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沂

摘    要： 《古诗十九首》蕴含强烈的诗性精神，表现为生命意识的觉醒和对生命价值的关怀。这类主题在诗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汉末以前一直沉寂的诗性精神也在这里悄然复苏，对后世诗赋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古诗十九首》    诗性精神    后世文学

《古诗十九首》在古诗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高峰，对它的研究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近年有关研究集中在创作年代、诗歌题旨、审美价值等三方面，而对其诗性精神及后世影响关注较少，文章的讨论由此而起。

一、《古诗十九首》中的诗性精神

诗性精神是一种基于生命意识的非理性精神，可以穿透一切表象，自由表现生命意志，伴随着强大的艺术创造力。有学者指出：“所谓‘诗性精神就是指主体所具有的诗的素质、艺术创造的素质。”[1]《古诗十九首》就是如此，它成长于东汉末社会秩序崩溃之时，表现为对国运的忧愁、对美好感情的向往、对生命价值的思索，是在对现实彻底失望之后写下的聊以宽慰之语。诗性精神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由沉寂到复活，是一次空前的生命意识的觉醒，其诗性智慧对魏晋文学的发展，对唐诗繁荣也有影响。

《古诗十九首》（下文均称《十九首》）按题旨可分三类：（一）离情别绪;（二）士子的彷徨失意;（三）人生无常之感。东汉末下层文士离家求仕，然而现实截断了他们步入上层的理想。所有的叹息、愤慨、牵挂、流连，寄托于诗，孰知就是这平平道来的家常话，不经意间直抵心曲，引起后人强烈共鸣。在诗人笔下，城墙不再是城墙，而是阻隔他们梦想的不合理制度，书笺也不只是传词表意的工具，不再仅仅表达问候和牵挂，更是对这个社会的有力控诉。这些都源于诗性精神的复活，使得诗人对事物的认知能够超脱理性思维的支配，穿透表象，看到一花一木所深含的意蕴。惊愕于那个时代诗人对事物的感知，同时也会感慨他们的及时行乐，“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2]还只是物质追求，而“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2]，“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2]这些情欲的呼喊，何其大胆，强烈，似乎颓唐，有悖传统诗学标榜的高尚人格，然而是耶非耶？“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2]，诗人是希望后人以功名利禄为毕生所求吗？反复思索之后，想何为“荣名”？是因那个特殊时代，文人士子苦心求索不得的功名，只有借诗句来表达希冀，又或讽刺含藏，得失之间，也并非真的乐于此道。这就需要我们同有诗人的诗性精神，品读这些辞旨委婉的句子，听着诗人对生命、爱情、物质享乐的强烈召唤，看诗性精神如何在《十九首》中萌生成长。

《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涉江采芙蓉》、《迢迢牵牛星》、《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凛凛岁云暮》九首诗，或同或异，或怨或怜，从肺腑流出，表达人们最真实、美好的向往。《十九首》传递给我们的，并没有停留在男欢女爱上。诗中游子思妇对爱情诚挚的呼唤，表达着对爱情的渴望，正反映了那个社会的许多不合理之处，对人性的压抑及对爱情的曲解。这些文人士子的呐喊，正是一次难能可贵的人性的觉醒。诗性精神是一种非理性的精神，然而這并不意味着盲目与无知，诗性精神的复活，可以让人们看到事物最真实的一面，看到人性最本质的渴求。从《十九首》中，就可以看到这种精神的复苏，当我们不再市侩地盯着功名利禄，会在这些诗句中看到那个王朝的悲哀和没落。文士们不再骫骳逢迎，称颂功德，让文字从心间倾泻而出，谱写出一曲末路悲歌。

《十九首》中表现文人士子彷徨失意的，有《西北有高楼》、《东城高且长》、《去者日已疏》、《明月何皎皎》，有仕途的坎坷，对生命的忧虑，对故土的思念，诸此种种，最普通却也是最真实的情感。《十九首》带给我们的除了动容于这些深沉的情感外，还有对生命的思考，用一种迥异于传统思维的方式，思索人生及生存姿态。人生百年，“汲汲复营营”[3]，能否让生命更有质量？若同《十九首》作者一样，苦心经营功名，却还是无法得偿心愿，又该如何？诗人们在悲伤失落之余，发出任意而为的呼喊，感染如亲历亲为，悲情不已。《十九首》带给我们的不仅有文学的魅力，更有对健康人格的思考，这一首首诗篇，是来自心灵的呼唤，也是一种震撼心灵洗剥浮尘的力量。

《十九首》多写女子相思、游子失意，表现了对爱情、理想的向往，其中也有不少诗作表现了生命无常的感悟。如《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回车驾言迈》、《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将当时士人内心的焦虑表现得尤为真切，由生命无常的主题引发的许多思考既是一个时代的折光，又带给读者叩击心弦的人生至理。以诗性精神为指导，《十九首》作者总能站在不同的角度，感知万事万物。在他们笔下，人类并非高高在上，鸟兽虫鱼，花草树木都可以让人看到许多不一样的东西。诗歌以其高超的艺术魅力经久不衰，同时其思想力也穿越了浩渺的时空阻隔，启发今人不断对生命进行思考。夫妇朋友间的离情别绪，士子的彷徨失意，生命的无常之感，是古人的悲叹，也是今人的感慨，“人同有之情”[4]跨越古今，悠然共鸣。

二、对后世文学的启迪

《十九首》最动人心之处在于它的情感。《十九首》之前，我国诗歌秉承温柔敦厚诗教，个人情感表达一直处于隐讳状态。至东汉末《十九首》出现，将诗歌由“言志”逐步转向“缘情”，之前一直被压抑的诗性精神也得以苏醒。《十九首》中以诗性精神为指导的创作方式，成就着《十九首》不朽的文学地位，也对后世文学很有启迪意义。对随之而来的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兴盛，乃至唐诗的繁荣，影响尤甚。

诗性精神是一种相悖于传统诗教观念的新的诗歌表现形式，《十九首》作者执著于自身情感的抒发，相思恨别，彷徨失意，忧时伤乱，诗作充溢着感伤忧郁的气息，这些为魏晋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做了最好的铺垫。以诗性精神为指导的创作方式，既能忠实于诗人内心深处的情感表达，又因诗人的感情是深深根植于汉末这一社会背景之下，所以《十九首》以它的现实性成为慷慨悲凉的建安诗风的前奏。诗性精神的复活，对传统的背离，对现实的关注，对生命的热爱，使得诗歌成为动乱年代人们心绪的最好抒发方式。不论是被称为汉末实录的曹操的慷慨悲歌，还是王粲“冠古独步”的“七哀”之叹，又或是阮籍的愤世嫉俗，嵇康的放浪形骸，都能从中看到诗性精神复活带来的诗坛面貌的焕然一新。魏晋是我国文学的自觉时期，五言诗在这一时期更是彬彬称胜，在众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诗性精神的复苏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指导作用。

“外定武功，内兴文学”[5]的曹操，代表作《蒿里行》就毫不掩饰地抒发了枭雄的雄心抱负，“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6]231，董卓挟持献帝，把持朝政，祸国殃民的罪行早已人人得而诛之。然而当时讨伐董卓的义军，最终却“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6]231。为了一己私利而互相观望，最后甚至因权利相争兵戎相见。曹操这首诗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关东之师由聚到散，是汉末长期混战的祸因，也是对一个时代人性的揭露。《十九首》中已有对世情浇薄的感叹，而曹操这首诗除了真实揭露社会现实外，更有一种愤怒不平，兵燹之害毁了多少无辜将士，黎民百姓，“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6]231，诗人忧国忧民之心，由此可见一斑。观魏武诗，实为沉郁悲凉之中的时代之音。基于生命意识的诗性精神，不仅能使我们在诗歌中看到诗人前途理想的宏伟蓝图，更能感受到诗人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这是一个文的自觉时代，也是一个人的自觉时代，唯有回归到人本身，与人民的命运相连，与时代的脉搏相牵，诗与史不再抽离，通过诗性的眼睛，看到更多的真实。

有“七子之冠冕”之称的王粲，其《七哀诗》以惨绝人寰的事例深刻地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6]244，都城再不复往昔繁盛，混乱不堪，诗人只有远走他乡。“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6]244，面对这样的现实，诗人的悲痛无法言喻，然“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6]244只是因为“未知身死出，何能两相完？”[6]244母爱，本来是世间最深厚的情感，这是一个什么世道，使母亲舍弃襁褓婴孩？诗人却只能“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6]244。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朝不保夕的状态，诗人不忍，那妇人也不忍，只是生存的希望太過渺茫，才会狠心如斯。“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6]244从弃子这一典型事件到家国之忧，起承转换之妙，痛定思痛之情，委实动人至深。

从“三曹”到建安“七子”，到正始间竹林七贤、陶渊明田园诗、谢灵运山水诗，甚至唐诗宋词中，对人性的思考，对生命的眷恋，对现实的揭露，或直言或婉语，承继《十九首》而来，又能各自发展开拓。然而每个时代最具代表的文学作品，能够亘古永存，给我们许多启示，除了作品本身的魅力，作品中蕴含的情感外，更能引发古人今人许多感叹。诗性精神的复活，亦是诗歌情感的复活，使得诗歌能够借助自然界一切表象抒发人情之哀乐，观照现实之优劣，由浅入深，由虚探实，足见《十九首》发轫之功，沾溉深远。

综上，《十九首》体现了诗性精神的复活，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的游子相思、文人失意，很好体现了那个时代文人对生命的深刻思考。结合时代背景，可以体会到一代人的人文情怀。《十九首》的思想是复杂沉重的。无论具体内容为何，对后世诗的独立发展，对文人诗性情怀的培养都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2.

[2]罗宗强，陈洪.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一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45-246.

[3]彭定求，等.全唐诗.薛能.长安道[M].北京：中华书局，1960.431.

[4]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87.

[5]陈寿.三国志[M].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340.

[6]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31-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