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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档案学范式研究评析及启示

2017-01-31潘连根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浙江档案 2017年9期
关键词:库恩档案学范式

潘连根/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档案学范式研究日益受到我国档案学界重视,已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对范式内涵和科学共同体的理解多有不同,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以及方法、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等混为一谈,致使档案学范式研究缺乏共同基础,甚至得出的研究结论也截然相反。因此,有必要从范式理论的基本概念入手,正本清源,进一步探讨档案学范式的相关问题。

1 范式理论基本概念简析

正确理解库恩范式理论的基本概念是应用该理论的前提,现对本文涉及的相关概念作一简析。

1.1 范式

范式就是“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1]我国学者对库恩的范式概念进行了深化发展,有的认为库恩的范式概念中包含了研究范式,有的认为范式可直接分为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还有的认为库恩的范式就是学科范式,但从中可抽取出研究范式[2]。笔者更认同将范式区分为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因为这有助于从不同的层面(学科本体层面和研究方法层面)去研究具体学科的范式问题。

此外在研究活动中,研究范式又与研究方法、方法论密切相关,但又有本质差别。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研究者所持的研究范式,如持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者多倾向于量化的研究方法,持诠释主义研究范式者多倾向于质性的研究方法,但研究方法的选择更多取决于具体研究对象的性质。方法论面对的是整个研究方法体系,而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则面对整个研究活动过程,它不仅包括研究方法和对象,也包括研究信念,甚至包括对研究结论的价值判断等。可见,研究方法处于最低层,方法论处于最高层,而研究范式则处于两者之间。

1.2 科学共同体

范式是科学共同体存在的基础,因为它凝聚科学共同体的一系列共同要素——共有的理论信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概念系统和技术手段等。

库恩认为“共同体在许多层次上都有”,同时“在科学中、在共同体中都有学派,即以不相容的观点来探讨同一主题。”[3]因此,笔者认为科学共同体对应研究范式的层级也是可以分为不同层级的,首先是科学家共同体(包括自然科学家共同体和社会科学家共同体),其次是各个学科专业的共同体,最后才是同一学科专业领域内的不同共同体,即学派。“一个范式支配的首先是一群研究者而不是一个学科领域。”[4]因此,学科专业领域内的学派才是科学共同体的根基。

1.3 常规科学

“‘常规科学’是指坚实地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研究,这些科学成就为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期内公认为是进一步实践的基础。”[5]“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允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一个标志。”[6]但是,作为常规科学进一步研究工作基础的“科学成就”,在库恩看来必须具备两个特征:一是它能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其他竞争模式的科学活动;二是它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一批实践者(及其学生)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这样才能进行常规科学的扫尾工作。

1.4 科学革命

学科范式的转变“就是科学革命,而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7]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过程是常规变化和革命变化交替发生作用的,但主要是革命变化推动的。由于处于相互竞争状态中的诸范式或诸理论之间本质上具有不可通约性,同样科学革命中的新范式也并非来自被替代的范式或者是被替代范式的累积性叠加。但事实上,目前许多学者对库恩的新旧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颇有质疑。

2 档案学范式研究现状及评析

目前,我国档案学界对档案学范式、档案学共同体的概念及其在档案学科学研究活动和档案管理实践中的应用研究乃至对档案学范式研究自身的意义揭示等都有涉及。

2.1 档案学范式的概念问题

大多数学者只是直接将库恩的范式概念移植到档案学之中,只有少数学者如陈祖芬、张娟、骆琼等专门作了解释[8]。由于库恩对范式这个系统性概念的内涵缺乏明确界定,因而导致目前对档案学范式概念的内涵诠释同样存在一定的主观随意性,不易把握。为此,笔者倾向于将档案学范式区分为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从而进行分类描述和揭示。

档案学学科范式是指档案学共同体公认的以某个主导概念为核心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作为核心的主导概念不同,自然会导致构筑的学科理论知识体系的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学科流派。如以(广义的)文件为核心概念的广义文件学派和以档案为核心概念的传统档案学派,就是目前处于竞争状态的两种不同的档案学学科范式。这两个学派由于共有的信念不同,导致对许多相同问题的研究各不相同,如对文件与档案的关系、文书学和档案学的关系、档案学的逻辑起点、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适用性等问题的研究各不相同,研究结论也完全不同。

由于研究范式不一定归属于某一特定的学科,因而从目前来看,档案学研究似乎还未形成自己特有的研究范式。最多只能说,档案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目前我国档案学者大多持诠释主义研究范式,更多倾向于质性的研究方法。因此档案学范式的研究,其实研究的就是档案学学科范式。笔者认为,目前档案学范式研究中存在的档案学范式、学科范式、理论范式、研究范式、经验范式、管理范式等各种称谓并不妥当,因为它们主要是从其他学科范式研究中简单移植过来的,采用这些称谓既导致档案学范式研究泛化,也缺乏档案学自身学科实践的支撑。

2.2 档案学共同体问题

档案学共同体或档案学学术共同体的概念基本上是从科学共同体这一概念移植过来的,也往往从科学共同体共有一个范式的角度来阐释[9],但这样很难理解档案学共同体具体是由什么样的成员来建构的。

范式概念本身缺乏明确释义导致对于科学共同体的认定会有一定困难,因而库恩才专门提出用“学科基质”取代“范式”,认为学科基质主要包含四个要素(可扩充):符号概括、形而上学范式或范式的形而上学部分、价值及范例[10]。

学科基质比原范式概念的内涵更为具体明确,但科学共同体共有一个范式是否意味着必须包含全部学科基质的各个要素?库恩认为学科才是所共有的财产,基质各个要素形成一个整体在科学共同体中起作用[11]。但由于科学共同体可以分很多级,越往下分就越困难,甚至个别最有才能的科学家将同时或先后属于几个集团,因而库恩后来认为,考查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的资格,依据的是实在的共有规则——符号概括、模型和范例,从而排除了较虚的学科价值[12]。

如此,档案学共同体是一个层次性的概念。相对于其他学科共同体而言,它是一种独立的整体存在。但在档案学专业领域内,共同体针对的是不同群体的研究者,即不同的学派。如广义文件学派和传统档案学派,就是档案学研究者因共同的信念自愿聚集在一起的,他们有着共同的学术追求。由于目前档案学共同体正处于自发形成阶段,研究者围绕特定的研究领域逐步进行定向聚合,会逐渐形成不同的共同体。至于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档案学共同体从学科分类角度可分为档案学史(包括档案事业史)共同体、档案管理学共同体、档案保护技术学共同体、档案编纂学共同体、档案学其他共同体等[13],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这只是研究领域的区分,并不意味着共同研究领域的成员就一定会有共同的范式。

2.3 档案学常规科学问题

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认识,如陈祖芬认为中国档案学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是一门常规科学[14],而孙大东则断定中国档案学范式尚未形成[15]。笔者认为,20世纪80至90年代是我国档案学处于由前科学向常规科学过渡的时期,进入21世纪,我国档案学已经成为了一门常规科学。

首先,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档案学研究者已经自觉地从现象描述为主转入理论本质的研究阶段。特别是作为现代档案学重要理论基础的文件生命周期理,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争论消化,至今已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广义文件学派和传统档案学派两大学派,结束了档案学前科学时期的“多重态”,基本形成了两家共存的局面。

其次,与以档案概念为学科范式核心概念的传统档案学派相比,后来的以(广义)文件概念为学科范式核心概念的广义文件学派,其学科范式在应用范围和精确性方面和前者还有差距,且也没有一套完整的规则(“事实上,范式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任何整套规则的存在”[16]),但它在解决档案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文件/档案的定义、文件与档案的关系、文件的运动规律等)和档案工作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如文档管理一体化、电子文件的全程鉴定和管理等)方面具有自身的学科范式优势,也就是较传统档案学派具有更强的解题能力。因此,广义文件学派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就目前来说,这两大学派尚处于共存的竞争之中,谁也不能替代谁。

最后,档案学成为一门常规科学是一个过程,不可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具体时间点。因为一个范式的形成到发展成型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实在不能以该学科范式中具有影响的某本著作或某种理论出现的时间来界定该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成为常规科学的时间点。因为新旧范式的转换是有一个过程的,新范式取得统治地位更是需要一个过程,更何况在常规科学时期,应该允许多元范式共存和竞争。正如后现代主义者费耶阿本德指出的那样,包括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阶段,都需要多种理论的共同竞争,从而以辩证统一的、多元的主张来反对唯某种范式标准的专制[17]。

2.4 档案学科学革命问题

从目前我国档案学发展的现状来看,由于档案管理实践环境的变化,如信息技术革命的背景下,电子文件的大量涌现、传统档案的数字化等,确实会导致档案管理活动的管理观念、内容、方式方法的改变,甚至也会出现新的理论知识,但对档案学原有理论体系并未出现颠覆性的革命。如丁华东以档案属性为基准建构了档案学理论范式——档案史料整理理论范型、档案文件管理理论范型、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理论范型、知识管理理论范型、社会记忆理论范型[18],并将之区别为传统范式、主流范式、前沿范式。但笔者认为它们都是并存的范式,绝不是范式之间转换而发生了科学革命。当然,对于他从档案管理实践层面来构建档案学范式,将档案管理理论范式(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是档案管理模式[19])等同于档案学范式是否合适,笔者认为可以进一步讨论。因为管理模式(注意不是范式)的改变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概括,如史料管理模式、记录管理模式、信息管理模式、证据管理模式等。有学者认为,纵观整个人类管理活动,按照不同时代大体有经验管理模式、科学管理模式、文化管理模式3种形态,但它们是从思想史上提炼出来的理念型模式,是对管理实践的逻辑审视,它们是并存的,并非绝对相互排斥,其依据的理论也是可以包容整合的[20]。

因此,从目前来看,档案学并未发生科学革命,所有档案管理实践中面临的新课题、新问题、新现象,都还只是属于常规科学时期的“解迷”活动。

3 档案学范式研究的启示

3.1 档案学领域引入范式理论具有必要性和适用性

档案学开展范式研究,对于推动档案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已有研究成果看,本质上范式理论应该是能够适用的,研究的基础是存在的,研究的成果也是具有启发性的。

从研究内容看,档案学范式研究拓宽了研究的范围和领域,给档案学的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并促进理论研究的深入。档案学范式研究不仅要研究档案学范式自身的理论问题,如档案学范式的概念、内涵与外延问题,而且还要运用范式理论从科学哲学的视角去考察阐释档案学学科的发展进程及相关问题,如档案学共同体、档案学常规科学阶段问题等。可见,档案学范式研究不仅是档案学元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也为档案学元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与“平台”。

从研究方法看,档案学范式研究可指导规范档案学的研究活动。范式不仅是科学共同体开展科学活动的基础,而且在科学研究活动中起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摄作用。因此,档案范式作为档案学共同体成员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具有高度的公认性,可以为档案学共同体内成员的研究活动提供研究方向和可供选择的研究方式,从而在研究活动中协调成员个体与共同体群体之间的关系,确保他们能够共享范式、指导规范自己的研究行为。

从研究结果看,档案学范式研究能够推动档案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范式理论的引入,必将导致对档案学学科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整体性的深入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把握档案学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通过新的研究视角——立足于宏观抽象层面来强化档案学学科自身基础理论的研究,促进档案学学科的发展和成熟。

3.2 档案学范式研究中对库恩的范式理论要加以修正完善

库恩范式理论有一系列的概念,需要如何理清相关概念的关系、构筑一个共同对话的基础,避免出现档案学范式研究者之间互不理解各自表述概念的尴尬状况。何况库恩范式理论本身就存在许多争议,他自己也在努力修正完善。如他后来也认为新旧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不是不可比较,更近乎不可翻译性,承认了一定程度上的部分交流,“但始终未能完满地表达新旧范式之间既继承又变革的辩证关系”[21]。因此对库恩的范式理论,在档案学研究,切不可简单地照搬照抄,要注意正确解读科学的范式理论,发挥其积极影响。如果盲目将库恩范式理论中有关范式、多元化、不可通约性、科学革命等概念和理论,在档案学范式研究中一股脑儿进行简单的移植和套用,难免会出现偏差。因此,在档案学范式研究中,需要对库恩的范式理论重新进行审视与修正。

注释与参考文献:

[1][3][4][5][6][7][10][11][16][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仑,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9,159,161,9,10,11,163-168,163-164,41.

[2]参见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任翔、田生湖《范式、研究范式与方法论——教育技术学学科的视角》(《现代教育技术》2012年第1期),蔡建东《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基本概念与研究框架的探讨》(《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4期).

[8]参见陈祖芬《档案学范式的历史演进及未来发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22页),张娟、管飒爽《档案学范式研究的源动力及切入点》(《档案与建设》2013年第5期),骆琼、吴建华《论档案学范式的整合发展》(《档案与建设》2016年第1期).

[9]参见陈祖芬《档案学范式的历史演进及未来发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28页),饶圆《论中国档案学者的使命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山西档案》2007年第3期).

[12]参见[美]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纪树立、范岱言、罗慧生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9-313页).

[13]邢变变,孙大东.对中国档案学共同体的思考[J].档案学通讯 ,2014(4):27-31.

[14]参见陈祖芬《档案学范式的历史演进及未来发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49-53页)。

[15]孙大东.中国档案学范式尚未形成——基于批判性视域的考量[J].档案学研究,2016(4)5:16-20.

[17]陈君.多元共生:费耶阿本德超越库恩的一种人本解读 [J].兰州学刊 ,2013(3):20-24.

[18]丁华东.档案学理论范式研究[M].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99-251.

[19]从丁华东原来的《论档案学研究的主体意识与学科范式的建构》(《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2期)、《档案管理范式的转型与社会变迁》(《档案学通讯》2006年第6期)等论文来看,作者的提法有变化,从“档案史料管理研究范式”、“档案实体管理研究范式”、“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范式”、“档案知识管理研究范式”到“史料管理范式”、“信息资源管理范式”、“知识管理范式”以及“档案管理在当代的史料、信息、知识、文化、社会记忆等多元范式的呈现”,再到其专著《档案学理论范式研究》中的上述称呼,笔者认为这种变化虽然反映了丁华东对于档案学范式的认识更加系统深化,但本质上来看,将档案学的研究范式改为档案管理范式、再改为档案管理理论范式,并无本质的变化,可能是为了更接近库恩对于范式的定义而改称为理论范式。

[20]胡国栋.科学哲学视角下管理学的学科属性、理论拓展与范式整合[J].管理学报 ,2006,13(9):1274-1284.

[21]曹军辉,祝小宁.范式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审视与重建[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9(3):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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