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娜

章学诚诗话创作论探析

唐晓娜

诗话作为一种独特的论诗文体，历宋、元、明三代的繁衍和发展，至清代而鼎盛，各类著述层出，蔚为大观。然而，有关诗话的专论或对其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文字却寥寥无几。直至章学诚，才出现专篇《文史通义·诗话》，论述诗话起源、分类、发展、流弊和创作要求等一系列问题，另有《诗坊刻诗话后》、《题〈随园诗话〉》、《妇学》等篇，针砭诗话时弊进行精辟论述，构成了一个颇为完整的诗话批评体系。其中，章学诚在论述诗话写作动机、诗话取材、论诗要求时，体现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取舍有方，公正防滥”、重论本质、真实可信等思想，对研究古代诗话发展史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尝试探析之。

章学诚 诗话 文体

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诗话》，论述诗话起源、分类、发展以及流弊、创作要求等一系列问题，另有《诗坊刻诗话后》、《题〈随园诗话〉》、《妇学》等篇，针砭诗话时弊进行精辟论述，构成了一个颇为完整的诗话批评体系。诗话有着复杂的源流演变，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各种弊端，尤其是清代中期以后，诗话往往只以记述诗人事迹和诗作为主，给人粗制滥造之感。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分析了当时诗话的流弊，并攻击袁枚《随园诗话》。他针砭时弊时所体现的诗话著述目的、写作特点等文体学思想，非常值得后人重视。以下将尝试探讨之。

一.写作动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章学诚治学提倡“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及经世致用思想，这在他对诗话流弊的批判以及写作要求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首先，章学诚认为，诗话“虽书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论辞论事，推作者之志，期於诗教有益而已矣”.所谓“书旨”，即写作动机，蒋寅先生在《清诗话的写作方式及社会功能》中将其概括为交际、发潜阐幽和报恩三种动机。交际类者诸如查为仁《莲坡诗话》旨在“资谈柄”、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为了“消永日”、伍涵芬《说诗乐趣》以“娱读者”等；发潜阐幽者如钱良择《唐音审体》以示后学，翁方纲《石洲诗话》与学侣印证，顾龙振《诗学指南》供习举业者参考、周春《辽诗话》为备惩劝昭法戒等；报恩类者如王士稹《渔洋诗话》追怀故旧等。对章学诚而言，无论出于何种写作动机，诗话终究要“于诗教有益”，有益于世风民俗。章学诚此处所言之“诗教”似乎与儒家传统的“温柔敦厚”诗教理论不同，他认为诗教更应倾向于传播“道”，如今天所言“文章思想内容要积极健康”云云。而判断诗话内容“健康”与否，则涉及“辨章学术”的话题。唯有“考镜源流”，方能“辨章学术”，判断诗话的好坏。故此，章学诚认为，《诗品》之所以“思深而意远”，是因为它能够“深从六艺溯流别”。

然而，像《诗品》、《文心雕龙》这类集大成之作，若非学富才优，是很难创作出来的。故此，普通的创作者“降而为诗话”，也就是选择诗话这种文体进行创作。可见，章学城的观点是，诗话本身便先天性不足，随着发展演变，其末流更渐渐沿流忘源，最终因为不通于传记杂家，不可避免产生了诟病，导致“学术不明”危害社会。

前人“降为诗话”便罢，好歹有个宗旨，其弊在章学诚看来，也不过是趋风好名之人所为，“失是非好恶之公”。而宋、元以后特别是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被章学诚视为“论诗全失宗旨”，其作者，更堪比唐传奇中的才子佳人，实为“有小慧而无学识者”。他们不再是“沿流忘源”，而直接“尽失古人之源流矣”，已经“无分雅俗男女，莫不声色耳目”、“济以心术之倾邪，斯为小人而无忌惮矣”，其危害程度严重到“乃至世道人心之害”。因此，于章学诚看来，诗话论诗，如果不遵循“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原则，那么便会越走越远，最终流为小人所利用之妖言，蛊惑人心。这些看似危言耸听之论，实际上对矫正当时诗话流弊以及对今天研究诗话辨体以及诗话写作思想，都不失为良方益剂。

二.诗话取材——取舍有方，公正防滥

诗话作为一种诗歌批评性文体，创作时不能离开具体的创作材料，故此，存在取材的问题。诗歌来源渠道多种多样，或采选于群书，或求于当时名人，或源于天下征稿，而大多情况下，却是获悉有人编撰诗话，投稿者便蜂拥而至，渴望成为被谈论的对象。清代袁枚曾说：“自余作诗话，而四方以诗来求人者，如云而至。”而且，相对于其他采诗方式，坐收投稿来得更轻松有效。像袁枚之类的名流，稿源自然不成问题。而面对渺如烟海的诗作，面对高官权贵、亲朋好友甚至身边的女弟子，标举“性灵”的袁枚虽然知道前人因徇情受托终致诗话滥收，但他自身也难免重蹈覆辙。这自然为学术严谨的章学诚所不苟同。章学诚对袁枚及其《随园诗话》的批驳中便体现了自身的诗话取材观——取舍有方，公正防滥。

首先，他认为诗话作者必须学识过人、治学严谨、动机纯正，才有可能在诸多作品中进行客观分析、严格审稿、取舍有方；而像袁枚“不学无识，视学问如雠仇”之流，不借用诗话传播功能危害于世便是世之幸，谈不上取材有方、以示公正。在具体的诗话选材上，章学诚认为应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盖论诗多寡，必因诗篇之多寡以为区分，理势之必然者也。”此论颇为得理。例如，中国古代诗篇数量的男女比例，因政治制度等因素影响，确实十分悬殊。而《随园诗话》中，采诗总数达五千首以上，在男女诗的选录比例上却没有遵循这个客观现实进行，它大量谈论女诗，甚至“阳排阴挤”，章学诚将《随园诗话》论诗侧重点梳理为：“略《易》、《书》、《礼》、《乐》、《春秋》而独重《毛诗》；《毛诗》之中，又抑《雅》、《颂》而扬《国风》;《国风》之中，又轻国政民俗而专重男女慕悦;于男女慕悦之诗，又斥诗人风刺之解而主男女自述淫情”。在这段批判《随园诗话》诗歌取材的总结中，章学诚展现了与袁枚相反的诗话取材观。他认为，诗话取材应同时重视六经；在《诗经》中，要同时重视《雅》、《颂》和《国风》；在《国风》之中，要重视反映国政民俗的诗歌而不能专重反映男女之情的诗歌。这并非是因为章学诚轻视妇女或是男女之情，而是章学诚“实事求是”治史观念在诗话观上的一种体现。他在《题随园诗话》中便疾呼道：“堂堂相国仰诸城，好恶风裁流品清。何以称文又称正，《随园诗话》独无名?”虽然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指出章学诚此处存在考证之误：“指子才见恶于石蓭事也。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石蓭谥‘文清’，谥‘文正’者，为石蓭父尔纯；实斋误以子为父。《随园诗话》欲明载石蓭欲相逐事也。”但章学诚的疾呼实际上彰显了他对于《随园诗话》多收浮艳之诗而忽略了大多质量上乘之诗而愤愤不平，同时也进一步体现了他在诗话取材上要求“取舍有方，公正防滥”的文体学思想。

三.论诗要求——重论本质、真实可信

诗话在确定选材后，便进入具体的理论论证，也开始了诗话真正的写作，章学诚在这一环节上见解颇多。首先，在诗话该论述什么内容的问题上，章学诚针对《随园诗话》之弊端，明确提出“诗话论诗，非论貌也”的严肃话题。《随园诗话》不仅大量选取女诗，在具体诗歌时也没有将侧重点落在诗歌的本质思想上。虽然诗话的创作动机之一是“以资闲谈”，形式和内容都可以相对随意，但像《随园诗话》这样大幅度论述人物之“貌”，尤其是将男性之貌以女性字眼描述的，引起了章学诚很大的不满和责问。袁枚自己论述《随园诗话》的采诗缘起时曾说：“枚生平爱诗如爱色,每读人一佳句,有如绝代佳人过目……此《随园诗话》之所由作也。”袁枚自己倒也光明坦荡，阐述自己爱诗如爱美人的想法。但这“爱诗如爱色”的思想，章学诚认为是“爱诗”少、“爱色”多。而反观《随园诗话》作品本身，确实存在章学诚所说的情况。倘若诗话在具体论述时总是褒女不褒男，褒女色多褒女诗少，是否存在离经叛道、违反古制以及现实情况的嫌疑呢？可见，章学诚要求在评论诗时，要将侧重点放在诗歌本身的思想内容上，而非诗歌作者本身或者诗歌人物的外貌上。

另外，正如何诗海先生在《章学诚碑志文体刍议》一文中指出的：“章学诚裁量文章高下，以‘清真’为一贯之律与最高准则。所谓清，主要就文体言，求其不杂，所谓真，主要就思想内容言，求其无支。”对于诗话，章学诚也是如此要求。如前所述，章学诚认为“诗话而通於史部之传记”。诗话虽然不是正式的史传文体，但它具有记人叙事的功能，可以看作是史料，故此要求真实可信。然而《随园诗话》所记之事不可尽信。其中，章学诚对于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记载童二树一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由是观之，则其叙述贵显巨公与声望名宿种种倾佩纳交之事，亦半属子虚亡是之言，读者幸勿为所愚也。童君不尚标榜，生平从无求人作序之事。”大意是，童二树先生乃本乡高士，生性平易近人，最恨像袁枚这种纤挑儇俗之人，不可能跟袁枚交往亲密且临终时以画梅赠予之，更不可能请袁枚帮他作序。这简直是袁枚在颠倒事实。“至于记叙事实，则不知其有无颠倒，初未有以核其情也。”可见，章学诚多么强调诗话的真实可信，无论在诗话者的才学上、诗话记载事实、语言表达等方面皆应如此。

四.结语

总体上看，章学诚诗话创作论是立足于其自觉的史学意识以及严谨的治学原则上的，他非常重视诗话有补于史学的作用，这点比前人眼界更为开阔。在诗话的写作动机、基本思想、选诗范围、作诗话者自身要求、论诗侧重点以及记人叙事要真实可靠等写作要求中，章学诚攻击袁枚及其《随园诗话》的目的，并非只是揭示诗话时弊或者阐述诗话该如何创作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将包括诗话在内的学术方向引导至有益于世俗民风的一面，这是功德无量的。

1.《文史通义校注》，【清】章学诚著，中华书局出版社，1994

2.《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清】章学诚著；仓修良 编，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3.《章学诚遗书》，【清】章学诚 撰，文物出版社出版，1985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新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