 台湾八景 闽台地域文化

《闽中十景》*据《山海经》“海内南经”篇记载：“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古代“闽中”指整个福建地区，因闽处在吴越(浙江北部)和南越(广东大部、广西、越南中北部)中间，故称闽中。因此，这里《闽中十景》所指是“福建地区的十景”。 《闽中十景》共有十幅画作，每幅尺寸约为53cm×31cm。现藏于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画册中描绘了十处具有代表性的福建地方山水胜景，其中包括鼓山、武夷山、木兰溪、洛阳桥、鹿耳门、天宝山、狮子岩、剑浦、樵川、霍童山。画作成图于清代初期的康熙三十六年(1697)，是一套以清代闽中各个地区的山川风貌为主题的胜景册页。这套册页历经300余年辗转流传，保存情况良好，现收藏于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并收录在《福建师范大学藏书画作品集》中。*《福建师范大学藏书画作品集》，上卷绘画，第48—73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版。本文所涉作品有关图像、文字信息皆采自该画册，下文不再另行标注。

《闽中十景》为绢本设色，册页装帧合辑，作品由闽中画家孙亿、梁亨、陈勉、何泓四人合绘而成，由清初闽籍学者官员郑开极撰写序言、书法家徐用锡书写配图题识，并由文人陈万策赠给离任闽中后的官员孙勷。《闽中十景》所描绘的山水画意精良，意境幽远，闽地山水人文胜景形象跃然纸上，折射出清初精英知识分子阶层生平活动、思想观念中的国家意志。尤其是 “鹿耳门”这一地处台湾的地理景观在《闽中十景》组画中的出现，具有深刻的政治文化意涵，对清代历史和闽台地域文化研究有着独特的学术意义。

一、清初福建社会政治格局与《闽中十景》的选绘

《闽中十景》沿用的是明清胜景绘画中常见的“十景”的范式。在古代地方志和古籍文献中并未出现过关于“闽中十景”的记载和典故出处，可见 “闽中十景”并不是古已有之的胜景概念。它极有可能是陈万策出于特定的赠礼目的而构想出的组景模式。学政官员孙勷曾任职福建并主持闽中地区癸酉乡试，“榜中举人”陈万策赠送他闽中地区的胜景图册以供其离任后随身携带，展图欣赏并回忆自己在闽中地区的经历和生活，这是符合当时流行的社会风俗的。同时，陈万策通过赠画可以起到维系与孙勷之间的人脉关系并寻求政治上庇助的作用。陈万策与孙勷皆为清初汉族精英知识分子，深受儒家学术教育，对国家政治时事发展和社会现实具有较高的敏锐性。在等级制度森严、讲究礼制规范的清代，这种“文人—官员”的赠礼模式中，作品具备与当时官方主流相一致的价值观念是不能忽略的。要理解《闽中十景》的选景逻辑以及《鹿耳平波》画作在其中的出现，需要从清初国家政治格局和闽地社会现实状况来进行探析和研究。

清初，福建地区政治格局错综复杂，先后隶于南京弘光政权和福州隆武政权，并两次被清军攻占，一次为浙江鲁监国起兵克复。数十年间，福建地方统治政权多次更迭，使得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不堪。清军入闽后，实行禁海截界的残酷政策，更是导致闽地社会动乱，民不聊生。*朱维幹：《福建史稿》(下)，第407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派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水师收复台湾，实现了祖国统一。清帝国疆域版图空前宽广，清政权的统治得以进一步稳固。闽中地区社会政治格局趋于平稳，社会生活、生产逐渐走向安定与繁荣。1684年，康熙皇帝采纳施琅的建议，次年于台湾岛设立一府三县，隶属福建省。这标志着清政府将台湾正式纳入福建管辖范围，台湾成为福建的疆域组成部分。在台湾回归后，清政府对福建地方政权的建制管理做出相应的调整：在福建设置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下辖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延平、建宁、邵武、汀州、台湾府(1684年收复后增设)九府，加上福宁州，合为“九府一州”。为加强对台管理，又专设台厦道，管理台湾和厦门。由此一直到清末光绪十年(1884)的200年时间里，台湾一直隶属于福建地方政府，是福建地域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徐晓望：《福建通史》卷四《明清》，第55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闽中十景》作于1697年，此时台湾收复并归属福建已十余年时间。对十景图图像及文字信息的辨识考据可知，十处胜景所处地理位置恰好是根据“九府一州”的闽中地区行政区域划分来进行选择的。《闽中十景》按照地域行政建置的划分格局的选景依据，是对官方政治意志的一种呼应。而“鹿耳门”这一台湾胜景景观的入选，显然与台湾的收复和归辖福建的政治时事有着直接联系，使得“十景”所代表的闽中胜景系统具有了宣示疆域空间完整性和合理性的基础。以“十景”代表整个闽中地区的管辖区域与行政建置，来对应孙勷在闽中地区的省级官职和管辖范围，是得体适当的，显示了对孙勷身份地位和在闽政绩的充分尊重。另外，古代地景堪舆学说中有“山水之胜”与“人才之盛”相联系的观念，而作为具有科举文化背景的《闽中十景》纳入了台湾区域元素，具有台湾置府以来台籍学子被纳入到了福建科举乡试体系中的象征意涵。同时，“十景”的完备似乎也暗示着孙勷选拔人才的公平、合理，“得人之盛”遍及闽中全境。可见，十景的绘制不是一种偶然性的集锦绘画创作，而是基于清初时政文化格局的发展和福建地域行政建置的划分而选取组成的，胜景绘画题材的选择本身就具有浓郁的政治观念色彩。

《鹿耳平波》描绘的是台湾台南地区的鹿耳门港口。鹿耳门位于今天台南市安平镇西北，自古是台湾航海运输的要道，其因航线狭长曲折，地理位置险峻，暗礁密布，潮汐情况复杂，成为清代守卫台湾的第一道防线。乾隆版《台湾府志》记载：“鹿耳门在县治西，水程三十里，水中浮沙突起，若隐若现形如鹿耳，镇锁水口，港道窄隘……”*《乾隆重修台湾府志》卷一《封域》，第74页,清乾隆六年版。据史料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率水军正是借助满潮进入鹿耳巷道，登陆鹿耳门，并一举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徐怀祖《台湾随笔》中记载：“(郑成功)欲取台湾东，鹿耳门水涨随艤舟以台，荷兰战不胜，据守久之，乃弃城去。”(清)徐怀祖：《台湾随笔》，清学海类编本。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领台湾后，首开鹿耳门与厦门对渡，鹿耳门因此成为入台的唯一正口。《康熙台湾府纪略》记载：“鹿耳门为湾澚之门户……船之往来由鹿耳，今设官盘騐云。”*(清)林谦光等：《康熙台湾府纪略》，第6页,康熙二十九年本。作为内陆与台湾联系的交通咽喉，鹿耳门在清领台湾以后的100年间，不仅成为台湾的门户，更跃为军商重镇。因此，“鹿耳平波”胜景被视作清初台湾极具代表性的地理人文景观，并在台湾诸胜景中脱颖而出被陈万策选为《闽中十景》之一。

二、“鹿耳平波”的图像信息

为了表现《鹿耳平波》中岛屿不同于一般山川胜景的特殊地貌环境，陈勉似乎刻意减少了“十景”中另两幅胜景画中较常使用的斧劈、点子皴的锐利笔触，而是更多使用湿润的披麻皴法皴染，以表现受到海浪冲刷后海岸线岛礁岩壑光滑的浑圆质感。画中海洋图像显然借鉴了古代舆图中海浪的画法，用笔流畅规整而具平面感和装饰性。画中海面上波涛万顷，却显得平缓而安详，突出了 “平波”主题。徐用锡的题跋这样描述《鹿耳平波》所呈现的图像意境：“斯图海色平铺，空碧无际，屋宇烽堆，疑为蜃气所结。”在俯瞰视角下，画作呈现出全景式的岛屿视觉图像。在画面中心部分描绘出了鹿耳门航道、港口的景观形象。其中，鹿耳航道的位置被安排在画幅最中心的区域，凸显出鹿耳门巷道的险要，进入港口的巷道被描绘得蜿蜒狭窄，给人以不易通行的感觉。图像中鹿耳门的地理环境特征与清人笔记中“鹿耳门是两岸沙角环合处，门广里许，视之无甚奇，门内转大”*(清)郁永河：《采琉日记》卷上，第10页。的描述极为吻合。画心港口左侧的沙滩留白与右侧的市镇的繁荣生机也形成了视觉上的强烈对比，似乎对应鹿耳门相接的“北线尾”和“安平堡”两处地理位置*北线尾和安平堡分据于鹿耳门南北两端，北线尾是滩涂沙地，直入海中，安平为岛礁，上有堡垒。；近景处的礁岛则可能是与北尾线隔海遥遥相对的鲲身岛。

对画作图像考辨可知,陈勉对于鹿耳门地理环境特征及景观方位结构有着较为客观的呈现。他极有可能是以史志文献及舆图地志为创作素材，才绘制出鹿耳门胜景的地理方位特征和景观细节。在画中，陈勉结合了清初舆图地志和胜景山水画的范式、手法。出于山水画图式的美感需要，陈勉将实际的场景结构与主观的艺术处理相结合(如在港口岛屿上添加具有传统画意但客观上可能并不存在的峰峦丘壑和树木形象)，很好地营造出“鹿耳平波”宁静祥和的视觉情境。从视觉图像看，陈勉的这幅海景绘画技艺细腻精湛，图式具有典型的胜景画特征。虽然在画史中有关陈勉的记载不多，但从其在《闽中十景》中的三幅作品可以看出清初福建地区职业画家的一些基本特征：其一，承继自明末以来职业画家的绘画风格，绘画职业化倾向较为明显；其二，所绘胜景图画作受到舆图地志及胜景版画图式的影响。

三、“鹿耳平波”意象主题的解读

历史上，台湾虽然一度“孤悬海外”，但是自施琅奉命收复台湾之后，其已被视作国家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鹿耳平波》所展现的已不是一个带有虚幻神秘色彩的“海岛瀛洲”，而是一个具有“现世现时”气质的闽地胜景空间。它既有着“海色平铺，空碧无际”的壮丽自然景色，也充满了“屋宇烽堆”的繁荣生活气息。复台后，台湾归福建管辖。为加强对台湾的管理，抵御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施琅建议在台湾驻兵屯守。康熙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施行多项政治军事举措以加强对台湾的管控和联系。台湾随之进入人们的视野，由陌生渐趋熟悉。

台湾的收复，不仅象征着清帝国版图的统一，也标志着福建地方战争、纷乱的基本消除，闽地从“九闽”进入“十闽” 的新的历史阶段。“平波”一词在汉语语境中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就自然现象而言的。在古代，海洋在世人眼中充满神秘而不可知的力量，对于怒涛万顷、汹涌澎湃的海洋,古人充满了敬畏之情。表面上看，“平波”是有着悠久海洋生活的闽人对于航运、渔业等海洋活动能够平安、顺遂的一种美好祈愿。“平波”的深一层含义是宁息战乱波澜，象征清政府对于地方割据势力的“平定”，是对于国家政治军事举措的一种隐喻，也包含着对于“波浪不扬征战息，舳舻闲作钓鱼船”*(清)陈圣彪：《赤嵌城观海》，见《康熙台湾县志》卷十《艺文志》，《台湾历史文献丛刊》,第267页,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年版。的美好愿望。

“平波”意象体现了清初闽地的一种整体社会心理状态——闽人经历了鼎革后数十年的社会动荡和战祸洗礼，渴望获得长久和平、宁静的生活。1683年台湾问题的解决，是闽地社会迎来的一个重要历史契机。“从康熙二十三年起，到咸丰二年止(1684—1852)，福建有一百七十年的安靖”*朱维幹：《福建史稿》(下)，第431—432页。，地方社会进入一个较为安定、平稳的阶段。《鹿耳平波》的出现并非偶然性的文化创作，《闽中十景》中“木兰春涨”“洛阳春潮”意象也都改写成为“木兰积翠”“洛阳春色”。三幅画作将原有的富有动态感的意象改写成静态化的意象，对溪、江、海三种不同类型水系的描绘，也都是呈现出水的平抑静止、波澜不惊的温和一面。由此可知，“宁静”“祥和”是《闽中十景》这组胜景画的主题。这客观上显示出闽地所需的不是激进、猛烈的社会变革，而是在平稳而有序的社会状态下疗愈离乱与战火给整个地域社会造成的创伤和苦难。彼时在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闽地，清初地方政府也通过减轻赋税，摊丁入亩，与民休养生息。台湾收复后，康熙朝一度解除海禁和复界，开放沿海港口，这一系列政治经济举措使得闽地社会生活与生产逐步走向稳定与繁荣。这组在清代体制内精英知识分子之间流转赠礼的胜景画作，所传达的更是一种深受社会主流价值观影响的思想意识——对于国家统治者治国功绩的颂扬，以及对宇内升平、祥瑞安定社会状态的期待。“鹿耳平波”这一意象体现出了与《闽中十景》整体胜景主题之间的契合。

“鹿耳平波”意象不止于对文学意境美好的书写，也客观展示了清初闽台地区社会的现实政治状态。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领台湾后，首开鹿耳门与厦门对渡，鹿耳门因此成为出入台湾的唯一正口，也就成为了维系闽台之间政治文化联络的海上交通要道。清庭于台湾知府下设“海防同知”一员，专司稽查鹿耳门海口，其海防厅书名“文馆”；又设“鹿耳门汛”，筑炮台、墩台、望高楼，派兵守鹿耳门港道，隶属于台湾水师协，其汛防所名“武馆”。*《正统鹿耳门妈祖庙沿革志》，第34页，正统鹿耳门圣母庙管理委员会2001年版。画作中的视觉信息与“(鹿耳)门内转有镇道海防盘诘出入舟船”*(清)郁永河：《采琉日记》卷上，第10页。的史料记载相印证。画作中象征着森严封建等级观念的稳固金字塔式构图，以及鸟瞰视角下树木山川形象的低矮，似是隐喻着对国家意志的臣属驯服。鹿耳航道边的瞭望台、市镇外围的城门、散步于各处的岛屿礁石以及巷道港口周边的要塞、城池和堡垒等形象，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宣示着福建地方政权对于台湾岛屿的森严管辖和控制。

四、闽台地区“鹿耳门”胜景意象的演变与发展

鹿耳门既是一处地理自然景观，是由海岸线、岩礁、岛屿、海洋等自然环境共同构成的天然地景；亦可视作人文景观，是一处古代战场遗迹，也是海洋商贸运输的航道与港口的汇合点。 “鹿耳门”景观既象征着国家疆域版图从外国殖民统治者手中收复的旧日战争荣光，也见证了闽台之间数百年来密切的地域文化联系与交流。

(4) 坑边动静荷载影响。基坑两侧距离市政道路距离较近，东侧仅2.5 m，全线北段大多数渣土及混凝土运输车辆从该路段通过。同时，两侧浅基础建筑距离基坑南段水平距离约12 m，静载对基坑变形存在一定影响。

尤玉柱教授在《漳州史前文化》一书指出：“福建和台湾两省，隔海相望，史前时期两地就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的关系是由于它们有着相同的地理条件、相同的地质条件、史前时期多次连为一体，以及远古人类通过陆桥频繁来往诸因素所决定的。”*尤玉柱：《漳州史前文化》，第15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闽台社会之间因天然的地缘、血缘上的亲近，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方面有着相似性。社会流行的文化风俗一般自文化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传播。台湾归辖福建之后，由于语言民俗上的亲近，台湾官府所用的官员、吏员大多来自福建。*徐晓望：《福建通史》卷四《明清》，第550页。以“鹿耳门”胜景为例，它出现在闽台两地的胜景系统中，成为了联系闽台胜景文化的一个纽带。在悠久的闽台胜景文化系统中，“鹿耳门”意象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地域视角的转化而不断被改写。它的演进和发展显现出闽台两地文化传统的承续性以及因地域差异而衍生出的观念差异，也见证着闽台共同地域文化意识的逐渐形成。

(一)鹿耳门胜景意象的不断改写

数百年来“鹿耳门”景观频繁地出现在闽台两岸地区胜景记载之中，而且其意象主题有着丰富的文化意涵。明清地方胜景探寻考据之风日盛，士人往往通过自己的诗文书画创作展现对于自己所处地域的情感和自我价值的认同。*[美]高居翰：《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第11页，三联书店2009年版。闽台社会之间因相似的地域环境和社会人群结构，具有文化风俗上的共通性。台湾收复设府后，内地选派赴台官员在编撰地方志时，也将明清的胜景文化命名模式引入台湾，以地方志典型的官方胜景图像模式来记录台湾的地域特色。一方面将台湾地理文化纳入传统儒家文化语境中；另一方面用当时社会流行的胜景文化创作模式来介绍陌生地域的自然山水风物之美好，有益于获得世人的认同和接纳。“鹿耳门”景观在清代台湾地区的各代方志中有过多次改写。它首先出现在康熙年间高拱乾版《台湾府志》所载的《台湾八景》中，被命名为“鹿耳春潮”；随后出现在《闽中十景》中，即“鹿耳平波”胜景意象。

从时间来看，《台湾府志》编撰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闽中十景》创作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两组胜景创作时间非常接近，其虽有民间私人和官方意志的差别，但对传统胜景文化观念的接受方式却趋于一致。从景观的选择依据上看，两者非常相似：“闽中十景”是依据“九府一州”一地一景的模式进行组合；“台湾八景”也是按清初台湾的行政区域来选定，八景中“一府三县”各有两处胜景被选入。从胜景选绘的基本准则来看，两者都以行政建置划分和区域空间进行分配，力求空间位置分布上的完整性和合理性，并以胜景的空间位置分布来宣示疆域的主权和管辖范围。

自高拱乾编修《台湾府志》始创《台湾八景》后，后续的台湾地方史志也都按照此例列举台湾地域胜景。清初之后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类台湾史志中，各类胜景的内容选定有着不同的组合变化，但“鹿耳门”胜景图像的传衍却始终不变，而且“鹿耳门”胜景的意象及其意涵表现也在不断转化。“鹿耳春潮”之后，鹿耳门意象被不断改写诠释：《康熙修台湾县志》所载《台湾县六景》中改为“鹿耳听潮”*据王礼所修《康熙修台湾县志》卷一《舆地志》中记载“形胜六景”为木冈挺秀、莲湖飘香、赤嵌观海、鹿耳听潮、龙潭夜月、金鸡晓霞。参见(清)王礼：《康熙修台湾县志》卷之一《舆地志》，第58页.，《嘉庆续修台湾县志》所载《邑治八景》中改为“鹿耳连帆”*根据薛志亮所修《续修台湾县志》，邑治八景为鹿耳连帆、鲲身集网、赤嵌夕照、金鸡晓霞、鲫潭霁月、雁门烟雨、香洋春耨、旗尾秌蒐清。参见(清)薛志亮：《嘉庆续修台湾县志》，见《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2辑,第26页,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版。。“鹿耳门”意象的改写一方面是为了体现与前志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则体现出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情境下世人对于“鹿耳门”这一景观的感受和认识。

(二)胜景意象变迁中的观念转换

同一时期闽台两地“鹿耳门”胜景“春潮”与“平波”的意象书写，显示出了闽台地域、观念的不同视角。“春潮”是基于岛屿自身的角度，是对海洋地景的一种常态性描写，体现出一种野性蓬勃的自由状态。“平波”则是一种非常态化的胜景，是基于对现实政治态势的一种认识，是以国家为主体视角对地域割据叛乱的一种平定。从胜景图像比较看，《台湾府志》胜景版画中所绘的“鹿耳春潮”场景较之《鹿耳平波》画意简单，形态上接近于舆图，标示了鹿耳门的基本地貌轮廓和地理方位。从意象含义来分析，“春潮”的典故与郑成功借助潮汛登陆鹿耳门收复台湾的历史事件有关，因而“春潮”成为复台的视觉隐喻。而从深一层的文化意涵来解读，“春”为一年四季之首，代表着万象更新与生命活力。“春潮”可视为对清领台湾后，台湾作为新的行政区域所展示出的蓬勃生机和繁荣前景的一种心理预期。“平波”与“春潮”，虽都含有对战争事件的回望色彩，但与“平波”的国家主体视角不同，“春潮”象征着台湾地区社会对于因回归国家版图而发生的激烈变化的自我审视。两者一动一静，体现出闽台地区社会心理的内在承续逻辑，从中也可以看出清代收复台湾初期，“鹿耳门”胜景意涵在随着时事格局的发展悄然发生转换，也反映出这一历史阶段闽地疆域格局的震荡重构。

清康熙版《台湾县志》中出现的“鹿耳听潮”胜景意象最显著的意象特征是主体不再是地景本身，而是“人”本身。“听潮”象征着“人”开始成为地景的拥有者，并在这片岛屿土壤上展开的“抚景”的山水景观游历。“听潮” 的意象更趋于传统文人观念中放松而休闲的风雅文化生活方式，这使得主体“人”所具有的身份阶层指向性更为明确——最早一批内地赴台的汉族士夫官员阶层。他们是清代台湾胜景文化的最初记录者，从初登岛屿的外来者转变为地域的主人。在较为安定、平稳的社会生活背景之下，文人们开始更为休闲地看待地域胜景，以诗文观赏与咏颂来表达对于风物美景的热爱。台湾收复后，清政府对台湾的统治管理使得台湾社会生活趋于稳定繁荣，农商经济相对发展。对战争事件回望和地域主权宣示的政治意涵在鹿耳门胜景意象中慢慢退去，而对于社会安定生活和风景欣赏的心理体验正在生成。在此之后，知识分子阶层慢慢融入台湾地区的山水生活，并开始以主体视角看待台湾的地域文化和社会发展。“听潮”式的传统胜景意象命名方式，标志随着传统文化观念在台湾的传播，异质化的观念思想正在消弭，台湾开始融入到整个国家的正统文化体系中。

“航船”所象征的“人迹”始终出现在鹿耳门的胜迹图像中。“人迹”在海洋图像中的出现，宣示着人也是海洋地景拥有者的主体。即便是在浩瀚无垠的海洋疆域中，这样的社会性观念仍是不能忽略的主题。航船在海洋胜景图像中象征着交通往来与交流，航船在“鹿耳门”胜景图像中不断出现，也充分说明了其中社会观念的转化。在古代，台湾作为一个海洋岛屿，只能通过船舶航运实现对外联系。清初收复台湾之后，闽台地方政府一度施行海禁策略，以加强对台、厦地区的控制管理。*邓文金：《施琅蓝鼎元治台思想研究》，见《闽台文化研究》，第132页，海峡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后，“鹿耳门—厦门”的口岸成为闽台之间唯一的对渡航线。其意象色彩从一开始具有的政治、战争属性，逐渐向商贸运输、航运交通性质转变。航船从《鹿耳平波》《鹿耳春潮》中的零星数量，到《嘉庆续修台湾县志》所选绘的 “连帆”船队，充分说明随着战争纷乱的远去，闽台地域社会之间因经济、文化交往而形成的紧密联系与互通；同时也显示出台湾人民渴望通过与闽中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联系，实现作为清帝国子民身份的自我心理认同。

(三)闽台共同文化意识的建构

地域文化意识的建立主要体现在人的观念和思维与地域的联系。各种有关鹿耳门胜景的图像、诗文史料信息，展现了清初闽台知识分子对于台湾地域的理解和认识。他们通过共同的胜景文化创作，协助了闽台共同地域文化意识的形塑和传播，并为后世提供了研究清初闽台社会关系的宝贵信息。

徐用锡在《鹿耳平波》一帧的题识中，提到台湾友人“王君璋”。 “王君璋”即王璋，其生平出现在《闽中十景》题跋中，而他所作《台湾八景诗》也收录于《台湾府志》中，是台湾地景诗咏创作的经典作品之一，其中《鹿耳春潮》诗云：“百谷东南汇，春潮涨九环。急来天外水，突起眼前山”。*(清)王礼修：《康熙台湾县志》卷十《艺文志》，第414页。史载：“王璋字昂伯，康熙癸酉举人，三十四年分修郡志，初为云南宜良令，洁己爱民。”*(清)周文元修：《乾隆重修台湾府志》卷十二《人物》，见《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1辑，第260页，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版。王璋祖籍福建漳州，是明代遗民后代，随族人渡台。台湾被纳入闽中地区科举考试体系之后，王璋以台湾府学子身份参加癸酉闽中乡试并中举人，他参与了《台湾府志》修撰，后入清为官并卒于任上。王璋从因战乱移民台湾到因复台回归闽地，从台湾府学子到清政府官员，经历了在闽台之间迁徙辗转的复杂生平，成为闽台地域之间移民迁徙与文化传衍的典型化个案。他的士夫生涯，是闽台地域文化交融史的一个缩影，成为联系“闽中十景”与“台湾八景”的一条文化线索。“人”是地域文化意识的承载主体，清初复台以后，正是无数像王璋这样的士人知识分子，以自身的生平活动构建起闽台两岸之间的文化联系，为闽台一体的地域文化意识形成做出贡献。

鹿耳胜景意象的演变发展，充分显示了清代闽台两地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密切与一体化地域格局的形成。由于闽台两地有着先天地缘与亲缘上的亲近性，随着清领台湾之后漫长时间内闽台之间频繁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互动，闽台两地间互相认同，构建起共同的地域文化意识。“连帆”显现出的是闽台间通过航船活动彼此互通的日常化，也象征着闽台地域社会之间联系和互动的日趋频繁密切。

“连帆”的意象不单只在台湾的胜景体系中出现，也在闽地胜景绘画中出现。在清代道光时期的一套闽地胜景册页《闽南纪胜》*清周凯《闽南纪胜图》(1836年)现藏于厦门市博物馆，册页形制，共12幅，分别为渔溪题壁、侨园寄兴、榕林秋眺、快园诗饯、澎岛赈灾、云顶奇观、官阁修书、厦门筹警、蛮乡捕盗、台海扬帆、义田筑埭、玉屏夜宴。中也出现了两幅与台湾有关的胜景图像，即《台海扬帆》与《澎湖赈灾》。画作将台湾地景纳入闽南地域的版图，清晰展现了清代中后期世人的普遍观念认识中已将台湾岛屿视为闽南地域的组成部分。“台海扬帆”与“鹿耳连帆”的意象交融显现了福建地区与台湾社会的共同视角，描绘了闽台两岸之间通过航船跨越海峡实现地域联系的视觉图景。“连帆”是海峡两岸社会渴望通过交流和联系进一步深化台湾地区与福建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共同意愿，体现了闽台文化观念的趋同一致。“澎湖赈灾”显示了清代中后期闽地与台湾之间长期融合一体后形成的彼此守望相助的地域亲密关系。①据《闽南纪胜图》题跋，清代官员周凯于道光十年(1830)授福建兴泉永道。道光十一年冬，澎湖飓风为灾，周凯奉令赴澎湖抚恤风灾，《澎岛赈灾》即为表现其此行的所见所闻。这些以闽台社会互动为事件主题的胜景图，佐证了清初之后福建与台湾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共同地域文化意识的形成。

从“平波”到“连帆”，“鹿耳门”这一胜景意象的不断演变发展，是海峡两岸社会变迁发展的内在需求。它体现了闽台社会文化观念的承继性以及以闽台地域为主体的共同文化意识的生成，蕴含了对闽台经济文化联系畅通和社会安定繁荣的理想，也揭示了闽台沿海地区海洋文化的开放性思维。②刘登翰：《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第150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闽中十景》是清初具有福建地域文化特质的一套绘画艺术精品，它代表了清初时期福建地区山水画创作的艺术水准和风格倾向。《闽中十景》虽然也具有舆图志的视觉特征，但其中对“鹿耳门”胜景形象的描绘详实而具体，生动写实的反映出鹿耳门地理环境、人文意蕴的特征。《鹿耳平波》极有可能是目前存世的中国古代美术史上最早一幅绘有台湾胜景图像的山水画作。它显示了在清代康熙年间施琅收复台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后，国家政治格局和疆域版图的变化，也体现了清初时期闽中士人视台湾为闽中地域组成部分的观念认识。

《闽中十景》中《鹿耳平波》胜景意象与台湾胜景文化中“鹿耳门”胜景意象的内在关系，显示出闽台两地文化历史观念的彼此认同和文化景观的相互交融。随着海峡两岸社会的频繁互动和交流，福建地区与台湾在漫长的岁月里几乎融为一体，其形成的闽台地域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占具重要地位。《闽中十景》中台湾鹿耳门图像的出现，是清初国家重大历史事件的产物，佐证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它的出现对当下促进两岸关系与国家和平统一大业，具有着深刻的现实社会意义。

【责任编辑：肖时花】

2016-08-30

J120.9

A

1000-5455(2017)01-0182-07

陈端，福建莆田人，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