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链钰

论《五经正义》的经学史与诗学史意义

潘链钰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沙410006）

《五经正义》出现于唐代经学与诗学不断发展的时期，对经学和诗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于经学史而言，《五经正义》表明了帝王的治国态度，统一了经学文本，促进了礼仪文化的建设，大开儒学风雅门庭。于诗学史而言，《五经正义》中的“抒愤说”及兴象理论影响了后来的“不平则鸣”和唐代诗歌兴象玲珑的美学底蕴之生成。同时，《五经正义》既兼采诗人之个性与价值，又在经义内涵中增强了唐代诗歌中的时空意识、人生担当以及永恒与流逝之间难以消解的紧张感。

《五经正义》；经学史；诗学史；礼仪文化；时空意识

一、生之于艰：《五经正义》的编撰缘起

孔颖达《五经正义》之编撰缘起，在《旧唐书·儒学传》有明确记载：

太宗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行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习焉。［1］494

凡研究孔颖达及《五经正义》之学者必引此段。然而绝大多数学者引用此段只是以此说明太宗重视儒学文教，却绝少有人通过文本细读仔细体察《五经正义》的重要意义。

首先，这段文字当然是节选《儒学传》，需要注意的是，此一小段稽首句均用了一个“又”字。此处一言“又以经籍去圣久远”，二言“又以儒学多门”，两个“又”字常常被学者忽略，实际上两个“又”字不仅反映出太宗崇重儒学文教并非一时之举，乃是经多方研究审定，继而极力制定推广的。

其次，此段明确表明《五经正义》之编撰勘定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太宗先让颜师古考定五经，在颁行天下后，才进一步命孔颖达进行义疏，可见唐初经学重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几经辛苦。根据现有的史书记载，《五经正义》之编撰过程，前前后后历经27年之久。《五经正义》于太宗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编撰成功，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当中还经马嘉运、长孙无忌、于志宁等校对增补，可见其中艰辛。

再次，《五经正义》编撰经由颜师古考定“五经”，继而再由孔颖达撰定五经义疏，皆有其缘由。“考定五经”，其缘由是“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撰定五经义疏”，其缘由是“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这两个表述简明扼要，却如“春秋笔法”一般，含义颇丰。“五经”自汉便定为一尊，但汉代便有古今文经学之争，经籍文字讹谬就已显端倪，更何况由汉至唐，中间历经魏晋南北朝几百年之动荡，经籍距离周孔之世自然更加久远，那么相对的其文字之讹谬更为严重。因而，《旧唐书》用“考定五经”，考者，训核也，其一“考”字显示出《旧唐书》表述之准确。紧接着“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其缘由则是“儒学多门，章句繁杂”。如果说去圣久远、文多讹谬，其论述重心乃在汉魏之前，那么“儒学门多，章句繁杂”之论述重心则主要在魏晋南北朝，也就是离唐代最为接近的一段时间。魏晋南北朝之经学特点正是经家博杂，训诂不一，释注类繁，因而唐初诏选博士论经，才会各各自疑，不能一统。由此，《旧唐书》用“撰定”二字，表示“五经”考定完毕尔后，义疏才采汉魏百家而取其合宜之论，撰而定之。我们发现，不论是“五经”之考辨还是其义疏之修撰，《旧唐书》皆用了一个“定”字：“考定”、“撰定”。由此说明，定，乃是唐宋人皆认可的唐初经学一统之表现。

最后，太宗统定“五经”，分别由颜师古和孔颖达率领儒者相继完成，《旧唐书》之记载详细，还将二人之官职带出，前贤对此多有忽略，而此处官职之标出却意义重大。颜师古，是“前中书侍郎”，说明颜师古是隋朝遗臣，而“中书侍郎”则是掌管全国政务之核心人员，是专承君主意旨，发布诏令的官职。可见颜师古学问在隋代便得到极大认可，更何况他乃名儒颜之推之孙。太宗以此等名儒修定“五经”，证明他认可北朝经学传统，认为颜师古学问渊厚，自然能够胜任。因而，“五经”考定完毕，乃命“学者习焉”。这个“学者”亦被前任忽视。既然是由前中书侍郎，也就是皇帝最高秘书考定的“五经”，当然秉承的乃是君主意志，因而首先命儒者广为学习，其意其实就是统一国家意识形态，并以此为宗。此为其一。其二，孔颖达，是“国子祭酒”，也就是国子监。国子监乃是中国古代国立最高学府和官府名，专门传授儒家思想和掌教诸生。因此孔颖达等撰定完毕后，太宗乃命“天下习焉”。这个“天下”实际上正是天下儒生，为进士科考的学生人员，因而换句话说，就是孔颖达把按照太宗意思编著的考试教材修编好了，让天下读书人学习考试。前文已经提到，三教并存的大唐之所以没有出现魏晋动乱，根本乃在儒家掌握着官吏选拔与意识形态建设。此处太宗命孔颖达等编修科考教材，正是儒家控制官吏选拔权力之体现。《旧唐书》以精确表达，将颜师古与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之过程以几行文字说论清晰，应当重视。

二、思兼儒道：《五经正义》的文化观念

《五经正义》有其自身之思想观念。首先是崇圣观念。崇圣观念自先秦便有，《五经正义》作为对儒家经典之义疏，自然有对儒家圣人尊崇之义。然而，因受唐代三教融通之大环境影响，《五经正义》所尊崇之圣非止儒家，还有道家。《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2］12韩康伯在此注曰：“万物由之以化，故曰鼓万物也。圣人虽体道以为用，未能全。无以为体。故顺通天下则有经营之迹也。”［2］12《五经正义》疏之曰：“‘圣人体道以为用’者，言圣人不能无忧之事也。道则无心无迹，圣人则无心有迹。圣人能体付于道，其迹以有为用。云‘未能全无以为体’者”，道则心迹具无，是其全无以为体。圣人则无心有迹，是迹有而心无，是不能全无以为体。”［2］13

《五经正义》之疏中，道家观念颇为明显。《五经正义》之所以崇道，一则顺应李唐皇室重道之思想，二则因为正义所用经家乃承魏晋南北朝重玄风、崇《老》《庄》之风气而来，故而《五经正义》中能够明显感受道家身影。除了明显地提到圣人，《五经正义》还梳理不利圣人形象之处，以便其形象清正。这亦是《五经正义》崇圣观念之表现。《尚书·大禹谟》有“苗民逆命”之载，谓舜未先文诰而以兵威惮之，故而苗民逆之不从。而《五经正义》为了维护圣人形象，详释之曰：“大舜足达用兵之道”［2］13，还说此举乃“大舜之远谋”［2］14。此等顺托之词圆滑之辨，虽是为装营圣人形象而生，也正是崇圣观念之表现。

其次是摒除天及鬼神观念。《五经正义》认为天及鬼神之道难测，唯有圣人能和以度之。这种观念自然是承接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及“未知生，焉知死”之观念而来。《五经正义》在很多地方很明显表露出对天及鬼神不可知的观念，“神到无形者也”［2］9，“神道冥昧”［2］25，这些都标明汉代天人合一观念在唐代已然不相适用，也表明唐人训诂不作清玄之论，因而显得较为务实。

最后是容道斥佛的态度。三教共荣之态势必然引发儒者对释道二家之评价问题。《五经正义》也无法回避。对于佛教教义，《五经正义》是明显地排斥。《周易正义·序》中便有明确表示：“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原夫易理难穷，虽复玄之又玄，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今即奉敕删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辅嗣为本。”［2］1这里明显地排斥佛教义理之态度，标明《五经正义》正是要维护儒家之道。至于道家，《正义》则包容得多，《正义》里面引用老庄之义说的地方甚多，这跟引用之旧疏乃道家之说有关，还跟当时的学术风尚有十分密切之联系。“可以说，初盛唐时期儒道合流乃是其学术风气，这跟隋末唐初陆德明能将《老》《庄》列入经典之中之原因是一样的。”［3］

三、定而后范：《五经正义》的经学史意义

《五经正义》先名《五经义赞》。“赞”则大抵是孔颖达等对先人经义之礼敬。太宗阅后，诏而改之为“正义”。“正义”经唐弘扬，又发展成一种文体样式，它是在义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注释体例。正义跟义疏之不同在于，义疏能够对旧注做出质疑，而且注解者能够发挥本人对经义之理解。但唐人之正义，则主要在经义旧注之间做出甄别遴选，且必须依照旧注解释而不可违逆，因而他基本上遵守“注宜从经、疏不破注”的传统做法，是一种带有明显集注性质的体例样式。

《五经正义》对前人五经注本之选择颇有讲究。“《周易正义》采用的乃是王弼注和韩康伯注，对子夏传、京房章句、郑玄和王肃的注以及南朝张讥《周易讲疏》、北朝卢景裕《周易注》等南北各家，也间有称引或评论。《尚书正义》采用梅赜所献孔安国传，参考刘焯、刘炫、巢琦、顾彪等南北诸家义疏。《毛诗正义》采郑玄的笺注，参照刘焯、刘炫的述议而作疏文。《礼记正义》也用郑玄注，采皇侃、熊安生两家作义疏。《春秋左传正义》采取杜预《集解》为注文，疏文则取刘炫。”［4］1553很明显，《五经》正义之注疏选取的是近世诸儒之作，以南北朝儒者经注为多，但也承接汉代经学研究而来，虽然博取诸家却能融入一炉，显示出唐人精于鉴择之力，也同时表明唐初经学建设的确能够一统南北，其经学之“定”，其功甚伟，无怪今人赞曰：“《五经正义》注文虽然以南学为主，北学次之，而义疏却是南北之学兼收并蓄，取长避短。其注文保存了汉儒的基本成就，其疏文兼宗南北学问，确实是对此前经学成就的总结性成果。经学史上常称汉注唐疏，肯定了其训诂学上的巨大学术价值。”［5］

《五经正义》颁行不久便遭到学者的抨击。甚至参加修撰的人也表示出不满：“颖达所撰《正义》颇多繁杂，每掎摭之，诸儒亦称为允当。”［1］1758《唐会要》中《论经义》一篇记录了当时之人对《五经正义》表示的怀疑：

四门博士王玄感，表上《尚书纠谬》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礼记绳衍》三十卷。弘文馆学士祝钦明，崇文馆学士李宪、赵元亨，成均博士郭山辉，皆专守先儒章句，深讥玄感掎摭旧义。玄感随方应答，竟之不屈。唯凤阁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右司张思敬，雅好异闻，每为玄感申理其义。由是擢拜太子司议郎。［6］

王氏如此直接明了对《五经正义》进行批驳，还意图自创新意，标明《五经正义》之一尊地位有了动摇。而此段中的魏知古、徐坚、刘知几、张思敬等人为王玄感申理，《唐会要》称他们是“雅好异闻”。如果《唐会要》不是站在《五经正义》之官方正统思想的立场上对之进行讽刺的话，那么这个“雅好异闻”就已经显示出唐代经学在经过一统之后，新的经学思想已经显出端倪。上述四人中之刘知几，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他善于贯穿古今、洞悉利病，于经学、史学皆有独特见解，甚至对上述《论语》《春秋》等经学典籍做了大胆的批驳。他之思想行为在封建社会中十分罕见。而他之所以能在大唐兼领史职三十年，一则表明唐代社会风气之开放，思想的相对自由，二则表明对汉魏以来经学注疏与研究之方法已经走向转型点了。这在后来的中唐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只是迟至宋代经学才真正完成了转型的任务。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唐初对经学所作之一统是顺应时代发展之举。站在唐初之社会经济文化角度而言，当时历经离乱持久之人，根本无心钻研新的儒家思想体系。而对前人尤其是汉魏经学进行系统的整理，在为国家意识形态上作出统一，这些才是首要任务。因而即使上面谈及《五经正义》出现后很快受到当时人之抨击，但可以说，《五经正义》在经学史上是一个极具价值与意义之典籍。它是将汉末魏晋南北朝动荡几百年之经学思想归因于一、习作一统的杰作。范文澜先生曾经高度赞扬《五经正义》之时代意义：“唐太宗令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颜师古定五经定本，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同样重大的意义。”［7］因而即使《五经正义》在经义注疏上有诸多不足之处，在诸家注疏上会显示出矛盾与繁杂之处，这都不妨碍它在经学史上之重要价值、在唐初经学一统上之重大意义。

首先，《五经正义》表露帝王态度，标明李唐乃以儒家为治国之道，这对统一思想、稳固政权有着极大效用。唐初李渊称帝，其后不久皇室内斗而有玄武门之变，太宗借此即位。太宗之高明处在于即位前大量收拢儒生文士，一则给自己即位出谋划策，二则在即位后则可以命令他们弘扬儒家教旨，提倡君臣之礼。这样太宗杀兄夺政之历史则变成顺继皇天以施仁政之历史。关于这些论述，史家之言比比皆是，此不赘言。儒家提倡的纲常伦理以及君臣之道，对于太宗政权的巩固以及思想的控制无疑有极大作用。海内不再有南北之分，文化不再有贞刚与绮柔之别。经学不分经家，注疏不论繁杂。这样一种局面让整个唐朝意识形态得到极大统一，比之大汉过之而无不及。文化之力是太宗早在秦王时期便已有明确意识的。尤其是在以《五经正义》做科考教材后，天下士人不无尊重备至，以致太宗笑言天下英才尽入他斛。因此可以说，借《五经正义》表示尊崇儒道，也是经营天下之一种表现，是对自己政权巩固的良好途径。

其次，《五经正义》虽然在整体系统上表现出诸多矛盾与繁杂之处，但是相对汉末六朝经家驳杂之情况而言，《五经正义》至少统一了经学文本。《五经正义》在唐初成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不仅是唐人对前贤“五经”注本一种优胜劣汰的选择，还给后世经学文本确立了典范。可以说，孔颖达与颜师古精心挑选的“五经”版本，基本上是在汉代以及魏晋南北朝受到经家尊重的版本，是得到很多经家认可的本子。这就相当于孔子删定“六经”一样，淘汰掉不合时宜且讹谬疏漏的本子，留下精良的“五经”版本，这无疑是对经学文化的一种精修。宋代在朱熹注经之前，基本上还是沿用孔颖达颜师古编撰的《五经正义》中选取的经学文本。明代八股文兴盛，经学文本没有受到太大重视，但大致也沿用《五经正义》所选取的本子。清代学者对古代典籍进行大规模整理，阮元的“十三经”，其中的“五经”几乎就是按照《五经正义》选取的本子。可见《五经正义》选择的经家注本经得起历史一千多年的考验。

再次，《五经正义》统定五经，经由太宗认可而代表国家意识形态，这对经学之外的礼仪文化制度建设有着极大影响。太宗朝重视礼的建设，贞观初年太宗便命弘文馆学士修撰《贞观礼》。贞观七年，《贞观礼》成，四年后又添《贞观新礼》。太宗喜不自胜，给予《贞观新礼》极高评价道：“广命贤才，旁求遗逸，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古典之废于今者，咸择善而修复，新声之乱于雅者，并随违而矫正。”［8］很明显，太宗此语表明《贞观礼》之修订乃是选择前人礼之善者而修复，还要矫正前朝违背雅正之声的礼仪。太宗倚重儒家礼乐文化教旨之姿态显而易见。而倚重儒家教旨之首要前提乃是须先探采“六经”奥旨。这就对儒家经典有一个统定规范的问题，这也正是《五经正义》应运而生的目的之一。不仅礼乐，甚至律法也基本在《五经正义》囊括的儒家思想之内展开修订。太宗“律正人和”、“宽简立法”、“仁德为本”之律令其实基本上都是儒家思想之延伸。这和统定经学思想的《五经正义》有着极为紧密之联系。这些在史书、礼制上多有记载，不再赘言。

最后，《五经正义》乃是经“定”之极大表现。经学思想统一，标明儒家经学风雅门庭大开。此之经“定”不仅没有束缚诗家吟咏之思，反而让诗人重新拾起风雅正颂之诗学传统。因而重讽喻兴寄之诗风一扫六朝浮糜奢华之气，为初唐建立刚健硬朗、清丽雅正之诗风提供了强大的意识背景和良好的世风土壤。由于《五经正义》并非如汉代儒家独尊因而钳制了士人思想之自由，也未如宋人精于思理议论而影响诗歌审美，只是对经学文本做了统一。《五经正义》对儒家刚健有为、通经致用、风骚淳雅之尚有着恢复和尊崇，并未对士人心灵作出过分压制，因而唐代士人即使饱读经书，也没有呆滞、古板的学术气氛。诗人心灵也无道统之压制而显得轻快自由、活泼昂扬。这正是唐代经学与诗学交汇而不冲突、共融而不牵制之特色所在。尔后盛唐诗歌高潮的来临，跟《五经正义》带来的这一经学特色有着极大关系。

《五经正义》毫无疑问能够成为唐代经学思想统一的标识。然而，它也是汉代经学系统终结的标志。“以‘疏不驳注’为特色的《五经正义》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因此，它虽然实现了对经学的统一，但同时也就标志着汉代经学系统的终结。”［9］无论如何，《五经正义》对于经学史乃至文学文论史发展有着极大意义。同样的，《五经正义》在统一的另一面便是“经学思想上学术专制的开始”以及“知识分子在学术思想上的平庸”［10］，对这一点也必须有着清醒的认识。

四、“经”正“文”成：《五经正义》的诗学史意义

如果把孔颖达等人编撰的《五经正义》中的经典教化之义视为“经”，把初唐乃至盛中唐诗学的发生发展概称为“文”，那么可以说，《五经正义》的编撰及其内涵，对后来唐代诗学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经”正“文”成，乃是《五经正义》诗学意义的简明概括。

孔颖达《五经正义》不止是在经学史存留巨大意义，其对唐代诗学史之意义同样存在。首先，孔颖达在《五经正义》中提出了“抒愤说”。很显然，“抒愤说”承接汉代司马迁之“发愤说”而来，对后来韩愈提出的“不平则鸣”影响极大。但绝大多数文学史只看到了司马迁之“发愤说”对韩愈“不平则鸣”理论之影响，却根本忽略了孔颖达之“抒愤说”对韩愈之“不平则鸣”的重要影响。针对这个学术漏洞，澳门学者邓国光先生为之做了填补：“对‘发愤说’进行理论的构建、实践批评并存举为诗心根本，孔颖达实为诗论史上的第一人。‘发愤说’绝不是对立于儒家诗说，实际上是儒家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屈原和司马迁曾以‘发愤’一词自托，但称不上理论的建树。论者如果认为韩愈‘不平则鸣’应上溯于屈原和司马迁，则这样明白存举‘抒愤’的孔颖达，更不容抹杀。孔颖达绾合了情、志、气三者的关系而建立了抒愤说的理据和系统，单凭这项贡献，已足以在文论史上占重要的地位。”［11］孔颖达“抒愤”和“救世”乃是其主要的诗学理论，对于唐代诗心论以及具有“功利”性质的文学观念极有影响。

其次，孔颖达之诗论不再像汉代之政教诗学观一味强调诗歌之政务性，而是开始兼采诗人之个性与价值。这一点被学者乔东义指出：“孔颖达对儒家诗学的阐释和发挥，既有对建构社会政治和伦理的一般性要求，又有对个体情性和审美价值的肯定。这就从本体性角度将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与审美抒情特性统一了起来，较之汉儒的政教诗学观，有了更为丰富而辩证的美学内涵。与这种诗学和美学思想相共鸣，唐代诗人如陈子昂、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等，或用直抒胸臆或用比兴象征等艺术手段，创作了大量‘经邦济世’与‘发愤抒情’相结合的诗歌作品，以其鲜明强烈的主体性色彩共同演奏了盛唐气象下的最强音。”［12］乔先生此论尤确。

再次，孔颖达的兴象理论直接促进了唐代诗歌兴象玲珑的美学底蕴之生成。孔颖达的兴象乃是“兴”主观之“审美意象”，而且“这种审美意象偏重于指主体比较隐蔽的客观形象。然而它又可以极大地感发人的性灵，产生浓厚的审美兴趣，启发人们的丰富想象。‘兴象’也可以说是‘可以兴’的审美形象。这种审美形象所具有的‘兴’的特点，不是传统儒家所说的‘美刺比兴’的兴。”［13］这种“兴”乃是一种审美形象的感发，是主观的个人的、带有情感色彩。黄贞权先生在研究《毛诗正义》之诗学观时特别指出：“孔颖达提出的‘兴象’的审美范畴，道出了诗歌创作的规律和原理，通过主观化了的物象来表现人事、情和理，用诗歌语言来表现主观情感的张力，恰恰说明了创作主体正是通过审美意象来表达主观的情感。……因此唐代诗歌出现的形象玲珑、意境鲜明的整体美学风貌，与孔氏提出的‘兴象’理论不无关系。”［14］

最后，《五经正义》中的《周易正义》，“对于天道人事结合的强调与史学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命运的关注，增强了唐代诗歌中的时空意识、人生担当以及永恒与流逝之间难以消解的紧张感。”［15］175唐代史学强调人事之重于天道的观念在《周易正义》中得到极大体现，而孔颖达借此观念又将其发挥到诗歌层面，进而强调诗人面对历史与自然流变之时抒发自我的震惊、希望与迷茫。“唐初的诗歌正是在这一点上重新接轨汉魏之风，因此，唐初的诗坛革新是诗人与汉魏诗人一样重新将自己置身于大与小、恒与变、古与今的直接照面之中，自诗人心灵所发出的自然而然的主题回归。在这一回归过程中，《周易正义》的出现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5］175

葛晓音先生也关注到这个问题：“初唐易学与史学的沟通及其政治化、简易化的倾向，促使初唐文人对‘天人之际’的思考，很少着眼于探索天象自身的奥秘，而是处处落实于历史和人生的变化规律上。‘四杰’诗里往往充盈着盈虚有数、盛年不再的感触，也与这种思维惯性有关。”［16］现在看来，这种“唐式”思考并非一种独立的存在，而是一种普遍性的开悟与焦虑。这种焦虑伴随唐代由兴而盛、又盛而衰之始终。这从后来的历史境遇中也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不得不说，文人、文学与文思都带有一种敏感的前瞻性，尤其是在唐代这种能融哲学文学宗教于一体的特殊时代。

钱钟书先生一早就发现了孔颖达诗学理论之独到，他认为孔氏融儒家刚健之用与“诗”之文学之艺于一体，对《关雎》做出了独具匠心的阐发，乃至“仅据正义此节，中国美学史即当留片席地与孔颖达。不能纤芥费遗，岂得为邱山是弃之借口哉！”［17］因此，学界应该投以孔颖达诗学及其价值更多的关注目光，以更为深刻的眼光研究他的思想理论价值。

［1］刘昫．旧唐书·儒学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七［M］．韩康伯，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3］杨向奎．唐宋时代的经学思想——经典释文、十三经正义等书所表现的思想体系［J］．文史哲，1958，（5）：7－16．

［4］姜光辉．中国经学史：第2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553．

［5］张国刚．略论唐代学术史的时代特征［J］．史学月刊，2003，（6）：80－87．

［6］王溥．唐会要：卷七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55：1401．

［7］范文澜．中国通史：第4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43．

［8］王钦若．册府元龟［M］．台北：中华书局，1996：6772．

［9］吴雁南．中国经学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247．

［10］杨乃乔．唐代经学阐释学与两种文学观念的悖立——兼论《五经正义》的阐释学方法与原则［J］．学术月刊，2009，（4）：86－95．

［11］邓国光．唐代诗学抉原：孔颖达诗学［J］．唐代文学研究，1998，（1）：851．

［12］乔东义．论孔颖达对儒家诗学的演绎［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538－546．

［13］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318．

［14］黄贞权．《毛诗正义》与唐代诗学［J］．船山学刊，2010，（2）：144－147．

［15］刘顺．《周易正义》对唐诗的影响［J］．江淮论坛2007，（5）．

［16］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68．

［17］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62．

The Study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and Poetic Studies of Wujingzhengyi

PAN Lian⁃y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nguage，Hunan Normal Universit，Changsha 410006，China）

Wujingzhengyi is growing with classics and poetics in tang dynasty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poetics．In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 classics，Wujingzhengyi shows the imperial rule of attitude，unified the scriptural texts，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tiquette culture，open a Confucianism elegant guard．In the poetic history，Wujingzhengyi in the“to express anger said”and xing as theory influenced the later＂uneven sound＂and hing like exquisite aesthetic background of the generation of the tang poetry．And at the same time，the traditional justice is poet＇s personality and value，and in the conno⁃tation of righteousness as strength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space and time in the tang dynasty poetry，life and difficult to resolve the tension between eternity and time．

Wujingzhengyi；the history of classic learing；poetics history；etiquette culture；time and space consciousness

I206

A

1009－1971（2017）04－0075－06

［责任编辑：郑红翠］

2017－05－11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唐代经学对诗学发展影响研究”（XSP17YBZC119）

潘链钰（1988—），男，湖北鄂州人，讲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