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寅飞

说不定你是下一个受害者

文｜沈寅飞

2016年12月下旬，我来到江苏跟踪报道常州“毒地”案件。白天旁听了公益组织起诉该地块的三家污染企业的法庭审理，基本弄清楚了“毒地”污染的前因后果，但却发现内容缺乏故事情节，必须找到经历过这件事情的人现身说法才能更加清晰地还原事实。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却发现在2016年年初“毒地”事件曝光最主要的推动群体——常州外国语学校的很多家长却不再愿意提起这个事情。即使是这两天正在进行的关于“毒地”的公益诉讼，他们似乎也并不关心。一位家长甚至直言：“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就不要再提了，我也不想惹这个麻烦。”

尽管如此，在答应为他们身份保密的前提下，我还是找到了几个当时受到“毒地”影响的学生家长。

一位是王强（化名）。近一年来，他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八点半，他都准时开车来到常州外国语学校，他的儿子正在这里上初三，每天晚自习到这个时候下课。除此之外他还会特意下车转转，闻一闻周边的气味，虽然官方已经给出了检测结果，但是他更愿意相信自己的鼻子。时隔一年，王强仍心有余悸。旁听那天，中雨过后西北风起，晚上九点半，王强才答应在一处已经被改成工作室的老旧小区内与我见面。他的柜子里放着当时收集的800余份学生检查结果。“事实就摆在这里，他们竟然说与那块地没有关系？”王强说，相关部门已经触及他以及很多家长的底线，为了曝光这一事件，当时有半年没有管理自己的个体经营生意，损失了几十万元的经营收入。而他同时表示，将来如果孩子因此出现问题，他还会第一个站出来，因为已经熟知其中的“套路”。

另一位是刘深（化名），他的孩子当时也出现了嗜睡、甲状腺肿大等症状，但是他想查出病因时，常州市某医院的一位医生意味深长地说：“不用查了，这里查不到你想查的东西。”后来，校方召开了学生家长知情会议。会后，刘深等近百名家长一直在学校待到半夜两点，要求学校给“说法”。随着常州“毒地”事件越演越烈，突然有一天刘深所在事业单位的领导找到他谈话，当然主要内容就是提示关于“毒地”引发的群体事件让他避而远之。此后，刘深就只能把所有的不满与担心埋在心底。

除了王强这样的积极分子，刘深这样的“被胁迫者”，也有不少家长也扮演着“吃瓜群众”的角色。只围观不发言的他们将“搭便车效应”发挥得淋漓尽致。如当时初一、初二两个年级的学生家长自掏腰包筹集了五十余万元，委托上海实朴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空气、土壤和水的多方面检测。王强孩子所在的班级共50人，一共43人出钱众筹检测费。全校近三千学生，最后也只有几百名出现身体异常学生的家长推选出的十余个代表在奔走相告。“吃瓜群众不可避免，我们问心无愧就行了。”王强这么安慰自己和其他有意见的学生家长。

当记者再次探访常州“毒地”以及毗邻的常州外国语学校时，一切已安然无恙了。很多时候，一阵风一阵热过后，事件渐渐平息，遗留在受害人心中的阴霾无疑会更持久一些，而世事无常，在面对共同的困难之时，即使无须你前赴后继的勇气，也至少应该意识到利己利人的益处。因为，你，无法确定不会成为下一个真正受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