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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的那些个夜晚

2017-02-14胡君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7年1期
关键词:江涛光辉华北

人生有许多的错过和失之交臂,有许多的遗憾和失去,当然也有许多的感动、悲伤以及各种独特的体验及经历。每个人的记忆都是一只筛子,岁月筛下的是那些沉甸甸的东西、弥足珍贵的东西。那是我们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那是我们的一段生命历程与心路历程。正是有了这一段又一段美好或忧伤、惆怅或满足、心酸或欢乐的记忆,我们的人生才因此而充盈而饱满而丰沛,生活才如此美好和可贵。记忆是历史,记忆提醒我们热爱生活,珍惜并拥抱我们的身边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趁一切都还来得及,对我们的亲人、我们喜欢的朋友及时说出我们的爱,表达我们的情。

胡君的《八十年代初的那些夜晚》讲述的是一个错过的故事,这是一个与文学、事业和理想、梦想错过的故事。八十年代初那是一个属于文学热的年代。一群年轻人正处在对文学狂热的爱与痴迷之中,即便是当时文字基础并不太好的杜光辉,也要依靠查《新华字典》顽强地坚持写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浪淘沙,留下的只有坚守文学梦想的光辉。其他的人或被商业大潮裹挟下海,或为生活所驱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曾经的文学梦失落了,如同被浪涛冲上岸边的贝壳,晶莹剔透,但是已失去了生命。人生是一条路,路在前方,路在脚下,路没有尽头。那么,我们究竟是在哪一个路口错过了?我们究竟是在哪一个路口彼此分道扬镳的呢?生活中有太多的遗憾和失落,太多的惆怅与忧伤,只有那些执着理想、不懈追求梦想的人最终才会等到美梦成真的那一刻。文学是一道险途,甘苦辛酸,唯有自知。而在这段艰难的攀援过程中,当事人如海南著名作家杜光辉,他经历了什么,遭遇了什么,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

徐少林的《野营拉练》讲述的也是一个错过的故事。1974年在甘肃、四川交界地区,作者参加了部队的野营拉练。那是他第一次下连队,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魔鬼式训练。而在这个布满荆棘的过程中,他却邂逅了一位鲜花一样的知青、赤脚医生许海洁。这是一个多情的女子,由帮助作者挑水泡、烧热炕到相互暗生情愫,许海洁一路追随着作者,甘愿为之付出,为之牺牲。然而,最终两人还是失之交臂:女方被推荐上了大学,从此失去了联系。四十年的时光露水一般挥发了,但是那些美好的记忆,那些美妙的瞬间及感觉,却一直伴随着作者。错过,未必不是一种拥有,未必不是一笔财富。人生,正是因为有欠缺和不圆满才成其为人生。而为了爱护自己的兵、自己的部下,连长适时地隐瞒了一些实情,让“我”如愿地入党、复员。而在“我”复员之际,又真心地祝愿“我”能有缘与爱情重逢、与自己喜爱的人再度相遇。这是一个富于人情味的连长、一个可亲可敬的人。

《年戏》讲述的是父爱。在戏里,父亲扮演的王老五被周扒皮打得死去活来,身为女儿的“我”在台下哭得天昏地暗。父亲一演完戏妆都不卸就一把抱起“我”来亲吻抚慰。这样一次肌肤相亲的经历令作者终生难忘。那是爱的暖流、爱的传导。人世间,唯有爱意不绝,爱能永恒。

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默默地怀念1980年代的那些个夜晚。

不去歌厅,不去打牌,也很少看电视,伴我们度过那些夜晚的是文学。

那时的文学很神圣。

江涛、华北、光辉,再加上我。四个文学青年当中,我在安康铁路分局机关工作,是干部,条件算是好的。他们三个在巴山深处一个叫万源的火车站当工人,那是分局最偏远最艰苦的地方。

最初认识他们是在报刊上。那时我刚开始发表一些小文章,时常和这几个名字相撞,在作者介绍里看到是同一个分局的人,便留了心。终于,在一次笔会上,四个初学写作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从此有了沧海桑田的文学故事。

通常,星期天我们才能聚在一起。周六下午,我坐上慢车,晃荡三四个小时到达万源,下车时,天已黑了。他们仨都在站台上接我,径直去镇上吃碗面,之后回到车站附近江涛的宿舍里。江涛当时已年过三十,依然是光棍一条,他说了,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不谈婚姻。他有一间7平方米的小屋,是一间报废的女厕所改建的,在这里,在慷慨激昂的文学漫谈中,我们度过了许多难忘的夜晚。有时夜深了,有人喊饿,江涛便翻箱倒柜地找出半瓶豆瓣酱什么的,还会有半瓶酒。大家每人一支筷子,蘸一下豆瓣酱,喝一小口酒。食物是惨淡的,但所谈的文学是一流的。直到次日清晨,才找个地方胡乱睡一会儿。

江涛不仅年长几岁,在创作的成就上也是老大。平素他用一口四川话胡侃乱说,言语幽默,不拘小节;写作时却判若两人,铺好稿纸,正襟危坐,唰唰啦啦,从天黑写到天明。

华北有所不同,每写一部作品总要搞出好大的响动。写稿之前,先要攒好几天调休假,然后准备十多个馒头,若干咸菜,三个暖壶全装满开水。最后还要有一个大号脸盆,不是为洗脸,是做马桶。纸笔香烟一切备好后,让老婆从外面把门一锁。几天之后,伴着熏天臭气出来一个鬼样的家伙,不过,神情却得意非凡:一篇小说完成了!

光辉写作没有这么狰狞,他总是悄无声息地不停地写,短篇、中篇啥都敢整。写完了让人看,还让身边的工友看,因而常常受到华北的耻笑。有一次,他又拿一篇作品请华北看,华北一目十行地瞅了瞅,发现几个错字,鄙夷地扔还他:先去买本小学生字典,五毛八一本。少给咱丢人!

光辉下午就去买了字典。

次年,光辉终于发表了一篇小说,在北方一家叫做《满族文学》的杂志上。当他得意非凡地把作品给华北看时,华北眯缝着眼睛:“发了?”

“发了。”厚道的光辉激动得脸膛发红,没看出华北语含恶意,急切地介绍小说梗概。华北把杂志扔在床上:“这算个什么刊物?你这就‘满足了?”

光辉脸上青了又白了。他的长处是即便被吐一脸,也照旧一副笑脸,对华北这位文学诤友,这只狠毒蜇人的“牛虻”从不生气。

华北还是不依不饶:“上了这破杂志就‘满足!拿去,看看啥叫发表作品!”说着抓起一本《红岩》扔给他,“大型文学刊物,有本人的中篇,头条!”又顺手甩给他另一本《长安》杂志:“西安的,有从师的小说,拿去好好读,免得你‘满足!”

光辉双手哆嗦,虔诚地接过杂志。

一日相聚,多了两位建筑工区的工人,说起他们连日加班,在沿线各站粉刷站区房屋,劳累不堪。江涛便问为何要突击刷房。回答说,有个日本代表团的专列要经过襄渝线,为了不让他们看到破旧的房屋,所以沿线的房屋要全部粉刷一新。江涛顿时怒火冲天,拍案而起:“咱们小站工人住了多年没人管,几个日本鬼子路过一下就要为他们粉刷,岂有此理!”

酒喝到一半江涛先走了,说要回去写小说,题目都想好了,就叫《粉刷,十万火急》。结果两个星期就完成了这部中篇。临寄稿子前我们都去了江涛的女厕创作室,我还特意拿起沉甸甸的稿子掂了掂。稿件字迹工整,纸面整洁,装订整齐。江涛还用胶带纸在装订处贴了一圈,说这样做一是防止稿件散落,二是不要扎了编辑的手。

两个月后,《红岩》编辑部寄来了样刊,小说赫然发表在头条,并附了编者的话。小站人惊喜不已,争相传阅。当我们在江涛的小屋里为他庆贺时,江涛却脸板得很平,口气也淡淡的,说:“这个嘛,小事一桩。你们再看这个!”

他拿出一张字条,我们顿时惊骇:天呐,是《当代》杂志的采用通知!《当代》呀,那几乎等同于我们心目中最高的文字殿堂!而他——他竟然如此淡定,如此轻描淡写!真叫是举重若轻!有大将风范。

这之后,江涛获得了首届“百花”小说奖,而且排名前几位,仅跟在张贤亮之后。

这之后,我们聚会得更勤。几乎每个周六,我都坐慢车去柏树坡,胡乱吃点啥就到江涛或是华北的宿舍,四个人谈文学谈人生,那种向往、期冀、美妙的感觉真好啊!江涛机智锋利,华北刻薄辛辣,光辉忠厚木讷,我则比较中庸谦和——如此不同的个性,竟能完美地融在一起。有时通宵达旦,有时夜半散伙,但不是去睡觉,而是去写稿。床铺掀起来就是两个人的书案,小餐桌可以坐一个,简易沙发上再坐一个。屋里顷刻间变得安静。等听到华北喊“收工啰,收工啰”的时候,已是黎明时分,四个人轮番在水管前冲一把脸,晃晃悠悠地往车站前的早市走去。

这时候,华北的鬼点子又来了:“光辉,上次你在《满族文学》上发的小说得了多少稿费?”

光辉嘟嘟囔囔说:“你都问过几回了,不就是想让我请早饭嘛!”

江涛在《当代》上发表的中篇曾寄给当地县办的小杂志,是他们主动来约的稿,但当江涛把小说寄给他们后,竟被退了回来,还煞有介事地附了一封信,上面写了一堆小说的不足。江涛一怒之下将小说寄给了《当代》,居然就发表了,还加了编者按。时来运转的江涛马上买了几本《当代》,径直去了县城,几位小编辑接过杂志诚惶诚恐:“江老师,我们一定好好拜读。”从小江一下子升为江老师的江涛腰杆都直了几分,但脸还是板得很平,口气却开始像大作家:“你们呀,眼光要放远一点,不能老是井底之蛙……”

那一回,几位编辑请江涛吃了饭,喝了酒,让他过足了作家瘾。

几年过去,我们四个都在全国各地发表了若干文学作品。不仅如此,铁道部和铁路局的各类文学奖,几乎连年被我们囊括。一时声名大振。一个小小的、深山里的铁路分局涌现出一个作家群,示范的作用何等强烈。短短一段时间,一批文学青年相继出现。

1987年,新合并起来的郑州铁路局举办了首次文学评奖,并制作了金牌银牌若干,我们四个囊括了几乎全部金银牌。当时分局有一位部长带队,在领奖会上获得赞誉,心里高兴,返回时特意在餐车上摆了一桌招待大家。部长兴奋地说了一席鼓励的话,诸如大家为分局赢得了荣誉、大家是企业的精英之类。光辉异常振奋,随口说了一篇小说的名字《今夜星光灿烂》,华北那恶毒劲儿又来了,鄙夷地瞅瞅他:“就你?”也说了一篇小说名字《憔悴难对满面羞》。我觉得华北过于刻薄,便说了一篇意喻勉劝的小说名字《不该将兄吊起来》。只有江涛一直闷着头吃饭,大家都看着他,等着他张口。恰好他被米饭中的一粒砂子咯着,抬起头:“呸!《狗日的粮食》!”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就在人们争相传阅我们的小说时,华北第一个离开了。他上了西北大学作家班,并以自己的实践印证了一个悖反的定律:上作家班是为了从此不再写作。他下海了,开了间公司,当起了老板,从此彻底离开了文学。稍后,我也调入了西安铁路局机关,而且荣幸地当上了专业编辑。有时,满怀兴致地到华北处,谈及文学的老话题,却被他一次次冷冷地打回。后来我知道了,在华北面前,别再提文学,他总是一副鄙夷的样子:都什么时代了,还文学呢?

有年春节,我把新出的书给华北送去一本。他接过书,似看非看地扫了一眼:“能挣几个钱?”顺手扔在一边。我们对脸相望,却无言。一瓶五粮液喝完了,他高举着酒杯,喃喃地说:“我原本是想先挣点钱,为写作创造条件,真正的大作家莫不是富翁和贵族,可是,进了商海再也出不去了。”我说:“你现在撒手还来得及,在咱们几个当中,你是天分最高的!”他移目窗外,沉默不语,片刻,咕噜了一句:“回不去了。”

江涛有了名气之后,调进了大都市西安,奇怪的是,从此再无声息,好像被都市的泡沫淹没了似的。或许真像他说的,离开了那个女厕所改造的破屋子,他就再写不出来!

光辉去了海南,一别十年。谋面的机会很少,但却看到他的小说不断发表,时不时在《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上露脸,还从新闻媒体上看到他不断地获得各种文学奖项.

我在铁路局做编辑也十多年了,日复一日地看稿编稿,看似做着文学的事,实际离文学越来越远。是忙吗?自己清楚,根本不是,比起八十年代的那些时光,现在的条件好了多少倍!然而,激情呢?激情去了哪儿?

那年8月,光辉来到西安。

他大我几岁,已近六十,无限沧桑写满脸膛。他和从前一样,憨厚诚实,不善言谈。我是从他夫人断断续续的插叙中,连起了他这十多年的轨迹的。

我调到西安之后,光辉于九十年代初去了海南,寄居在朋友家,四处打工为生。他洗过盘子,擦过皮鞋,买处理方便面,吃地摊上的盒饭。在那样的时光,他竟然一直坚持写作,一天也没有停止。后来,到《新世纪》周刊社做编辑,连上路程每天需要工作十多个小时,晚上依然要坚持写作五个小时。从一个打工者做到总编,还挤出了一部部中篇、长篇小说。后来,海南省委宣传部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若干年来,海南共有七八部中篇小说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其中绝大多数都出自一个叫光辉的作家之手。于是,海南有关方面举办了光辉作品研讨会,人们开始注视这位默默无闻的作家。若干年后,他被评为一级作家,调到一所大学任教,于是,从未上过大学、只有中专学历的光辉一跃成为全国著名作家、大学教授。一年后,他给我邮发了他编写的《西方文论》、《文艺心理学》讲义,我不得不敬佩他知识的丰富。

我问光辉:“还那么拼命?”

光辉笑了下,啥话都没说,还是一脸憨相。

光辉夫人说:“每天早上4点就起床写作,不是拼命是什么?”

光辉赶忙纠正:“我睡得早,九点就上床,睡眠时间够了。”

我苦笑,当代人谁九点就上床睡觉,没有交往,没有电话?光辉竟能不管不顾地睡觉,为第二天的写作储备体能!

我又问光辉:“那本字典还在吗?”

光辉说:“在。现在还用呢,那些《辞海》、《辞源》什么的,翻起来太麻烦。”

2011年,我在《海南日报》看到一篇对光辉的报道,说他在2010年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8部中篇小说,其中7部被转载,大约100万字。2017年底,我修改这篇随笔,问他今年的创作情况,他说出版了两部长篇,发表了5部中篇,还完成了一部文献片的脚本,大约90多万字。这么大的创作量,转载率这么高,就是放到全国文学创作的格局中都为罕见!

光辉到我家来串门,那天谈到很晚。送他走时,他拒绝了我替他拦的出租车,跑着挤上一辆刚开过来的公共汽车。望着远去的公交车,我内心多少有些翻腾:自作聪明的我们是在哪个路口分岔了呢?为什么只有貌似愚讷的光辉跑完了这场马拉松赛程,进入文学的殿堂呢?

文学,究竟是什么人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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