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方

摘 要：影片《活着》是20世纪90年代华语电影的艺术丰碑，张艺谋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真实、残酷地描绘出中国革命政治背景下的百态人生。导演对叙事人物的细腻刻画以及对叙事元素的情感表达，共同谱写出一曲哀婉凄凉的生命乐章。

关键词：《活着》;叙事人物;叙事元素

黎明时，惨淡的阴云还笼罩在山头。大雪封山朔风干吼，尽管只是熹微的晨光，也叫那满山的雪给映了个敞亮。福贵和春生就趴在山坳上，怔怔的望着下面成片的死兵，把雪地染成了一方血红的赤土。电影《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讲述的是徐家少爷福贵在时代的历史大潮中的命运沉浮。在电影中，福贵和班子里的春生被国民党军队抓走，后来成了共产党军队的俘虏，给解放军唱皮影。战后福貴回到家乡，和媳妇家珍过起了老百姓的生活，简单充实。龙二被批斗枪毙让福贵感到后怕，儿子有庆参加炼钢大会被区长倒车撞到的墙压死，而区长正是春生。女儿凤霞乖巧懂事但小时候烧成了哑巴，嫁给了坡脚工人二喜，婚后生活幸福的她却因产后大出血去世。最后，福贵和家珍只有女婿和孙子陪伴着度过余生。影片以近似荒诞和戏谑的手法表现了福贵医生的悲欢离合，见证了特定时代背景下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命运。

一、细腻的人物符码

导演张艺谋有意回避小说中尖锐晦暗的情节，通过多元立体的人物形象深化主题。影片对富贵这一人物的塑造真实形象地外化了主题。富贵的身条瘦削单薄，长得鸠形鹄面，从视觉上就给人以无力担负的感觉。身为少爷的他无赖蛮横，沦为贫农的他胆小怕事，战争的残酷和龙二的遭遇让他的心理从游戏人生转变为“好死不如赖活着”。这种戏剧性地转变让这一人物立体丰满，也使观者从他的升上看到对生命的盲从，一种特殊年代下普遍的生活状态，从而具有普世价值。他常说：“只要活着日子就会变好。”即便日子异常艰难，他依然要活着，支撑他的与其说是对生的希冀，不如说是对死的恐惧。主人公富贵一心只想着能好好活着，输掉的老宅、龙二给的皮影、解放军开的证明，这些看似带来幸运的东西只能保证他活着，却不能使他像期望的那样好好活着。情节的发展将富贵一步步拉到生存的底线边缘，却绝不突破，他的每一次自我争取都变成了徒劳和悲剧，时代没有赋予他追求和改变的权利。他靠皮影营生被国民党抓走，他背着还在熟睡的有庆去学校，一转眼就要亲手掀开盖着儿子尸体的白布。他无奈所以无谓，沉重所以放下，听天由命的他最后坐在床上摸着孙子的头说：“世界上的事都是这样，鸡变鹅，鹅变羊，羊变牛，等牛再变的时候，我们馒头就长大了。”同样的话他也对村长说过，只不过那时他是一脸满足地仰望天空，畅想认为“到了那时，就是共产主义了。”

二、多元的叙事元素

小说是文学艺术，作为视听艺术的电影要想与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需要运用精当的视听语言。影片《活着》的音乐是京胡拉出的悠扬辽远的曲调，在情节上暗合了富贵唱皮影戏，在情绪上给人以凄凉凄凉心怵之感，如同哽咽，贯穿了富贵人生的起起落落，奠定了全片压抑苦闷的基调，也暗示无论悲喜，无论臧否，其本质都是富贵活着接受的安排的规则。色彩赋予电影以新的生命，电影自从有了色彩，电影展现的空间就变得立体起来。色彩作为电影视觉语言最外在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对电影的叙事风格和造型手段都有着一定的影响与作用。红黄暖色在影片中出现频率极高，红在传统文化中是吉祥荣华的象征，在革命中是激进向上的符号。黄色是土地的颜色，代表了贫穷苦难的广大中国人，朦胧的暖色配合阴暗的灯光，营造出影片的戏剧性和悲剧性。值得一提的是，越到影片的结尾暖色越少，到了最后富贵坐在床上和馒头讲话，就几近苍白，也许是因为这时的富贵已经释然了——他一直没有好好活着，但至少他还活着。皮影的加入是一个极富艺术张力和象征意义的改动。早先富贵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但至少他能操纵皮影的命运，到了后来破四旧他直盯着火盆里燃烧的皮影若有所思，他终于连这个也宣告了毁灭和终结。推而广之，就可见所有的悲剧都是必然，那样的年代，连一箱皮影都保不住，又岂谈人命呢？所以富贵无论如何要活着，因为在不能好好活着的时候，活着意味着妥协，更意味着抗争。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向自己的人生抛出一句：“命运面前，休伦公道。”富贵何尝不是如此？《活着》跨越中国近代史上四个最为敏感的时期，在这种大环境下生存的人们所谓的命运从来由不得自己，愚昧地安分，被迫地接纳，习惯地忍受，终于，只求活着，哪怕不能好好活着。

参考文献：

[1]周星.电影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颜纯钧.中国电影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3]陈犀禾，聂伟.中国电影的华语观念与多元向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