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小远

我们两个谁也不喜欢谁

“你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我们两个谁也不喜欢谁。”这是刘雨霖四五岁时和父亲一起创作的一首歌，歌名叫《我不喜欢你》。在一定程度上，歌曲中所描绘的正是这对她和父亲的相处状态。虽然做了父女，但刘震云同女儿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密，他从来不会对刘雨霖嘘寒问暖，为她添衣夹菜，但他赋予了女儿绝对的自由，并且以自己的创作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

刘震云从不在家中摆什么家长范儿，刘雨霖自小便对其直呼其名，再大一点之后，这个称谓又变成了“刘老师”。“刘老师”是搞写作的，最喜欢穿梭于市井间观察人物形态。只要女儿不捣蛋，他很乐意带上她。父女俩经常一人啃根冰棍儿，然后往市场门口一坐，开始各自观察来来往往的人怎么过活。卖菜的大婶儿一边提着喷壶把各色蔬菜料理得水灵灵，一边跟相邻的摊主聊着家常，还要见缝插针从口袋里掏出毛线织几针，大半天时间竟也织出了半副手套；修鞋的大叔总是把摊位打扫得干干净净，干活的时候一定会戴上袖套和手套，他修拉锁总比别人多收两块钱，但雇主却能多用好几年；还有路边的公厕顶上搭了个木棚子，有家人欢欢喜喜地住在里边，有时还会支起炉子吃顿火锅。这些人物，都成为了刘震云的小说素材，也成就了刘雨霖的小人物情结，她深深感受到：“这些人才是我们生活中应该被关注的人，但他们生活什么样，总是被我们忽略了。”

刘震云专注地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对于女儿的教育则“无心”而治，正因没有刻意的用心，刘雨霖得以接触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她见过高层次的人，经常到葛优、陈道明、冯小刚家做客，还和冯小刚、王朔家的女儿们组成了“女儿局”；她也見识过最底层的生活，常随父亲去河南老家住上十天半月，跟着当公益律师的母亲去“老少边穷”地区跑一跑，见过吃不起盐的家庭，挺着九个月孕肚去田间干活的女人，子宫脱垂还得强撑着照顾孩子的产妇，也为他们流过泪，叹过气……

母亲曾问女儿，能否走进父亲的内心世界，刘雨霖想了想，老实告诉母亲：“妈，我太差了，进不到。”虽然如此，与父亲之间的距离感还是带给了刘雨霖不少好处，她可以远远地观察着父亲，并从中受益匪浅：“刘老师对创作的态度，对生活的态度，以及观察生活的角度，对我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做父亲的也从不干涉女儿的人生，他对刘雨霖说：“你做饭不错，可以当厨师，如果能把烩面做好了，我去吃的时候还能免单；如果你喜欢当导演，那当然也没问题，就看你自己怎么选。”刘震云本是无心一说，没想到女儿后来真的当上了导演。

捕捉或悲或喜的人间气息

刘雨霖最初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因此她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但读到大二下学期，她的兴趣忽然转向了电影，于是天天抱着电影专业的书籍啃，也不去练声了，指导老师看了心里着急，便找刘震云谈话，希望他能插手管管，但刘震云却不以为意，听由女儿自由发展。大四那年，刘雨霖如愿考入了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读研，成为了李安的学妹，李安还特意为其撰写了推荐信。

刚进纽约大学的时候，刘雨霖的状态非常糟糕，文化冲击、课业负担、语言问题接踵而至，压得她透不过气来，这使她陷入了一种抑郁而分裂的状态，不知如何挣脱坏情绪的困扰，她试图打电话向母亲求助，但母亲正在韩国开会，无暇与她沟通，犹豫再三，她把电话打到了父亲那里，结果被劈头盖脸骂了一顿，刘震云问女儿：“刘雨霖，当时你想要去美国，是不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要选择学电影，是不是你的选择？”两个问题都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说：“那就两个解决办法，第一，你背上书包回去上课；第二，拿着行李回国。我和你妈不可能去美国陪你一起哭，你遇到问题请自己解决。我再送你一句话，好儿女，志在四方。”说完便“啪”一声挂了电话。

刘雨霖被父亲骂怔了，竟奇迹般地从抑郁的状态中解脱了出来。为了解答技术和专业上的困惑，她干脆休学一年，去冯小刚的《一九四二》电影剧组实习。在剧组当了一年场记，从最琐碎的事情做起，刘雨霖渐渐找到了对电影的感觉，再回纽约继续学业时，她颇有脱胎换骨之感。

开始尝试拍片后，刘雨霖最关注的依然是小人物。她曾用手机拍过一个遭受家暴的农村妇女，对方被残暴的丈夫挖去了一只眼睛，而刘雨霖捕捉到的是眼泪从她的另一只眼睛里汩汩流出的场景，而女人九岁的儿子则伸出手，努力去擦拭母亲脸上的泪痕，这些素材后来被刘雨霖剪辑成了名为《眼睛》的纪录片；而刘雨霖获得奥斯卡奖的作品《门神》，记录的也是一位农村小女孩的悲伤。这些作品全都拍摄于洛阳老家，在刘雨霖眼中，那些被社会忽略的人心中存着的无话可说的悲伤，才是最值得自己去记录的事情。

刘雨霖曾将一名乞讨者称作生命中的天使，那个女人外表邋遢，但捧起一杯咖啡和一块曲奇时的表情却充满着光芒，她郑重地将曲奇掰了一半分给另一位行乞者，神情宛若天使。刘雨霖陶醉于那一刻的美妙，对她来说，去记录这样的生活画面远比拍摄“大片”更有意义，如她所言：“我的使命就是去捕捉那些或悲或喜带着温度的人间气息”。

心无杂念而有愿景，上天自会帮你

毕业前的一个飘雪夜，刘雨霖正为自己的毕业作品犯愁。她一直计划着拍一部以普通人为题材的电影，兜兜转转间，她看上了父亲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小说中的人物让刘雨霖倍感亲切，将他们呈现出来的愿望也日益变得强烈。但刘雨霖知道父亲的倔脾气，担心拿不到拍摄授权，所以倍感忧虑，思量了大半年，她还是一横心，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因为构思得足够细致，对小说中人物的解读也颇为到位，她终于成功说服了父亲，同意自己拍摄同名电影。

第一次正式拍电影，刘雨霖合作的都是肯下笨功夫的实力派演员，整个剧组中她的年纪最小，因此内心也最忐忑，为了对抗心中的恐惧，她只能耐着性子将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妥当，一遍遍和父亲对台本。后来片子拍完了，提前邀请一部分业内人士看片，竟把高晓松感动哭了。感动之余他也觉得奇怪：“这刘雨霖那么年轻，也没吃过什么苦，在国外还待了挺多年，竟能导出那样贴近普通人的非常细腻的戏，不得不说这是个奇迹。”而刘震云也罕见地流露出了对女儿的赞赏：“她尽了力，表现还行。”

第一次执导电影就获得诸多认可，这是刘雨霖未曾想过的。就像她当初也没有想过自己会获奥斯卡，“获奖时我知道不是我刘雨霖怎样，而是片中那个小姑娘把我带上领奖台的。拍摄时只需毫无杂念，当你有好的愿景时，上天会帮你。”

虽然相信内心的指引，但刘雨霖也从不放弃去寻找那些有可能邂逅美好的机会。她曾利用拍戏的间隙和好友们一同穿越了普洱的原始雨林，那日狂风大作，天空中不停滴雨，每个人都身穿雨衣在溪谷中跋涉。为了趟过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刘雨霖脱下了鞋袜，光脚踩在溪流中。忽然有那么一个时刻，她感觉到自己同周围的环境融为了一体，于是干脆停止了前行，找块大石头安坐，静静闭上眼睛，抬头去迎接那些穿过高耸入天的大树不断滴落的小雨点。

就在那一瞬间，刘雨霖听见小雨滴都在对她说：“I love you，I love you”。这份直抵灵魂的美感，大约只有心的摄像机可以记录。

生命的深处，自有旖旎无限。刘雨霖早已知晓这一点，而她的使命，便是走下去。于她而言，只要一直走一直走，便能无限地靠近生命的真相，并不断享受这个过程带来的苦乐酸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