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新乡的一纸通知火了。在这份《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在公文运转和正式会议场合中进一步规范国家工作人员称呼的通知》中，提出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工作人员，相互不称官职，一律称“同志”。尽管，在这句通知之前，文件表示该举措的场合为“公文运转和正式会议场合”。但在网络上，文件以“不称官职，只称同志”为名引发网友热议和时评的热评。

然而，随着网络舆情的进一步发酵。新乡市政府办相关人士回应称，该文件属内部工作提示，并不属于正式公文，也并未公开大范围传达。为何简单的一个称谓问题会引发如此大的关注，当地政府却又不敢理直气壮将这一举措推广呢？

对同志的拥护之声中，很大部分来自对官场称呼庸俗化的反感。称领导为“老板”“老大”，称同事为“哥们”“兄弟”，其背后则是公务机关重新盛行封建等级的旧套路，喜欢居高临下者称老大，耍“家长”做派，爱听好话、恭维话，导致下属也无原则讨好；有的搞小山头、小圈子，拉帮结派，钩心斗角。另外，这些风气又不属于严重违纪也不违法，难以监督、纠正，基层公务员不堪其扰。

互称同志能扭转这一不正之风吗？探寻同志一词的词源，在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的左丘明说过：“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也说：“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在这些情况下，同志一词乃是区别于朋党的一种称呼，体现的是小人结党、君子同志的道德评价。

19世纪末，光绪皇帝筹划戊戌变法时，对变法派大臣称为同志。此后它成为同一政治派别人员的互称，如辛亥革命时互称战友为同志。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员而言，同志一词则带着丰富的政治内涵。建党伊始，“同志”就已是固定称谓。“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段话来自中共“一大”党纲。新中国成立后，互称同志成为一种时髦、体面的传统。

1954年民族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同志一词改变了在党内使用的惯例，普及社会各个层面。它代替了此前社会“先生” “小姐”“男士”“女士”的称谓，成为对所有人的通用称呼。这一改变不仅是表达人人平等的理念，而且也是职业、身份、财产等差距在历次改造中被抹消的反映。但是，没能进入“同志”行列的国民也面临严厉的惩罚。上至文化大革命中被剥夺同志称呼的国家领导人，下至在阶级成分被划分为“黑五类”的“剥削分子”及其家属，都成了打击对象。改革开放伊始，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再次明确：“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和社会风气的转化，同志一词也慢慢从普通人的生活中淡出。“先生”“小姐”“男士”“女士”这些半个世纪前盛行的称呼如今又重新登上了社会舞台。在官场上，新的习惯也在形成，一般下级叫上级都是姓加职务简称，比如厅长、局长，一般叫某厅、某局；院长、检察长，一般叫某院、某检。有些人把这些称呼也视为官僚化，无疑是怀念过去那种互称同志的平等理念。但是，正如同志一词的变迁所显示的那样，词汇不过是社会现实和权力关系的反映。

所以，在公文运转和正式会议场合称同志无可厚非，但指望只靠词语净化干部队伍十分困难。“老板”“老大”“哥们”“兄弟”，这些称呼的背后，前者是职务任命赋予机关、单位一把手的巨大权力，后者则是民主测评制度中群众的传统权利。而对于大部分基层公务员而言，正科级可能就是其一生职务的顶点。因此，对大部分公务员而言，要形成不唯上、不唯权的风气，关键在于形成有别于传统的为仕为官的提拔制度。在考核机制上，引入中立科学的评价标准；在晋升上，根据前者的评价形成非领导职务的按级待遇制度。一个好的机制，应当让有志于服务人民的官员脱颖而出，行使权力推进公共服务；也应当让事务性的岗位上的公务员更加职业化，摆脱权力的不当影响。（文丨介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