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令琳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中“人”的所指的变化

侯令琳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有了崭新的历史与逻辑基点，历史的基点是“人的发现”，逻辑的基点是“人的意识”，这是它的最根本的特征[1]。我们可以看出“人”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中国现代文学三个十年中，“人”的所指各有不同，文章从理论和作家作品等方面来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中“人”的变化。

中国现代文学；文学思潮；“人”

中国传统文学中强调的是“文以载道”，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载道”，文学的主要功能是封建统治者推行教化的工具，内容主要是歌颂圣德、推行统治者政策、传达统治者思想等，其意图是通过文学的手段使百姓甘愿诚服于封建统治者。而中国文学进入现代化阶段的最根本的区别特征就是对“人”的关注，强调对“人”的发现，认为文学应该是“写人”的，而颠覆了传统文学的“载道”思想。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三十年中，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文学中“人”的所指也不断地变化，本文将针对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人”的定义的发展做简要的分析。

一、 五四文学时期：“个人”

五四时期是人的觉醒的时代，“启蒙文学思潮”“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五四文学时期的三大思想潮流，而“人的文学”既是五四文学的核心观念，也是其文学思潮的共通点。1918年12月，周作人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的文学》，提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2]。

这个时期的“人”代表的是“个人”。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首先对“人”下了定义：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五四时期所提倡的“人”是一种从普遍意义上来说的具有灵肉二重性的生物体，对人的定义主要是从区别于动物来说，人来源于动物，但是其与动物的区别则是人有灵魂，人是由灵魂与肉体共同构成的。所以周作人批判了中国古代不将女子和小儿看作人的非人行为，认为中国现代文学起步的出发点就应该是“从新要发见‘人’”“提倡一点人道主义”。但是周作人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是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2]，慈善主义强调的是一种大爱、博爱，对全人类无私利他的爱，而在周作人看来，这种爱应该来源于人类中每一个个体，是从爱个体开始，也就是说“从个人做起”。所以周作人所提倡的“人”是指灵肉一致的“个人”。郁达夫也表示：“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3]。

“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作为五四文学思潮的主流，其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人的解放与自由。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封建专制、封建礼教等对人的束缚使得人失去了其作为人该有的个性与追求自我的意识，造成了国民性中普遍存在的缺陷与弱点，启蒙作家们为“叫醒”这些“沉睡的人”创作了大量的批判封建礼教和反思国民性的启蒙小说，以期将国民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多着眼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以文学的形式表现、提炼现实生活，从而改造现实生活，在五四时期，存在“救亡”与“启蒙”双重任务，而要“救亡”必须得先“启蒙”，这就是最大的现实问题，所以五四“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同样将“暴露、批判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传统对中国人的个性、人性的束缚和伤害”作为其创作的重大主题，出现了问题小说与乡土小说等小说类型，冰心对于家庭中父与子的冲突、青年自由婚恋的关注；乡土作家对于农村农民生活、风俗等落后性的讽刺都是以一种反向的方式来提倡个性解放；而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则是“正面张扬人的个性”。以主观性和个人性为本质特征的浪漫主义文学在五四这样一个强调“人”的时代，更是将“个人”的主观情感的表达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以创造社、新月派等为代表。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中，对“人”的强调更多的是对“个人”“自我”的发现。就如郭沫若的《女神》中塑造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个突破规范的时代新人，它有着强烈的自我肯定、自我否定、自我剖析、自我崇拜的精神；鲁迅的《阿Q正传》中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麻木、自轻自贱、自欺欺人的人物形象，他活在幻觉的胜利中，以一种精神胜利法应对失败的命运。一个是个性张扬的理想新人，一个是奴性十足的国民缩影，其旨归都是人的个性解放与自由。

笔者认为，五四文学思潮对于“个人”的发现具体可以从作家与作品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对于作家而言，“人”强调的是作家对于自己的发现，写个人的生活、个人的情绪，表现个人的特性，鼓励个性发展，由此创作出众多带有个性色彩的作品。在这一时期，很多的作品中都带有强烈的作家个人的色彩。一是直接表现个人的生活经历，如郁达夫带有强烈的“自叙传”色彩的抒情小说《沉沦》等，直接取材于郁达夫本人留学日本时的亲身经历，并且向自我的心灵深处挖掘；鲁迅的启蒙小说《故乡》等也都来自于自己童年的生活或者是以第一人称“我”来讲述故事。二是表达自己的追求与理想，如郭沫若的新诗《女神》中所塑造的时代巨人形象就是郭沫若也是诗人自我灵魂、个性的真实袒露，反映了郭沫若具有创造力、反抗与破坏的精神。三是形成作家的独特风格，现代作家都大胆创新，极力地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个性风格，如鲁迅杂文的冷峻犀利、郭沫若诗歌的雄奇豪放、周作人散文的冲淡自然等等。四是出现了杂文、散文、诗歌的创作热潮，杂文、散文都是作家自我感悟的直接表达，完全是作家个人的所思所想。五四文学时期，作家都力图表现自我的个性，突破主题、题材、体裁、艺术规范等的束缚与限制，书写自我，表现自我，创造新的我，所以他们的作品都是对自我的表达，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可以说是最具有个性色彩，最能表达作家个人情感的文学。

其次，针对于作品而言，周作人在其《平民文学》中提出，新文学要以通俗的白话语言和大多数人所喜闻乐见的体裁，忠实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离合”，不必专叙“英雄豪杰的事业或才子佳人的幸福”。“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离合”强调的是作为独立个体的普通人，或描写普通男女的理想生活，或以“悲哀或愤怒”的感情和认真、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表现“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在古代，文学作为“文以载道”的工具，承担着维护统治的职能，作品的取材、行文、主题都有严格的规范和程式化的模板，这样的文学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所以很多的文学作品都是同样的“套路”。而五四文学强调对“人”的发现，也就强调了对“人”的生活的发现，“写人”也就是“写人的生活”，人的生活是复杂多变的，掺杂着酸甜苦辣，并不是千篇一律、按照一定模式发展的。所以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题材由此无限扩大，启蒙小说、问题小说、乡土小说等兴起，涉及青年、婚恋、教育、家庭、国民性、城市小市民、知识分子、农村农民、封建专制等方方面面，出现启蒙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热潮。

二、 第二个十年：“阶级”

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及30年代的中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阶级意识在文学中产生重要影响。虽然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等依然是此时期主要文学潮流，但是他们与五四时期相比，发生了重大转变。那就是“革命”对于文学的渗入甚至是主导，由此造成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形成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思潮、以无党派、独立社团或自由作家为代表的独立文学思潮、以国民党及其御用文人为代表的右翼文学思潮等三大主要文学思潮。所以这个时期的文学思潮的划分是以“阶级”为标准的。而在这三大文学思潮中，无产阶级文学思潮也被称为左翼文学思潮，是主流。

无产阶级文学思潮强调文学的阶级性，要求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强调要抓紧建设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左翼作家普遍认为阶级利益高于一切，只有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文艺，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艺术”，忻启介在《无产阶级艺术论》中指出，表现无产阶级底阶级主张，鼓舞无产阶级的人底战斗意识，而为意识争斗的武器才是无产阶级的艺术[4]。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解放民众直至解放全人类，而无产阶级文学就是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任务服务，所以无产阶级文学的目的依然是关注“人”、解放“人”。但是无产阶级文学中“人”不是指区别于动物的生物个体，而是有了不同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等。左联提出：“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更反对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因此，左翼作家的作品都带有强烈的阶级性。

首先，无产阶级作为作品的主要和正面人物登上文学的舞台。一是极力表现无产阶级人物形象的优点，表现他们艰苦卓绝的斗争，例如：蒋光慈的《短裤党》较早对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武装斗争进行正面描写，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描写了东北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日寇、伪满军的反抗斗争。二是关注贫苦人民的生活，描写被摧残的劳苦大众的灾难生活，但是这种灾难生活的发生不是源于无产阶级人物形象本身的弱点，而是外在的环境与压迫导致他们的苦难，这是与五四文学期间以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的文学是不一样的，老舍《骆驼祥子》中的祥子本是一个健壮、诚实、善良、有责任感的农民，但是被地主阶级压榨而破产，为了生计来到城市，希望用自己的劳动换来一份安稳的生活，但是他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被打破，最终堕落，祥子的悲剧更多的是来源于这个黑暗的社会。而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则是被批判或者反思的对象，他们的命运总是失败的，他们的身上显现出很多的弱点与缺点，作家揭露了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罪恶及失败的命运，如茅盾的《子夜》虽然主要描写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吴孙莆“实业救国”的光辉理想，但是这个人物似强实弱、外强中干，终究免不了失败的命运，而对买办资产阶级赵伯韬，则极力描绘他的贪婪、阴险狡诈、卑鄙无耻的本性，还有巴金《家》中对高家封建大家长的专制、腐朽、残酷与罪恶的批判。

其次，在他们的作品中，各阶级之间存在强烈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对抗，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反资产阶级的态度，《子夜》中工人阶级大罢工、农民暴动，《雷雨》中工人阶级的代表鲁大海与资产阶级父亲周朴园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学思潮将五四以来对人的关注与思考推向一个崭新的领域：人具有阶级性，文学具有阶级性。

三、 第三个十年：“民族”

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现代中国文学进入第三个十年。这个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家到了民族救亡的危机关头，全国上下都在为民族救亡而战斗，团结一致对抗外敌，阶级对立趋于缓和，作家队伍也集合起来，放弃阶级与派别之见，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形成文学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为了宣传抗日、激发人民的抗战激情、动员群众、鼓舞群众，作家纷纷深入民众，深入现实斗争，创造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通俗易懂、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形成民族化与大众化的文学思潮。战火激发了这些作家为民族而创作的激情，他们纷纷将个人主义的追求和阶级立场的对立放在一边，以整个中华民族为主体，以为民族解放服务、弘扬民族意识为中心，以歌颂民族英雄、激发民族精神、揭露侵略者的罪行、痛斥汉奸民族败类等为主题，以大众化的形式进行文学创作。所以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目的既不是个人主义的张扬，也不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矛盾的展现，而是描写整个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生活与斗争，团结整个中华民族一致对外，体现的是一种代表着民族的群体意志。国统区、解放区、孤岛区的有志作家不约而同地为民族解放而奔走呼号。如老舍的《四世同堂》以小羊圈胡同为中心，描写在北平沦陷后社会各阶层在民族危难关头的荣辱浮沉，表现了全民族共同抗敌的决心，歌颂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还揭露了敌人的残暴统治和汉奸的卖国罪恶。

人的发现是中国新文学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崭新的基点，而不同时期文学思潮中“人”的所指不尽相同，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五四文学时期对“个人”的张扬，第二个十年对“阶级”的强调，第三个十年对“民族”的关注，正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变化。但“人”的所指在每一个时期并不是唯一的，只能看作最主要的。

[1]刘中树，许祖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周作人.人的文学[J].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

[3]郁达夫.导言[C]//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4]忻启介.无产阶级艺术论[J].流沙，1928(4).

I207

A

2095-0292(2017)05-0113-03

2017-08-11

侯令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薄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