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骆驼王的故事:清末农民抗争运动》一书简评

2017-01-30

山西青年 2017年15期
关键词:抗争新政农民

张 溢

贵阳职业技术学院,贵州 贵阳 550081



《骆驼王的故事:清末农民抗争运动》一书简评

张 溢

贵阳职业技术学院,贵州 贵阳 550081

晚清中国农村抗争运动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意义。蒲乐安教授所著的《骆驼王的故事:清末农民抗争运动》一书批判性的反映了政治意识形态在发展形成过程中的特征,为我们理解处于20世纪转折点的中国和现代化自身困境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历史视角。

《骆驼王的故事:清末农民抗争运动》;案例比较;简评

一、作者及其著作简介

蒲乐安(Roxann Prazniak),曾就读及任教于汉普顿—悉尼大学,现在是美国俄勒冈大学克拉克荣誉学院的历史学教授,主要学术兴趣在中国农村及欧亚大陆的历史。蒲乐安的作品除了1999年《骆驼王的故事:清末农民抗争运动》 (of Camel Kings and Other Things:Rural Rebels Against Modern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之外,还有载于《近代中国》1980年第6卷第1期上的《1910年山东莱阳的抗税斗争——平民组织对抗县城政治精英》、1981年蒲乐安在加州戴维斯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社会的反抗——辛亥革命前夕的抗税斗争与县乡政治》、由刘平翻译并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的《川沙的织工和女巫——中国农村妇女政治行动主义的社会起源》、1996年的《不同文明间的对话:经由中国和欧洲经验的世界历史素描》、2001年其与阿里夫德里克合作主编的《全球化时代的地域和政治》等。

二、该书的内容梗概

《骆驼王的故事:清末农民抗争运动》(以下简称《骆驼王》),可以说是蒲乐安博士论文的扩展。1983年和1993年她先后两次来中国,并和俞可平、徐秀丽等学者有过交流,在搜集了包括了档案、地方志、期刊等正式文件,以及晚清帝国农民反现代化抗争运动口述历史、回忆录、传教士记录等中外二手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该书。晚清中国农村抗争运动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意义,其批判性的反映了政治意识形态在发展形成过程中的特征,但在中国改革和革命的历史框架中有关农村抗争的那些表达,大部分都被忽视了。作者通过对1901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十年间清末五个县村地区农民运动的考察,以揭示异见者、特定人群的经济状况、新政改革者等因素之间的政治、经济等的关系状态。作者认为,这些抗争不同于以往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式的农民起义或者农民运动,它们主要是在义和团运动后的10年——即1901年到1911年之间对清政府所推行的新政改革的反抗。这些运动各有其具体的抗争目标,如抵制捐税、财产诉求、政治权力等。抗争在很多方面也有着各自的特点,例如四川威远的红灯教起义中就掺杂着宗教的因素、江苏川沙的农民抗捐斗争是以女性为主要力量的。该书批判了政治和经济现代化,为理解处于20世纪转折点的中国和现代化自身困境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历史视角。

三、本书逻辑结构与内容介绍

本书的主体章节结构总共有八章,分别为引言;历史上的反新政农民运动的序幕: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山东莱阳:曲士文和四座山起义;直隶遵化:长城脚下的骆驼王;四川威远:刘香廷的红灯教起义;广东连州:绿林/同盟会联盟;江苏川沙:丁费与她一同抵抗新政的素食姐妹们;后记。

对在历史上因为受压制而发生抵抗的运动与问题的介绍是本书引言的主要内容。作者在引言中还提出了她一部分的重要观点、研究前提假设和研究目标。她认为探讨乡村中的“异见”现象(农民抗争)是很困难的,因为素材有限而且散碎。五次农民运动各有异同,比如说都是由于税捐、政治冲突或文化引起的抗争;而在各个抗争实例中领导者、女性作用、起因导火索与地域文化各不相同。这些元素(性别、政治、宗教)在形成“异见”的过程中根据各个例子的实际动态而展开和发生作用。每个故事都是自己的故事,都坐落于一个特定的同时代抗争活动的历史时期中,并和国家历史趋势发展有关。本书研究的前提假设是义和团运动后的10年间,农民在同时代变化的政治环境中成为自身的代言人,以及农民反对他们认为长期存在着的不公正的政府改革。作者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寻找和整合从农村视角上对经济“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理解。她认为中国等地方的乡村故事与工业资本主义相互作用,提出了重要的历史与现实的问题。

四、对书中经典案例的比较

(一)相同点

这些抗争都在晚清政府实行新政与自治时爆发。它们都属于旧式农民抗争运动,但与历史上传统的农民运动相比,又出现了反洋教等新因素。从抗争对象上来看,几乎都是直接表达对县政府统治的不满,部分还掺杂着反洋情绪。各个起义都是由代表抗争群体利益的有威望的领导人计划并组织的农民运动。通过领导者的努力和村民网络的信息传递,人们进行集体行动,壮大了力量和信心。作者认为人们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来实现公平愿望、抚慰自身不满情绪,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理想。这些起义共同的原因如下:经济是主要原因,因为新政带来的大量增加的苛捐杂税,乱增税率,农民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政治上,西方列强的侵略、官员腐败、人们不满意禁止吸毒和赌博等自治措施;文化上,起义受到了传统民间抗争小说——如《水浒传》的精神鼓舞。“社会结构的变动,导致既有利益的重新分配,触动了传统思想观念”[1],乡村旧俗受到冲击。受外来宗教的影响,许多人加入了基督教圈,其他村民会认为这些人背叛了农村和家庭风俗。洋教推崇专一崇拜,造成了文化与信仰的冲突、文化归属感的破灭,因此很多人都反对外来宗教。另外传教士经常参与到民众纠纷中,凭借自身特权干涉地方政治,成为一部分犯罪分子、势力的庇护者与保护者,导致民怨上升;流言加强了人们抗争的决心。民间传说人口普查是为了预备抽取丁税,调查男女生辰说是为了用多人的灵魂镇压修筑铁路,安稳铁轨等。秘密社团、宗教与民间信仰等活动是促进因素;农民的利益道德立场是不管什么理由,政府问那些拥有的如此少的人却又要的如此多的行为是不正确的,政府合法性下降、权威动摇;从心理上讲,社会转型期的人们具有普遍紧张心理、农民的盲目非理性的骚动情绪[2],以及在此紧张不安氛围中的从众心理、求生本能与生存危机矛盾引起的恐惧心理[1]。村民们把任何新出现的苛捐杂税或损害他们利益的新事物都视为是同新政、自治有关。

书中5次农民抗争都没有明确的抗争目的,发生的范围较小,持续时间较短,也未造成多大的影响。起义者只是发泄他们对所处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的恐慌与不满,只要政府补偿他们的损失,能够维持自家温饱,给他们以活路,他们是不会造反的。5次抗争行为都是集体参与烧毁或破坏教堂、抗争对象(如富绅、官员等)的住宅、毁学堂等暴力方式,抗争行为十分相似。这些起义都以失败告终。起义所用的“官逼民反”等口号虽然旧式,但毕竟具有了一定时代特征,如“扫清灭洋”。

(二)不同点

五次农民抗争运动的自然地理和经济环境不同。灾荒是促发莱阳事件农民抗争运动的重要因素,而川沙的经济环境决定了女性的主体抗争地位。起义的导火索同样不同。如莱阳起义的导火索是乡绅私卖粮仓、川沙的导火索是自治政府占据民间庙产并作为其办公地,而威远刘香廷起义是由于人口普查钉门牌的引起了人民的怨恨,流言四散。事实上反抗者也并非一个单一或者纯粹的群体,除了农民之外还有士绅、下层官员等;除了男性之外,还有以女性为主导的抗争运动;除了汉族,还有其他民族。这些抗争都有反清的情绪,部分有反洋民族情绪。如廖观音的红灯教起义、广州连州起义、威远刘香廷起义。

五、简评

该书阐释的核心内容为农民抗争运动,但这并不是作者研究的终点。事实上,在探究抗争运动背后的动因进程中,作者也试图去探索伴随着殖民化、工业化浪潮的现代化进程中,清末政府的官僚化和商业化是如何冲击传统农业社会的。清末时期的中国农村异议者的抗争情形在中国政治和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是独一无二的特征。在发展新兴资本产业的世界所有地区的历史上,都没有像中国这样伴随着农村异议者大规模的组织行动。

是否合法化的地方精英统治以及财政问题是中国历代王朝都存在的行政和社会问题。清末晚期,政府的合法性基础逐渐丧失。1895年前,太平天国起义运动造成了国家统治力量衰落,官僚集体为了在这种形势下继续生存,被迫开始发展商业。49%的县长的功名是花钱购买的,这标志着上流人士阶层的衰落。义和团运动后期同前期相比,改革的基础变得不再相同了。在国际国内的大环境背景下,在政治、技术力量需要的强烈召唤下,官僚政治上层结构被迫跟随时代脚步,主动发展商业,进行全方位改革。1901年到1911年的清政府,计划利用新政改革加强自身统治力量,挽救王朝危亡,平息革命,化解政治危机。然而清政府的新政没能起到这些作用,其所面临的糟糕形势不但没能因此得到暂时的缓解,反而引发了先前的许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再加上晚清政府其他方面的失败改革举措造成了恶劣后果,危机进一步加深了。新政在很多方面充当了革命的催化剂,为革命的到来准备了客观条件,预示着一场深刻、广泛的社会变化与动乱即将到来。

本文从微观角度详细剖析了由晚清新政、自治等因素所引发的以地域为基础的下层民众抗争,列举并对比分析了在此时期5例主要的农民抗争运动。从微观看,每个案例都有自身特殊的一面,并处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每个地区抗议改革的形式也不尽相同。作者认为只有当清末抗争事件与其他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完全展示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农民运动的意义。建立在清末地区政治文化基础上稠密、公平的同种分层重叠模式的市场网络系统上的基质,使得抗争者的行动在时空中相互支持、相互影响,壮大了抗争的声势潮流。中国农民以地域为基础,从他们自身的视角上提出议题,这种议题涉及到决策、自然资源、劳力、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在把国家建构作为一个整体视角的基础上,以文化、地理、经济规模作为“社会空间”的中心参考点,通过展示反新政改革的以地域为基础的农村地区拥有特有的、不可比的表达方式,研究论证并做出解释。

作者在结语中表明了一些重要观点:首先,在新政改革的直接环境下,农村开始广泛反对政府介入地方社会;其次,改革特殊的组织方式,为地方精英的自我扩张新模式创造了机会——这导致新的农村阶级群体的权力斗争方式。后者在还击的过程中,找到了集体利益的新意识形态;最后,反新政改革的抗争者的表达口号吸收了早期有关土地抗争和农村抗争者事件的表达口号。过去的记忆对抗争也起到鼓舞和指导的作用。新政时代,新的事项提上了农民的抗争议程,包括抵抗税款和外国势力,税收和外国势力的侵入都明显侵蚀了中国的物质与文化基础,促使针对土地进行斗争的人口数目加剧。

清末农民抗争运动既有反抗压迫的合理性,同时也展现出革新与守旧的矛盾,这体现了民众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对立。[1]在清末社会向现代化过渡的时代背景下,农民抗争运动同样属于过渡性质。清末农民抗争是定义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它推动了清朝的灭亡,客观上造成的声势是促成辛亥革命顺利进行的有利条件,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向前发展。

作者灵活的运用了文献资料研究、比较历史研究、定性研究和个案、区域研究等方法,从历史学、政治学的批判性视角,在整合了散碎的晚清农民抗争运动的口述历史、回忆录、传教士记录等中外二手资料的基础上写成该书。通过对比分析1901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十年时间的清末五个县村地区的农民运动,揭示了异见者、特定人群的经济状况、新政改革者等因素之间的政治、经济等的关系状态,并试图构建出一个能够解释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清末政府的官僚化和商业化是如何冲击传统农业社会的的连贯的思路框架。

作者的研究为我们独特的展示了这个历史重要转折点上的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批判性视角。就中国农民运动的视点看,该书给读者讲述了举起反对清末(1901—1911年)新政改革大旗的农民和乡村劳动者的故事。作者借助乡村织工、佛教僧人以及与乡村中国紧密联系的其他群体的有利视角,分析了全球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突出的展示了中国农村中物质匮乏背景下的地方民主与由遥远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心控制下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张。该书从极度分散的素材中,为我们挖掘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且连贯、用以理解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危机以及现代性自身困境的历史视角。

[1]殷俊玲.清末新政时期民变的心理成因及其特点[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2]周积明,谢丹.晚期新政时期的反地方自治风潮[J].河北学刊,2002(4).

F

A

1006-0049-(2017)15-0061-02

猜你喜欢

抗争新政农民
Enabling the Movement
Enabling the Movement
农民增收致富 流翔高钙与您同在
饸饹面“贷”富农民
“新政”爆款第一车?
新政不是“半夜鸡叫”
关于新政的思考
丝路新政
顺命或抗争,接着《天注定》往下讲
“五老”以“三用”关爱青年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