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文涛++韩兵+徐蕾

五年光阴，往返多个城市，行程上万公里，四度卧底，小贩、快递员、的哥、司机……抓到犯罪嫌疑人那一刻，王旭光冲到走廊边的阳台上，用尽气力一顿长“嚎”，憋屈、心酸、煎熬等各种情感一股脑被释放喊出“逃跑”这个念头，在黑龙江省东宁县财政局企业股股长的周建功脑子里“琢磨”可不止一日、两日了。倒弄的生意接连失败，再加上好赌，数次被人追上门要债，这几年欠下的“高利贷”已有几十万元。

2003年8月，周建功下了狠心：既然跑，就“整”走一大笔钱。彼时，东宁县财政局企业股股长的身份“助”他轻易挪出了200万元公款。不过，他留了个心眼儿，只揣走一部分现金。临行前，他托小姨子给妻子捎去了50万元，作为女儿的抚养费。

周建功打车至边境绥芬河某银行，取走了剩下的钱。继续打车，前往牡丹江火车站。原本计划坐火车跑，最后还是打了辆出租车，一路奔向哈尔滨，而后的轨迹，戛然而止……

以上，是东宁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李晓林和检察官王旭光于2011年4月接手此案时，翻阅8年前的老卷宗，展现出的全部线索。

对B级逃犯启动“卧底”计划

“这个案件发生在2003年，财政官员携巨款出逃，案件的社会影响很大，当时200多万元在东宁就是富豪了，在当时的北京也能买好几套房子。”反贪局长李晓林回忆说，案发后，省、市两级检察机关均派员指挥参与抓捕工作，但由于案情复杂，一直未能破案，周建功被列为公安部B级逃犯。

作为四次荣获“全国先进院”的东宁市检察院，各项工作都位于全省各个检察院前列，唯独周建功潜逃多年，迟迟不能归案，让东宁市检察院几任领导憋着口气，始终未放弃对周建功的抓捕工作，但狡猾的周建功毫无踪迹。

东宁市检察院检察长孙艳林告诉《方圆》记者，职务犯罪嫌疑人一旦潜逃，其隐蔽性就很强，追逃工作往往会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要面对各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不创新追逃方法的话，难见成效。

2011年，东宁市检察院反贪局开会梳理研究追逃工作，“意志顽强”“身体底子好”、“有一定阅历和社会经验”的年轻检察官王旭光被“看中”，检察长孙艳林再三权衡后，决定将追捕周建功的重任交给王旭光。

此时距周建功潜逃已经八年了，在整合老卷宗的基础上，李晓林、王旭光重新梳理了案情，排列了一张以周建功为中心，包括其妻儿、父母等亲人、朋友在内共计13人的关系网。在这张大网中，周的妻子、女儿生活在东宁，但多年来，周一直未与妻子联系过。在周建功潜逃的第三天，妻子便将其留下的50万元现金上交至东宁县检察院，紧接着又到当地法院起诉离婚，意图很清楚：撇清关系。

这一次，孙艳林和李晓林酝酿决定，换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工作方式——让王旭光“卧底侦查”，以寻找突破口。追逃小组把目标锁定在了远在大连庄河农村的周建功父母身上。年关将至，王旭光利用过年这个特殊时期赶往大连，卧底生涯由此开始。

“一开始，没想着去卧底，老觉着坐等线索不是办法，就想着得动起来。 去之前，考虑过各方面的因素，比如到大连庄河地区后，以什么身份乔装，如何接近周建功的父母，在外地碰到突发情况如何应对，卧底万一露馅怎么办，这些都是要考虑的现实问题。”王旭光回忆说。

庄河“小贩”

周建功父母住在庄河市某乡村一条南北向的纵街上。2011年12月份，临近年关，在当地检察机关配合下，王旭光借了一台民用牌照的车，在车上观察周家周围的情况。观察几天后，王旭光觉得“距离”还是有些远，而且长时间坐在车上会腰酸腿疼，他想离周父母家再“近”点。

这是一个人口大村，正街上有一个集市， 有店面、商铺、推车，各式各样商品买卖，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小时候，王旭光家里开过商店，他帮父母卖过东西，于是灵机一动，他决定伪装成“小贩”。王旭光雇了一台农用拖斗车，到大连市的水果批发市场进一些水果和小食品，然后放在农用车后斗上，配上一台电子秤，得心应手地卖起水果和小食品来。

王旭光选择在离周父母家三十米的位置停车卖水果，中间隔有两三户人家，不敢靠得太近，怕引起警觉；同时白天又可以清楚观察到周父母家的动静。“村民爱讲价，苹果、香蕉等各类水果进价多少，卖出价多少，都得记在脑海里。”在王旭光印象中，周父光顾过两次买水果，周母带着一个几岁的小女孩买过几次方便面和火腿肠。

下午，集市陆续收摊，王旭光必须得“撤”。下午4点后，王旭光会把水果收拾进车后拖斗里，用棉被给包好，将车开到镇上去吃一碗面条。傍晚6点，东北乡村已经全黑，王旭光再开回村，将车在周父母家斜对过的一片菜园里“藏”起来。

车前驾驶室里安装了一个DV，冬天冷，王旭光长期在车上“猫”着，有时太困了就打个小盹，醒后鼓捣DV看录像，生怕遗漏重要的细节信息。一个傍晚，王旭光在周建功父母家附近侦查，邻居家院里的狗突然叫了起来，此后，只要下车王旭光不得不蹑手蹑脚。

驾驶室很窄，王旭光晚上躺在驾驶室里边休息边观察。晚8点前，王旭光会把暖风开到最大，9点后，王旭光必须熄火。农用车打火开暖风，发动机的噪音在乡村里显得格外突兀、刺耳，会惊扰到村民。

车内这点残留的热度，对于王旭光来说弥足珍贵，得持续到凌晨，以对抗车外的严寒。到第二天清晨前，王旭光基本不下车，也不喝水，哪怕是下车小便，车内仅有的一点热气瞬间就会被冷空气吞噬，他必须要克服身体上的一些困难。下半夜，是王旭光监视的“重点”时段，深夜里的乡村又静又冷，王旭光用夜视仪密切注视着周家周围的一切动静，他分析，周建功如果敢回家陪父母过年，下半夜出现的可能性相对高些。

清晨天亮后，王旭光会打开DV录像，然后闭眼微睡两个小时，7点左右，他又得开出农用车去摆摊。日复一日，夜复一夜，临近春节，村里的年味越来越浓，而王旭光除了身体上要挑战凄凉的寒冷，内心还要受到孤寂的煎熬。

腊月廿八后，小镇上所有的市场和餐馆都不营业了，在外打工的村民陆续回村过年，家家杀鸡宰羊，好不热闹，但王旭光仍必须坚守，他买了一些火腿肠、面包、水果，一个人在车上“过年”。看到别人一家团团圆圆，想到自己的老婆、孩子、父母远在东宁老家，王旭光心里很难受，鞭炮声一响起，他甚至有想痛哭一场的冲动，但他必须要掩藏内心的真实感受，强装高兴打个电话回家问候。

“闹心”的时候，他只能和反贪局长李晓林打电话倾诉，家人和同事只知道王旭光外出办案，至于去哪办案、办什么案件，王旭光都不能透露，办案有纪律要求。“那时候每天吃得比较少，因为上厕所不方便，油腻的、辛辣的食物碰都不敢碰。想家、上火，也没有什么胃口，有时候一天就吃一顿，面包就着火腿肠。”王旭光回忆，扮“小贩”前后几乎没有洗过澡，还好是冬天，几乎不出汗，内衣换得比较勤。

从除夕一直观察到大年初六，一直未见周建功的身影，但王旭光还是不能撤离，因为不能排除周建功有年后回来的可能。大年初七后，集市开张，王旭光又开车演起“小贩”，直到过完元宵后仍然不见周建功出现，请示领导后，王旭光正月十七动身返回东宁。

葫芦岛“快递员”

回东宁休整一段时间后，2012年5月，追逃小组得到消息，周建功的哥哥在辽宁省葫芦岛市做海鲜生意，投资较大，这引起了大家的高度重视，于是王旭光再次来到辽宁。

起初，追逃小组想从海鲜市场租一个摊位做海鲜批发，以接近周的哥哥。但海鲜市场的摊位很紧俏，而且海鲜的价格成本远比水果和副食高，这个思路很快被否决。王旭光每天来到海鲜市场附近转悠，有一日，他突然发现，不少物流人员进进出出，“快递员”——王旭光脑中一闪而过，“或许是接近他们家最便捷的路径”。

随王旭光一同到葫芦岛的，还有其他三名同事。通过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侦查员从快递公司记录里发现，周建功的侄子、侄女（哥哥的孩子）喜欢在网上购物。于是，王旭光开始对附近小区的地址、街道的位置进行了熟悉，做了一番“功课”后，在周哥哥家小区附近某快递公司成了“快递员”。

应聘后的第二天，王旭光就开始送件。正常的快递件，必须天天送，也不知道周哥哥家哪天会有快递，王旭光只能等。周哥哥家人的信息已强记在王旭光脑海里，每天早上到公司第一件事情，就是从电脑上看当天的派单分件，有没有周哥哥家人的快递。当了半个月快递员后，某天早上，王旭光终于看见周的侄子有一快递件，便以“顺路”为由，要来这一单快递。

王旭光将送件时间选在了当天下午4点，周哥哥在海鲜市场还没有收摊，大部分家人应该都没有回来，这个时候去家里探视是最好时机。敲门后，一位老人开了门，王旭光迅速向客厅扫了一眼，看放了几双拖鞋。在确认老人是周家亲属后，王旭光又提出“借上个厕所”，进门后去卫生间的过程中，两边全看清楚了，总共三个屋，周哥哥和儿子一个屋，老人一个屋，女儿一个屋。

卧室里有几张床，床上放了几个枕头，家里有没有客人来住过的迹象……这些细节迅速在王旭光脑中被进行分析判断。通过这一次送快递，王旭光摸清了周建功哥哥家里的情况，家里也没有可疑人物。与此同时，王旭光的同事经过多方侦查，查明了周建功哥哥做生意的资金来源，确认都是合法渠道，与周建功没有关联，这条线没有继续排查的必要了。但王旭光并没有马上离开葫芦岛，为了不引起怀疑，他又送了20多天快递才借故离开。

两次卧底都没有获得周建功的蛛丝马迹，就在王旭光的信心有些受打击的时候，王旭光的同事得到信息，周建功出逃之前在辽宁曾经使用过的一个手机号突然间又开通了，根据定位，此号出现在辽宁本溪，王旭光还没来得及回东宁，就直接赶赴本溪。

本溪“的哥”

号码的突然又开通，让王旭光很兴奋。到本溪后，追逃小组到电信部门查询发现，该手机号登记在一个报刊亭老板的名下，并非手机号实际使用者，报刊亭老板每天要“卖”出去许多手机号，却没有登记手机实际使用者的信息。

当时还没有推行手机实名制，不知道是谁在用这个手机号，追逃小组通过当地公安部门将手机信号定位在本溪某小区，但该小区生活着几百人，当时的定位技术也不如现在先进，仍无法查明实际使用者。通过分析手机通话单，该号码与一个“138”开头的号码通话频率很高，再根据基站定位摸排，追逃小组将这个“138”开头的手机号确定在某五金建材商店内。

该店店主身高1.7米左右，体态偏胖，皮肤黝黑，店主叫什么名字，与周建功有何关联，追逃小组不得而知，亦不敢“打草惊蛇”，王旭光只能再次化装侦查，重操“卧底”旧业。五金商店位于本溪比较偏僻的区域，不适合贴近侦查，王旭光就在店面对过“瞅”，发现店主每天上班坐出租车，下班也是坐出租车，于是灵机一动，化身为“的哥”。

通常情况下，王旭光灭掉空车亮灯的模式，一般人都不拉，等到上下班高峰，就“掐”着点“路过”五金店，一直等着“拉”店主。隔一天，王旭光就去拉一次店主，换装束、换发型、戴墨镜、戴鸭舌帽，每次王旭光都变换成不同造型的“的哥”，只是为了不引起店主的怀疑。

直到有一天，店主在出租车里接电话，说了一句：“把钱汇到我媳妇某某账上”，王旭光记下店主说出的某某名字后，如获至宝，追逃小组通过公安机关户籍信息排查，迅速确定了五金店店主和媳妇的名字。进一步查证，周建功以前使用的手机号正是店主媳妇所用，店主和他媳妇就住在本溪该小区。

通过进一步的核查，追逃小组确认店主及其媳妇与周建功并不认识，周建功出逃后，这个手机号欠费停机，再回到移动选号段后，这个号是让店主媳妇从报刊亭选走了。在本溪做了二十多天的哥之后，王旭光悄然回到东宁，开始等待下一次机会。2013年下半年，事情终于有了新的线索，追逃小组把目光转向了周建功的叔叔。

白山“司机”

追逃小组了解到，周建功在财政局工作时非常好赌，“十赌九输”，欠了不少外债，有一次被人追债上门，正是周建功叔叔周大民（化名）出面，帮“扛”下了这笔赌债。“当时他叔叔能给他解决民事纠纷这块问题，周建功现在涉及刑事犯罪，会不会再次求助他叔叔？我们就想顺着这条思路查一查，当时也没抱太大希望。”王旭光回忆说。

周大民在吉林省白山市的生意做得挺“大”，系当地知名的房地产企业之一，关系网复杂、人脉广泛，不排除在官方有熟识的关系，追逃小组只能秘密潜伏进白山，不敢联系任何当地人士。

如何接近周大民？追逃小组在白山待了近半个月，一直在寻找时机。直到有一天，王旭光又在周大民公司附近溜达，突然看见公司门口展示栏上贴了一则招聘启事，招市场销售、工人、司机等。招聘启事中，司机的待遇最低，但王旭光喜出望外——“司机也许是接近周大民最快、最直接的途径”，销售和工人很难直接接触到老板。

为了应聘司机成功，追逃小组为王旭光制了一张假“身份证”和“驾龄”较长的假“驾驶证”。面试很顺利，王旭光轻松“打”入周大民公司，只是未想到，应聘后并不是给周大民开小车，而是开面包车，穿梭于工地与公司之间，干些送送材料、图纸、订餐、送饭等的杂活。

王旭光在内部卧底当司机，追逃小组在外围密切观察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干了两个月后，公司的财务司机辞职了，而王旭光因工作本分、任劳任怨等优点，由“工地司机”被提升为“财务司机”，与公司上层又“近”了一步。王旭光不再跑工地，而是拉财务人员、公司高管到银行、建设局、规划局等部门办事，工作相对轻松。

2015年8月的一天，王旭光开车送公司会计、出纳去银行办事。在后座上，出纳问会计：“姐，这钱存哪？”会计轻声说了句：“存到辽宁的身份上”。“存到辽宁的身份上”——会计这句话虽然说地很小声，但还是被王旭光的耳朵尖锐地捕听到了，这句话“有文章”。

公司所在地明明在吉林白山，“辽宁的身份”又是什么意思？难道周建功有两个身份？王旭光将这条有价值的线索反馈给了追逃小组，如果周大民能给自己办两个“身份”，那么会不会也有能力把周建功的身份也给“洗白”了呢？这么多年之所以抓不到人，周建功是否也有一个“洗白”身份的存在？追逃小组在外围进一步加大了排查力度，而这时，王旭光开始酝酿一个大胆的计划——“从财务司机变为周大民的专职司机”。

事实上，成为财务司机后，在公司车队中，除了周大民的司机，王旭光是车队司机中名副其实的“二把手”，他谋划着如何成为“老大的司机”。一直等不是办法，王旭光决定创造条件。闲暇时，王旭光不时请周大民的司机小李吃饭、喝酒。周大民的产业虽然大，但对下属比较“抠门”，司机小李比较年轻，待遇却很低。瞅准机会，几杯酒下肚后，王旭光开始感慨，“趁着年轻，还不如干些买卖，来钱比当司机快得多”。一来二去，唠嗑过程中，小李经常被王旭光“洗脑”。

终于，小李萌发了去意，从公司辞职。老板的司机，必须用信得过的人，但一时之间，周大民又找不到知根知底的人选，经过分管经理的推荐，王旭光从财务司机“升级”为老板司机。给老板开车，王旭光不敢多说话，认认真真做好周大民交代的每一件事。周大民也很老练，坐车时从不说话，他暗中也在观察王旭光，重要的场合，几乎从不带王旭光参加，只是让他定时接送。

两个“身份”

机会出现在某天下班后，周大民上车后拍了下大腿，说“办公室门忘锁了”，让司机上去锁门。天赐良机，王旭光跑上楼走进周大民办公室，看见保险柜门也没锁，他上前迅速翻找，从几张银行卡和文件夹当中找到了周大民另一个辽宁籍的身份证，他迅速将证件号码用手机拍了下来。走的时候，王旭光故意没关保险柜门。

第二天，周大民还责怨他：“你关门的时候也不看看，保险柜都没锁。”王旭光解释说，没细瞅就关门了，没注意屋里还有保险柜门没锁。“你如果回答内容提到里边的东西，说明往里边看了，这是很细微的细节，但会引起周大民的警觉，后来这事就过去了。”王旭光回忆说。

拿到了想要的东西，也不能立马就辞职，王旭光干到年底，以“回老家结婚”为借口辞职了。 2015年春节过后，追逃小组开始对周大民进行重点布控。这一年，中央也启动了追逃贪官的“猎狐行动”，追逃小组研究决定，改变打法、主动出击。

追逃小组通过辽宁庄河当地警方出面，以网络逃犯普查名义对周建功父母家再进行一次法治教育，劝周建功主动自首。果然，没过两天，周父母就主动和周大民打电话，说公安局来找了，问怎么办。“这事你们不用管了。”电话里，周大民很狡猾，说完这句就匆匆挂断。

监听到电话内容后，追逃小组分析，从周大民匆忙挂电话的态度反映出，他有反侦查意识，不愿在电话里多谈及周建功的事。假设周大民心里没鬼，与周建功没有联系的话，为什么不和周父母多聊几句？ 从通话内容上，“这事你们不用管了”这句话，或许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是你们不用管；第二层延伸的意思是：“这事我能管好。”

这个电话后，追逃小组更加严密注视周大民的行踪。不出所料，一个礼拜后，周大民一个人神神秘秘开车从白山市里上了高速，追逃小组立即开上两台民用车轮流跟踪。朝着辽宁大连方向，追逃小组跟着周大民一整天开了1000多公里，直至进入大连市区。

进大连后，周大民用“辽宁身份”入住了一家普通宾馆。追逃小组当晚没敢进周大民房间侦查，怕出意外；第二天上午，周大民退房离开。追逃小组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跟踪周大民，另一路找到当地公安机关配合，调取宾馆住宿记录和录像资料进行排查。

宾馆不大，当晚入住的一共也就只有十来个房间，王旭光仔细查看起当晚入住宾馆人员的户籍照片，第一遍还没看完，王旭光眼前一亮，发现一个身份证信息叫“张民”的人和周建功长得很像，户籍地显示为“聊城”。

追逃小组对“张民”和周建功的照片从技术上进行了人像比对，王旭光还拿着“张民”的照片去东宁市财政局问其前同事，多名同事看过后，很肯定“就是周建功”。追逃小组迅速赶赴山东，没等几天，“张民”的身份信息再次在山东聊城某宾馆登记入住，抓捕行动迅速展开。

“我终于看见你了！”王旭光盯住张民，第一句话直戳对方内心。张民的心理防线被突破，承认自己就是周建功，化名张民，并交代起犯罪经过及携款潜逃的整个逃跑过程。

五年光阴，往返多个城市，行程上万公里，小贩、快递员、的哥、司机……王旭光冲到走廊边的阳台上，用尽气力一顿长“嚎”，憋屈、心酸、煎熬等各种情感一股脑被释放喊出。

2016年7月21日，东宁市法院以贪污罪一审判决周建功有期徒刑7年半。

“腐败分子潜逃实质上是职务犯罪智能化的表现，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不仅要查清事实，更重要的是要让嫌疑人到案，依法受到法律的追诉。潜逃的嫌疑人长期逍遥法外，会使案件被搁置，既损害法律权威，也降低反腐成效。”东宁市检察院检察长孙艳林在评价卧底追逃工作时表示，追逃工作复杂、艰苦，常常要面对各种艰难、复杂的环境，这需要检察官具备顽强的毅力、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连续作战的精神才能实现追逃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