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轩

长达四十年的流亡生活

1848年12月，普鲁士政府剥夺了马克思的国籍。从那一刻开始，马克思开始了长达三十五年没有国籍的生活，直到去世。

因为当时西欧各国，资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而马克思所从事的共产主义事业就是要无产阶级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以必然使得一切反动势力惧怕他、诅咒他、驱逐他。马克思不得不携家带口四处转移，其生活困难有时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在反动统治者的迫害下，马克思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祖国，终生漂泊在异国他乡。各国政府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马克思，相继把他驱逐出自己的国土。

“我是世界公民。”这是马克思的名言，也是马克思革命流亡生涯的真实写照。

马克思的流亡生涯，开始于1843年。自从他被迫卸任《莱茵报》主编以来，马克思就带着一家老小选择了一条艰难的人生旅途：长达四十年的流亡之路，四十年的辛苦劳碌，四十年的贫困和付出。普鲁士政府、法国政府、比利时政府以及普鲁士科隆当局的驱逐令和马克思如影随形，他们一家所租住房屋的房东们也充当政府的帮凶，伙同警察强行将马克思家的行李家具扔到大街上，强迫他们搬离。在马克思一家被驱逐出布鲁塞尔的时候，当地警察先是带走了马克思，随后以身份证问题为由，把燕妮也抓进监狱，而且还把她和一个“狂暴的疯子”关在同一间牢房里。马克思一家在这其中受到的委屈，想来就令人感慨不已。最后，马克思拖家带口，流亡到伦敦，总算是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并在伦敦一直待到了生命结束。

频繁的搬家，让马克思本来就拮据的生活更加困难，每一次被驱逐，都让预交的房租化为泡影，而且还不得不去当铺典当更多的东西，来预支新的房租。很多次，马克思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我妻子的首饰又进了当铺，因为除此之外，我们无法筹到钱来租新的住处”。

马克思

七个孩子夭折四个

在伦敦的头几年，马克思的孩子都相继出生了。孩子的到来让这个已经很困难的家庭更喘不上气了。

关于那个时候的穷困，燕妮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的女房东来了……要我们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意收留我们。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付清了房租，我很快把自己的床卖掉，以便偿付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的欠款，他们听说我被查封财产都吓坏了，突然一齐跑来向我要账。”

悲惨的境遇并没有放过这已经濒临绝望的一家。1850年，刚满1周岁的亨利希·吉多夭折了。儿子的离开让燕妮悲痛欲绝，她写道：“我是多么伤心，失掉的孩子让我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痛。那时我真没有想过后来我还会遭受到什么样的痛苦，我只觉得这次的痛苦是超过一切的。”四个月以后，马克思家中诞生了一个小女儿小弗兰西斯卡，女儿的出生给几近绝望的母亲带来了些许安慰，她又像从前那样精力充沛地照料孩子。然而没过多久，又一次巨大的打击落在了马克思一家人身上。刚满1岁的小弗兰西斯卡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夭折了。孩子死时，正是马克思家境最困难的时候。那种境况是我们当下的每一位都无法想象的。家中连为孩子买棺材的钱都拿不出来，最后是燕妮向以前的熟人乞讨得来的。可怜的孩子去世后在家里躺了两三天才下葬。

艰苦的生活环境、低劣的饮食、繁杂的家务，尤其是一连串不幸事故的打击让燕妮的身体极其虚弱。这期间，燕妮又生了一个男孩，可是这个孩子并不是为这个家庭带来欢乐的，刚刚出生就死了。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马克思和燕妮最可爱的儿子、马克思的希望——埃德加尔也离开了他们。在小弗兰西斯卡夭折后不久，埃德加尔也突然患病。后来的病情时好时坏，拖了将近三年，病情突然加重，父母的一切照顾都无济于事。马克思在1855年4月6日写信通知恩格斯说：“可怜的穆希（埃德加尔）已经不在世了。今天五六点钟的时候他在我的怀中睡着了（真正睡着了）。”马克思一生中经历了无数苦难，然而对他而言，所有的苦中最让他感到痛苦的就是埃德加尔的死。他在4月1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亲爱的孩子曾使家中充满生气，是家中的灵魂，他死后，家中自然完全空虚了、冷清了。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自己完全支持不住了。幸而从埋葬他那天起我头痛得不得了，不能想，不能听，也不能看。”

这样的经历对于任何一对父母都是刻骨铭心的。燕妮后来在信中表达过这样的心情：“我在这个昏暗的异地他乡埋下了我的四个孩子，我的悲痛永远不会消失，永不平息。这种伤痛是无法治愈的，它深深地埋在我的心底，不会消失，我的心也不会停止流血。”

马克思穷成啥样？

马克思一家真正拮据的生活，得从他1849年流亡伦敦开始算起。和伦敦的困难生活相比，之前的困难那都不算什么。

他们一家刚到伦敦的时候，因为马克思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只能找些便宜的小房子住，而且越搬越小。1850年的春天，他们一家人搬进了狭小巷子里的一个住所。那里总共就三间房，厨房一间，有一间大屋作为全家人的起居室和马克思的工作室。后面的小屋是卧室。马克思、燕妮、女仆琳蘅，还有四个孩子，一家七口就挤在这个小房子里。起初连床都没有，只能睡在地板上。人员拥挤，小孩又多，卫生环境极其恶劣。当时的马克思真的是穷困到了极点。马克思原来还打算靠发行报纸赚点钱，但这个希望也因为该报被查封而成为泡影。马克思一家债台高筑，欠房东的租金，欠店铺老板的肉钱、油钱、面包钱，有时还欠医生的诊疗费。

对于当时的状况，马克思有过这样的描述：

“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

“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八到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

“债务自然大大增加，以致一切最必需的东西都送进了当铺，全家穿得破烂不堪，家里已经十天没有一文钱了。”

那个阶段马克思的身体状态也是非常糟糕的。

肺结核和肝病是马克思的家族遗传病，他后来得过痈这种病，就是身上长的一种恶性的脓疮。由于背部长痈的原因，他一坐下来就会引起肌肉拉伸，会非常疼，需要经常保持站立姿势。马克思晚年还患上了化脓性的汗腺炎和胸膜硬化。胸膜硬化让马克思经常咳嗽不止，恩格斯说，马克思的咳嗽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他一咳嗽感觉他的胸腔要炸开。

这些疾病让马克思痛苦不已，在他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即便是他最为痛恨的敌人，也不希望人家落到如他一般的痛苦境地。

生活中的困难和疾病的折磨让这个家庭一次次走到绝境，绝境中恩格斯成了这一家人最大的支撑。

马克思与恩格斯通信，聊世界历史，聊工人运动，谈德国哲学，谈人生理想，最后必然要笔锋一转：“啊，亲爱的恩格斯，我最近预购××，请速寄××英镑。”

恶劣的谣言：

“马克思有个私生子”

散布这个谣言的代表人物是西方学术界赫赫有名的马克思传记作家戴维·麦克莱伦。但是，一个观点的可信度，与这个观点提出者的名气，并没有必然联系，而是与观点的证据有必然联系，“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马克思有个私生子”这个观点，主要有两大证据，一是恩格斯的女秘书路易莎写于1898年9月2日的一封信，信里宣称，恩格斯临终之前透露说，马克思和女仆琳蘅有个名叫弗雷迪的私生子。二是在私生子弗雷迪1851年出生前后，马克思和燕妮有些抱怨谣言的信件，而这些谣言被认为和私生子有关。

我们可以通过大量文献和调查证明：说马克思有个私生子是恶劣的谣言。

“私生子”谣言的所谓“证据”之一——路易莎的信。

路易莎空口无凭，她要想取信于人，必须得提供相关的物证和人证。根据路易莎的说法，马、恩在弗雷迪1851年出生前后曾经通信谈论过私生子问题，而且她也见到过那封信，这就是最可靠的物证。路易莎于1890年到恩格斯家当秘书，她看到信的时间应该在1890年以后，屈指算起来，恩格斯把那封信保留了四十年之久，想必是为私生子的身世保存一份证据。正当路易莎故事的读者们，望眼欲穿希望路易莎能拿出马、恩的通信平服人心的时候，路易莎轻飘飘一句话“信已经被将军销毁了”，将正要迎来高潮的故事匆匆煞尾。那马、恩到底有没有这样一封通信呢？实在不好说。

既然没有物证，有人证也可以。根据路易莎的说法，知道马克思和弗雷迪之间父子关系的人，还有爱琳娜、穆尔、弗赖贝格尔、列斯纳和普芬德五个人，这五个人也可以做可靠的人证。但是，普芬德1876年去世的时候，路易莎（1860—1950）还是个16岁的小姑娘，很难想象路易莎是怎么知道普芬德也是知道此事的。而爱琳娜1898年初就自杀身亡，路易莎同年9月2日写信揭露此事的时候，爱琳娜已经去世大半年了，可谓死无对证。其他如穆尔、弗赖贝格尔和列斯纳，也都没有相关进一步的证言，这下连人证也没有了。

此外，在路易莎讲的故事里，有一个和恩格斯关系很密切的人被忽略了，这个人就是爱德华·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是恩格斯遗嘱的执行人，和恩格斯来往非常密切。他在听到路易莎讲的故事之后，直截了当地说路易莎在胡说八道。路易莎的前夫考茨基对于前妻这个说法，也评价了一句“异想天开”。

很明显，路易莎既没有物证，也没有人证，所谓马克思有个私生子的说法只是她一面之词，有学者就说这是个“高度幻想的产物”。

“私生子”谣言的所谓“证据”之二——马克思和燕妮抱怨谣言的信件。

在弗雷迪出生的1851年前后，马克思和燕妮确实说过他们正在被一些谣言攻击，但是没有一丁点的迹象说明，他们两个人是在谈论私生子问题。那就有专家，比如麦克莱伦，说马克思的相关书信经过审查，所有和私生子相关的信件都被删除了，因此马、恩的通信在这段时间出现了空白。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仔细去翻阅马克思的年谱，就会知道这段时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是在一起的，两个在一起的人需要写信吗？用用脑子好不好？

退一步说，就算马、恩关于私生子的通信被审查了，当时各国政府还派了很多间谍监视马克思的生活起居，这些监视报告大都结集出版，在这些堆积如山的报告中，也无法找到马克思和女仆偷情产子的线索。此外，马克思后人还有大量的家书也已经结集出版，在这些文献中，也找不到解开弗雷迪生父之谜的线索。所以，第二个证据，以及所谓的书信审查都纯属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