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实践是民间文化的源头活水，任何民俗文化事象与当地民众的社会文化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本文具体呈现了贵州清水江上游苗族独木龙舟节的丰富内容，分析了独木龙舟节的性质和功能，揭示了独木龙舟节与苗族社会文化的逻辑联系，指出独木龙舟节对于理解文化整合性、文化活力内源性和文化形式变化性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苗族；贵州清水江上游；独木龙舟节；文化逻辑

【中图分类号】 C9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5 - 0093 - 013

贵州省台江、施秉两县交界的清水江上游的独木龙舟节，自20世纪80年代在民间自发恢复之后，由于当地百姓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地方政府的鼓励与推动，以及受民族地区民俗文化旅游业勃兴的刺激，二十多年间，越办越隆重，名声越来越大，并最终成功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二批），成为清水江上游地区、黔东南州乃至贵州的一张重要的民俗文化旅游宣传名片。本文尝试在前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笔者近期的实地调查和思考，对独木龙舟节这一节庆民俗事象的社会文化内涵及其传承逻辑做一探讨，希望能够对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民族文化传承规律有所启发。

一、独木龙舟节先行研究简要述评

（一）民国以前的研究回顾

从历史上看，清水江上游独木龙舟节受到关注并载诸文献，似以乾隆版《镇远府志》卷九的记载较早，其文曰：

“清（水）江苗人于五月二十五作龙舟戏，形制诡异，以大树挖槽为舟，两树并合而成。舟极长，约四五丈，可载三四十人，皆站立划桨，险极。”[1 ]317

寥寥数语，极其简括，关注点在龙舟的独特形制和“龙舟戏”的特殊划行方式上。

成书于光绪初年的《苗疆闻见录》，作者的记叙也同样简略：

“（苗人）好斗龙舟。岁以五月二十为端节，竞渡于清江宽深之处。其舟以大整木刳成，长五六丈，前安龙头，后置凤尾，中能容二三十人，短桡激水，行走如飞。”[2 ]

其注意力也放在龙舟的形制和“龙舟戏”的特点上，并提出了独木龙舟节是源于“端（午）节”的龙舟竞渡的论断。

到了民国年间，王嗣鸿在《台江边胞生活概述》中的介绍相对要详细一些：

“（四）划龙船——本县施洞口一带边胞，于每年五月二十三日，有划龙船之举。龙船之木料，选择甚严，砍伐时鸣锣烧香祷祝。龙船为独木船，其形式与普通船异。闲时妥善收存，届划龙船季节，始能使用。每届划龙船船数无定，大概每一较为接近的宗族，有船一只，惟以族中分辈登高声大者二人为船首，届时听其指挥，凡应对宾客祭祀礼俗等项事宜，均决诸船首。其竞赛系在水中，竞渡以胜利为荣，往往有为争胜利曾坠河而死，亦不以为意。且其俗以为坠河者，则多年岁愈益丰稔、太平；若坠死独子，尤为大吉大利，故往往竞争至死。① 划龙船时，男女艳装观览，盛极一时。船主之亲友前来庆贺，并馈赠猪羊鹅等礼物。各村大客，畅饮往往达旬日之久。”[3 ]

这段文字，篇幅虽不足三百字，但对龙舟的选材及仪式、形制、管护、活动规模、龙舟对应的社会组织、接龙、相伴的其他活动等，都做了言简意赅的介绍。

（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研究简述

现在看到的关于清水江上游龙舟节较详细的记叙，一是1958年由全国人大民委办公室编印的调查报告《贵州省台江县苗族的节日》中的《划龙船》[4 ] 一文，以及美国学者路易莎在1982年所撰写的论文《贵州苗族文化复兴的动力》。这两篇文章都属于严肃的学术类作品。

《划龙船》的内容丰富、全面，是迄今所见关于清水江独木龙舟节最详尽的专题调查报告。它对（1）独木龙舟节的地域分布，（2）节期安排，（3）节日来历传说及流传范围，（4）龙舟形制，（5）龙舟材料选择和运输，（6）划龙舟活动的组织结构及人员分工，（7）涉及的各种仪式活动及禁忌，（8）与划龙舟活动相伴的其他娱乐活动、区域社会的个体和群体参与形式，（9）划龙舟的文化渊源及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10）划龙舟作为民俗事象出现在清水江上游两岸的原因和条件等等，都做了全面的介绍和分析。这篇报告的专业性、详尽程度应该是目前所见最突出的。其中，作者对独木龙舟节可能是被改造了的外来文化的分析，以及围绕龙舟活动形成的复杂的仪式和禁忌的根源的分析，既见学术功力，又很有说服力。作者对龙船节渊源及形成过程，曾做出如下判断：

“从传说上和历史上来看，这个节日在最初大概是向汉族学来的。但长期以来，内容上起了变化，与汉族地区的划龙船已不相同。今天不论从来源传说、龙船构造或其他的配合活动，都已变成苗族自己的民族节日。当然与汉族有联系的线索还是可以找得出来的，比如这一地带的苗族没有锣，而划龙船时锣鼓齐鸣，与汉族地区一样。汉族端午节吃粽子，而苗族龙船节也吃粽子，这决不是一种巧合。凡是外来的习俗，总可以找出或多或少的痕迹来。但一经吸收过来，互相融合，便成为本民族的文化。”[4 ]

如果我们对这一分析做一点理论上的总结，似可以这样表述：民族间、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和彼此施受是文化史上不争的事实。但是，一个群体接受外来文化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简单照搬，而是经过一番切实的改造，通过有目的地消化吸收，使之在自身文化体系中成活为形式、内容、功能上与原初的文化事象有明显差别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分析独木龙舟节诸多仪式和禁忌因由时，作者指出：

过去在文化没有获得发展机会的苗族中，一切活动总逃不出宗教的支配和影响。龙船节自然不能例外。这个节日本身的存在主要就是苗族祖先对插秧后雨水不调的后果无法应付的反映。他们只能依靠这些活动来表达主观的愿望。据传说龙本身是掌握雨水的灵物，划船的披蓑衣戴斗笠象征雨已来临。划船已过，如果获得了理想的雨量，这就更加强了对这个节日的信仰。至于重载船只在激流中比赛，本来是很危险的，过去也曾发生过船沉人溺的不幸事故。在可能发生危险的活动中，为了避免不测，宗教魔术又插手进来了：船下水时要祭敬山神；出发时要请鬼师杀鸡念词；许多象征“翻”或“倒”的琐事都被列在禁忌之列：例如不许翻饭、不准倒米水，水手不得翻卷裤脚等，都要认真遵守。…… [4 ]

这是从功能和象征的角度所做的分析，也是合情合理的。将这个思路稍加延伸，我们似乎可以说：民俗事象的创设，反映的是民间需要和民间智慧；民间需要是会变化的，围绕特定问题意识而产生的民间智慧也会随之变化。形式的繁复或简化，内容的增加或删削，反映、折射的是作为民俗事象主体的人的需求和认知的变化。就独木龙舟节而言，起初可能与求雨祈年不无关系，延续至今，它的功能已经有很多变化；对于仪式和禁忌，人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而节庆活动的内容，同样也在变化。这个问题，后文会结合新近的调查加以研讨。

当然，这篇调查报告的调查和写作时间是在20世纪50年代，受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改造运动所影响，清水江上游独木龙舟节的场景发生了变化，例如作者提到：

“但是社会的性质变了，一切活动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解放前地富阶级当了鼓头，送礼一年一年加重，形成了风气，使当鼓头的人和他的亲戚在经济上背上了很大的一个包袱。现在送礼已大大的减轻，有的地方甚至一样都不送了。过去为了招待亲戚，每家都得准备很大数量的酒食。自从粮食统购统销后，一般农民已没有大量粮食来作这样的浪费。现在有的群众前来参加时，不是自带口粮就是在政府安排好的饮食供应处去购买。当然招待少数亲戚，一般农民还是能够照顾的。①……”[4 ]

在这段文字中，作者的分析，特别是关于社会内容的部分，留下了阶级分析法的痕迹和阶级斗争的影子。这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遗痕。

路易莎的《贵州苗族文化复兴的动力》[5 ]722-737一文，受作者写作目的局限，并没有对清水江上游独木龙舟节进行全方位的描述和分析，而是试图通过与雷山县西江镇羊排村“招龙”仪式的比较，论证她自己提出的一个理论假设：

龙船节的特征就在于它的外向性。所谓外向性，有三个含义：其一，招龙一类的活动是在自然村寨内进行的，它要达到的目的是重铸内部团结的基础；而龙船节则由村寨各自组成龙舟队来互相进行比赛，活动是在村寨之间展开，打破了一村一寨的界限。其二，与招龙仪式只限于本村本寨成员参加的狭隘性不同，龙船节有来自整个这一地区的客人和观众，还为年轻人谈情说爱提供机会。可见，它的目的是吸引互不相识的人们来到一起，通过聚会，让大家彼此认识。其三，由于新闻媒介和外地游客的到来，龙船节越来越具有表演和娱乐的性质，这一点尤为重要。[5 ]737

尽管她的观点值得商榷（后文将做对话性分析），但是，在这篇论文中，作者对独木龙舟节的仪式及内涵、禁忌等有不少细节性的调查发现，适可补充了《划龙船》等既往调查研究和记载上的缺漏，丰富了我们对于独木龙舟节的台前幕后的认识和了解。

涉及清水江上游独木龙舟节的其他文献，包括一些出自当地本民族学者或民俗文化爱好者的记述的，还有若干，如1994年版的《台江县志》《台江苗族历史与文化（干部读本）》《走进苗疆腹地——台江》（邰磊著，贵州民族出版社2010）等。尽管这些文献对于独木龙舟节的介绍详略不一，但都有值得重视的资料和信息。不过，从学术角度看，其价值都逊于《划龙船》和《贵州苗族文化复兴的动力》。

二、对于既往调查研究相关问题的梳理和补充

关于清水江上游独木龙舟节应该了解的相关信息，既往的调查研究已多有涉及。这里结合相关文献和笔者新近的调查收获，对几个需要深化和拓展的方面稍加梳理和补充。

（一）关于独木龙舟节的起源、流行范围和族属问题

1. 独木龙舟节的起源

从组织和参与的主体、龙舟的形制、节期的时间、活动的方式等方面看，独木龙舟节有其独特性，它不同于长江、珠江流域端午节的龙舟竞渡，而是一种自成一体的民俗现象。

根据当地流行较广的民间传说（实地调查中接触到好几个版本），独木龙舟节源于保公烧龙为独子九保 ① 复仇造成九天九夜天昏地暗，而胜秉一个跟着母亲摸黑到河边洗衣服的小孩子戏水使天地重获光明的故事。而关于独木龙舟节的节期安排、主要活动地点和活动方式之所以如此约定并相沿成俗，当地较流行的“抢吃龙肉”的民间传说所给出的说法，即胜秉抢得龙头，所以在五月初五过节，其他村寨则依次后延，加上受到当地农事的约束，除胜秉仍旧在五月初五过节外，其他村寨节期只能安排在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之间进行，云云，透露了一些重要线索。从历史上看，胜秉曾经一度作为施秉县的县治所在地，其居民多是外来移民，又是汉苗交易的场所，② 因此，可能曾经以其在清水江上游的特殊政治、经济地位而成为外来文化传播的重要中心。前述两则民间传说将胜秉与独木龙舟节的起源、胜秉的独木龙舟节节期与端午节联系到一起，可能正是反映了独木龙舟节源自端午节并通过胜秉的外来移民传入而被当地人民接纳和改造的曲折历程。前述《划龙船》一文还提到：

当然与汉族有联系的线索还是可以找得出来的，比如这一地带的苗族没有锣，而划龙船时锣鼓齐鸣，与汉族地区一样。汉族端午节吃粽子，而苗族龙船节也吃粽子，这决不是一种巧合。[4 ]

这是言之成理的关联和证据上的重要补充。

2. 独木龙舟节的流行区域

独木龙舟节流行的地域，仅限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施秉县的界河清水江上游自施秉县双井镇的平寨村、台江县施洞镇的南哨村至施秉县马号乡的六合村河段，以及台江县施洞镇巴拉河村至老屯乡长滩村的巴拉河河段。从行政区划来看，涉及壤地相接的两县四乡镇十九个行政村的几十个沿江分布的自然村。 ③

为什么清水江流域仅这个范围流行独木龙舟节呢？前述《划龙船》一文的作者曾对此做过分析：

龙船节是清水江边一个狭窄地带的地方性的节日。这一段清水江水位较平，急滩很少，最好进行划船。其次，划龙船是经济消费较多的活动，施洞口一带每年能这样隆重举行，反映了这里苗族人民经济生活比较优裕。同时，每一寨子能有这样多的人出来充当水手，双脚不动地站在独木船上，连续几小时，一连几天划着赛着，能有这样多的人习于水性，这也反映了这一地区水上运输业已到了相当发展程度。[4 ]

这段文字指出独木龙舟节的形成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即自然条件、经济实力和人员素质。

从自然条件看，沿江考察发现，坪寨、南哨是重安江和清水江衔接的地界，从这里进入重安江，即是山高谷深的峡谷地带；而这里到六合，则河面宽展、水流较缓，几乎没有急滩、险滩。六合、廖洞再往下，清水江开始变得水深流急，行船风险陡增，所以才有《划龙船》所记载的民间说法：

据说离廖洞不远的五岔一带，虽然没有得到龙肉吃，后来看到施洞口一带划龙船非常热闹，他们也效法起来了。有一次一只龙船不慎沉没，而且死了一个小孩，于是当地群众就发誓不准再划，否则五岔和附近地区会遭受旱灾。从此以后，这一带也就不再划龙船了。[4 ]

按照一般经验，一次事故不可能彻底浇灭人们的热情，如果需要，人们完全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解释”事故的原因以化解种种疑虑，使节俗流传下去。因此，事故暴露出来的水情凶险和难以驾驭可能才是人们无奈作罢的真正原因。从长滩到巴拉河村的巴拉河段，也是水面较宽、两岸较平、水道少急弯险滩的一段水面；长滩再往上游去，则沟深谷陡，再不宜长达20多米的独木龙舟划行了。所以，独木龙舟节俗的形成和保持，自然条件无疑是重要的前提条件。

从经济条件看，以施洞为中心的清水江沿岸周边，不仅适宜耕种的田土较多、灌溉便利，境域内低山的土层也比较肥厚，农作物和经济林木的种植条件较好，而且有河道上通下联，贸易向来比较发达，所以总体经济状况的确比山区要好。但这样的经济条件，其实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密不可分的。

3. 独木龙舟与苗族扎木放排生产经验的关系

当地苗族的生产生活经验对于独木龙舟节的产生，也有重要意义。从独木龙舟的特殊形制和划行方式看，笔者推测，它可能是当地苗族在顺江扎排放木经验基础上，受到外来的龙舟文化的启发和影响，逐渐发展出来的。苗族地区盛产杉木，又善于利用河流水道向外运输，形成扎排放木的重要生产习俗。放木排时，通常都是将很多根整段的原木捆扎在一起顺江漂流。同时，另外将三五根较粗的整木捆扎在一起作为机动的木排，由水性好、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若干人前后护持照应，避免木排散架、沉滩或回漩在水情复杂的深潭之中。在掌控这些穿行于急滩浪头的木排时，木排上的人不是坐着也不能坐着，而必须手握一端套有铁钩的长竹篙站立在木排之上。独木龙舟的子母舟结构和捆扎技术，以及在急滩浪头站立着驰驶木舟的胆色，应当是源自苗族世代顺江扎排放木的经验、技术和胆量；① 而刳巨型整木为舟，既可减轻整木重量、增加浮力，又便于站立，这应该是受到内地龙舟形制的影响和启发，同时也为早期苗疆巨型木料丰富的优越条件所允许。

4. 独木龙舟节是苗族特有习俗

能否将独木龙舟节理解为“苗族的”节俗呢？无论从历史记载还是从当前实地调查所掌握的情况看，大量事实表明，这的确是一个深深融入了当地苗族社会文化的节俗。尽管沿江有多个汉族村寨，特别是在施秉县一侧，但无论是与苗族同属一个行政村的汉族村组，还是自成行政村的汉族寨子，也不论其村寨的规模是大是小，都不造独木龙舟、不划独木龙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民间传说，胜秉、平寨两个村子抢龙肉时是抢到龙颈、龙头的，而且这两个村子所在的河段一直是很重要的独木龙舟竞渡表演水域。可是，这里的汉族都不划龙舟。或许，当地汉人来源较为复杂，很多原来可能并不是习水便舟的，他们出于各种原因来到清水江沿岸定居后，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并不驾舟捕鱼、扎木放排，因而身在清水江独木龙舟节流行范围，却长期只是充当观众，只按照传统习俗过端午节，而并不更深地参与到独木龙舟节的活动中。而苗族由于在人口方面占绝大多数，在接受了这一外来习俗后，添加、赋予了越来越多的“苗族”文化色彩和独特经验，主导了这一节俗的后期流变。因此，可以说独木龙舟节是以苗族为主体促成的区域性节庆民俗。

（二）关于独木龙舟所对应的社会单位

在清水江上游沿岸，无论是坐船沿江而行，还是步行、驱车从两岸路过，都可以看到许多村寨的龙舟棚布列江边，形成一种很独特的景致。那么，独木龙舟属谁所有？或者说，它的属主是一种怎样的人们群体、具有怎样的社会关系呢？

前述王嗣鸿《台江边胞生活概述》一文认为“大概每一较为接近的宗族，有船一只”，按照这个说法，每一只独木龙舟所对应的社会单位是一个宗族，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初级社会群体。《划龙船》一文提到：“每寨都有一、二只龙船，个别的大寨还有三只的”，“在划船结束之后，他（鼓头）还得杀猪备酒招待房族。由于施洞一带往往是同姓同族聚居在一寨，因此邀请的人往往是全寨的男子”，显然也认为独木龙舟对应的是父系血缘群体（房族）。但是，从新近调查掌握的情况看，这一带的苗族是在不同时期迁入定居的，很多村落不仅有异姓杂居，即使是同姓也往往并非共祖同宗，而且不少村子还有苗化的汉族同居共处，因此，村落往往是由地缘和血缘双重纽带维系的。独木龙舟所对应的社会单位，通常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自然村，即村中健壮的男性中青年在五六十人以上，② 强调的是同属一个自然村的地缘关系，而不是家户之间的血缘关系。各村各寨筹划活动、筹集经费时，也是按照丁口和个人条件来分担，而不是考虑族姓因素。当一个村落人丁滋繁，健壮的青壮年男性多达百数十人时，为了锻炼年轻人，让具备参与条件的人都能有机会展现自己，通常会酝酿增造一条新龙舟。而一个由某一老寨、大村迁出来另行建立的新自然村达到三四十户的规模时，往往也因为具备了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加上回到老寨参加活动不很方便，或者嫌大村老寨人多情况复杂，或希望减少对大村老寨的依附感，而另造新舟，以独立身份组织和参加活动。但是，由于造独木龙舟耗费很大，① 而且每次出龙时，每只龙舟都要有鼓头或龙头，龙舟一多，也容易在村落内部形成竞争张力，因此，即使是大寨子，也未发现有造三条或更多独木龙舟的。

（三）独木龙舟节的“接龙”活动

从村寨和村民的角度看，独木龙舟节的焦点，一是接龙，二是竞渡夺魁。两个方面都关乎村寨的集体荣誉和声望。

所谓接龙，是当地独木龙舟节的一项重要民俗，是指各村寨独木龙舟出龙时，获悉消息的亲戚朋友到江边迎候并馈赠礼物的仪式活动。当各村各寨的龙舟划行到某一处水流平缓、堤岸比较宽缓或有河滩、有码头的地点时，就将龙舟划向岸边。早已迎候在那里的亲友则燃放鞭炮，依次给鼓头敬酒，往龙头的双角或龙颈上系红绸或红布条以表达祈福求吉，并将馈赠的礼物逐一奉送。已经绑缚好双脚的鹅、鸭往往就直接被倒挂在龙颈起伏的脊部炫示，猪、牛、羊则赶到水中，由随行装载礼物的货船上的人赶到船上。从调查所见各村张榜公示的礼物清单看，最常见的礼物有现金和鹅，以及猪、羊、牛等。过去一般都是馈赠鸡、鸭、鹅、猪、牛、羊，现金很少。按照当地的习俗，接龙的亲友包括姑妈、姨妈、“同年”，②以及同事、同学、战友等。接龙时，馈赠人要将受礼人和双方关系明确告知，龙舟上负责接受馈赠的司礼员要大声报出馈赠人姓名、所在村寨、受礼地点、赠礼数量和种类、受礼人姓名，由记录人员逐一记下，龙舟和货船上的人则大声应和表示知悉和感谢。一般情况下，只有鼓头家的姑妈们 ③ 才会馈赠猪、牛这样的厚礼，其他亲友多是馈赠礼金和鹅，多寡看馈赠方的经济能力及馈受双方关系密切程度。各村寨只要出龙，不管是连年出龙还是间歇出龙，姑妈们是必须接龙的；在连续多年出龙的情况下，姑妈之外的其他亲友通常只在第一年接龙送礼。

接龙的亲友多，意味着出龙的村寨人脉广、在地方上声誉好；受礼多，则意味着亲友们的经济实力强、施受双方关系紧密牢固。这不仅是对村寨集体的外部社会关系的检验和展示，同时也是村寨内部各家各户外部社会关系的展示和检验。所以，接龙一方面客观反映了流域各村寨的社会联系强度和经济状况；另一方面，则激发了人们日常维系和加强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联姻关系的自觉意识。

（四）独木龙舟节期间的村寨内部活动

既往的调查和相关材料的介绍，主要着眼于出龙后江面上的接龙活动、比赛水域的竞渡赛况，以及河滩上码头上青年男女的交游对歌等等，对村寨内部的活动关注不多，介绍也很简略。从实地调查掌握的情况来看，村寨内部的活动不仅丰富多彩，而且有重要意义。

在出龙的前一天，部分村寨的后勤小组根据村寨人口多寡，通过集体集资或用村集体积累，买一两头肥猪来宰杀，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各家各户作为主菜。各家各户则自备餐具、炊具、柴火、配菜、酒饮等，悉数汇聚到全村平时聚会、踩鼓的广场或篮球场，举行联欢性的晚餐大聚会。先是以家户为伙，自行招呼先期到来看热闹的客人用餐。待到酒已半酣、饭也半饱之后，开始互相串桌敬酒、分享厨艺，宴乐交流。这是每年出龙前村寨内部动员的一种重要形式，目的是把男女老少都发动起来，把大伙的热情激发出来，共同迎接即将到来的热闹而又紧张的独木龙舟节。

农历五月二十七日下午，江面上表演性的节庆活动降下帷幕。各村各寨的龙舟队回村歇龙，村寨内部的宴饮娱乐也鸣锣开场了。凡当年出龙的各村寨，都要将亲朋好友请到村里来，举行大型宴乐以表达感谢之情。在受邀的客人中，姑妈们是最重要的嘉宾，因此，独木龙舟节后续的村寨内部聚乐俗称“请姑妈”。姑妈们回村的场面隆重而壮观。她们事先推举出几位能力出众的协调人，商议好入村前的集合地点和时间、集资捐款的份额、以“全体姑妈”名义赠送给娘家的礼物，并预先确定回村参加联欢活动的节目和演员。回村当天下午，她们带着节日盛装，按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在村外集合换装。各村则动员男女老少，身着盛装，敲锣打鼓，抬着鞭炮，举着“热烈欢迎全体姑妈回娘家”一类的大红横标，浩浩荡荡到村外去迎请姑妈们。接到姑妈们以后，舅妈们在前引导，姑妈们居中徐行，老幼们左右跟随，舅舅们则抬着姑妈们的赠礼随后，一路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欢声笑语不断，妇女们的盛装和银饰光彩夺目，每个人脸上洋溢着兴奋、喜悦和自豪。摄影师、游客奔前跑后，拍照录像、请求合影、观赏盛况，惊奇、羡慕、赞赏的神情写在脸上。到寨门口，同样是盛装在身的迎宾美女分列两排，手中端着盛满蕴含问候、致谢、欢迎和祝福深意的拦门美酒，逐一敬给荣归娘家的姑妈们。敬酒的一方不仅有贴心的温言细语，而且杯杯美酒都要伴着一首首或辞藻华丽，或质朴真挚的敬酒歌。接酒的一方不仅爽快地接过酒杯，而且也即兴答歌，歌罢将酒一饮而尽，尽显苗家姑妈们的聪慧和豪气。围观的主人客人或会心舒颜，或跟着一起唱和。

进寨之后，姑妈们回娘家见亲人、叙家常，并将盛装换成便装。晚餐时分，在亲人们的簇拥下，姑妈们又都重新集中到踩鼓坪，参加全村的聚宴。酒到半酣，大戏开场。当晚最重要的活动不是吃喝，而是以酒为媒，把大家的情绪充分调动起来以后，进行文艺大联欢。文艺联欢的主角是姑妈们和舅妈们，也许说是姑妈舅妈才艺大比拼才更准确。只见略显素朴简陋的舞台上，姑妈舅妈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不仅唱传统的情歌、飞歌，还有时下流行的中外名曲；不仅跳鼓舞、街舞，还有自创歌舞；还把旧闻、新闻、新鲜事改编成民歌和相声，让现场的老老少少大开眼界、大饱眼福耳福。孩子们、舅舅们甚至拄着拐杖的老人们按捺不住，也不时穿插着上台献艺。歌声、掌声、欢笑声、尖叫声、口哨声此起彼伏，整个村寨弥漫在浓浓的、令人沉醉的喜庆祥和气氛之中。

第二天上午，舅舅们早早起来，打理家务后，又开始给姑妈们准备午餐。姑妈们、舅妈们梳洗之后，陆陆续续来到踩鼓坪，或三五成群，或围坐一堆，或者开心地回顾联欢晚会的一个个精彩瞬间，互相夸赞对方出众的才艺，酝酿着下一次聚会的活动；或者交流刺绣的经验、新鲜的见闻、有趣的轶事；或者俯首帖耳地悄声说着私房话。没有鼎沸喧嚣，只有一派温馨安详，偶尔传出一阵清脆的欢笑声。用餐时间到了，舅舅们把热腾腾的饭菜摆满了一张张圆形餐桌，酒水、饮料也摆到桌面上。原来一派宁静的踩鼓坪转瞬间又开始热闹起来。

餐桌上的主角还是姑妈和舅妈们。舅妈们唱着敬酒歌，殷勤地给姑妈们劝酒、夹菜；姑妈们也唱着酒歌，机智地回应着舅妈们的热情。大家你来我往，深情款款地吟唱，酣畅淋漓地豪饮，嘻嘻哈哈地相互追逐，难离难舍。在这样的场景中，苗家妇女多情、机智、豪迈、达观、质朴、乐群的一面表露无遗。

在不知不觉之间，太阳一点点偏西，日暮悄悄然迫近。姑妈们该启程了。全村男女老幼不约而同地再次汇聚到踩鼓坪，与姑妈们依依话别。随着送行的鞭炮声噼噼啪啪地响起，在全村人一程又一程的执手相送中，姑妈们踏上了各自的归途。

近年来，由于当地生产生活条件普遍大幅改善，“请姑妈”活动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姑妈们被挽留的时间也在延长。作为我们调查点的施洞镇白枝坪村，今年的“请姑妈”活动持续了四天三夜，期间有两场晚会，都是姑妈舅妈们自导自演，节目土洋结合、传统与现代交融，乐坏了村里镇上的居民和游客。第三天，姑妈们还邀请舅妈们一起到旧州宽展的河滩上烧烤野炊，歌声笑语和喜乐情景吸引附近村寨的亲友们纷纷加入。

（五）独木龙舟节活动中的关键角色

从村寨内部来看，独木龙舟节的关键角色主要有三：鼓头、鬼师和寨老。

前述《划龙船》一文，对鼓头的作用做了介绍。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鼓头的挑选方式。从调查获悉，鼓头通常是由成年男性村民们集体推举出来的。鼓头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1）德高望重的中老年男性；（2）夫妇身体健康，有儿有女；（3）家境比较殷实；（4）姑妈比较多，在本地的姻亲比较有实力。在实行计划生育之前，由于农村绝大多数家庭都是多生多养，所以符合上述条件的人选并非个别。但是，鼓头的声望和姻亲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村寨“出龙”的效果，特别是亲友“接龙”馈赠的丰厚程度，影响到村寨的“脸面”，因而推选鼓头往往是重大而审慎的集体决策。一些人自告奋勇，未必能被选中；个别人被推举后，出于减轻姻亲方经济负担等考虑，也有坚辞不就的。规模小一些的村子，有时因为符合鼓头条件的人选少，不得不通过“歇龙”的方式给鼓头留出积蓄实力的时间。①

鬼师是主持仪式活动的灵魂人物。龙舟出棚、下水，活动结束后龙舟入棚存放，新造龙舟，都有或繁或简的祈福求吉仪式。尽管平时各家各户禳灾祈福时，可以延请本村以外的鬼师举行仪式，但独木龙舟节的相关仪式，则基本由本村的鬼师包办。鬼师都是男性，举行仪式时着苗族男子盛装，无论是否刮风下雨，一把打开的黑色雨伞是他的必备法器。②

寨老在独木龙舟节中也是关键人物之一。寨老是这一带的功能型自然村寨 ③ 的自然领袖，一般由村民集体推举年富力强、热心公益、精明能干、德望服众、能说会道、明辨是非、治家有道的已婚中年男性担任。④ 寨老的作用是发动和组织村民，参与与村民集体福祉相关的民间活动。⑤ 在独木龙舟节的活动过程中，寨老是关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募集资金、分配任务、协调各方、开展活动、迎来送往等等，都离不开他。

（六）关于独木龙舟节的仪式与禁忌

独木龙舟节的仪式分两类。一类是全村性的，包括起龙、下水、出龙和龙舟入棚收存，都有相应的仪式。其中，下水和出龙的仪式最隆重，目的是给全村老幼祈福，保佑出龙的队伍平安顺利。一类是家庭和个体的。家庭的仪式主要是出龙当天早上的祭祖先和祭鬼神，祈求祖先和神灵保佑家人平安，祷祝各路鬼魂不要出来作祟，降祸于人。个体仪式主要是在独木龙舟下水仪式后给龙舟披红献祭，祈求龙神送子赐福。

禁忌分语言禁忌、行为禁忌和对象禁忌等。语言禁忌方面，鬼师、寨老要告诫全体村民，嘱咐家长要约束孩子，从起龙仪式开始，在整个节日活动期间，不许说“翻”“覆”“掉”“落”“死”“输”等不吉利的话，不许对家人、村邻、来客说失礼的话，不许在举行仪式的庄重场合乱说话。行为禁忌方面，不得打架斗殴、不得各行其是，不得在公共场合有不端举止，等等。对象禁忌方面，禁止妇女上龙舟、触摸龙舟上的器物，禁止妇女披头散发出现在仪式场合，禁止孕妇、危重病人出现在公共场合，新遭亲人亡故等不幸或家有产孕妇的男子不能参加出龙，等等。

三、独木龙舟节的性质和功能

（一）独木龙舟节的性质

独木龙舟节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节日呢？现在见到的研究成果中，也有对此进行讨论的。美国学者路易莎曾断言，“龙船节的特征就在于它的外向性（externalizing）”，“是把不同人群汇聚到一起，使他们相互交往的外向性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则主要是一个世俗化了的娱乐活动”。我们且称之为“外向娱乐活动说”。而前述《划龙船》的作者则认为，“这个节日本身的存在主要就是苗族祖先对插秧后雨水不调的后果无法应付的反映”，我们可以称之为“宗教仪式说”。显然，这两种判断相去甚远。那么，究竟哪种说法更合理一些呢？或者说，有没有其他更恰当的解释呢？

就目前所掌握的相关线索来看，这一节日的原生动力，应该是清水江上游两岸的苗族先民在外来压力的刺激下，① 借用外来的文化元素即端午划龙舟，以独木龙舟竞赛作为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机制，将这一区域的苗族团结起来，以共同应付外来压力和天灾人祸。② 当地流传的该活动源于烧恶龙和“分吃龙肉”的传说，在我们看来，具有重要象征意义，是对外来压力和威胁奋起反抗的一种隐喻表达。

“外向娱乐活动说”看到了或强调了该活动的衍生性功能。但是，这一判断是在与雷山西江羊排村苗族以村落为单位举行招龙仪式进行比较的意义上得出的一种推论。所谓“内”和“外”，其实是研究者对行动单位的一种主观区分和把握。比较而言，村落内部的招龙仪式是封闭的，而独木龙舟节是清水江上游河段的村际集会，是相对开放的；招龙仪式是针对某些不祥之兆或灾异现象举行的禳灾祈福仪式，限于本村成员参加，宗教色彩很浓，缺少娱乐性；而独木龙舟节不仅流域内的苗族各村寨都参与，而且吸引了外地宾朋游客，有突出的娱乐色彩。可是，独木龙舟节一向是清水江上游河段苗族的节庆，是苗族生活中年复一年不可或缺的重要日程，其他人包括当地的汉族居民只是做客、看客、过客，节庆的内隐意义只有当地苗族才能分享。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何尝不是一种“内部”的、有族际分野的活动？因此，断言独木龙舟节是一个外向性的娱乐活动，未免有表面化之嫌。

“宗教仪式说”则依据“龙是掌握雨水的灵物”，但显然与苗族民间传说和在这个特定节庆中对“龙”的理解不相符合。[7 ]159-161

（二）独木龙舟节的功能

关于独木龙舟节的功能，这里尝试从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去做一梳理。

1. 内向功能

内向功能，主要是指对于作为独木龙舟节文化主体的当地苗族的功能。不同于路易莎所强调的“外向娱乐活动”的判断，我们倾向于认为，独木龙舟节本质上是清水江上游沿江区域苗族社会的一种重要整合机制。

根据当地一些老人的回忆，在独木龙舟节兴起之前，当地苗族也流行祭鼓即“吃鼓藏”的仪式活动。如今很多村子的藏鼓洞还能找得到，有的藏鼓洞内还有尚未腐朽的木鼓。但是，张秀眉起义失败后，作为雷公山苗族聚居腹心地区与汉族接触的前沿地带，清水江上游沿岸的苗族大型祭祖活动被禁止。作为一种应变形式，带有娱乐性质的独木龙舟节应运而生。表面上，它是相应河段沿江各村落之间的龙舟赛。而事实上，它将该区域的苗族村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内部的交流和团结。

从内部功能来看，它至少达致两个层次的内部团结。一是村落内部的团结，因为它要求各村进行充分的内部动员和协调，集中全村的人力物力财力，对外展示本村的实力和面貌。二是沿江各村之间的团结，因为长达三天的龙舟会友，需要统一行动，共守规则；而出龙和歇龙的安排，也不能各行其是，必须有默契，才能够将节庆活动长期维持下去。

此外，它还有衍生性的功能，那就是刺激了三种再生产，即人口的再生产、物质财富的再生产和文化的再生产。由于各村出龙参与竞赛，需要有充足的桡手，又需要有众多姑妈接龙，这就刺激了对新增人口的需求，鼓励了各家各户的生育。由于举办节庆活动耗费巨大，也促进了家庭和村落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大规模的聚会，无论是为了自娱自乐还是吸引来客，各种民俗活动不断涌现，大大丰富了节庆的文化生活，也积累了厚重的民俗遗产。

2. 外向功能

外向功能也有两个方面。一是苗族姻亲纽带的加固。年复一年的出龙和接龙，是舅舅和姑妈之间的礼仪性来往。这种往来不同于一家一户、一房一宗的私下来往，而是展示给公众、接受公众评议的公开乃至炫示性的交往。姑妈的馈赠，不仅表达了对娘家的忠心和报答，而且也展现了婆家的理解、支持和实力，是姻亲之间彼此示好的重要形式。而舅舅们的出龙，也向姻亲一方展现了村落的团结和实力，有利于巩固姑妈在婆家的地位。这种重要的礼仪性来往，还有利于促进姻亲之间的日常来往，因为只有良好而密切的日常联系和亲密关系，才能唤起关键时刻的相互支持。

二是苗族社会网络的拓展和维持。由于大规模的节庆活动，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大量来客，不仅为故旧之间的来往创造了机会，也为结交新朋提供了可能。围绕独木龙舟节，形成了一种滚雪球式的社交效应，使当地苗族的社交圈子不断扩大。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很多受访人不无骄傲地谈起通过独木龙舟节结识的各地朋友，他们之间不仅有节庆时节的邀约，而且还发展出生意上和其他事务上的互惠关系。这种社会网络，成为当地苗族获得发展信息和机遇的珍贵资源。

除了上述功能之外，独木龙舟节还有一项重要功能，那就是苗族众多节庆民俗共有的一项重要功能：为青年男女的交往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关于这一点，下文将进一步讨论。

从上述功能分析出发，我们似乎可以提出如下推论：任何富有生命力的民俗活动，都应当从生发和维系这种民俗事项的主体本身去寻找其活力产生的内在逻辑。要真正理解独木龙舟节，脱离开当地苗族的生存需要和意义追求，无异于缘木求鱼。而独木龙舟节今后的延续，也仍然寄望于当地苗族对于这一节俗的价值认定，以及为此而愿意付出的热忱、情感、财富和创造性劳动。

四、独木龙舟节与苗族社会文化的关系

透过独木龙舟节，我们看到维系这一大型节庆活动、生成这一社会整合机制的当地苗族社会文化脉络。

（一）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纵（血亲）横（姻亲）两轴

前文已经提到，独木龙舟节的基本活动单位是血缘-地缘合一的村寨，而不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维系的房族或宗族。这是由这一带的苗族迁移汇聚、相互包容的聚落形成史决定的，大多数村落不仅因此是多血缘背景的，而且往往也并非单一族别的，只是由于苗族人多势众，因而能够把其他族别背景的异质元素逐渐消纳其中罢了。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苗族传统的亲属网络在这个节庆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降低了，恰恰相反，地缘性质的村落固然是集体行动的基本单位，而真正起支撑作用的却主要是亲属网络。

1. 以“吃鼓藏”为重要维系机制的父系氏族组织

历史上，苗族的迁徙既有外部压力如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等因素，也有内部压力的因素。内部压力主要是人口繁衍导致聚落规模扩大、房屋过密、垦殖失控、资源紧张、生态退化、劳作路途遥远，以及因争地争水致使内部矛盾激化等一系列问题。当地苗族传统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拓殖新的区域，并以民主协商的方式迁移部分人口入驻新区，来缓解老村老寨的人口压力、人地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内部社会矛盾。苗族古歌和聚落口述史中有关分村析寨、拓殖新区的内容非常丰富。这种拓殖的距离，有远有近，远的可在一昼夜以上的行程。如果是军事征伐、民族冲突导致的逃亡，距离则更加遥远。但是，安定下来之后，同一氏族的苗族总是千方百计保持联络，并通过定期祭祖的仪式维系彼此间的往来，必要时相互声援和支持。吃鼓藏正是过去氏族内部保持紧密联系、避免势单力薄受到驱逐欺凌的重要传统仪式。外部压力越大、矛盾越复杂的区域，苗族的区域性集会性的节庆活动越突出。正是借由这类重要社会机制，数百年来，苗族能够应对外部压力，在各地扎下根来。没有这样的社会机制，苗族的安居乐业将难以保障；不了解这样的社会背景，也无法真正理解苗族创设和维系区域性公共生活的动力。独木龙舟节的产生和节俗的再生产，离开了这样的背景也是无法理解的。

2. 以姑舅表婚维系的横向互惠性社会网络

独木龙舟节离不开各村寨的姻亲网络的强有力支持。没有姑妈的支持，各村各寨出龙时就不会满载而归、挣足面子；没有“请姑妈”的活动，村寨歇龙后的喜庆活动就缺少了答谢的主角。表面上看，姑妈接龙是一个单向的施惠行为，而且馈赠不菲；“请姑妈”时，姑妈们也绝非空手回门，而是带着厚礼。如果有来无往，厚来薄往，这种姻亲间的往来还怎么维持？这就需要理解苗族的婚姻制度和馈赠规则。

当地苗族流行这样的民谚：同宗万代亲，姻娅七代终。意思是说，父系宗族的成员，世代相亲，不离不弃；姻亲之间再亲，过了七代，就彼此疏远、不再往来。但是，当地苗族盛行姑舅表婚，而且俗尚“亲上加亲”。姑舅表婚不仅有舅男娶姑女的“还娘头”，还有姑男娶舅女的“追姑妈”，还有第三代、第四代的姑舅表亲通婚。这种婚俗，不仅使姻亲关系可以长久延续，而且姑舅关系可以发生代际转换。因此，姻亲之间的礼尚往来，就有了重要的平衡机制。

当地苗族的婚姻缔结，既重视青年男女通过“游方”建立的感情基础，也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婚礼中是不重聘礼的，即男方不需要给女方大笔的聘金聘礼。相反地，嫁女一方自幼就要给女儿置办盛妆，一个女孩子出嫁时带走的银饰和盛装少则价值上万元，多则十数万。如此厚重的“陪嫁”，正是苗族姑妈心甘情愿忠诚和持续答谢娘家的重要原因。

此外，当地苗族俗尊舅权。姑妈家的红白喜事、儿子分爨乃至家庭纠纷，往往由娘舅出面坐镇。同时，舅舅在姑妈家乔迁、婚庆、诞礼等重要仪式上，是诸多亲友中送礼最丰厚的。姑妈家遭逢天灾人祸，舅舅也是最重要的施援方。这样的礼尚往来，也是姑妈在接龙等重要活动中甘愿为娘家回报挣面儿的重要原因。

3. 族内婚是巩固苗族社会互惠关系网络的重要机制

当地苗族并不排斥族际通婚。在杂居地区，苗族与侗族、水族、布依族、汉族等通婚并不鲜见。但在当地，由于苗族在人口数量上占优势，加上农耕生活的相对自闭性，语言、文化、心理上的彼此相通，守望相助的需要，以及婚姻习俗、未婚青年男女交往习俗营造的氛围和提供的机会，使得聚居区的苗族形成了村寨内婚、支系内婚的传统。内婚的俗尚，使得苗族社会内部的网络更加致密，礼尚往来更加频繁，馈赠与回报有可靠预期和彼此的默契，进而加固和强化了各种互惠关系。

（二）血缘-地缘二元平行的村落社会结构

如前所述，这一带的苗族村寨往往都是杂姓而居，而且不少村寨还容留零星投靠而来的外姓乃至外族。① 但是，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苗族村寨除了重视亲属关系之外，平日同居共处、世代守望相助、彼此唇齿相依的利益联系也使得他们同样重视地缘关系。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族亲、姻亲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会强调得多一些，亲戚之间的往来也更密切一些。但是，水源、牧场、薪炭林、渔场以及山林地界，靠全村人来监守保护；村规寨约，约束的是全村村民；面对外来威胁，需要全村一致对外。说到底，功能性的自然村寨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为了强化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和归属感，苗族民间发展出一系列以村寨为单位的公共活动，因此，苗族的很多重要仪式和活动，都是以村寨为单位，包括招龙（村落的招龙）、议榔、清寨（举行仪式禳除厄运凶兆）、吹芦笙、“打同年”② 等，都是以全村的名义，关乎全村人的祸福荣耻。在村寨内部，村民一般会在意血缘上的亲疏远近，但是，出了村子，人们更在意彼此的村落归属。独木龙舟节是流域内的村际活动，展现的是村落的内部团结、集体实力，争的是村寨的名誉和面子。每一次出龙，都要接受其他村寨的挑战，都要面对舆论的品评，因而独木龙舟节也成为强化村民归属感、集体荣誉感，唤醒年轻人的责任意识和团结意识的重要机制。实地调查过程中，我们接触了很多专程从外地赶回村子过节的年轻人。一回到村里，男青年当仁不让地担当桡手，随时准备披挂上阵；女孩子则根据分工，把后勤和礼仪接待的责任担负起来。各村集资的红榜上，每一户人家都榜上有名，出钱出力，谁也不甘人后。整个节日期间，只要身临其境，除了感受到浓浓的节日喜庆气氛之外，村民们那种主人翁意识、年轻人那种顾全大局的意识，也格外令人感动。没有这种精气神，独木龙舟节就会失去魂灵。

（三）华美繁复的服装与银饰的展示

独木龙舟节的一大亮点和巨大魅力，源于当地苗族精美的银饰和精湛的服饰工艺。节日期间，沿江一带俨然是一个巨大的、流动的苗族服饰展演大舞台。龙舟之上，桡手们身着锤制的紫褐色亮布男装，头戴尖顶手编斗笠，腰系银饰腰带，一个个精神抖擞。岸堤上、田坎间、河滩中，儿童头戴银饰帽子，身着苗族童装，胸前垂着银质配饰，腕儿上套着银镯，面对如堵的嘉宾游客的围观和连声赞叹，娇羞地藏到大人身后。上了年纪的阿公阿婆也盛装在身，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满眼慈爱地时而注目于河中央的龙舟赛，时而观赏身边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娇女雏凤。最耀眼的当属那些年轻的姑娘们，她们华服在身，头上、胸前、后背、双腕儿的银饰闪闪发光，璀璨夺目。游客们将结伴而行的姑娘们围在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圈子中央，艳羡地端详，争抢着合影，不失时机地抢抓镜头。姑娘们羞涩的脸上满是掩饰不住的内心喜悦和骄傲。

物质生活条件尚不富裕的当地苗族，凭着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对安宁和平的无比珍惜，以及亲人之间素朴深沉的挚爱，齐心协力、韧劲十足地点滴积累着家庭的财富，并将这些财富转换成可以观赏、可以触摸、可以穿戴、可以收藏的美服盛饰，不仅愉悦着自己的身心，装扮着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借着节庆展开的天然舞台，厚赏了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宾朋，把一个小地方的节日，分分秒秒都填满了货真价实的美。

（四）未婚男女的交游活动

当地苗族民间节庆活动的核心关切之一，是为平日忙于生产生活的未婚青年创造更多的交往接触机会，使他们能够凭着自己的慧心慧眼，寻觅到可以相守一生的意中人。在独木龙舟节这样的节日里，正是未婚的姑娘小伙儿展现自己、吸引异性的绝佳机会。小伙儿可以在江中奋力挥桡之际展现自己的健壮、勇敢和潇洒；龙舟靠岸歇息的时候，他们也可以亮开嗓子，用一首首情歌撩拨姑娘的芳心；入夜，河滩上、火塘边、村寨旁，他们还可以邀约属意的姑娘一起对歌，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姑娘们呢，她们在河滩上、码头上，跟随时而急促、时而轻缓的鼓点，翩翩起舞，用凝结着自己的辛劳和巧慧、凝聚了亲人百般疼爱的盛装，用无需粉黛、天然娇媚的容颜，用轻盈优美的舞姿，委婉地向知音传达出自己内心的渴望；鼓声暂歇，她们用婉转的歌声，向意中人传出绵绵的柔情蜜意；夜幕下，面对欣慕而来的大胆追求者，她们大方地或以歌唱和，或柔声诉说衷肠……精神的自由、情感的无羁、社会舆论的宽容，犒赏着这些常年为过上富足生活而辛勤劳作的青年，燃旺了他们追求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希冀。这些年轻的生命，不仅让独木龙舟节这样的节庆充满了情感与活力，而且沉淀了厚重的生活意义。

五、结 论

表面上看，独木龙舟节似乎不过是清水江上游一个区域性的民族节日。但是，它却是我们认识和理解文化复杂性的一个生动案例。在此，笔者想着重指出三点，即独木龙舟节对于理解文化整合性、文化活力内源性和文化形式变化性的启示意义。

本文通过对独木龙舟节的深入考察，揭示了独木龙舟节作为一种区域性的民族文化的上述三个基本特征。就整合性而言，独木龙舟节在功能上是复杂的，不是“外向性”、“娱乐性”可以简单概括的，也不是单纯“宗教性”的，而是内向性与外向性相统一，兼具宗教、社交、娱乐、社会动员和整合等多重功能；它也不是一个可以随意割裂的节俗，而是必需回归到当地苗族的迁徙历史、社会生存环境和民族文化脉络中才能完整理解的一项文化创设。就文化活力的内源性而言，苗族区域社会团结和动员的需要，在长期劳动生产中积累的智慧技能，追求爱情和幸福的愿望，加强和拓展内外交往的热情，集体审美的情趣，才是造就独木龙舟节这一民族文化盛宴的真正活力源泉；离开这一切，它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文化的变化性而言，独木龙舟节先是作为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又在区域族群长期生产生活中不断得到丰富，体现出文化的民族性、区域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因此，只要它依然以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为根基，它就既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也不可能变得面目全非。

独木龙舟节的调查与研究，不仅出于单纯的学术兴趣，而且也出于现实的关切。近十多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政府、学界、投资者和其他社会力量卷入“非遗”项目的识别、申报、发掘利用和传承保护实践的热情持续升温，迄今仍“高烧不退”。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见树不见林的观点和做法，不仅严重干扰了作为各种“非遗”项目生长沃土的当地人的正常生活，而且制造了很多社会矛盾，包括“非遗”“传承人”之争，“非遗”故地或保护地之争，引发了从业者个人之间、村寨之间、地方政府之间、官民之间等诸多方面和层面的关系紧张。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需要克服围绕“非遗”展开的急功近利乃至见利忘义的利益博弈之外，还需要垄断了裁判权和利益分配权力的外部卷入各方，对文化的整合性、文化活力的内源性以及文化形式的变化性多一些理解和体认，从而自觉减少对那些“活态传承”、正常延续着的“非遗”文化的搅扰。

就目前看，独木龙舟节依然是当地人主导的一场民族文化盛宴，其滋味依然合乎当地人的“口味”。我们希望，任何外来力量，面对包括独木龙舟节在内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要多一些敬畏之心，不要越俎代庖，不要喧宾夺主，使这些民族文化的奇葩，在当地人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的滋养下能够盛开得更加娇妍，艳丽得更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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