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佳

摘    要： 中国传统工匠精神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瑰宝，它以儒家的仁爱思想为核心，注重人伦道德，追求崇高理想，肯定人的价值，重视群体和谐发展，体现了“道德精神”之上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 工匠精神    职业教育    人文价值

工匠是我国传统技术人员的总称，在古代被称为“百工”。工匠精神是手工业者在制造与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道德标准、精神品质与工作态度。我国的物质文明在先秦时期已经非常发达，技术文明的发达程度在《考工记》、《天工开物》、《齐民要术》等古籍中均有详细的记载。但是由于历史及社会制度变迁等因素，中国的制造业技术在随后的几百年中逐步落后于西方国家。因此，对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人文价值的探讨，对于我国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以善为美：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价值理想

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物质文明的发展最初是为了满足人类族群后代的繁衍要求。最早在氏族社会，我国就有以姓氏命名的从事专门职业的人群，如筑氏（建筑）、屠（屠宰）、甄氏（陶器）、钟氏（铸钟）、弈氏（制棋）、韦氏（皮匠）等。这些手工业者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与氏族发展、繁衍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先秦时期，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中国社会由此开始了“崇德尚贤”的圣人文化，祭祀的祖先、圣人无不以品德高尚而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始教化的道德特征的精神走向逐步形成，传统文化的“崇德”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传统工匠精神的价值追求由此而萌生。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是一种“善”与“美”的文化。“善”是“善人”的文化，即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其体现的是一种人本主义的道德观。在封建王朝中，孔子的儒家学说广为盛行，“善”被诠释成为人处世的标准，“止于至善”是儒家所奉行的行为准则。道德品行的高尚是“为善”的基础，也是其精神实质。我国传统工匠艺人的实践活动最根本的是道德实践，最高的艺术作品必须以“至善”为前提，从而形成“以善为美”的崇高的价值追求。

二、正德厚生：中国传统工匠精神所内化的职业要求

先秦典籍《左传·文公七年》记载：“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六府”范畴涵盖人类技术活动的所有方面。而“正德、利用、厚生”三事则阐述了在实践技术活动中的道德要求，是工匠技术师徒制教育方式所沿袭下来的教育方法。“正德”居于三事之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标准的重要性;“利用”指的是技术活动的实用性;“厚生”指的是人类的生产活动要满足利国利民的要求。“正德厚生”是工匠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道德价值标准上内化而成的职业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执著坚定”的职业取向

在我国先秦时期，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其学派主张“仁爱兼利”的思想，墨者多以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员为主，重视实践与技术生产的实用性。墨子提出“志不强者智不达”（《墨子·修身》），指出坚定志向是成功的关键，只有拥有坚定意志的人，其智慧才能得到充分发掘，否则即使有超人的智慧，也难以有所作为。然而，意志品德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长期的实践活动，通过不断的意志锻炼才能逐步加强，从而形成稳定的、坚强的意志品质。墨家注重躬行实践，注重在行为活动中道德品质的锻造，他提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墨子·修身》），强调“身体力行”，指出学习是为了用于指导个人的实践行动，学以致用、以行为为本是墨家所极力主张的。墨家倡导教育者应主动行教育之事，以教人为己任。所谓“行说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说人也？”就是这个意思。除此之外，墨家提倡创新，认为对于传统的技术文明要善以继承，并在其基础上挖掘出更多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新的技术，更好地为社会生产服务。“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子·耕柱》）。墨家的积极思考求变创新的意识是工匠职业精神的显著表现。

2.“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

勤学苦练、精益求精是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职业态度的体现。《诗经·卫风·淇奥》载：“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原意是形容工匠艺人在打磨、雕刻玉石、骨头用来制器时认真细致的工作过程，后用来比喻圣人、君子修德的过程。工匠通过日常工作中的勤学苦练，逐步形成“精益求精”的高尚的职业态度，同时在精神上锻造出属于这个职业所特有的坚强的意志品质。他们严谨的职业伦理规范，在古籍中也有详细的记载。《考工记》是我国目前所见的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其中记载了制造的器物的总体技术要求、标准尺寸等。比如车辆的制造，需要哪些工种的协作，《考工记》从车的规格要求、材料选用、每个零部件的制造工艺，到成品车的检验与使用，皆记述详细。中国古代技术文明始于秦汉时期，当时的手工制造业发展迅猛，为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的传统手工业技术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认可，手工业产品远销世界各国，慕名而来的购买和学习中国传统手工业技术的人群，络绎不绝。唐宋时期，制茶、印染、织造、制酒、桥梁等手工业技术已远超世界平均水平，先后诞生了如《陶记》、《木经》、《营造法式》等说工业技术文献。此外，手工业生产的制度规范也逐步建立起来，开始实行“物勒工名”的管理制度，同时还制定了《均工》、《工律》、《工人程》、《效律》等一系列法律与管理档案。工匠的技术规范非常严格，为保证产品的生产质量，考核要求也十分严苛。因此，工匠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不仅仅造就了举世瞩目的技术辉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其职业行为得以延续的根本。

三、行知一体：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职业伦理规范

中国自国以来就有礼仪之邦之称，在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中，道德修养的标准是行事的准则也是做人的最高标准。中国传统工匠的职业伦理规范是建立在道德价值观之上的，与儒家伦理道德相通。在生产技术发展中，大概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具备比较明确的伦理道德规范，“行知一体”是其典型的特征，即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统一。在社会生产实践中长期居正统地位的儒家技术规范，侧重点在于技术生产价值及产生的社会效应。儒家在技术活动中强调“六府三事”，“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指的是当时社会生活所需的基本技术活动，“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指的是个人的道德修为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既有利于百姓与社稷，又具备道德教化的功能。儒家学说所不齿的“奇技淫巧”，指的是迷惑人心，乱人心智的技术与技术产品，是受到社会所鄙视的手工技艺。这类生产活动在我国各个朝代都有具体指向，对于此类活动的鄙视与抨击，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工匠精神的道德标准，对于不正当的技术行为也起到了有效的遏制作用。中国传统工匠伦理的墨家技术规范，则侧重于技术的社会实用性及产品的社会价值。墨家学派主张“兼利天下”，“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如在《墨子·鲁问》中写道，公输班刻削竹木做了一个喜鹊，做成后让它飞翔，竟三天不落。公输班认为自己最巧。墨子对公输班说：你做喜鹊，不如我做辖木。我一会儿就刻削完三寸的木料，把它安在车上，就能载五十石的重量。因此，对人有利是谓巧，对人不利是谓拙。墨子的主张直接规范了工匠艺人的品行，强调在技术工作中实用性是其设计的根本，一切有利于人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的设计与技术才是值得推崇与大力发展的技术。春秋战国之后，在中国传统技术制造业逐步形成了具体而稳定的职业伦理规范，即要求技术技艺的应用必须做到有利于国家和人自身的发展，从而延伸出工匠艺人勤学苦练、精益求精、吃苦耐劳、堅忍执著等高尚的道德品质与职业情操。后来不论官匠还是民匠大都以师徒制传授技艺，生产技术与道德文化一并被传承下去。《宋史·职官制》记载了严格的官匠训练制度，“庀其工徒（治理工匠师徒），察其程课、作止劳逸及寒暑早晚之节（考察工作程序、时间、劳动强度），视将作匠法（按照对工匠的基本要求），物勒工名（在产品上刻工匠的名字），以法式（法规）察其良窳（好坏）”。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工匠职业伦理基本上是儒家伦理准则在职业活动中的具体化。它在强化工匠职业道德、品德情操、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德行高尚的技术大师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厚德载物”、“兼利天下”传统观念下产生的职业伦理规范，强调以民为本、以人的发展及社会的发展为根本目的，最终，中国传统职业伦理中“行知一体”的要求被人们世代沿用，深入人心。

中国传统工匠精神是一种“道德之上的人文精神”，通过道德教化及日常的实践活动，培养和提升人的道德修养，最终达到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工匠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它就像血液一样，渗入中国职业教育的脉络中，影响中国近百年来的职业技术行业的发展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国职业教育传承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工匠精神在“道德精神”的指引下，创造了伟大的古代技术文明，必将指引中国制造走向更辉煌璀璨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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