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璐

摘    要： 翻译过程是译者自身的视域与文本视域融合的过程。理雅各和安乐哲、罗思文对《孝经》中“孝”的不同诠释，就鲜明地体现了译者的视域融合现象。作为传教士的理雅各在诠释儒学词汇时，不可避免地带有基督教神学色彩，从而出现一些误读;而安乐哲和罗思文作为比较哲学学者，自身比较注重中西哲学的差异，避免过多使用西方哲学术语来翻译中国经典，其翻译更贴近原义。

关键词： 视域融合    《孝经》    文化负载词    典籍英译

《孝经》是中国古代一部专门论述孝道的著作，是“十三经”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对《孝经》进行的英译研究还为数不多。本文选取《孝经》英译的两个代表性译本，一个是理雅各的译本，另一个是安乐哲、罗思文合作完成的译本。本文利用伽达默尔诠释学中的视域融合理论探讨两译本对“孝”字的翻译，并比较分析两译本的差异及所存在的不同诠释的原因，以期给未来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带来启发。

一、视域融合的含义

视域融合是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的重要原则之一。“视域就是视力所及的区域，它囊括了从某个特定的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1]。视域并不是静止不变的，相反，“视域就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与我们一起活动的东西。视域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1]。伽达默尔主张，在理解的过程中，我们要将两种视域融合在一起，以达到视域融合。翻译过程中的“视域融合”是指，译者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一个超越原文作者与译者自身视域的新视域。

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理论打破了传统诠释学过分追求客观主义的精神，即过分追求文本所体现出的唯一正确的原意，并认为只有原作者对作品的诠释才是最权威的，其理论为提高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我们重新审视翻译过程中所存在的历史性误读及重译等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文化负载词及译本中的视域融合现象

文化负载词又称文化词汇、文化内涵词、文化特有词、文俗负载词、文化空缺词。胡文仲指出：“文化负载词是特定文化范围内的词，是民族文化在语言词汇中直接和间接的反映。”[2]“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也是《孝经》中的核心词汇，以下笔者就“孝”这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比较分析两译本，并以此说明译者视域同文本视域相互融合的过程。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开宗明义章第一）

理雅各译本：

Now filial piety is the root of （all） virtue，and （the stem） out of which grows （all moral） teaching.

安樂哲、罗斯文译本：

It is family reverence （xiao）， said the Master， that is the root of excellence， and whence education （jiao） itself is born.

“孝”是贯穿《孝经》全文的核心概念，《孝经》开篇就说明了孝的重要地位：“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如何理解“孝”这一文化负载词并在目的语中将这一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词表达出来，使西方读者能够获得同样深刻的感知呢？

我们可在理雅各译本引言中看到理雅各对“孝”的理解，其中他说明了“孝”的发音，指出“孝”在中文中可以做不同词性使用，还引用了《说文解字》中对“孝”字的解释。基于他的理解，他将“孝”译为“filial piety”，这一译法至今还有很多人继续沿用，并理所当然认为二者是对等的。根据《牛津高阶英语词典》，piety的英文解释为：“devotion to God and respect for religious principles; being pious”，意为对上帝及宗教原则的虔敬;虔诚。显然，这种翻译传递一种基督教色彩，似乎中国古代和西方一样也有God这一形象的存在，但这与中国实际传统并不相符，产生这一理解偏差的原因主要是译者视域的限制，即受到其所处时代、所受教育等因素的限制。

首先，从其所处时代看，理雅各翻译时，中国正饱受外国列强侵略，国际地位很低，理雅各不顾当时世界对中国的各种偏见，克服了重重困难，打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门[3]。理雅各是在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翻译工作的。而且，理雅各在翻译儒家经典时还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当时儒经尚无现代标点，只有简单句读;经书真伪难辨，官方传统的诠释又日渐受到考证、校勘等近代学术的挑战。而且西方近代汉学刚刚起步，缺乏必要的工具书，既有译本又不足取法。”[4]正如理雅各在译文前言中所说，他在翻译《孝经》之时，主要参考了在他之前的四种译文，其中两种是以前他自己所翻译的但尚未发表的作品，第三种是裨治文在《中国丛报》所发表上的译文，第四种则是法国学者韩国英的译本。由此可见，当时理雅各翻译时可以使用的资料非常稀少，这也使其翻译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

其次，从译者的身份及其翻译目的来看，理雅各是英国汉学家，是第一个系统研究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传教者，他希望通过翻译儒家经典，发现儒家与基督教一致的内容。他认为，“儒家思想既不像佛教主张无神，又不像婆罗门教信奉多神，因此和基督教并不对立”，可以“利用”而不可“肆意诋毁”[5]。

最后，从理雅各的翻译理念及方法来看，他的翻译“以忠实存真为第一要义，一以贯之的方法是直译加注，传达原文信息丝丝入扣，保存原作形式不遗余力，兼收功能对等、形式对应之功。他曾在《中国经典》第五卷的序言里谈及其翻译理念：‘译者素来追求忠于原作，决不诉诸释意（意译）。释意是懒人之道，学者不为。”[6]。可是，尽管理雅各坚持直译，努力抛开先见，但由于不可克服的视域差异，他的译文中仍然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因为儒家的“孝”与基督教中对上帝的虔诚并非同义。

本世纪初，安乐哲、罗思文重译了《孝经》，他们对“孝”的翻译是“family reverence（xiao）”，与理雅各译法差异很大。安乐哲、罗思文分析了“孝”字的构造及在儒家语境中的含义，并指出传统译法filial piety存在的问题，“就pious的虔敬之意，该翻译并不完全是误读，因为《孝经》当然提倡敬deference。”但他们认为，儒家“敬”的是此世的死生之人，不是那些存在于另一超验世界的宗教形象。也就是说，在译者看来，儒家的“孝”不能用“filial piety”来翻译，因为它带有西方独有的超验世界的宗教色彩，而“孝”一词根本不具有宗教含义，而是强调一种家庭关系，所以他们用“family reverence”来翻译“孝”[7]。安乐哲和罗思文在进行文本翻译前，已经充分进入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语境之中，对“孝”字的文化内涵有了更深的理解，因此相对理雅各来说，他们的翻译更加贴近中文“孝”的原义。但为何理雅各与安乐哲、罗思文等对“孝”字的诠释存在很大的差别呢？为何说他们对“孝”的诠释比理雅各更符合“孝”的原义呢？这就与译者的视域密切相关。

其一，从安乐哲和罗思文所处时代看，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经济文化等影响都与日俱增，世界越来越了解中国，对中国文化也日益了解。一些学者也开始反思西方文明的缺陷，西方汉学研究由原来的西方中心观开始逐渐关注中国。此外，其他学科，例如考古学、出土文献学、比较哲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新成果也对经典的诠释产生了影响。

其二，从译者身份及其翻译目的来看，罗思文、安乐哲都是哲学家，都接受过严格的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训练，他们意识到西方在解读中国经典哲学文献中，会不经意间引入许多西方人的臆断，而不是在中国哲学的框架中来理解与分析。因此，他们并非将中国经典的翻译当作一个翻译任务，而是当作一项重大哲学任务。他们认为翻译儒家典籍旨在融汇中西，使西方人能够真正认识中国哲学，从而起到改造西方世界的作用。在译者序中，他们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此，我们虽聚焦于儒学的劝导，但总体目的却很简单：增强对其他生活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理解和欣赏，以便更好理解和评价我们自己，从而促进一种兼包并蓄的文化对话而非排他性的争论。”[7]以“孝”的翻译“family reverence”为例，他们在翻译中突出了“孝”所包含的“家庭（family）”内涵，这反映出译者重新诠释和翻译《孝经》的目的，即希望唤醒西方社會对家庭观念的重视。他们在开篇就说明：“读《孝经》就是反照我们自己家庭过去的一面镜子，帮助我们反思我们如何为何我们之为我们所是、所成？又如何变得更好？”[7]

最后，从译者的翻译理念和方法看，他们在力求整体地、准确地理解儒家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诠释，他们意识到以前译文中存在的文化偏见，提出新的哲学翻译策略，他们称作“自觉性阐释”（self-consciously interpretive），他们并不仅直接给出词汇的对应翻译，还对术语进行大量哲学阐释。从他们的《孝经》译本可以看出，全书只有短短七页对原文文本翻译，但他们用了几十页篇幅在引言中对文本进行哲学阐释，对核心哲学术语进行解释，力图回归到文本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中。

安乐哲、罗思文对“孝”字的诠释体现出他们作为中西比较哲学研究者，非常重视中国哲学的异质性，他们认为中国典籍英译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理念，避免用体现西方哲学的词语来翻译中国哲学术语，呼吁在译作中体现中国哲学、思维、语言的差异。此外，他们还试图发掘中国古代思想中具有的现实意义，以解决西方社会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这种面向当下和现实的诠释定向也在翻译中体现出来，而理雅各的视域中却并不包含这些。

三、结语

通过对理雅各和安乐哲、罗思文关于《孝经》中“孝”的不同诠释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视域造成译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解读，作为传教士的译者理雅各在诠释儒学词汇不可避免地会染上基督教神学色彩，出现对一些文化特色词的误读。而安乐哲和罗思文作为比较哲学学者，他们在比较哲学的视域下进行诠释和翻译，并力图避免使用过多西方哲学和宗教的概念，以更好地把握儒学思想的重要特征。由此可以看出，经典文本的意义是开放的，没有绝对标准的解读，不同时期的不同读者，都会对文本有不同的解读，由于历史文化语境的制约和译者的前见，译者视域和文本视域的融合过程中会产生一些误读，文本的意义正由于这两种视域的融合而不断延续。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根据时代的要求，对经典文本进行重新诠释和翻译。

参考文献：

[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411.

[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面面观[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64.

[3]陈可培，刘红新.理雅各研究综述[J].上海翻译，2008，（2）.

[4]王辉.理雅各英译儒经的特色与得失[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7）.

[5]Ride，Lindsay.Biographical Notes.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I[M].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0：10.

[6]王辉.理雅各与《中国经典》[J].中国翻译，2003（3）.

[7]安乐哲、罗思文.生民之本《孝经》的哲学诠释及英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11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