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特特

十几年前，我是一个差生。我曾研究过，我为什么差，这恐怕要追本溯源到小学五年级时的转学。

起初是在新学校不适应，后来我发现新班主任根本不喜欢我。在路上碰见，我向她问好，她用鼻子哼哼。

我做錯一道题是错，忘写某项作业是错，作文中出现一个新奇的比喻——“雪，是老天爷挠下的头皮屑”——更是错。班主任说：“教出这样的学生，我觉得丢人。”

其实，即便这样，我的成绩也不算差，只是老师塑造了我差的形象。但这期间酝酿的厌学情绪一直持续并在一年后爆发，那时，我已是初中生。

我的数学课本下永远放着一本与学习无关的书，三毛、琼瑶、亦舒…随后，一张张卷子堆在抽屉，它们大多写着鲜红的三十几分、四十几分，发展到高二期末，150的数学卷子，我的分数是29。

我总觉得，因为做差生，我对世态炎凉有更早、更深的体会。

不止一次，我和老师说话，明明是请教问题，她就是不回答，只是把我晾在一边；再问，她就从眼镜片的上方直直地看我，仿佛要把我的羞耻心看得破胸而出。

多年后，我躺在大学寝室翻看杨绛的《干校六记》，她写最艰难、最敏感的岁月，有人向她示好，她感动莫名，我也感动了，我想到的是高三时，我的班主任卢老师。

那是高二暑假补课，我被分到文科班。

卢老师说：“我们分析一下你的成绩，如果你数学好了，其他科目采取什么对策？”她和颜悦色，又略带煽动性地举例，之前的某个学生比我还差，后来如何如何。她甚至在某个晚上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的状态，是不是在学习。

点灯熬油的高三一年，以超过本科线一分的结局结束，我上了一所极普通的师范院校。这对我和卢老师来说已是狂喜和极大的胜利。但循环也就此开始，只超过一分意味着，在大学里，我还是个差生。

于是，循环继续，差生感也继续。

时至今日，每每在大庭广众下被指责或被批评，我总有种错觉，瞬间被投掷到小学五年级的课堂：老师读“雪，是老天爷挠下的头皮屑”，而后停顿一下，隆重批判，我站在教室中央，同学们挤眉弄眼，“哈哈，头皮屑！”

或者在银行、医院，我填表、办手续不太利落，询问工作人员，又得不到回应，我便有些讪讪的，脑海里又闪过老师从眼镜片的上方射出的直直的目光……

我的同学们大多是乖孩子出身，我的同事们恨不得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名校毕业，他们言谈中透露的习惯性的自信，因优秀而从容的态度总让我既羡又惭。我总觉得自己游离在所处的环境外，混迹于比我高很多的人群中，要小心点，谨慎点，别被发现“老底”。

唉，如果说，差生经历还有什么积极可取之处，我只能说接受失败的能力略强些。去年，我回老家，不知怎么想起那张三好学生奖状。我问我妈，还在不在。她说，在。我突然就心安了，仿佛年少时的一些东西也还在，仿佛“差”到“不差”，“糟糕”到“不糟糕”之间的距离曾明确估算并最终解决过，眼前的糟糕也不算什么，最终会过去吧。

冯树莲摘自《讲述》20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