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慧慧

西藏民族大学，陕西 咸阳 712082



从黄慕松、吴忠信入藏看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的变化*

成慧慧*

西藏民族大学，陕西 咸阳 712082

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国民政府先后派遣贡觉仲尼、刘曼卿入藏，改善加强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国民政府派黄慕松为致祭专使入藏；随后，国民政府派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两人入藏，恢复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本文通过对这两位官员在藏的活动，客观地探讨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的变化。

黄慕松；吴忠信；治藏政策

一、黄慕松、吴忠信个人介绍

黄慕松(1883——1937)名承恩，广东梅县人。幼年时期，就读于汕头岭东同文学堂，后考入广东武备学堂。先后在黄埔陆军学堂任职，担任教官、监督。曾任第四军军长参谋、参谋本部第四局局长、陆军测量总局局长、交通部路线审查会主任。担任新疆宣抚使，出使西藏。

吴忠信(1884——1959)字礼卿，号守坚，别号恕安，安徽合肥人。是孙中山之爱将，蒋介石之爱臣。曾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其一生中最艰辛的使命：挫败了英帝国主义的重重阻挠和破坏，圆满地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大典。

二、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黄慕松入藏致祭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西藏达赖喇嘛圆寂。噶厦政府将这一消息电告中央，并要求派员入藏，同时把此消息报告给了驻锡地内蒙百灵庙的九世班禅。中央念其历年以来，宣扬佛化，保障西陲之功，兼为沟通中藏情感，恢复其原来的关系起见，册封为“护国弘化广慧大师”并致祭典，特派黄慕松为专使，代表入藏，举行册封致祭大典。黄慕松于1934年二月奉命开始筹备入藏，包括政治、入藏经费物资、礼品、人事和安全保障等方面。同时，“拟定了《大员入藏训条》4条8项，作为与噶厦谈判的原则。”、准备工作就绪后，参议蒋致余，秘书王良坤，于三月十八日，由印度海道入藏，参议巫明远，也由海道入藏，其余随从人员于三月二十八日，由京入川，在成都集合，一同进藏。黄慕松于四月二十六日，由京乘飞机，直抵成都，待一切都准备妥当后，于五月七日起程赴藏，历时四个月，到达了拉萨，黄慕松在拉萨驻留三月。其一行人1934年8月28日抵达拉萨，受到了藏民的欢迎。入藏后，专使依据西藏的习俗，赠送了礼品，“以表示中央眷念藏人之厚意，而使中藏感情意趋和好也。”[1]28日下午，黄慕松等人朝拜大昭寺，次日，朝拜布达拉宫，并会晤了热振司伦。在此期有司伦、班禅大师驻印代表康福安等人前来拜谒，献礼品，并诵吉祥经和希望之词，黄慕松代中央致慰问词，并向其介绍了内地官员信仰佛教的情形；蒋致余等人拜访四噶伦，并馈赠礼物，不仅说明了中央对西藏的关怀，也体现了中央对其的向心力。

九月十六日上午九点，四噶伦来署，开始商洽中藏问题，泽墨噶伦认为(一)主张先议“中藏悬案”，再举行册封、致祭典礼；我方认为先行典礼，完成使命，再谈判。(二)噶厦代表主张先解决西康问题，再希望中央承认民国二十年唐柯三与却让所议之九条；青海撤退海南及俄洛之兵；中央对于甲项决难办到，因唐却正商议间，值二十一年之战役爆发，已另定岗托协定，对于乙项情形不明，不能即答，并先主张先议定中西藏之关系，则地方问题较易解决。(三)藏方拟请英国以外之第二国人居中为证；我方以内部问题，无庸第二国干预。(四)藏方询班禅由海道返藏，能否办到，我方答以在保持班禅尊严与维持西藏治安，两大原则之下，可从长计议，以余个人调停意见，班禅酌带所需卫队，不带多兵与多枪，于西藏治安必无妨碍，路线问题似可无需讨论矣，藏方允为考虑矣。[2]

在先册封后致祭，还是先致祭后册封的问题上，泽墨噶伦和中央代表持有不同意见。泽墨认为册封应放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时举行。中央代表认为先册封，再致祭。黄慕松派人做解释工作，最终接受了中央代表的提议。

23日，册封典礼如期举行。“藏方自司伦以下，四噶伦、札萨克、护卫司令，及驻拉萨代本、僧俗官员数百人，均着藏中最新礼服，恭候于册封礼堂。而司伦、噶伦等高级职员，则迎候宫外。”[3]进殿后，玉册、玉石置于香案上，双方官员向玉册、玉石行礼。黄氏恭读了玉册。册文曰：“雪山肇迹，作狮吼于三空；若水诞灵，于鹫峰一枚。达赖喇嘛护持政教，翊戴中华，溥化乌斯，宏敷象教，宜追赠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于戏！”玉印为汉、蒙、藏三体合璧，印文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印。”礼成后，印、册由总堪布代领。[4]

册封典礼之后，双方商量致祭于二十八日在布达拉宫举行。噶厦反对祭堂悬挂国旗问题，认为“布达拉宫系达赖大师坐锡之处，向无外人悬旗之例，即西藏军旗亦不能上宫。”[5]中央代表认为“举行册封时，党、国旗亦曾悬挂过宫门，且举行庆吊大典，在内地悬挂党、国旗，已成当然之事，况本使此次代表中央，亦即代表四万万同胞来此致祭达赖大师，若不能悬旗，究竟何方来人致祭，似欠妥当。”[6]经与中央政府请示之后，中央政府做出妥协，挂旗遵照西藏地方的习惯，可在行署挂国旗。

黄慕松册封、致祭，“从过程上看，黄慕松为与西藏联络感情，在册封致祭问题上，一方面坚持了国民政府颁下的原则，另一方面与藏方密切配合，入乡随俗，参酌了西藏当地的风俗，使得其此行的主要任务获得圆满成功。”[7]

致祭活动结束后，黄慕松专使就中央与西藏上层人士就西藏问题进

行了会谈。10月6日，黄慕松一行人到噶厦会见噶伦，向西藏政教上层宣讲五族共和，重申中央对藏的政策：以民族平等为基础，除外交、国防、同外国之间的通商等重大事情由中央主持负责之外，其他一切问题均依旧归西藏地方政府自行掌握处理，消除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隔阂，发展西藏建设。

黄慕松代表团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中央政府第一次正式派遣的大型官方代表团入藏，基本上达到了国民政府注重联络感情的目的。向西藏当地上层人民传播了中央治理西藏的政策；西藏当地政府以书面的文字承认了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维护了主权的完整。黄慕松派总参议刘朴忱、参议蒋致余在拉萨，加强了西藏地方与中央的交流；电台的设置，更加方便了西藏当局与内地的联系。但是，由于帝国主义英国的干涉，西藏问题上没有取得良好的进展。

三、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吴忠信入藏主持坐床大典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西藏地方政府按照惯例于1934年在青海、西康和西藏西南等地，开始寻找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西宁内部所寻选者有灵异幼童二人，在西宁塔尔寺方面所寻选者有灵异幼童一人。按照西藏宗教仪式，所寻选之幼童应聚集西藏，降鸾掣签，认定真正达赖之转世，既多灵异后，复经庄严之金本巴瓶内典礼拈定。现典礼期将近，关于西宁塔尔寺地方各寻选者，请中央政府俯允该主持官员，迅将寻选幼童送至西藏参加典礼，并恳发给执照以利行程。”[8]经蒙藏委员会、行政院等机构与西藏噶厦政府的多次沟通，国民政府遂发布政令“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9]

在入藏之前，吴忠信做了多项准备工作，拟具《奉派入藏任务及对策》，附有《对藏政策检讨》一文，对此次入藏的意义、任务、行辕以及经费等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做了呈报。但言其精神，可概括为“树立信用”、“收拾人心”两语。”[10]吴忠信赴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庆典，入藏官员分两路入藏，一路由孔庆宗带队经西康入藏，另一路由吴忠信等人经海路入藏。由于英国政府的阻挠，入藏签证迟迟没办理，后经西藏政府，行政院的多次交涉，最终吴忠信拿到了入藏签证，开始了入藏之途。但是入藏伊始，并不顺利，途中周昆田受伤、吴忠信感觉身体不适，但吴忠信一行人并没有受影响，仍然继续向拉萨前行。经过长时间的艰难跋涉，于1940年1月15日，吴忠信代表团到达拉萨，西藏地方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吴忠信入藏之后，从立信用、收人心两方面，宣传中央的治藏政策。“凡僧俗官民来藏者，无不予以接见，并遵照中央意旨，多方说明中央对于边疆之德意，及汉藏一家，西藏必须倚赖中央始可存在之理。”[11]到达拉萨的第二天，吴忠信朝拜了大昭寺、布达拉宫。“在达赖喇嘛坐床的前几天里，吴忠信等还在拉萨做了一番巡游，对风俗民情及宗教仪轨进行了更多的了解。”[12]西藏佛教徒较多，吴忠信等人到寺庙朝拜、上香，对主要的寺庙进行熬茶布施。积极与民众交流，使民众较多地了解中央对当地的治理政策。吴忠信入藏，带去了医药，有利于疾病的治疗与预防。

之前，西藏当地政府呈报中央，灵童有三人。当吴忠信到藏后，发现只有灵童一人。“热振以西藏僧俗官民咸认拉木登珠为真正之达赖化身，希望免于掣签。”在等待中央政府是否掣签的决定时，吴忠信于一月三十一日在罗布林卡会晤了灵童。在互换哈达之后，问了几个问题，灵童皆能含笑作答，言行举止沉着。灵童年仅五岁，通汉语，对汉人非常友好。会晤灵童之后，吴忠信一行人访问灵童父母。

二月十五日，册封热振及授给噶伦勋章，这是吴忠信入藏的主要任务之一。册封在热振驻锡地锡德寺正殿举行，“典礼开始后，热振先向主席献哈达致敬，由吴忠信代表收受，忠信随将册、印、勋章等递由热振亲授。礼成，热振亲送至殿外，乃回坐殿中受藏官之贺，下午，授给四噶伦勋章。热振及噶伦等比于十七日分别电呈吴主席林暨委员长蒋委员长蒋申献，并祝国泰民安，政躬康健。”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定于二月二十二日上午五时半在拉萨布达拉宫举行。“出席大典人员的位置，均依靠清朝时期的旧制排列：达赖、中央政府大员吴忠信坐北朝南，其他中央官吏坐东面西；热振率司伦(高于噶伦)、各寺呼图克图及僧官等坐西面东；噶伦及各世家公子坐南面北；尼泊尔、不丹等国代表坐东面西，位在中央官吏之下。”座位的设置，体现了中央对西藏的主权。英国代表古的，对座位的设置不满，于是拒绝参加此次典礼。

吴忠信此次入藏主要是：主持达赖喇嘛坐床、转世，除此之外，其还做了以下事情：册封热振；九世班禅灵柩返藏及完善中央驻拉萨办事机构、开通中藏交通，放弃封锁、九世班禅喇嘛灵柩返藏，办理建塔转世等问题。

吴主管长亲身入藏，象征性地宣誓对西藏的主权，消除了西藏地方对中央的误解。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设立，大大加强了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行辕入藏带去了礼品，“除少数钟表外，大抵系杭绸、库缎、湘绣、康茶及景泰蓝、闽漆、瓷器等类，多为国货。”劝导安钦拥护中央，安钦表示接受，拥戴中央。这些活动，增强了中央与西藏的交流，促进双方之间感情。由于英国的干涉，政治问题没有得到更好地沟通。吴忠信在藏的成果设立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

四、结语

黄慕松通过对西藏政教上层人士的接触、吴忠信通过与西藏地方民众的接触，宣讲了中央对藏的政策，使得西藏当地人民有更深刻的认识了中央对藏的政策，同时，也加强了双方的情感交流。黄慕松、吴忠信到达西藏，多次拜谒寺庙，更好地了解了西藏的历史和当地的风俗，黄慕松的《使藏纪程》、吴忠信的《入藏工作日记》，使得人们领略西藏独特的地域风情。

[1]李鹏年，万仁元.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22.

[2]马鹤天，边疆史地文献初编.西南边疆.第二辑.十三—十四.北京：编译出版社，2006.

[3]李鹏年，万仁元.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24.

[4]多杰才旦：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下册)[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1063.

[5]李鹏年，万仁元.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25.

[6]李鹏年，万仁元.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25.

[7]徐百永.国民政府西藏政策的实践与探讨(1927——194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5.

[8]李鹏年，万仁元.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134.

[9]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178.

[10]丁剑.吴忠信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2-173.

[11]李鹏年，万仁元.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143-144.

[12]王凡，东平.我在不同年代的特别经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16.

*西藏民族大学专门史重点学科资助项目(16ZGS010)。

成慧慧(1990-)，女，山西吕梁人，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15级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西藏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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